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公元三至四世纪，于阗地区佛教信仰发生了从小乘向大乘转变。在分析佛教传入中华的路线的基础上，从有关典籍记载中推断出于阗地区佛教信仰转变的时间是公元260—399年间。该地区佛教信仰的转变，一个因素是与印度有关，佛教来自印度，印度地区流行大乘佛教，于阗也受到了影响;另一个因素是汉文化，包括汉族君主对于阗的统治、汉族僧人与移民带来的汉文化，对其佛教信仰的转变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于阗;佛教信仰;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09-03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总结说：“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
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有着至今都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为东西方贸易商旅的集散地、东西文化交汇之要冲，其商业发达、社会繁荣，文化交流络绎不绝。
有关于阗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称其在西域之东。《汉书》对其有着较为确切的记载：“于阗国，王治西域，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军、东西域长、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往西海;其东，水东流，往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2]
一、佛教入华的传播路线
（一）佛教从印度传入于阗的路线
“随着佛教在迦湿弥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盛行，客观上为印度佛教向葱岭以东和西域广大地区的传入奠定了基础。葱岭以东，是西域的塔里木盆地，该盆地南北侧有一系列沙漠绿洲连接起来的通道，于阗即是南道的中心，经于阗到莎车，由莎车翻越葱岭，向南即到迦湿弥罗。在民间的交往中，有一条捷径，即直接从于阗至皮山，由皮山经子合、乌纥而达迦湿弥罗。于阗通过这条交通要道与迦湿弥罗和中亚保持着经常性地往来。”[3]
（二）佛教从于阗传入中原的路线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流很早就发生了。“新疆与中亚和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4]所以，新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对“先辈的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到了汉朝，这条道路被当作“国道”踩了出来。约公元前105年，汉朝派出一个商队到达安息（今伊朗）。
“丝绸之路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分为丝绸之路的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中道：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5]
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僧侣东来或西去提供了很大便利。朱士行、法显等高僧都曾沿此路到达于阗地区，并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载。
二、于阗佛教信仰小乘向大乘转变的时间
关于“一乘”“二乘”“三乘”和“五乘”的说法，《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中提到“或说一乘，如法华经云，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或说二乘，如摄论等。一者大乘谓即上乘，二者小乘谓即下乘。或说三乘，一菩萨乘，二独觉乘，三声闻乘。……及说五乘。”[6]“五乘者，乘以运载为名，五谓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此五力有大小，载有远近。”[7]
“乘”梵语yana，有道、船、车，运载之义。小乘佛教被认为包括“声闻乘”“缘觉乘”以羊车譬喻，大乘被认为是一乘教，以牛车譬喻。又有“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之大乘。何等为六？檀、尸、羼、惟逮、禅、般若波罗蜜。”[8]“大乘者与声闻乘则有差别，以广大故。”[9]873“志求大愿”[10]，“自度尊身又济众生。”[11]“是故大乘微妙甚深，其心广大。”[9]于阗地区佛教信仰经历了从小乘向大乘的转变。
三国时期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到于阗寻得大品《般若经》，“遣弟子不如檀……送经胡本还洛阳。未发之间，于阗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12]由此可见，当时于阗地区民众信奉小乘佛教。
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法显传校注》记载：“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礼乐，人民殷胜，尽皆奉法以礼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13]此时于阗国已经流行大乘佛教。
公元260年，朱士行到达于阗时，该国的信仰以小乘佛教为主，甚至对国王有一定的影响。公元399年，法显到达于阗国时，大乘佛教已流行开来。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到于阗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从小乘转变成大乘的时间就发生在公元260—399年间。
三、于阗地区佛教信仰由小乘向大乘转变的原因
根据于阗地区出土的汉佉二体钱，可知该地区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源源不断地向于阗地区输送各种教派和思潮，其社会主流思想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其他地区，当印度社会的主流信仰从小乘佛教转变成大乘佛教，也会影响到于阗地区。从汉代开始，西域被纳入中原统治范围，于阗无疑也受中原影响，甚至在汉代之前，于阗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与汉地保持相似的于阗官吏名称和计量单位也可看出中原对于阗地区的影响。 （一）印度的影响
1.佉卢文的影响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于阗地区更容易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比如佉卢文就是其中的证明之一。佉卢文起源于印度次大陆古代十六列国之一的犍陀罗地区，后流行于于阗。随着贵霜王朝瓦解，其一些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到五世纪左右，佉卢文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使用，成为一种死文字了，五到十世纪于阗文开始流行。
