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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被人称为孤独写作者的翁新华，相继出版了《香木》《淫羊藿》《女人的麦哲伦航线》《城市木马》《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等五部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因其强烈的探索性与鲜明的现实指向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当然，这样一种创作倾向同样体现于他的《牙齿》《最后一声杭育》《盘话》《的哥麦碗》《拿摩乎》等中篇小说。尤其《的哥麦碗》，直面当下时代处于遽变中人的精神状态，尖锐地揭示了人性与社会现实之“恶”的缠绵景象。①
然而，其中篇新作《给一棵树放电影》，却回避了直击现实问题的尖锐叙事，而是以最为柔软的生命敲击坚硬的历史冰封，犹似《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使用的那把夹在《圣经》中的小铁锤，三年时间内敲穿那个需要60年才能敲穿的地洞。
阅读《给一棵树放电影》，会自觉不自觉地走进这部已经映完却又正在放映着的、散发出舒缓、温婉和质朴气息的“电影”之中。就这一层面来说，小说所呈现出的“变化”，不仅突显了翁新华从最细微处入手把握生活本质，以及看透历史现实的能力，而且也恰恰确证了小说的尖锐度不一定都需要用重锤来敲动的创作理念。
一、小人物与“好人”
《给一棵树放电影》，从名字到内容都富有诗意；通过乡村电影放映员“我”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野战四连两位战士韩柱子和韩小武在军营留守处的故事。相异于以往程式化的军旅小说，翁新华没有着力描绘多姿多彩的军旅生活，而是尽情言说自己的天地。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虚假做作，沒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质朴的小人物，都有一颗简单而透明的心。
要给小说中的人物做一个分类，主要有这样两类，一类是以韩柱子和韩小武为代表的留守战士；另一类是以“我”、张三牧、梅婶、稻子、谷子等为代表的公社社员。小说展现的生活场景，也是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这种氛围的选择，决定了小说是一首恬淡的长诗。
柱子是个26岁的老兵，“是个孤儿，原本早该复员了，却赖在连队不走，连部经报请上级批准，就让他留了下来，算是超期服役”。而18岁的新兵韩小武“入伍前当过赤脚医生，除了能治病，还有不少其他才艺”。
四连开拔后，这两个来自东北的农村兵留守营房，因留守处没拨军饷，给养全靠养猪的收入支付。即使是在仅有两人的情况下，他们仍严守纪律，保持军人的本色，不向村民索取分毫，却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比如，小武冒着生命危险及时给被毒蛇咬伤的村民梅婶清毒；每当“我”到留守处放映电影，小武就会去山上采野蕨，拾蘑菇，掏喜鹊蛋，或去小溪里扳螃蟹，摸鲫鱼，抓黄鳝，这既缓解了没有生活补给的压力，又为“我”这个放映员改善了生活；气温骤降，小武悄悄脱下自己大衣，送给正在给社员们放映电影的“我”；得知梅婶家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柱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省吃俭用的一百元；接到护路的紧急命令，柱子和小武赶到铁路边上的04号哨位，在冰天雪地中守候了整整14个小时，作为哥哥的柱子，三番五次把自己的大衣强行让给弟弟，自己差一点冻毙，等等。
无疑，小武和柱子是每个人身边的熟悉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神秘或神圣感，所做的也是平凡小事。但是，在公社社员尤其是张三牧一家人看来，他们却又是真真切切的好人。不论是张三牧那“噗通一声跪下”，还是“四朵金花”的登门拜谢，都说明了他们作为“好人”而存在的事实。
不容否认，“好人”一直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主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制造了各式各样被膜拜的“好人”，甚至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好人”又走下了“神坛”，来到了“人间”。但近年来，“好人”又似乎脱胎换骨成为了“平民”，我们又见到了大量的小人物成长为“大好人”的叙事。
