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好的标志之一是大庭广众之中难得看见一个大肚子。
　　本世纪的某一天，偶然发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腆着大肚子公然招摇过市的孕妇明显地多起来，原以为只是计划内的怀孕指标在某一时期的偶然增加，为和谐的城乡社会增添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好奇之余撩开面纱细加问察，却原来却是——
　　
　　从游击战到阵地战
　　
　　我们曾经看过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小品里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情节设置让人捧腹开怀。以前的超生者，一般都是东躲西藏，在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搜查和围追堵截中竖着兔子一样惊恐的耳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像神出鬼没的游击队，直到两口子生得心满意足了，然后前呼后拥地率领着一支超生游击队浩浩荡荡杀回原籍。当然游击的方式还有多种多样，有的是两口子有了超生的打算后选择远走他乡，租住着当地人的房屋，男人挣钱，女人怀孕；有的是先在家中怀上了，肚皮隆起见不得人了，女人才收拾衣物离开家乡，躲进信得过的亲戚或朋友家中；有的胆子大一些，先把家中值钱的东西转移或出卖干净，不躲不藏，只是在远远近近地放些眼线，一有风吹草动，再临时藏匿起来，风头过后又安然回家，有点酷似当年的“地道战”，还有一种是通天的，直接与村、乡干部或计生部门有约在先，或者其本身就是那些执行政策者的亲朋好友，上面一旦要出动检查或突然袭击了，“队伍”里面自然有人事先通风报信，躲起来也行，实在懒得躲就在家中的哪个角落不出声气地避上一避。
　　关于超生的游击战，就这样在政府与民间有张有弛、有声有色地展开，其中也有背井离乡者被当地查户口者无心插柳揪出来的，也有躲在亲戚朋友家中被别人举报后“蒙了夜雀”的；有一不小心与工作人员狭路相逢被问出破绽顺手牵羊的，也有虽然通天但顶不住舆论的风头被挥泪斩了马谡的……
　　在超生和反超生的较量中，“游击队员”们在几十年辗转的躲避中不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然后相互交流和切磋，使反超生的战斗越来越艰难；而超生者在游戏中可以说有苦有乐，当每一支超生游击队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他们后继有人了，香火延续了，他们从来没觉悟自己是在为社会也为自己制造了苦难，他们当中出得起钱的有人“慷慨解囊”出钱消“灾”，给有关方面一个“台阶”，出不起钱的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关方面拿他也没辙。
　　不管咋说，在从前那种超生与反超生的拉锯战中，超生者的行动始终是偷偷摸摸的。我们称之为“游击队”，至少说明他们对政策还心存畏惧。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游击队仿佛一眨眼成了正规军，展开了阵地战，超生者们敢于在自己的阵地里公然孕育，敢于挺着超生的大肚子招摇过市，敢于让自己超生的孩子安然无恙地呱呱降生，敢于大言不惭地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二胎不行再生三胎、四胎……
　　从游击战到阵地战，从游击队到正规军，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迁？
　　
　　从民间到官方
　　
　　民间的说法之一：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改变了，可以生育二胎了，某某领导人在某某会议上讲了，某某电视台宣传过了，某某报纸上也刊登了。传说沸沸扬扬，但拿不出白纸黑字或红头文件来。不知道传播者出于何意，然相信者众，以讹传讹，声势造得跟真的一样。笔者曾就此咨询过当地计生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也曾查阅过有关党报上这方面的政策宣传和解释，知晓所谓可以生育二胎，其原则和范围仍然有所限制，并非民间风传的人人都可以敞开肚皮随便生。
　　民间的说法之二：政策肯定是松动了，不然为什么管理上没有以前那样严。这个时候还不抓住机遇生上几个，说不定哪天袋口又收紧了，再想生就难了！
　　


　　民间的说法之三：现在不是讲以人为本了吗，本来以前的政策就应该修改，只准人家两口子一辈子只生一个孩子，生育者的心理上是一种欠缺，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再说这些独生子女们将来成家立业了包袱有多重，随着人口素质提高，高龄化时代的到来，两个独生子女婚后将肩负上下四代乃至五代人的赡养和抚养责任，众人拾柴火焰高，多生一个就可以减轻一半的赡养义务，于家庭于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看来，民间是这样偏执和狭隘地来理解“以人为本”的，说白了就是以人多为根本。
