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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拨通力研家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女士（他妻子，我们此前没通过话）说：“我找李力研。”对方沉默了片刻轻声说：“他走了。”我完全没听懂那三个字的含义，追问去向。她轻声重复：“他走了。”我突然醒悟，震惊异常，一时语塞。放下电话后是长久的悲哀。我和力研相识二十年，他61年生，小我11岁，3个月前，我还在飞机上听他侃侃而谈。过后的“十一”长假，我和家人外出旅游。10月2日力研在台湾讲学期间病发去世，这期间估计有朋友向我通报，但我不在家且不用手机，因此错过了追悼会，才有唐突的电话。一晃3年过去，几天后便是力研的祭日，这里的文字是对亡友迟到的怀念。
我和力研是1988年在首钢体育文化讨论会上认识的。会议期间和他交谈最多，但都记不起来了。他领我认识了很多体育口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后写出《马家军调查》的赵瑜，他开酒瓶绝对是熟练工，只用一根筷子便轻松拨开瓶盖，接下来就率众豪饮。我越看越觉得他像我敬重的山西科教局局长，含蓄地说及，他早有准备一般回答：“那是我爹。”
早知道力研乒乓球打过专业，有时聊天中谈几句球经。他告诉我，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初学不久的技术是绝对拿不出来的，情急中拿出来的全都是最习惯的动作。我以为，别的事情也是如此。他还告诉我，中国队的很多最先进的技术，都是从研究无意识的、不规范的动作中发展出来的，比如半搓半推的“切球”。他一再说陪我打打。我知道我俩的球技相差太远，他是想以球会友，顺便和我交流学术。很遗憾我们最终也没有在球台上交过手。
2005年6月，我们一同赴深圳的论坛，飞机上畅谈三个小时，现在脑子里剩下三个段子。其一是他讲他陪李泽厚先生在首体大校园溜达，李老师对校园里女生之高大的评价。其二是我和他讲起了潘光旦，他不但知道，还说到潘的某篇文章。其三，不知怎么说起了象棋。他说他爸告诫他，愿意继续玩就认真打20本棋谱，要不就干脆放弃，别瞎闹。他说他已经打了30本，现在和体委的象棋第一高手平分秋色。一桩游戏，认真至此，真吓了我一跳。且我知道他不是地道的顽主。
我查了一下，国家图书馆有他的14部著作。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他发福肯定是疏于锻炼。在我的印象中，运动员出身的人以后保持锻炼的不多。他们当年搞的是竞技体育，几乎不会健身式的运动，准确地说是不喜欢，难以进入；竞技式的锻炼很过瘾，但已吃不消；健身式的锻炼对他们有些无聊，所以大多干脆不干了。这应该是个悖论，是竞技体育的一个误区、一个悲哀。劝他锻炼的话到了嘴边却没说，待要说时，竟是幽明异路了。他写过知识分子支出过大屡屡早逝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不期那说法竟成作者本人之谶语。
对亡友的回忆屡屡泛起心头，倒是体育总局刘鹏局长的一席言论诱发了这文章。刘鹏与《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我知道这“荒诞不经”的说法的来历。因为本主就是李力研，他和我讲过这个段子。他说，他接受一个记者采访，记者答应写好稿子给他看，结果没让他看就发表了，措词有出入。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情。奥运后他的“一枚金牌7亿元”的说法被铺天盖地地引用，自然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回应，相信总局领导对体育总局财政拨款的澄清是属实的。体育总局为李力研写的生平中说他“……2004年被评为国家体育总局高层次体育科技人才”。以这样一个优秀专业人士对中国体育的了解，不可能说出如此荒诞不经的话。
我猜想数字很可能就是李力研说的，但记者分不清各项开支（比如说各级体委、各省市专业运动队、各地少体校），就胡乱冠以“体育总局事业费”。而谁又告诉了我们各项开支及其总和呢？当然，各项开支是否全算作金牌成本也有争论余地。
话虽然被误传，我却以为，这仍不失为李力研对中国社会研究做出的最后贡献。印出来的白纸黑字不是他的原意，而记者的曲解，无意识地造成了古典小说武士交战中的“卖个破绽”。有时不卖个破绽便无人跟进，少了进一步的对话和争论。我欣喜地看到今天（9月20日）的报上记者报道：“财政部要求推进预算信息公开。2009年中央财政部要继续扩大向全国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范围，除个别涉密程度较高的部门外，最终实现将中央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全部报送全国人大审批。”