翁新华的小说，则完全跳出以上窠臼，着眼平凡，书写平凡，追求的近似于天籁。
《给一棵树放电影》出彩之处，在于绝非追赶时髦去叙述小人物的“成长”，也不是要厘清“好人”叙事的流变过程；它用庸常与平淡，演绎了两个战士当兵的出发点——以转干改变穷困的物质生活现状，能在光棍成堆的故乡娶上女人，过上一种绝对算不上奢侈的农家生活。如果说这个梦想也算非分，连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
柱子的工作是养猪，他不愿提及在连队的工作，“是怕露丑，家乡人都不知道俺们在部队养猪”。为了实现“梦想”，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武身上，“你脑袋瓜比俺灵，年龄也小一疙瘩，总有一天首长会看中的。你是哥写信动员来部队，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哥巴望你有出息。你得给哥争口气。哥是没指望了，就算不会把俺赶走，恐怕也会一辈子养猪吧。”他腾出时间给小武看书，“把留守处百分之八十的活计揽下了。”他不是在做一个班长，而是在做一个兄长。
与柱子相比，小武的梦想则强烈一些，他一心想着“迟早会上前线”，“俺擦枪，打靶，练习瞄准，扔手榴弹，钻研《孙子兵法》和毛主席的游击战、麻雀战，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不上前线打一次仗，弄件四个口袋，算什么当兵啊？”他也坚信，“上前线，俺一准立大功！”
实际上，小武参军之前在老家当赤脚医生，这也暗示了他的结局同样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意味。
可以说，这部小说上演的是一曲小人物的“慷慨”悲歌，这种叙述不仅以巨大情感力量显示了“好人”在传统审美心理结构中的沉淀，而且也使得人物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丰满。
二、小叙事中的“大历史”
《给一棵树放电影》是一部写军民情、战友情、兄弟情、朋友情的小说，叙事焦点实质上是置于个人命运和情感世界这样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与“儿女情”。当然，翁新华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满是人情味的“爱情”故事。
应该说，找寻各自的爱情是柱子、小武和“我”这三个年轻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反映上个世纪70年代军旅生活，这合适吗？——这一点似可看作翁新华让文学回归文学的努力。他也成功了。
小武在入伍前就给说了对象杏花儿，他还向“我”着重强调“不是桃花杏花的杏，是银杏的杏”，因为银杏是国树，也是他家乡的特产。这不仅流露出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也可以见到他沉浸于爱情中的甜蜜与知足。稍后，他甚至有了当一个有真本事的蛇医，携杏花儿来江南居住的朴素愿景。因为他从乡亲们的感戴、朋友的深情厚谊、稻子的依恋中收获了人生的快慰。 与小武同龄的小华也并不“吝惜”分享恋爱的幸福，他坦言对象是公社机关守总机的17岁的张红卫，她“和杏花儿有得一拼，王芳（电影《英雄儿女》的人物）差一个档次。”
另一面，为了书写兄弟情，翁新华还特意安排，小武在自己获得了爱情的同时，时刻惦记着班长韩柱子的“幸福”，想方设法为他“牵红线”。委托“我”给柱子介绍对象，“你放电影满天飞，朋友遍天下，认识的三八節多，遇上好女娃，给牵根红线。”“下次你若不给俺带个预备役嫂子来，俺和你朋友关系一刀两断。”
遇到张三牧的大女儿稻子，小武最先想到的是给柱子牵好这根红线。于是，他“创造”柱子和稻子见面接触的机会，让柱子亲自把给梅婶支付的医药费交给稻子。他还鼓动说：“最适合去的是你这班长。再说，救助贫下中农，虾兵蟹将都出动了，司令员却不管不顾麻木不仁，哥的威信在稻子心中陡降三丈。”这又可以见到韩小武的俏皮、可爱、细腻与活泼。
这种“儿女情”是与“家务事”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张三牧家的两次主动“牵红线”上。一是，张三牧带着稻子、谷子、麦子、梁子四个女儿到留守处感谢柱子和小武。此时的稻子已经喜欢上了清秀能干的小武，甚至筹划嫁给他。于是，她主动给小武写信表达爱意，但小武有了对象杏花儿，便及时婉拒了这份美意。二是，梅婶特意给韩柱子和二女儿谷子牵红线，但柱子坚持“不能拿女娃当礼物送人感恩”，虽然内心乐意，口头却未接受。
