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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至17日，再度当选美国商会主席的美国安利公司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来华开展了他紧凑的中国之行。他密集拜会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管层。
“他们中有一些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有一些是新面孔。我觉得我到北京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温安洛说。
2001年7月，温安洛首次担任美国商会主席时，就曾率团访问中国，在当时中国并未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形下，试图拉近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距离。如今，令他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和繁荣的中美贸易。
越搞贸易保护，经济越难恢复
2012年，中美的双边贸易额已接近5000亿美元，开放的贸易政策让中美两国的企业受益匪浅。
温安洛举例道，12年前在他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有一家来自芝加哥的小型工程建设企业，从未拓展过美国以外的市场。那次中国之行却为这家美国的小微企业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广泛开展业务。
“芝加哥的企业能在中国找到商机，通过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我相信中国的企业也能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商机。”温安洛坚信，国际贸易能够让世界更加繁荣。正因为如此，12年前他就以美国商会主席，这个全美300余家企业联盟掌门人的身份坚定地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甚至在国会作证支持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近期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放缓，发达经济体普遍债务缠身，欧美等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2011年至今，美国已先后拒绝三一重工和华为的在美投资项目。今年 7月12日，美国又以确定有关产品是否侵犯美国公司专利权从而导致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三一重工出口产品发起“337调查”。一旦企业被该调查认定为存在不公平贸易，该企业的该项产品将被永久禁入美国市场。
对此温安洛认为，当经济发展放缓时，许多人就把矛盾转移到贸易上，认为是贸易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越有意保护自己的市场，它的经济就越难以恢复。而一个国家，如果它能够对外进行很开放的一个贸易的话，那么它的经济将会增长。“这也是我所坚信的理念，如果能够更加开放的话，我们两国经济都会有更快的发展。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
温安洛坦言，身为美国商会主席，他仍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推动中美自由贸易，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中国经济的乐观派
此次来华，温安洛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摸底”中国经济。近期诸多国际机构相继下调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10月7日，世界银行就将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由4月的8.3%下调至7.5%；2014年增长预期由8%下调至7.7%。
2012年安利全球收入高达113亿美元，仅中国区就贡献了271亿元人民币（约为43.6亿美元），占其全球收入的四成。这让温安洛深感有必要了解中国，这个对安利来说极为重要的海外市场的经济形势。
在一系列密集的会晤后，特别是和汪洋副总理会晤后，温安洛直言：“我很高兴，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没有变，这让我更坚定了对中国经济和安利在中国持续发展的乐观态度。”
温安洛透露，他和汪洋副总理已是多年好朋友了。由于两个人都对经济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次见面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两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每一次来中国倾听他们的讲话，都让我了解中国真实的发展面貌，让我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温安洛深信，中国改革的方向将会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向市场化方向走。他预期美国企业的在华投资将会取得很好的成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2年来，安利公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专注直销行业的安利，1998年因在中国市场遭遇直销禁令而陷入危机。随着与中国政府的反复沟通，安利最终以“开设店铺和雇用营销人员”的方式在中国生存。在中国入世之后，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2006年安利获得了新的直销牌照，得以回归直销商业模式，最终将中国市场发展为安利最大的海外市场。
谈到近期正式设立的中国上海自贸区，温安洛对此寄予厚望：“据我所知，上海自贸区有很多先行先试的措施，等到试点成功后，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向其他地方推广。我相信通过这样的试点改革，将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更有效率。”
来自消费零售业的温安洛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但他认为尽管这会迫使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外迁，但却可以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这些变化将促使中国经济转型，比方说技术更加先进，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中国市场将更富有竞争力。”
对话“富二代”史提夫·温安洛：
家族企业的传承需要坚实的价值观
《中国经济周刊》：您和德·狄维士总裁一起掌管美国安利公司，您有没有遇到和他经营决策相左的时候，您又是怎样处理分歧的？