奥运金牌的成本是个关键的数字，它是一个特定时点上吸引大家关注国家预算的焦点，它是检验我们社会开明程度的试金石。亡友李力研生前被曲解的一番话语在死后激起了他预想不到的波澜，可惜的是他不能亲自申辩和争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显示了他作为一名专业体育研究者的勇气，而今日我们对力研的最好纪念就是搞清楚一枚奥运金牌的确切成本。
我和力研是1988年在首钢体育文化讨论会上认识的。会议期间和他交谈最多，但都记不起来了。他领我认识了很多体育口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后写出《马家军调查》的赵瑜，他开酒瓶绝对是熟练工，只用一根筷子便轻松拨开瓶盖，接下来就率众豪饮。我越看越觉得他像我敬重的山西科教局局长，含蓄地说及，他早有准备一般回答：“那是我爹。”
早知道力研乒乓球打过专业，有时聊天中谈几句球经。他告诉我，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初学不久的技术是绝对拿不出来的，情急中拿出来的全都是最习惯的动作。我以为，别的事情也是如此。他还告诉我，中国队的很多最先进的技术，都是从研究无意识的、不规范的动作中发展出来的，比如半搓半推的“切球”。他一再说陪我打打。我知道我俩的球技相差太远，他是想以球会友，顺便和我交流学术。很遗憾我们最终也没有在球台上交过手。
2005年6月，我们一同赴深圳的论坛，飞机上畅谈三个小时，现在脑子里剩下三个段子。其一是他讲他陪李泽厚先生在首体大校园溜达，李老师对校园里女生之高大的评价。其二是我和他讲起了潘光旦，他不但知道，还说到潘的某篇文章。其三，不知怎么说起了象棋。他说他爸告诫他，愿意继续玩就认真打20本棋谱，要不就干脆放弃，别瞎闹。他说他已经打了30本，现在和体委的象棋第一高手平分秋色。一桩游戏，认真至此，真吓了我一跳。且我知道他不是地道的顽主。
我查了一下，国家图书馆有他的14部著作。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他发福肯定是疏于锻炼。在我的印象中，运动员出身的人以后保持锻炼的不多。他们当年搞的是竞技体育，几乎不会健身式的运动，准确地说是不喜欢，难以进入；竞技式的锻炼很过瘾，但已吃不消；健身式的锻炼对他们有些无聊，所以大多干脆不干了。这应该是个悖论，是竞技体育的一个误区、一个悲哀。劝他锻炼的话到了嘴边却没说，待要说时，竟是幽明异路了。他写过知识分子支出过大屡屡早逝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不期那说法竟成作者本人之谶语。
对亡友的回忆屡屡泛起心头，倒是体育总局刘鹏局长的一席言论诱发了这文章。刘鹏与《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我知道这“荒诞不经”的说法的来历。因为本主就是李力研，他和我讲过这个段子。他说，他接受一个记者采访，记者答应写好稿子给他看，结果没让他看就发表了，措词有出入。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情。奥运后他的“一枚金牌7亿元”的说法被铺天盖地地引用，自然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回应，相信总局领导对体育总局财政拨款的澄清是属实的。体育总局为李力研写的生平中说他“……2004年被评为国家体育总局高层次体育科技人才”。以这样一个优秀专业人士对中国体育的了解，不可能说出如此荒诞不经的话。
我猜想数字很可能就是李力研说的，但记者分不清各项开支（比如说各级体委、各省市专业运动队、各地少体校），就胡乱冠以“体育总局事业费”。而谁又告诉了我们各项开支及其总和呢？当然，各项开支是否全算作金牌成本也有争论余地。
话虽然被误传，我却以为，这仍不失为李力研对中国社会研究做出的最后贡献。印出来的白纸黑字不是他的原意，而记者的曲解，无意识地造成了古典小说武士交战中的“卖个破绽”。有时不卖个破绽便无人跟进，少了进一步的对话和争论。我欣喜地看到今天（9月20日）的报上记者报道：“财政部要求推进预算信息公开。2009年中央财政部要继续扩大向全国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范围，除个别涉密程度较高的部门外，最终实现将中央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全部报送全国人大审批。”
奥运金牌的成本是个关键的数字，它是一个特定时点上吸引大家关注国家预算的焦点，它是检验我们社会开明程度的试金石。亡友李力研生前被曲解的一番话语在死后激起了他预想不到的波澜，可惜的是他不能亲自申辩和争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显示了他作为一名专业体育研究者的勇气，而今日我们对力研的最好纪念就是搞清楚一枚奥运金牌的确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