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更多着眼于人的内部视点，即深入人物内心来展现女性的变化，既有经济地位的改善，又更多是精神与心理的改变。但必须指出，这两桩“美事”又有本质的差异，稻子对小武的爱慕是典型的“女追男”的现代爱情，而谷子对柱子的认同却是一种传统的爱情。换而言之，前者是自由恋爱，稻子敢于追求幸福，她意识到“男女自由谈恋爱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当遭小武婉拒后，她坚决不接受小武牵线和父母劝告，不愿把自己当作“处理品”转给韩柱子。后者则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为了报恩，梅婶一心要给韩柱子牵红线，恰如梅婶所说的：“知恩不报，咱七孔桥不作兴，满世界都不作兴，半年多了，梅姑没有一天忘记了解放军。吃不香，睡不甜，欠下韩班长情分，就活得不地道！”为此，他们上演了一个《姊妹易嫁》折子戏，打算把谷子许配给柱子。尽管梅婶一再强调“许配你，也不是爹妈强迫”，但谷子那句“我，我妈都说了。就，就怕配不上柱子哥”，实质上却道出了其中隐含的受之于“父母之命”的意味。透过这两种截然相对的观念，我们观察到，这种“儿女情”与“家务事”事实上已然超越了政治文化框架中的“军民鱼水情”的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借助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不仅用细节刻画了人物性格，传达了内心的律动，而且还揭示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文化交替与冲突的历史状况。
从深层来看，这种小叙事中隐含的“大历史”并不仅仅限于“儿女情”。实际上，《给一棵树放电影》在读者不经意之处，已经有预谋地暗示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西南边境的战事，也暗示了柱子和小武未来的命运。这种暗示貌似无心的闲笔，实则深藏机巧。小说读到结尾，方才悟出作者结构安排上的精巧。
除此之外，翁新华花了不少笔墨，着意描写了小武的天赋，接受知识的机敏，如初治蛇伤表现出的高超医术，县医院专家对小武的欣赏赞叹，对国树银杏历史文化内涵及功用的阐释，对电影原理及放映技术的无师自通等等。这种种铺垫、渲染，把小武精神内质及才华推到了极致。作者甚至借“右派教授”之口，以“暴殄天物”一词，表达了对一号主人公的惋惜，继而劝导小武一齐补习高中功课，为报考大学做好准备。而且那个稻子也发现了小武的天赋，认定他如果家境好一点，能送读到高中毕业，一准清华、北大的料。
作者为何把小人物的内心写得纤尘不染？为何把小人物的文化天赋渲染到几近极致？为什么把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写得情同手足？——这种日常生活中透出“大历史”的叙事，恰如陈晓明评价《笨花》所言，“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②
在小说故作徐缓的情节推进中，可以不时见到战事情况，比如，“报上说，西南边境小蚂蚱蹦跶得凶，邓小平都发话了，迟早得教训他们一下。”又如，“外交部发言人刘文明，谴责南方边境小蚂蚱挑衅闹事的场景，接着是一组小蚂蚱侵犯领土，杀害无辜边民的镜头，激起观众强烈的愤慨。”等等。
当然，柱子和小武是何时参加战争，而战争又是何时结束的，小说中并未明确。翁新华高明地把宏大的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作为了叙述背景，小说避开了慷慨悲壮的战争场面，将笔墨主要用于战争打响前的小故事和琐碎的生活细节。这并不只是剪裁上的别出心裁，更主要的是，惟其如此，小说才能充分地显示出其丰富与张力。
但又需要看到，翁新华始终怀着言说“大历史”的冲动，却又试图在叙事中逃离它。由此，这部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大历史”与“小叙事”的紧张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原本紧张的翁新华，却装作恬淡的样子，要紧不忙地把小武从各个侧面，各个细节，塑造得尽善尽美，如高明的雕刻大师在悉心地慢腾腾地雕刻一只价值连城的玉石花瓶。
最终，这花瓶是会在不经意间失手打碎的啊！
三、以生命“称量”战争