　　民间的说法之四：只要准生就行，罚款也好，征收社会抚养费也好，说穿了不就是收钱么？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的事情。想超生的也不要输不起，几千万把算不得什么，钱是死的是粪土，人是活的是宝贝，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很多人是逐渐富裕起来了，有了视钱财如粪土的资本。于是我们真的发现如今40多岁才怀孕的女人如过江之鲫，有的头胎儿子都已经娶妻，女儿已经嫁人，婆婆和媳妇同室怀胎，丈母娘与女儿同坐月子的现象亦不鲜见。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才催生了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明目张胆的怀孕和超生。某些政府部门的授意或睁只眼闭只眼的管理状态，一方面纵容了超生者的行动，另一方面也给某些部门带来了滚滚财源。据初步调查，如今超生与反超生者之间不外乎约定俗成了四种形态：一种是生育之前互不干涉。孕育者不惊不诧孕育，政府管理者装看不见，等到孩子出生了管理者上门征收，超生者缴费履责，一手交钱一手出票。一种是计生干部或村社干部知晓哪家哪户有了超生怀孕，提前上门做发动宣传，如果超生者坚持要生下孩子，宣传者作无奈状，听之任之，但说清楚孩子下地后应该交纳多少社会抚养费，超生者首肯，保证云云。第三种情形是超生者在孩子出生前允诺，孩子出生后却拒不缴费，出尔反尔，或者三番五次讨价还价。第四种情形最为滑稽，超生者在确定怀孕后，事先将约定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交到有关部门或者村、社干部手中，待到孩子出生后再办理征缴手续，等于提前拿到了超生准生证。
　　按照现行的社会抚养费征管条例，这些五花八门的管理结果，基层政府，乃至乡村干部和超生者之间完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的背后，一方面给社会人为地增加了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远不足以“抚养”的隐性负担，另一方面超生者与政府之间的手续并没真正了结。基层政府采取这种瞒上欺下的手段获取了暂时的利益，却给和谐社会留下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隐患。最为悲哀的是那些自以为交清了社会抚养费的超生者，他们完全认为手握着政府开出的收据、超生的孩子又入了户上了册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他们所持的收据相当于“白条”，哪天政策不再“松动”了，他们与政府的账必须从头清算！
　　现在搞计划生育工作不准动用警力了，不准强行进村入户抓人了，不准侵犯人权了，计划生育难抓了。超生者的生育观念并未与时俱进，多子多福的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计划生育远未到达成为育龄夫妇自觉行动的程度。国家提倡依法治国，文明执法，仅仅是执法者依法和文明了，而被执法者们依然落后愚昧，其结果不是放纵就是对抗。不从超生者的思想上治本，计划生育永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过分强调小道理，使执法者缩手缩脚，不采取一些稍微过激的手段，只能从客观上纵容超生者，越超生越胆大，越胆大越超生，从一个超生怪圈坠入另一个超生怪圈。
　　


　　
　　并非杞人忧天
　　
　　解读从超生罚款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演变过程，罚款的客体是那些在娱乐的同时产生了附产品的夫妻，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客体则既有夫妻双方，也有超生的孩子本身；超生了孩子的夫妻为社会制造了负担，超生的孩子本身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对社会就构成了一份多余负担。孩子无罪，超生的孩子在无意识之前本也无罪，但是让超生的孩子一辈子背负“给社会带来负担”的罪名，背着沉重的包袱生活，归根到底是作为父母的超生者的罪过。在孩子的未来生活中，他总有一天会明白自己是一个超生者，他会比自己的父母深谙超生的含义，那时候，孩子的心理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除此之外，在超生和反超生的背后，还潜伏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人口统计，比如户口管理。不是说我们的人口统计本身有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的户藉管理本身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超生孩子中还有很多没有进入统计数据，我们的超生孩子还有很多没有户籍，有的超生子女与父母不在同一个户籍或同一个户口地，有的地方平空多出了许多“双胞胎”、“三胞胎”，有的超生孩子改名换姓不敢将亲生父母叫爹娘，这些都是潜伏的定时炸弹——哪天我们的人口统计百分之百地精确了，哪天我们的户籍管理百分之百地理顺了，说不定那时的数据会让整个社会大吓一跳；如果那些强扭的“双胞胎”、“三胞胎”明白了真相，如果那些知道了父母是谁又不敢亲切地相称的孩子有一天觉醒了，如果他们对父母、对社会不予理解，我们的社会和他们的父母又将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