现在的印度北部地区民众信仰印度教，当时的印度北部流行大乘佛教，佉卢文也是流行于印度北部地区，当时有许多佉卢文的大乘经典。而于阗和鄯善都是后来的大乘佛教中心，因此推断，于阗地区的佛教信仰由小乘改变为大乘，受到佉卢文传入的影响。公元308年，僧人法护的梵文汉译经典《佛说普曜经》中说：“以梵、佉留而相教耳，无他异书。”[1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以佉卢文为载体的经典对于阗地区信仰的影响。
2.大月氏的影响
佉盧文是贵霜王朝的文字，贵霜王朝的建立者是月氏人，月氏人对于阗地区、中原汉地的宗教信仰情况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与匈奴势力的角逐中，小月氏留居河湟地区，大月氏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后汉书》载：“月氏自此以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15]大月氏在西迁前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而大夏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在贵霜王朝时期，尤其是贵霜帝国迦腻色迦统治时代，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包、保护鼓励的方针，与中国、罗马、安息等帝国进行频繁的贸易，并且利用帝国在东西方交通中的枢纽地位，发挥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的作用，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16]把佛教传入中原的是大月氏人，第一个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僧人就是月氏人支娄迦谶。这些月氏僧人对中原宗教信仰影响深远，对西域佛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朱士行在于阗地区取得大乘佛教经典可以得知，于阗地区早就存在大乘经典，但并未使当地民众的信仰发生普遍性的转变，因此印度虽然是于阗地区佛教信仰从小乘向大乘转变的影响因素，但不是促成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
（二）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
由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使中原和西域有一定程度上相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得中原文化以官方形式对于阗地区造成影响，虽然早期的管理更类似军政一体的政权，但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对其造成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于阗国仿照中原王朝建立统治机构，官吏名称采用侯、将、骑军、都尉等和中原相同的名号。在经济上，受中原影响，于阗地区的货币采用佉卢文和汉文两种文字，计量单位也使用中原的“铢”。
1.汉族君主的影响
前凉（公元301—376年）时期，汉族人张轨建立割据西北的政权，在西域推行中原文化，崇尚儒学，《晋书·张轨传》记载他“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17]。这一时期，于阗也在张轨政权的统治之下，当地人民受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心理上逐渐与汉族文化靠近。随着汉族君主在当地建立统治，推行汉文化，内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共同构成了其佛教信仰由小乘变成大乘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心理基础。
2.汉族僧人的影响
公元399年以前来华的外国僧人有安世高、支谶、安玄、康僧会、支谦、竺法护、竺叔兰、尸梨蜜、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什、佛陀耶舍、昙无谶，中原去西域的僧人有朱士行。根据他们翻译的佛教经典可看出当时大小二乘皆传，但根据中国情况，佛教信仰的主体在大乘，其原因就是这些西域来的僧人所信仰的是大乘，由此可看出僧人对一个地区民众信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于阗地区，中原僧人在于阗地区对于大乘教义的推崇，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朱士行至于阗得大品《般若经》，欲送还洛阳，遭到信仰小乘佛教的学者阻挠，于是“士行愤慨乃求烧经为证……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烧……言已投经，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故，大众骇服称其神感。”[12]43这个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朱士行对于阗王、小乘僧众及当地人信仰的影响和冲击。又“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维法，薪尽火灭，而尸骸犹全。众咸惊异，乃呪曰：‘若真得道，法当毁坏。’应声碎散，遂敛骨起塔焉。”[12]朱士行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们无不称奇，收敛其遗骨，专门供奉。大品《般若经》在中原引起轰动与狂热的同时，朱士行仍在于阗读经、修行、弘扬佛法，因他信仰大乘佛法，所以在于阗地区应该是宣说大乘。朱士行因自身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深受当地人民敬重，也因此在历史书写中为其添加了一抹神秘色彩，以上记载充分说明了朱士行作为有影响力的僧人对于阗国造成的影响。
3.汉族移民的影响
民族构成成分的改变决定了这一转变。“中原汉族移民新疆（公元1882年清光绪八年置省前称西域）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历史的记载却在西汉，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18]人口成分比例的改变，汉族人口不断增多，对于阗地区信仰转变有着一定影响。
四、结语
三至四世纪于阗地区佛教信仰的转变既受到印度的影响，又受中原的影响。具体来讲，于阗信仰从小乘转变为大乘，受到印度佉卢文和大月氏的影响，受到统治于阗的汉族君王、中原大乘僧人、中原移民的影响。但汉文化的影响因素是促进于阗地区佛教信仰小乘向大乘转变发生的原因。在汉代，于阗被纳入中原统治后，于阗与中原地区间往来密切，民族融合、文化互鉴是其信仰发生转变的深刻历史文化根源，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其信仰发生变化的心理基础。同时，个别有影响力人物的推介是于阗地区佛教信仰从小乘转向大乘的重要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148.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3881.