“我”为何给一棵树放电影？——曾经有过7年乡村放映员经历的翁新华，实际上就是小说中的“我”。据他回忆，他还真有过一位喜欢银杏树的解放军朋友、同年。他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俩的友情。直到34年后，才终于有了这篇小说。无疑，小说是他熟悉生活的一种再现。
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部“电影”，而小说中作为“大历史”存在的战争更类似于“电影”的回放。
就这场战争的“回放”来说，小说所涉及的是很多作家已经触摸过的老题材。当那段历史被大多数人忘却，被冰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成为明日黄花，翁新华的书写是这一历史事件断裂后的续接。他跳出了当下文学扎堆写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程式化桎梏。然而，又并未一味地叙述战争，从而避免了深陷题材的同质化与类型化的状况。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怀揣着对他者的体恤、同情与理解，并体现出较为敏锐地对于自己生活世界之外的现实感的感知能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寄寓了作者对现代战争的深度思考，并显现出了他以生命来“称量”战争的努力。
——这就是小说立意的非同凡响之处。
小说中的战争叙述集中在第十四节，而直接写到战争场面的文字不到两千。这占整个小说篇幅不到百分之六的文字，却恰恰凝聚了作者最为深刻的思索。
有必要回溯下小说中“追忆的画面与电影画面叠印”场景。
先锋部队伤亡很重，柱子和小武作为临时补员回到了野战四连，而四连正待命为夺下一百米开外的0148号高地主峰发起第三次冲锋。翁新华正是从柱子和小武这两人的命运切入，从而引人深思“生命”与“战争”两者之间复杂而又两难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细节来洞察到作者的“沉思”。
一个细节是，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即使是冲锋的战士伤亡率已达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得到的命令仍然是——“目标0148高地，全速前进！”或者是“不许趴下，还有7分钟，必须拿下0148高地！1连，2连，3连，4连……你们的任务是趟雷，为后续部队总攻扫除路障！趟雷！趟雷！趟雷！”
——趟雷是那场战争无可否认的真实存在，在诸多军界高层人物及军事专家大量回忆录中，都记述了这一存在。具体到小说，待到趟完地雷，高地顺利拿下，仅四连的133名官兵只剩下了韩柱子一人。
另一个细节是，在向高地冲锋中，柱子把红旗领章和红五星帽徽拔了下来，也把小武军帽上的红五星和胸口两侧的红旗领章扯下了。因为他意识到红五星红领章很可能被敌方红外线瞄准仪自动锁定目标，这样在冲锋过程中容易成为活靶子。
这个细节，也是那场战争无可否认的真实存在。我们在追忆总结那场战争经验得失的大量文章中，不难找到。但柱子的“不在于像不像，在于谁灭了谁；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观念，显然与部队纪律相背离，这正如127团代理团长质问他的，“干吗擅自摘下军徽领章？”
战争结束后，柱子并没有像李云龙一样成为部队的高级指挥员，而是退伍回乡种地。瞬息之间化为一缕烟尘的小武，却也因此没有“立功”，仅仅归于烈士行列。
透过这两个细节，小说在某種程度上真切地再现了战争血腥且毁灭性的一面，鲜活的生命最终一个个倒下，这便是战争，着实撼人心魄。在这里，“命令”无疑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符号，它指向的是冲锋与胜利，更蕴含着集体强烈召唤个体生命，而个体则必须用生命来皈依集体的价值。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或集体价值）要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这些细节叙述，都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揭示了战争的残忍与对生命敬畏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关系却又是作者深深质疑而又时刻反思的。由此可见，作者借用小叙事中的“大历史”为小人物正名，从而表达了对生命的惋惜，以及寻求对个体价值/生命的肯定与维护。
