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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惜别》的创作背景
《惜别》的作者太宰治是日本战后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齐名的重要作家，是日本青春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太宰治的作品创造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前期的作品多表现为颓废叛逆，中期的作品则体现出了再生的精神，后期的作品在充分表达出了毁灭意识与永不妥协的思想，《惜别》正是其创作中期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对于当时战争大环境下文人应有态度的理解。
1944年，35岁的太宰治受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将《大东亚五大宣言》予以小说化的委托开始着手创作，并赴仙台探询鲁迅留日学医时的事迹，于短短两个月内，创作了这部15万字的传记小说《惜别》。日本文学批评家奥野健男在新潮文库版《惜别》中也说：我认为热爱普希金、契诃夫的太宰对鲁迅这位中国先驱性文学家、隐含着知识分子的孤独和自我意识的含羞文学家抱有特别的亲近感。“也许正是由着这份“亲近感”，太宰治创作了《惜别》。
二、“御用文学”与“太宰鲁迅”
这部太宰治以“像少年一样鼓起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为初心所创作的《惜别》，在日本学界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我认为《惜别》这部创作于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前却发表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作品《惜别》固然存在着过于掺杂太宰治的个人主观意向等问题，但绝不是只为了政治意图为创作的“御用文学”“国策小说”。在当时中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惜别》不仅细腻生动描绘了作为中国作家鲁迅的状态变化、也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作家太宰治本人的复杂心境，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是一部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优秀作品。
奥野健男在评价太宰治时说，“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笔者在《惜别》中正是感受到了这种生动，在《惜别》中鲁迅不是作为口诛笔伐的作家鲁迅而是作为留日学生周树人这一灵魂的存在是那么的令人动容。
三、《惜别》与《出埃及记》
《惜别》中太宰治花了很长的篇幅描写了大雪夜鲁迅从教会归来拜访“我”的情节，这也是笔者在《惜别》一书中最喜欢的一个情节。然而这个情节却是完全虚构的，除《惜别》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雪夜的这一情节。为什么太宰治要虚构出这样一个发生在大雪夜的故事？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
大雪夜的情节主要是写鲁迅在听了矢岛君提到关于基督教与基督教徒的话后去美以教会“治病”，恰好听到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中的几处，讲述了摩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把他的同胞从努力的境遇中解脱出来的故事，这一情节可以说是书中鲁迅在思想上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鲁迅从《出埃及记》的故事中联想到当时中国愚昧无知的民众，感到痛心疾首，第一次产生了弃医从文的念头。
我在《惜别》中最喜欢大雪夜这一部分的原因是鲁迅和摩西的确有着相似之处：摩西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奴隶们逃离埃及，他的这种反抗和复仇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相似的，鲁迅所创作的目的不也正是为了实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民众的“唤醒”与“救赎”吗？小说中从这个雪夜开始，鲁迅萌生了学医不能拯救思想上“生病”的中国民众的观念，这样的理由虽然虚构，但却是让人愿意去相信并且能够令人产生共鸣的，我仿佛可以体会到在那一个大雪夜鲁迅内心的极大震动，不得不说，这段情节对小说中塑造一个丰满的鲁迅形象起着很大的作用。
四、《惜别》与《藤野先生》
《惜别》的内容是根据鲁迅赴日学医的经历而改编的，为了全面了解鲁迅，太宰治阅读了大量鲁迅的作品，而毫无疑问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太宰治创作《惜别》的主要参考，从小说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藤野先生》的影子。
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藤野先生》和《惜别》中都提到的“幻灯事件”，这是鲁迅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竹内好批《惜别》情节不符实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惜别》中“幻灯事件”对鲁迅的影响却似乎没有那么重大：“第二年的春天，的确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周先生的转折点，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体内血液变化的契机。他绝不是由于看了那个幻灯片才马上立志于搞文艺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他很久之前就喜欢搞文艺。”
可以看出太宰治明显是在有意弱化“幻灯事件”对鲁迅的影响，故而竹内好在1956年发表的《花鸟风月》中批太宰治对幻灯事件的理解不足，对鲁迅所受的“屈辱感共鸣”不足。在我看来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宰治与当时的鲁迅有着强烈的共鸣，才会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主观意向代入进笔下鲁迅的心境之中。《惜别》“幻灯事件”中所展现的鲁迅的态度或许不是当时真正的鲁迅，但一定包含着太宰治内心的真实想法。
五、《惜别》的创作意图
太宰治在《<惜别>之意图》将自己的创作意图概括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的政治目的，但通过本文的种种分析可以看出出太宰治创作《惜别》之意图，应该不仅仅包含着政治意图，他在创作《惜别》应当是饱含着太宰治本人在当时的诸多纠结与挣扎，他需要借助鲁迅这一他又敬佩又好奇的中国作家宣泄自己的迷茫和悲愤，所以，他创造出了一个如此矛盾又如此令人动容的“太宰鲁迅”。
高尔基对太宰治笔下的人物有着这样的评价：“太宰治的作品分为二个人格，一方面有带着自身经历主人公的挣扎；另一方面是坦然描述着血的事实。正因如此，他比那些把自己当作上帝的作家，更有一絲人情，更能打动读者。”太宰治从来不是一个把自己当做上帝的作者，《惜别》也是如此，太宰治在周树人这个角色上身上倾注的是真实的鲁迅，也是真实的自己。