[3]魏长洪，等.西域佛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18.
[4]邵会秋.《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哈密地区古代人群的变迁与交流模式研究》评介[J].人类学学报，2018（3）.
[5]赵泽玮.论丝绸之路的异同[D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1e2d4e227d3240c8547ef1a.html.
[6]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DB/OL].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709_001.
[7]宗密.盂兰盆经疏[M]//中华大藏经：第9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301.
[8]无罗叉.放光般若经[M]//中华大藏经：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44.
[9]道泰，等译.入大乘论[M]//中华大藏经：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法炬.法海经[M]//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615.
[11]支谦.梵摩渝经[M]//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43.
[12]僧祐.出三藏记集[M]//中华大藏经：第5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法显.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
[14]竺法护，译.佛说普曜经[M]//中华大藏经：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394.
[1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1.
[16]冯英.大月氏对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2）.
[1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2.
[18]傅仁麟.浅谈中原汉族移民新疆史及“丝绸之路”的开拓[J].地域研究与开发，1989（1）.
作者简介：王晨悦（1995—），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佛教。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于阗;佛教信仰;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09-03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边陲，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总结说：“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
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有着至今都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为东西方贸易商旅的集散地、东西文化交汇之要冲，其商业发达、社会繁荣，文化交流络绎不绝。
有关于阗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大宛传》，称其在西域之东。《汉书》对其有着较为确切的记载：“于阗国，王治西域，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军、东西域长、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往西海;其东，水东流，往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2]
一、佛教入华的传播路线
（一）佛教从印度传入于阗的路线
“随着佛教在迦湿弥罗、葱岭以西广大地区盛行，客观上为印度佛教向葱岭以东和西域广大地区的传入奠定了基础。葱岭以东，是西域的塔里木盆地，该盆地南北侧有一系列沙漠绿洲连接起来的通道，于阗即是南道的中心，经于阗到莎车，由莎车翻越葱岭，向南即到迦湿弥罗。在民间的交往中，有一条捷径，即直接从于阗至皮山，由皮山经子合、乌纥而达迦湿弥罗。于阗通过这条交通要道与迦湿弥罗和中亚保持着经常性地往来。”[3]
（二）佛教从于阗传入中原的路线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流很早就发生了。“新疆与中亚和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4]所以，新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对“先辈的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到了汉朝，这条道路被当作“国道”踩了出来。约公元前105年，汉朝派出一个商队到达安息（今伊朗）。
“丝绸之路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分为丝绸之路的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中道：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5]
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僧侣东来或西去提供了很大便利。朱士行、法显等高僧都曾沿此路到达于阗地区，并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载。
二、于阗佛教信仰小乘向大乘转变的时间
关于“一乘”“二乘”“三乘”和“五乘”的说法，《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中提到“或说一乘，如法华经云，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或说二乘，如摄论等。一者大乘谓即上乘，二者小乘谓即下乘。或说三乘，一菩萨乘，二独觉乘，三声闻乘。……及说五乘。”[6]“五乘者，乘以运载为名，五谓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此五力有大小，载有远近。”[7]