问题在于，面对残酷的战争，应该如何维护生命？这恐怕又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对此，翁新华也未必有答案，正如“我”给小武和他亲手种下的那棵银杏树放的电影一样，也只能是“月朦胧，鸟朦胧”了。
当然，作者并未回避韩小武等战士身上存在的问题。毫无夸张地说，小武和柱子从留守养猪到一跃奔赴战争前线，这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尤其是小武的牺牲更是必然。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小武过于急迫地渴望上前线，“打几次仗，立个大功”，而后回家和杏花儿成亲。待到上战场后，小武并未听从柱子建议的匍匐前进，而是迎着敌方的枪林弹雨，“端着那支56式步枪，挺直身个向前奔跑。”此时，他既不忘命令下达的10分钟拿下高地而嫌匍匐前进太慢，却又时刻惦记着向杏花儿发过誓，“俺想立功”；另一方面，小武毕竟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没有受到过起码的军事训练，缺乏最基本的实战经验。他压根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农民，以致于到达前线后，还缠着三排长“想当机枪手，要么驾坦克。或者仿效杨子荣扮个小头领深入敌穴抓舌头”。事实上，他恰如柱子的警告，“你什么都不会，养猪都不会。”
无疑，这些问题的设置并不意在否定小武的行为，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人、战争及生命的思考。
总的来说，《给一棵树放电影》从小人物与小叙事着手，从而观照了“好人”与“大历史”，深刻地检视了生命伦理与战争伦理的矛盾。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进行了反思，以柔软的生命撕裂了尖锐的历史现实，又拓展了小说叙事的无限张力。
小说结尾，当柱子背着象征小武生命的银杏踏上复员的归途时，翁新华这样写道，“回望远方田垅，不知稻子谷子会不会追过来。”
同样，我无法确信的是，翁新华对生命伦理的探索能走向怎样的深度？或者说，又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或许，这一切只能留给未来。
注释：
①陈进武：《缠绵的人性与社会之恶》——从翁新华〈的哥麦碗〉谈起》，《云梦学刊》2013年第7期。
② 陈晓明：《小叙事中驾驭大历史》，《河北日报》2006年3月13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性话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项目编号：12JJD750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然而，其中篇新作《给一棵树放电影》，却回避了直击现实问题的尖锐叙事，而是以最为柔软的生命敲击坚硬的历史冰封，犹似《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使用的那把夹在《圣经》中的小铁锤，三年时间内敲穿那个需要60年才能敲穿的地洞。
阅读《给一棵树放电影》，会自觉不自觉地走进这部已经映完却又正在放映着的、散发出舒缓、温婉和质朴气息的“电影”之中。就这一层面来说，小说所呈现出的“变化”，不仅突显了翁新华从最细微处入手把握生活本质，以及看透历史现实的能力，而且也恰恰确证了小说的尖锐度不一定都需要用重锤来敲动的创作理念。
一、小人物与“好人”
《给一棵树放电影》，从名字到内容都富有诗意；通过乡村电影放映员“我”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野战四连两位战士韩柱子和韩小武在军营留守处的故事。相异于以往程式化的军旅小说，翁新华没有着力描绘多姿多彩的军旅生活，而是尽情言说自己的天地。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虚假做作，沒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质朴的小人物，都有一颗简单而透明的心。
要给小说中的人物做一个分类，主要有这样两类，一类是以韩柱子和韩小武为代表的留守战士；另一类是以“我”、张三牧、梅婶、稻子、谷子等为代表的公社社员。小说展现的生活场景，也是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这种氛围的选择，决定了小说是一首恬淡的长诗。
