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康溥泉，山西保德人，20岁起投身党的新闻事业，曾聆听过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为党的新闻事业辛勤奉献60余载。他一生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赤诚待人。2006年7月22日因病不幸去世后，他的许多生前故交、同事等纷纷撰文追忆怀念。本刊特选发一二，以纪念这位平凡的新闻工作者。
　　
　　去年秋天，老康把他出版的四卷作品赠我，我对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的敬业精神和写作热情非常敬佩。
　　今年正月初一，我到老康家拜年，他虽然很清瘦，但精神很好，我为他的身体康复感到欣慰。
　　今年7月26日早晨，我缓缓地走到他的遗体前，立正，恭恭敬敬三鞠躬，望着他那安详慈善的脸庞，一阵心酸。
　　老康走了，引起了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1963年8月中旬，我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分配到山西日报社，第三天又分配到《山西农民报》当编辑。当时，康溥泉是山西日报编委兼山西农民报总编辑。
　　老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农村老头的形象。他穿戴极其朴素，走路不紧不慢。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经过一段相处后，才知道他不善言谈是不善应酬、闲聊，当他讲起理论和新闻业务来，却是口若悬河，你要打断他的话很难。有时开一个会，他先讲话，他讲完了，会也到时间了。仔细听他的发言，立论正确，逻辑严谨，激动的神态和自信的目光令人信服和敬畏。记得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每天晚上进行业务学习时，他主动给大家作辅导，就如何抓主题、如何使语言通俗化进行讲解，一讲一大套。他的讲解虽然缺乏幽默，但哲理性强，适用性也强，对我这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老康的字不敢恭维，但他的语言的通俗化却是相当有水平的，这同他出身农村、关心农民生活有极大关系。记得当时我写的稿子学生腔很重，他在改稿时都改成农民听得懂的通俗化语言。当时，农民报的多数老同志在通俗化方面都有一套，这可能与老康的提倡和引导有一定关系。
　　有一次我陪他值夜班，不料在时事版上出了一处严重差错。这本来是校对的责任，老康却揽在自己头上，写了书面检查，还在农民报全体采编人员会上做了检查。因为我是值班者，也准备做检查，老康变了脸说：“你检查什么，吸取教训就好了。”他制止了我的检查发言，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这种主动承担责任、严于律己的精神品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在《山西农民报》工作了整整一年，报社领导就把我调到晋南记者站当记者。当时，我们一起分配到报社的同班同学有五六位，他们都在编辑部，多数同志到农村搞了“四清”，我却有幸调到新闻采访第一线，我感到有些纳闷。后来有人把内情告诉我，因为我在《山西农民报》上发表了几篇通讯报道，得到了老康的赞赏，也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重视，于是老康就推荐我到第一线锻炼。可见老康没有一点本位主义，有知人善任的美德。
　　我到记者站以后，整年在晋南地区29个县奔忙(当时的晋南地区包括现在的临汾和运城两市的县区)，同老康的接触就少多了，但我对农民报的关心并没能减少。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记者站回报社开会、送稿，总要同农民报的同仁见见面，谈谈下面的情况。当时农民报有几个人首先发难，给农民报的副总编和办公室主任贴了不少大字报，却没有人给老康贴大字报，这在当时是令人费解的。后来，农民报的同仁悄悄告诉我，这是因为老康一贯只抓业务不揽权，大度容人，能主动承担责任，对人对事的处理上不那么“左”。“文化大革命”中期有人给老康贴了大字报，那是因为老康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一派群众组织就把他推出来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另一派群众组织在极个别人的煽动下，贴出了“莫须有”的大字报，企图中伤老康。这是当时派性发作的一种表现，绝非老康有什么历史问题。
　　老康对“文革”中的许多极“左”现象有自己的看法，对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农村政策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很少在人前吐露，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拨乱反正过程中不难看出他的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农村提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有些老同志甚至发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怨言，而一贯搞农村报道的老康却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决策。他带头采写了数十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篇报道，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一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采写的《思想要解放一点》《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不要小看和鄙视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合作制的自我完善》《老“包”救活了一个县》等报道，对推动全省联产承包制起了极大的作用。