“乘”梵语yana，有道、船、车，运载之义。小乘佛教被认为包括“声闻乘”“缘觉乘”以羊车譬喻，大乘被认为是一乘教，以牛车譬喻。又有“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诃萨之大乘。何等为六？檀、尸、羼、惟逮、禅、般若波罗蜜。”[8]“大乘者与声闻乘则有差别，以广大故。”[9]873“志求大愿”[10]，“自度尊身又济众生。”[11]“是故大乘微妙甚深，其心广大。”[9]于阗地区佛教信仰经历了从小乘向大乘的转变。
三国时期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到于阗寻得大品《般若经》，“遣弟子不如檀……送经胡本还洛阳。未发之间，于阗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12]由此可见，当时于阗地区民众信奉小乘佛教。
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法显传校注》记载：“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礼乐，人民殷胜，尽皆奉法以礼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13]此时于阗国已经流行大乘佛教。
公元260年，朱士行到达于阗时，该国的信仰以小乘佛教为主，甚至对国王有一定的影响。公元399年，法显到达于阗国时，大乘佛教已流行开来。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看到于阗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从小乘转变成大乘的时间就发生在公元260—399年间。
三、于阗地区佛教信仰由小乘向大乘转变的原因
根据于阗地区出土的汉佉二体钱，可知该地区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源源不断地向于阗地区输送各种教派和思潮，其社会主流思想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其他地区，当印度社会的主流信仰从小乘佛教转变成大乘佛教，也会影响到于阗地区。从汉代开始，西域被纳入中原统治范围，于阗无疑也受中原影响，甚至在汉代之前，于阗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与汉地保持相似的于阗官吏名称和计量单位也可看出中原对于阗地区的影响。 （一）印度的影响
1.佉卢文的影响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于阗地区更容易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比如佉卢文就是其中的证明之一。佉卢文起源于印度次大陆古代十六列国之一的犍陀罗地区，后流行于于阗。随着贵霜王朝瓦解，其一些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到五世纪左右，佉卢文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使用，成为一种死文字了，五到十世纪于阗文开始流行。
现在的印度北部地区民众信仰印度教，当时的印度北部流行大乘佛教，佉卢文也是流行于印度北部地区，当时有许多佉卢文的大乘经典。而于阗和鄯善都是后来的大乘佛教中心，因此推断，于阗地区的佛教信仰由小乘改变为大乘，受到佉卢文传入的影响。公元308年，僧人法护的梵文汉译经典《佛说普曜经》中说：“以梵、佉留而相教耳，无他异书。”[1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以佉卢文为载体的经典对于阗地区信仰的影响。
2.大月氏的影响
佉盧文是贵霜王朝的文字，贵霜王朝的建立者是月氏人，月氏人对于阗地区、中原汉地的宗教信仰情况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与匈奴势力的角逐中，小月氏留居河湟地区，大月氏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后汉书》载：“月氏自此以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15]大月氏在西迁前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而大夏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在贵霜王朝时期，尤其是贵霜帝国迦腻色迦统治时代，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包、保护鼓励的方针，与中国、罗马、安息等帝国进行频繁的贸易，并且利用帝国在东西方交通中的枢纽地位，发挥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的作用，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16]把佛教传入中原的是大月氏人，第一个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僧人就是月氏人支娄迦谶。这些月氏僧人对中原宗教信仰影响深远，对西域佛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朱士行在于阗地区取得大乘佛教经典可以得知，于阗地区早就存在大乘经典，但并未使当地民众的信仰发生普遍性的转变，因此印度虽然是于阗地区佛教信仰从小乘向大乘转变的影响因素，但不是促成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
（二）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
由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使中原和西域有一定程度上相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西域都护府的设置使得中原文化以官方形式对于阗地区造成影响，虽然早期的管理更类似军政一体的政权，但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对其造成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于阗国仿照中原王朝建立统治机构，官吏名称采用侯、将、骑军、都尉等和中原相同的名号。在经济上，受中原影响，于阗地区的货币采用佉卢文和汉文两种文字，计量单位也使用中原的“铢”。
1.汉族君主的影响
