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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托马斯·杰克逊近日作出裁决，认定微软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硅谷的人说，这是联邦政府和司法部给微软这头“巨兽”猛敲了一棒子。这一棒确实打得微软够呛。
杰克逊在43页的裁决书中写道：微软利用违反竞争原则的手段，保持在个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微软意图垄断互联网浏览器软件市场，作出阻挠其他公司加入竞争的选择；微软把其互联网探索者浏览器与视窗操作系统并售，是压抑创意计划的一部分。“法庭认为微软通过采取反竞争手段而巩固了其垄断势力”，微软于是有了通过反竞争行为维持垄断的罪名。裁决之后，杰克逊下一步将确定对微软的惩罚措施，这有可能包括严格限制微软的商业行为，甚至将微软分割为数家公司。这样，微软“巨兽”有可能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
使微软稍感安慰的是，在美国，它并非是第一家挨棒子的公司。政府部门挥舞手中的反垄断大棒，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的反垄断法产生于19世纪末，因最初是由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的议案，所以被命名为“谢尔曼法”。由于当时企业兼并多是通过“托拉斯”的形式进行，这部法律也叫“反托拉斯法”。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并不像我们的某些法律，是一纸空文，而是具有规范垄断行为的切实意义。如：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在1911年均被裁定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1982年，美国政府认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了地方和长途电话服务以及电话设备市场，后经过庭外和解，1984年电报电话公司同意把国内电话业务拆为8个小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也曾被控对电脑行业进行垄断，诉讼持续13年之久，不过，司法部在1982年放弃起诉。英特尔（Intel）被政府指控非法利用垄断攫取3家对手公司的技术，1999年3月与政府达成和解，承诺跟其他公司分享某些技术。
有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的成因有四种。从社会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衡量，只有一种是不可取的。其一是凭借特有的天赋所形成的垄断；其二是凭借发明专利权或版权所形成的垄断；其三就是美国反垄断法案所针对的垄断。但他们认为，微软算不上垄断者，当然更谈不上滥用垄断优势。因为，事实上，在没有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诉讼的情形下，用户一直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更好、更快、功能更强、更易用的软件，政府的干预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所以微软的这种“垄断”，有貌无实，是不应该禁止的。他们反对的垄断只有第四种，那就是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所以，杰克逊的棒子，虽然打在微软身上，但微软并没有到千夫所指的地步，因为它仍有许多同情者和支持者。
杰克逊的棒子，虽说没有打在我们身上，却痛在我们的心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托拉斯法正好切中了我们的要害。在我国，目前盛行的恰恰是由政府立法保护而产生出来的种种垄断，诸如电信垄断、有线电视运营垄断、铁路客运垄断、民用航空垄断等等。
比如民用航空，在美国，实行了全方位的自由竞争，在运营的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各航空公司为了能使每个座位都获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每个月都要对票价作数次调整。有时，价格的确定甚至可以以旅客的意愿为转移。这样做的结果是航空公司的空座现象基本上没有了，而客户也买到了价格称心如意的机票。民航运营的自由竞争，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航空公司的收益，使利润像它们使用的最新客机一样，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
而中国的民航运输呢？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怪圈。1998年，各航空公司机票削价竞销之风盛行，各种不正规做法从一些歪门邪道竞相涌出，有的散客充团，有的开“鸳鸯票”，形成恶性竞争。面对放开经营出现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不是通过规范市场行为来扭转这种无序竞争的局面，而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上去，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家计委于1999年初又出台《关于加强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竞销行为的通知》，规定自2月1日起，所有散客必须全价，团体票折扣不低于9折。这一规定不分航线、时段、公司，一律照此执行，是典型的价格“一刀切”。 中国的航空公司由于价格管得过死，导致国内航线载运率明显下降，国际航线严重丧失竞争能力。在国内航线，自1999年2月实行限价以后，南方一些航线载运率大幅度下降，春节前后，数家航空公都出现过一个航班上只有几个乘客的情况。海南航空公司由广州飞往成都的H4355航班，有140个座位的波音737客机竟然只有一名乘客。在国际航线，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明显高于外国航空公司。比如，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北京往返东京的票价是3600元，而同样的航线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票价高达6310元，东方航空公司的票价虽然稍低，也达5400元。过高的票价使乘客“敬而远之”。在中加航线上，中国航空公司运载率严重不足，而加拿大航空公司却因载运紧张而一再加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诸如此类的垄断行为，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作为一个就要跨入WTO大门的国度，这种政府垄断行为还不尽快革除的话，我们能抵挡得住人家日益猛烈的“经济入侵”吗？