柱子是个26岁的老兵，“是个孤儿，原本早该复员了，却赖在连队不走，连部经报请上级批准，就让他留了下来，算是超期服役”。而18岁的新兵韩小武“入伍前当过赤脚医生，除了能治病，还有不少其他才艺”。
四连开拔后，这两个来自东北的农村兵留守营房，因留守处没拨军饷，给养全靠养猪的收入支付。即使是在仅有两人的情况下，他们仍严守纪律，保持军人的本色，不向村民索取分毫，却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比如，小武冒着生命危险及时给被毒蛇咬伤的村民梅婶清毒；每当“我”到留守处放映电影，小武就会去山上采野蕨，拾蘑菇，掏喜鹊蛋，或去小溪里扳螃蟹，摸鲫鱼，抓黄鳝，这既缓解了没有生活补给的压力，又为“我”这个放映员改善了生活；气温骤降，小武悄悄脱下自己大衣，送给正在给社员们放映电影的“我”；得知梅婶家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柱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省吃俭用的一百元；接到护路的紧急命令，柱子和小武赶到铁路边上的04号哨位，在冰天雪地中守候了整整14个小时，作为哥哥的柱子，三番五次把自己的大衣强行让给弟弟，自己差一点冻毙，等等。
无疑，小武和柱子是每个人身边的熟悉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神秘或神圣感，所做的也是平凡小事。但是，在公社社员尤其是张三牧一家人看来，他们却又是真真切切的好人。不论是张三牧那“噗通一声跪下”，还是“四朵金花”的登门拜谢，都说明了他们作为“好人”而存在的事实。
不容否认，“好人”一直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主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制造了各式各样被膜拜的“好人”，甚至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好人”又走下了“神坛”，来到了“人间”。但近年来，“好人”又似乎脱胎换骨成为了“平民”，我们又见到了大量的小人物成长为“大好人”的叙事。
翁新华的小说，则完全跳出以上窠臼，着眼平凡，书写平凡，追求的近似于天籁。
《给一棵树放电影》出彩之处，在于绝非追赶时髦去叙述小人物的“成长”，也不是要厘清“好人”叙事的流变过程；它用庸常与平淡，演绎了两个战士当兵的出发点——以转干改变穷困的物质生活现状，能在光棍成堆的故乡娶上女人，过上一种绝对算不上奢侈的农家生活。如果说这个梦想也算非分，连上帝都是可以原谅的。
柱子的工作是养猪，他不愿提及在连队的工作，“是怕露丑，家乡人都不知道俺们在部队养猪”。为了实现“梦想”，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武身上，“你脑袋瓜比俺灵，年龄也小一疙瘩，总有一天首长会看中的。你是哥写信动员来部队，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哥巴望你有出息。你得给哥争口气。哥是没指望了，就算不会把俺赶走，恐怕也会一辈子养猪吧。”他腾出时间给小武看书，“把留守处百分之八十的活计揽下了。”他不是在做一个班长，而是在做一个兄长。
与柱子相比，小武的梦想则强烈一些，他一心想着“迟早会上前线”，“俺擦枪，打靶，练习瞄准，扔手榴弹，钻研《孙子兵法》和毛主席的游击战、麻雀战，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不上前线打一次仗，弄件四个口袋，算什么当兵啊？”他也坚信，“上前线，俺一准立大功！”
实际上，小武参军之前在老家当赤脚医生，这也暗示了他的结局同样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意味。
可以说，这部小说上演的是一曲小人物的“慷慨”悲歌，这种叙述不仅以巨大情感力量显示了“好人”在传统审美心理结构中的沉淀，而且也使得人物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丰满。
二、小叙事中的“大历史”
《给一棵树放电影》是一部写军民情、战友情、兄弟情、朋友情的小说，叙事焦点实质上是置于个人命运和情感世界这样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与“儿女情”。当然，翁新华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满是人情味的“爱情”故事。