前凉（公元301—376年）时期，汉族人张轨建立割据西北的政权，在西域推行中原文化，崇尚儒学，《晋书·张轨传》记载他“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17]。这一时期，于阗也在张轨政权的统治之下，当地人民受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心理上逐渐与汉族文化靠近。随着汉族君主在当地建立统治，推行汉文化，内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共同构成了其佛教信仰由小乘变成大乘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心理基础。
2.汉族僧人的影响
公元399年以前来华的外国僧人有安世高、支谶、安玄、康僧会、支谦、竺法护、竺叔兰、尸梨蜜、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什、佛陀耶舍、昙无谶，中原去西域的僧人有朱士行。根据他们翻译的佛教经典可看出当时大小二乘皆传，但根据中国情况，佛教信仰的主体在大乘，其原因就是这些西域来的僧人所信仰的是大乘，由此可看出僧人对一个地区民众信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于阗地区，中原僧人在于阗地区对于大乘教义的推崇，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朱士行至于阗得大品《般若经》，欲送还洛阳，遭到信仰小乘佛教的学者阻挠，于是“士行愤慨乃求烧经为证……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烧……言已投经，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故，大众骇服称其神感。”[12]43这个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朱士行对于阗王、小乘僧众及当地人信仰的影响和冲击。又“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维法，薪尽火灭，而尸骸犹全。众咸惊异，乃呪曰：‘若真得道，法当毁坏。’应声碎散，遂敛骨起塔焉。”[12]朱士行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们无不称奇，收敛其遗骨，专门供奉。大品《般若经》在中原引起轰动与狂热的同时，朱士行仍在于阗读经、修行、弘扬佛法，因他信仰大乘佛法，所以在于阗地区应该是宣说大乘。朱士行因自身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深受当地人民敬重，也因此在历史书写中为其添加了一抹神秘色彩，以上记载充分说明了朱士行作为有影响力的僧人对于阗国造成的影响。
3.汉族移民的影响
民族构成成分的改变决定了这一转变。“中原汉族移民新疆（公元1882年清光绪八年置省前称西域）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历史的记载却在西汉，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18]人口成分比例的改变，汉族人口不断增多，对于阗地区信仰转变有着一定影响。
四、结语
三至四世纪于阗地区佛教信仰的转变既受到印度的影响，又受中原的影响。具体来讲，于阗信仰从小乘转变为大乘，受到印度佉卢文和大月氏的影响，受到统治于阗的汉族君王、中原大乘僧人、中原移民的影响。但汉文化的影响因素是促进于阗地区佛教信仰小乘向大乘转变发生的原因。在汉代，于阗被纳入中原统治后，于阗与中原地区间往来密切，民族融合、文化互鉴是其信仰发生转变的深刻历史文化根源，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其信仰发生变化的心理基础。同时，个别有影响力人物的推介是于阗地区佛教信仰从小乘转向大乘的重要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148.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3881.
[3]魏长洪，等.西域佛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18.
[4]邵会秋.《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哈密地区古代人群的变迁与交流模式研究》评介[J].人类学学报，2018（3）.
[5]赵泽玮.论丝绸之路的异同[D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1e2d4e227d3240c8547ef1a.html.
[6]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DB/OL].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709_001.
[7]宗密.盂兰盆经疏[M]//中华大藏经：第9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301.
[8]无罗叉.放光般若经[M]//中华大藏经：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44.
[9]道泰，等译.入大乘论[M]//中华大藏经：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法炬.法海经[M]//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615.
[11]支谦.梵摩渝经[M]//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43.
[12]僧祐.出三藏记集[M]//中华大藏经：第5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法显.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
[14]竺法护，译.佛说普曜经[M]//中华大藏经：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394.
[1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1.
[16]冯英.大月氏对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2）.
[1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2.
[18]傅仁麟.浅谈中原汉族移民新疆史及“丝绸之路”的开拓[J].地域研究与开发，1989（1）.
作者简介：王晨悦（1995—），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佛教。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