2003年1月12日，在重庆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大会上，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重庆市工商联会长尹明善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而随后不久，在1月21日的浙江省“两会”上，资产超过8亿元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该省的政协副主席。此外，在14名副会长中，还有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等9位知名民营企业家。
　　由此不难发现，自中共十六大以后，一批私营企业家便纷纷登台亮相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其数量之多、职位之高均令人惊羡不已，据悉，尹明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位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无疑是十六大的新亮点，新现象，当然，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以及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到的举足轻重地位，这的确令人振奋不已！
　　然而，以辨证的观点来看待，任何事情都有其利弊，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对这样一件本应欢欣鼓舞的好事，却有人对此褒贬不一，担忧之情溢于言表。
　　
　　褒者：是我国推行政治民主化与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集中体现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显示，私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位居第三，仅次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截至2001年末，我国已有132.3万家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的43.7%。
　　此外，在北京市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新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委员中，市十二届人大代表仅民营企业家就有15人，大大超过上届；市政协十届委员中，非公经济人士47人，比上届增加了17人。就连机构的工作人员也都纷纷表示，“数量如此众多的非公经济人士当选代表、委员，在历史上还是首次。”而同时，据不完全统计表明，在重庆的两会上，非公经济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总数分别为93名和58名，增幅达30%以上。当然，在其他省市，如上海、河北、青海、辽宁等地，新阶层的崛起也同样令人瞩目。
　　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及其地位的上升由此可见一斑，对此，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新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而十六大提出的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以及确立了其“是中国将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地位，这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解除了私营企业主等这些新兴阶层的后顾之忧。社会学家吴志诚说，这既打消了像尹明善一样“先富起来的人”对自己财富安全的担心，又正式确定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也难怪尹明善感慨到：“这应该说是在新形势下党赋予我们的政治地位。那么经济上我们有定位了，政治上我们又有了定位，人间的幸运都被我们抢得了先机。”同时，吴志诚说：“新社会阶层寻求社会荣誉和政治待遇的强烈愿望，正在得到国家进一步承认。这是中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对于这种殊荣，尹明善也激动万分地说：“此次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要向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朋友们大力宣传，作好统一战线工作。”他认为，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身影活跃于人大、政协等领导机构，他也表示将积极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争取多提提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
　　而新当选的浙江省工商联“掌门人”徐冠巨也表示，这是民主政治进一步推进的结果，是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是党对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所发挥作用和地位的肯定。他说，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与管理非公经济的桥梁和助手，有义务、有责任引导和教育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自觉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守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忧者：官商结合，导致商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转化
　　
　　对于这一点，并非是杞人忧天，将官商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晚清商人胡雪岩便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长袖善舞，在左宗棠的保荐下，成为官居二品的红顶商人。之后，他更是如鱼得水，生意遍布各个行业，将钱挣得一塌糊涂。但“成也官商，败也官商”，其悲惨结局令人叹息与痛心，繁华过后仅留有杭州元宝街的故居在风雨飘摇中记录其凄凉与落魄。而如今当很多人都崇拜胡雪岩的时候，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胡雪岩是官商，那不是真本事。
　　当然，现在的商人当官与官商胡雪岩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是为私利，前者则是私营业主等新兴阶层的代言人，是政府与此阶层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尽管如此，商人当官，步入政坛，多少仍让人有种暧昧感觉，认为他们是在找寻保护伞。蔡定剑曾说，众多出身低微的私营企业主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实惠，利益驱使他们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家”充满向往。在一些私营企业主看来，当选人大代表是实现梦想的捷径之一。这不难从安徽一著名私营企业老板的原话中窥出端倪，“以前挂靠公有制单位，想要的是把‘保护伞’，现在想当人大代表，图的还是一把‘保护伞’。”
　　为此，以至于发生贿选事件，而在其事发地，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和尧都区人大常委会及北京一经济学专家都认为：他们并无政治野心，只是希望人大代表能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身份的威力了，人们之所以对它趋之若鹜，因为它是人脉，是关系网，是人力资源，是无形资产，这也难怪“微软中国”也曾公开且名正言顺地专为中国入世谈判的唯一女性齐红儿设立“政府关系高级顾问”一职了—谁都不会让这种优势白白浪费，在一定程度上，政治资本就是商业资本，他们一旦相互转化，必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游弋于商业资本与政治资本之间的赖昌星就是一例，他的呼风唤雨、胆大妄为以及权术伎俩不但为其敛财无数，更是将官商的微妙之处体味并演绎的彻头彻尾，但其结局也可与胡雪岩作比照，自然也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最值得思考的体制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一个观点：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成熟，一些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来完成的，而是政府。这使得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执著地走官场经济的路线，以实现官商的结合。
　　同时也有人认为，私营企业主拥有政治发言权后，会不会站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仅代表小企业和从个人立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使方向发生偏离。同时，若放松了对他们的管理，以后的权力机关还会不会为人民服务？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不找市场找市长”，市场行为如若受到行政干预，那么竞争就会不公平，同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点也是毫无异议的。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私营企业主要求参政议政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何才能既不打消其积极性，又能使之规范的行使权力，并能真正起到一个阶层代言人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体制问题，即一个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健全与完善的问题。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蔡定剑认为，就人大的性质而言，只要他们的比例是合理的，只要他不违背法律，应该允许他们的代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说话。
　　如果政治资本与商业资本相互转化，必然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导致不公平竞争。但如何既不打消商人当官所引而不发的体制问题的思考，又切实地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才是当务之急。
　　然而，商人从政的作用并不能狭隘的理解，如果他们不仅能代表自己阶层的利益，为自己说话，更能代表企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即帮助并维护广大工人群体的利益，那才是做得更深入，更彻底，更为人心所向，更让人倍感欣慰与鼓舞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更多的将体制问题提上了日程，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最终会由权力配置走向市场配置，平衡发展政治参与，严肃且积极地对待体制问题，就是推动我国社会步入规范化、民主化、透明化、法制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也正是我们所不懈为之努力的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