史提夫·温安洛：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而我的年纪要比他大一些，所以一旦我们有了不同意见，我会走到他面前说，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了。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分歧时，我们会坐下来进行讨论直至达成一致。企业的决策都是我们两人同意的决定。我和他有着共同的关于企业最基础的价值观，正是由于我和他有这么多共识，我们公司才能持续运营。实际上，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搭档，我也选不出更好的人。
《中国经济周刊》：因为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近期美国联邦政府一度停摆，美国商会采取了哪些举措避免事态恶化，进而危及中美贸易呢？
史提夫·温安洛：美国商会自从整个联邦政府停摆开始，就一直在积极活动。美国商会已经向美国国会以及白宫分别发了一封信，这两封信是得到美国200多个协会签名的。我们在信中敦促美国国会和白宫，一方面希望美国联邦政府尽快恢复运作，另外一方面也敦促美国避免债务违约。我们认为，这两件事情如果同时发生，将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我相信，国会与政府能够在截止期限前达成一个共识，或许也只是达成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编者注：10月1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结束政府部分关门危机和避免债务违约的议案，联邦政府恢复运营。根据该议案，联邦政府新获得的预算将能运营到2014年1月15日。）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有不少外资企业都卷入了在华行贿丑闻中，您对此怎么看？
史提夫·温安洛：首先，我觉得一家外资企业有义务遵守当地的法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在世界各地采取统一的运营标准。以安利公司为例，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经营法规，而我们自己的统一的管理标准要严于当地的法规。正是由于我们在世界不同市场采取统一的运营标准，使得我们在全球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避免了很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很多中国民营企业面临传承和接班的问题，您也是继承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经营者，您对中国企业家有什么建议？
史提夫·温安洛：今年9月份，是我父亲正式从公司退休的18周年，可以说，现在安利公司在我们第二代的管理下已经有18年了。
现在我和德·狄维士先生共同掌管安利公司，而德·狄维士先生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家族。我们两个人都是企业的第二代领导人，我们两个同时掌管着公司。我们的父辈有一个非常珍视的价值观，那就是积极回馈社会。所以在我们的管理中，我和狄维士先生都共同把这种理念延续了下去。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共同的基础价值观，正是由于存在这样共同的价值观，才使得我们能共同掌控安利，而且更好地经营企业。
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父辈打下来的基础，我觉得对于一个家族企业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进行传承的时候，拥有一个坚实价值观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现在在整个安利公司，我们两个家族只有我们两个人代表。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着21000名员工，有着300万的营销人员，如果没有这些管理层来管理，我们也没法实现今天的企业规模。
“他们中有一些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有一些是新面孔。我觉得我到北京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温安洛说。
2001年7月，温安洛首次担任美国商会主席时，就曾率团访问中国，在当时中国并未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形下，试图拉近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距离。如今，令他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和繁荣的中美贸易。
越搞贸易保护，经济越难恢复
2012年，中美的双边贸易额已接近5000亿美元，开放的贸易政策让中美两国的企业受益匪浅。
温安洛举例道，12年前在他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有一家来自芝加哥的小型工程建设企业，从未拓展过美国以外的市场。那次中国之行却为这家美国的小微企业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广泛开展业务。
“芝加哥的企业能在中国找到商机，通过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我相信中国的企业也能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商机。”温安洛坚信，国际贸易能够让世界更加繁荣。正因为如此，12年前他就以美国商会主席，这个全美300余家企业联盟掌门人的身份坚定地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甚至在国会作证支持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近期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放缓，发达经济体普遍债务缠身，欧美等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2011年至今，美国已先后拒绝三一重工和华为的在美投资项目。今年 7月12日，美国又以确定有关产品是否侵犯美国公司专利权从而导致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三一重工出口产品发起“337调查”。一旦企业被该调查认定为存在不公平贸易，该企业的该项产品将被永久禁入美国市场。
对此温安洛认为，当经济发展放缓时，许多人就把矛盾转移到贸易上，认为是贸易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式。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越有意保护自己的市场，它的经济就越难以恢复。而一个国家，如果它能够对外进行很开放的一个贸易的话，那么它的经济将会增长。“这也是我所坚信的理念，如果能够更加开放的话，我们两国经济都会有更快的发展。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
温安洛坦言，身为美国商会主席，他仍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推动中美自由贸易，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中国经济的乐观派