他还动员和组织编辑记者积极采写这方面的报道，并给予突出处理。在这一段时间，我写的这方面的报道几乎全部见了报，有的他还加了编者按和短评，加重报道的分量。当时有人背后说老康太“右”，当我同老康谈到对他的议论时，老康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吃‘左’的亏太深了，如果50年代把初级农业社巩固好，像毛主席当年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至少要坚持15年，中国的农村早就大变了。高级农业社发展太快，人民公社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这些都是‘左’，现在回到联产承包，这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规律。不是我‘右’，而是有些人用‘左’的眼光看现行政策，看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规律，自然认为我是‘右’了。”他的一席话，更坚定了我对党的农村政策的认识。这一时期我采写的农村报道、工业报道和其他战线的报道，都属于拨乱反正(即批极‘左’)内容，这同老康的启发和诱导有一定的关系。
　　令人费解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听到有人说老康是老“左”。当时，老康被返聘到评报组(每月350元劳务费)，每逢周一下午开大碰头会时，先由评报组评论本周报纸的成绩与缺点，老康往往是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不是停留在语言和文字的差错上，而是着重于导向的对与错，给以肯定或否定。比如，1997年7月9日，《山西日报》一版头条登载了《产权置换谋再生——侯马市放活市属工业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介绍了侯马市26个市属工业企业，15个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做法和效果都是不错的。但文章把放活市属工业企业的必要性归结为全民所有制不好，必须取消。老康就在会上提出意见，他认为这个导向是错误的，客观上否定了公有制。针对此问题，他写了《搞活中小国有企业不应否定全民所有制》一文，刊登在《评报纵横》上。在农村改革中，老康并不是主张什么都私有化。1998年9月16日《山西日报》一版登了一篇通讯《改出活力，改出效益——绛县深化农村改革纪实》，宣扬单纯用出卖农村集体水利设施来发展水利建设的错误做法。文章的主题是：发挥集体水利设施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部“拍卖”。老康写了《不要刮出卖农村集体资产风》一文，指出集体水利设施未能发挥效益，不能归咎于双层经营体制，而正是由于双层经营不健全，才使大量集体资产闲置。拍卖全部农村闲置资产，违背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忽略了双层经营中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不利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不利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正是这一时期，老康撰写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文章和评论，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容取消》《不能歪曲马克思的理论鼓吹私有化》《市场经济不是万应灵药》《社会主义旗帜不能丢》《歌颂改革开放二十年不应否定建国后三十年》《讲理想不能不讲共产主义理想》等等，这些论点都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如果说这些论点是“左”的，难道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论点和行为才是正确的吗?
　　老康究竟是“左”还是“右”，都是一家之言，难下定论。不过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人说我是改革派，也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这都不准确，我是个实事求是派(大意)。依我看，老康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个实事求是派。
　　纵观老康的一生，几乎全部浸泡在工作、学习、思考和写作的海洋里。他不吸烟、不饮酒，不会玩扑克、麻将，也不喜欢游山玩水，穿戴不讲究时尚，吃饭小米馒头炸酱面就满足了。报坛耕耘６０年，有四卷作品留世，实在可敬可佩。他认理不认人，缺少密友，却有少数宿敌。老康对这些人不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公愤：老康看不惯这些败坏党风的人，曾举报他们，于是这些人对他怀恨在心。老康同那些会拉关系、善搞特权、贪财贪色、活得很“潇洒”的人相比，真是又苦又累。在这些人看来，老康不是“另类”就是“窝囊废”，但在报社大多数群众看来，老康却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学习的榜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老康正是鲁迅指出的这四种人，无论怎样的攻击和诬陷，都掩不住他的光耀。
　　( 责编 韵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