《惜别》的作者太宰治是日本战后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齐名的重要作家，是日本青春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太宰治的作品创造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前期的作品多表现为颓废叛逆，中期的作品则体现出了再生的精神，后期的作品在充分表达出了毁灭意识与永不妥协的思想，《惜别》正是其创作中期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对于当时战争大环境下文人应有态度的理解。
1944年，35岁的太宰治受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将《大东亚五大宣言》予以小说化的委托开始着手创作，并赴仙台探询鲁迅留日学医时的事迹，于短短两个月内，创作了这部15万字的传记小说《惜别》。日本文学批评家奥野健男在新潮文库版《惜别》中也说：我认为热爱普希金、契诃夫的太宰对鲁迅这位中国先驱性文学家、隐含着知识分子的孤独和自我意识的含羞文学家抱有特别的亲近感。“也许正是由着这份“亲近感”，太宰治创作了《惜别》。
二、“御用文学”与“太宰鲁迅”
这部太宰治以“像少年一样鼓起勇气”，“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的煽动，用所谓洁白的、独立亲睦的态度对年轻的周树人进行正确的、善意的描写”为初心所创作的《惜别》，在日本学界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我认为《惜别》这部创作于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前却发表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作品《惜别》固然存在着过于掺杂太宰治的个人主观意向等问题，但绝不是只为了政治意图为创作的“御用文学”“国策小说”。在当时中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惜别》不仅细腻生动描绘了作为中国作家鲁迅的状态变化、也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作家太宰治本人的复杂心境，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是一部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优秀作品。
奥野健男在评价太宰治时说，“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笔者在《惜别》中正是感受到了这种生动，在《惜别》中鲁迅不是作为口诛笔伐的作家鲁迅而是作为留日学生周树人这一灵魂的存在是那么的令人动容。
三、《惜别》与《出埃及记》
《惜别》中太宰治花了很长的篇幅描写了大雪夜鲁迅从教会归来拜访“我”的情节，这也是笔者在《惜别》一书中最喜欢的一个情节。然而这个情节却是完全虚构的，除《惜别》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雪夜的这一情节。为什么太宰治要虚构出这样一个发生在大雪夜的故事？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
大雪夜的情节主要是写鲁迅在听了矢岛君提到关于基督教与基督教徒的话后去美以教会“治病”，恰好听到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中的几处，讲述了摩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终于把他的同胞从努力的境遇中解脱出来的故事，这一情节可以说是书中鲁迅在思想上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鲁迅从《出埃及记》的故事中联想到当时中国愚昧无知的民众，感到痛心疾首，第一次产生了弃医从文的念头。
我在《惜别》中最喜欢大雪夜这一部分的原因是鲁迅和摩西的确有着相似之处：摩西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奴隶们逃离埃及，他的这种反抗和复仇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是相似的，鲁迅所创作的目的不也正是为了实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民众的“唤醒”与“救赎”吗？小说中从这个雪夜开始，鲁迅萌生了学医不能拯救思想上“生病”的中国民众的观念，这样的理由虽然虚构，但却是让人愿意去相信并且能够令人产生共鸣的，我仿佛可以体会到在那一个大雪夜鲁迅内心的极大震动，不得不说，这段情节对小说中塑造一个丰满的鲁迅形象起着很大的作用。
四、《惜别》与《藤野先生》
《惜别》的内容是根据鲁迅赴日学医的经历而改编的，为了全面了解鲁迅，太宰治阅读了大量鲁迅的作品，而毫无疑问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太宰治创作《惜别》的主要参考，从小说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藤野先生》的影子。
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藤野先生》和《惜别》中都提到的“幻灯事件”，这是鲁迅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竹内好批《惜别》情节不符实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惜别》中“幻灯事件”对鲁迅的影响却似乎没有那么重大：“第二年的春天，的确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周先生的转折点，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体内血液变化的契机。他绝不是由于看了那个幻灯片才马上立志于搞文艺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他很久之前就喜欢搞文艺。”
可以看出太宰治明显是在有意弱化“幻灯事件”对鲁迅的影响，故而竹内好在1956年发表的《花鸟风月》中批太宰治对幻灯事件的理解不足，对鲁迅所受的“屈辱感共鸣”不足。在我看来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太宰治与当时的鲁迅有着强烈的共鸣，才会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主观意向代入进笔下鲁迅的心境之中。《惜别》“幻灯事件”中所展现的鲁迅的态度或许不是当时真正的鲁迅，但一定包含着太宰治内心的真实想法。
五、《惜别》的创作意图
太宰治在《<惜别>之意图》将自己的创作意图概括为“让现代中国之年轻知识人阅读，使其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日本与支那之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之效果。”的政治目的，但通过本文的种种分析可以看出出太宰治创作《惜别》之意图，应该不仅仅包含着政治意图，他在创作《惜别》应当是饱含着太宰治本人在当时的诸多纠结与挣扎，他需要借助鲁迅这一他又敬佩又好奇的中国作家宣泄自己的迷茫和悲愤，所以，他创造出了一个如此矛盾又如此令人动容的“太宰鲁迅”。
高尔基对太宰治笔下的人物有着这样的评价：“太宰治的作品分为二个人格，一方面有带着自身经历主人公的挣扎；另一方面是坦然描述着血的事实。正因如此，他比那些把自己当作上帝的作家，更有一絲人情，更能打动读者。”太宰治从来不是一个把自己当做上帝的作者，《惜别》也是如此，太宰治在周树人这个角色上身上倾注的是真实的鲁迅，也是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