杰克逊在43页的裁决书中写道：微软利用违反竞争原则的手段，保持在个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微软意图垄断互联网浏览器软件市场，作出阻挠其他公司加入竞争的选择；微软把其互联网探索者浏览器与视窗操作系统并售，是压抑创意计划的一部分。“法庭认为微软通过采取反竞争手段而巩固了其垄断势力”，微软于是有了通过反竞争行为维持垄断的罪名。裁决之后，杰克逊下一步将确定对微软的惩罚措施，这有可能包括严格限制微软的商业行为，甚至将微软分割为数家公司。这样，微软“巨兽”有可能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
使微软稍感安慰的是，在美国，它并非是第一家挨棒子的公司。政府部门挥舞手中的反垄断大棒，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的反垄断法产生于19世纪末，因最初是由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谢尔曼提出的议案，所以被命名为“谢尔曼法”。由于当时企业兼并多是通过“托拉斯”的形式进行，这部法律也叫“反托拉斯法”。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并不像我们的某些法律，是一纸空文，而是具有规范垄断行为的切实意义。如：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在1911年均被裁定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1982年，美国政府认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了地方和长途电话服务以及电话设备市场，后经过庭外和解，1984年电报电话公司同意把国内电话业务拆为8个小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也曾被控对电脑行业进行垄断，诉讼持续13年之久，不过，司法部在1982年放弃起诉。英特尔（Intel）被政府指控非法利用垄断攫取3家对手公司的技术，1999年3月与政府达成和解，承诺跟其他公司分享某些技术。
有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的成因有四种。从社会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衡量，只有一种是不可取的。其一是凭借特有的天赋所形成的垄断；其二是凭借发明专利权或版权所形成的垄断；其三就是美国反垄断法案所针对的垄断。但他们认为，微软算不上垄断者，当然更谈不上滥用垄断优势。因为，事实上，在没有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诉讼的情形下，用户一直能以更低的价格得到更好、更快、功能更强、更易用的软件，政府的干预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所以微软的这种“垄断”，有貌无实，是不应该禁止的。他们反对的垄断只有第四种，那就是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所以，杰克逊的棒子，虽然打在微软身上，但微软并没有到千夫所指的地步，因为它仍有许多同情者和支持者。
杰克逊的棒子，虽说没有打在我们身上，却痛在我们的心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托拉斯法正好切中了我们的要害。在我国，目前盛行的恰恰是由政府立法保护而产生出来的种种垄断，诸如电信垄断、有线电视运营垄断、铁路客运垄断、民用航空垄断等等。
比如民用航空，在美国，实行了全方位的自由竞争，在运营的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各航空公司为了能使每个座位都获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每个月都要对票价作数次调整。有时，价格的确定甚至可以以旅客的意愿为转移。这样做的结果是航空公司的空座现象基本上没有了，而客户也买到了价格称心如意的机票。民航运营的自由竞争，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航空公司的收益，使利润像它们使用的最新客机一样，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
而中国的民航运输呢？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怪圈。1998年，各航空公司机票削价竞销之风盛行，各种不正规做法从一些歪门邪道竞相涌出，有的散客充团，有的开“鸳鸯票”，形成恶性竞争。面对放开经营出现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不是通过规范市场行为来扭转这种无序竞争的局面，而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上去，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家计委于1999年初又出台《关于加强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竞销行为的通知》，规定自2月1日起，所有散客必须全价，团体票折扣不低于9折。这一规定不分航线、时段、公司，一律照此执行，是典型的价格“一刀切”。 中国的航空公司由于价格管得过死，导致国内航线载运率明显下降，国际航线严重丧失竞争能力。在国内航线，自1999年2月实行限价以后，南方一些航线载运率大幅度下降，春节前后，数家航空公都出现过一个航班上只有几个乘客的情况。海南航空公司由广州飞往成都的H4355航班，有140个座位的波音737客机竟然只有一名乘客。在国际航线，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明显高于外国航空公司。比如，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北京往返东京的票价是3600元，而同样的航线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票价高达6310元，东方航空公司的票价虽然稍低，也达5400元。过高的票价使乘客“敬而远之”。在中加航线上，中国航空公司运载率严重不足，而加拿大航空公司却因载运紧张而一再加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诸如此类的垄断行为，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作为一个就要跨入WTO大门的国度，这种政府垄断行为还不尽快革除的话，我们能抵挡得住人家日益猛烈的“经济入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