此次来华，温安洛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摸底”中国经济。近期诸多国际机构相继下调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10月7日，世界银行就将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由4月的8.3%下调至7.5%；2014年增长预期由8%下调至7.7%。
2012年安利全球收入高达113亿美元，仅中国区就贡献了271亿元人民币（约为43.6亿美元），占其全球收入的四成。这让温安洛深感有必要了解中国，这个对安利来说极为重要的海外市场的经济形势。
在一系列密集的会晤后，特别是和汪洋副总理会晤后，温安洛直言：“我很高兴，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没有变，这让我更坚定了对中国经济和安利在中国持续发展的乐观态度。”
温安洛透露，他和汪洋副总理已是多年好朋友了。由于两个人都对经济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次见面他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两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每一次来中国倾听他们的讲话，都让我了解中国真实的发展面貌，让我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温安洛深信，中国改革的方向将会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向市场化方向走。他预期美国企业的在华投资将会取得很好的成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2年来，安利公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专注直销行业的安利，1998年因在中国市场遭遇直销禁令而陷入危机。随着与中国政府的反复沟通，安利最终以“开设店铺和雇用营销人员”的方式在中国生存。在中国入世之后，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2006年安利获得了新的直销牌照，得以回归直销商业模式，最终将中国市场发展为安利最大的海外市场。
谈到近期正式设立的中国上海自贸区，温安洛对此寄予厚望：“据我所知，上海自贸区有很多先行先试的措施，等到试点成功后，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向其他地方推广。我相信通过这样的试点改革，将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更有效率。”
来自消费零售业的温安洛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但他认为尽管这会迫使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外迁，但却可以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这些变化将促使中国经济转型，比方说技术更加先进，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中国市场将更富有竞争力。”
对话“富二代”史提夫·温安洛：
家族企业的传承需要坚实的价值观
《中国经济周刊》：您和德·狄维士总裁一起掌管美国安利公司，您有没有遇到和他经营决策相左的时候，您又是怎样处理分歧的？
史提夫·温安洛：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而我的年纪要比他大一些，所以一旦我们有了不同意见，我会走到他面前说，德，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了。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分歧时，我们会坐下来进行讨论直至达成一致。企业的决策都是我们两人同意的决定。我和他有着共同的关于企业最基础的价值观，正是由于我和他有这么多共识，我们公司才能持续运营。实际上，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搭档，我也选不出更好的人。
《中国经济周刊》：因为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近期美国联邦政府一度停摆，美国商会采取了哪些举措避免事态恶化，进而危及中美贸易呢？
史提夫·温安洛：美国商会自从整个联邦政府停摆开始，就一直在积极活动。美国商会已经向美国国会以及白宫分别发了一封信，这两封信是得到美国200多个协会签名的。我们在信中敦促美国国会和白宫，一方面希望美国联邦政府尽快恢复运作，另外一方面也敦促美国避免债务违约。我们认为，这两件事情如果同时发生，将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
我相信，国会与政府能够在截止期限前达成一个共识，或许也只是达成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编者注：10月1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结束政府部分关门危机和避免债务违约的议案，联邦政府恢复运营。根据该议案，联邦政府新获得的预算将能运营到2014年1月15日。）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有不少外资企业都卷入了在华行贿丑闻中，您对此怎么看？
史提夫·温安洛：首先，我觉得一家外资企业有义务遵守当地的法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在世界各地采取统一的运营标准。以安利公司为例，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经营法规，而我们自己的统一的管理标准要严于当地的法规。正是由于我们在世界不同市场采取统一的运营标准，使得我们在全球都有着不俗的表现，避免了很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很多中国民营企业面临传承和接班的问题，您也是继承家族企业的第二代经营者，您对中国企业家有什么建议？
史提夫·温安洛：今年9月份，是我父亲正式从公司退休的18周年，可以说，现在安利公司在我们第二代的管理下已经有18年了。
现在我和德·狄维士先生共同掌管安利公司，而德·狄维士先生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家族。我们两个人都是企业的第二代领导人，我们两个同时掌管着公司。我们的父辈有一个非常珍视的价值观，那就是积极回馈社会。所以在我们的管理中，我和狄维士先生都共同把这种理念延续了下去。我们都拥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共同的基础价值观，正是由于存在这样共同的价值观，才使得我们能共同掌控安利，而且更好地经营企业。
这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父辈打下来的基础，我觉得对于一个家族企业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进行传承的时候，拥有一个坚实价值观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现在在整个安利公司，我们两个家族只有我们两个人代表。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有着21000名员工，有着300万的营销人员，如果没有这些管理层来管理，我们也没法实现今天的企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