应该说，找寻各自的爱情是柱子、小武和“我”这三个年轻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反映上个世纪70年代军旅生活，这合适吗？——这一点似可看作翁新华让文学回归文学的努力。他也成功了。
小武在入伍前就给说了对象杏花儿，他还向“我”着重强调“不是桃花杏花的杏，是银杏的杏”，因为银杏是国树，也是他家乡的特产。这不仅流露出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也可以见到他沉浸于爱情中的甜蜜与知足。稍后，他甚至有了当一个有真本事的蛇医，携杏花儿来江南居住的朴素愿景。因为他从乡亲们的感戴、朋友的深情厚谊、稻子的依恋中收获了人生的快慰。 与小武同龄的小华也并不“吝惜”分享恋爱的幸福，他坦言对象是公社机关守总机的17岁的张红卫，她“和杏花儿有得一拼，王芳（电影《英雄儿女》的人物）差一个档次。”
另一面，为了书写兄弟情，翁新华还特意安排，小武在自己获得了爱情的同时，时刻惦记着班长韩柱子的“幸福”，想方设法为他“牵红线”。委托“我”给柱子介绍对象，“你放电影满天飞，朋友遍天下，认识的三八節多，遇上好女娃，给牵根红线。”“下次你若不给俺带个预备役嫂子来，俺和你朋友关系一刀两断。”
遇到张三牧的大女儿稻子，小武最先想到的是给柱子牵好这根红线。于是，他“创造”柱子和稻子见面接触的机会，让柱子亲自把给梅婶支付的医药费交给稻子。他还鼓动说：“最适合去的是你这班长。再说，救助贫下中农，虾兵蟹将都出动了，司令员却不管不顾麻木不仁，哥的威信在稻子心中陡降三丈。”这又可以见到韩小武的俏皮、可爱、细腻与活泼。
这种“儿女情”是与“家务事”紧密联系的，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张三牧家的两次主动“牵红线”上。一是，张三牧带着稻子、谷子、麦子、梁子四个女儿到留守处感谢柱子和小武。此时的稻子已经喜欢上了清秀能干的小武，甚至筹划嫁给他。于是，她主动给小武写信表达爱意，但小武有了对象杏花儿，便及时婉拒了这份美意。二是，梅婶特意给韩柱子和二女儿谷子牵红线，但柱子坚持“不能拿女娃当礼物送人感恩”，虽然内心乐意，口头却未接受。
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更多着眼于人的内部视点，即深入人物内心来展现女性的变化，既有经济地位的改善，又更多是精神与心理的改变。但必须指出，这两桩“美事”又有本质的差异，稻子对小武的爱慕是典型的“女追男”的现代爱情，而谷子对柱子的认同却是一种传统的爱情。换而言之，前者是自由恋爱，稻子敢于追求幸福，她意识到“男女自由谈恋爱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当遭小武婉拒后，她坚决不接受小武牵线和父母劝告，不愿把自己当作“处理品”转给韩柱子。后者则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为了报恩，梅婶一心要给韩柱子牵红线，恰如梅婶所说的：“知恩不报，咱七孔桥不作兴，满世界都不作兴，半年多了，梅姑没有一天忘记了解放军。吃不香，睡不甜，欠下韩班长情分，就活得不地道！”为此，他们上演了一个《姊妹易嫁》折子戏，打算把谷子许配给柱子。尽管梅婶一再强调“许配你，也不是爹妈强迫”，但谷子那句“我，我妈都说了。就，就怕配不上柱子哥”，实质上却道出了其中隐含的受之于“父母之命”的意味。透过这两种截然相对的观念，我们观察到，这种“儿女情”与“家务事”事实上已然超越了政治文化框架中的“军民鱼水情”的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借助日常生活的小叙事，不仅用细节刻画了人物性格，传达了内心的律动，而且还揭示了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新旧文化交替与冲突的历史状况。
从深层来看，这种小叙事中隐含的“大历史”并不仅仅限于“儿女情”。实际上，《给一棵树放电影》在读者不经意之处，已经有预谋地暗示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西南边境的战事，也暗示了柱子和小武未来的命运。这种暗示貌似无心的闲笔，实则深藏机巧。小说读到结尾，方才悟出作者结构安排上的精巧。
除此之外，翁新华花了不少笔墨，着意描写了小武的天赋，接受知识的机敏，如初治蛇伤表现出的高超医术，县医院专家对小武的欣赏赞叹，对国树银杏历史文化内涵及功用的阐释，对电影原理及放映技术的无师自通等等。这种种铺垫、渲染，把小武精神内质及才华推到了极致。作者甚至借“右派教授”之口，以“暴殄天物”一词，表达了对一号主人公的惋惜，继而劝导小武一齐补习高中功课，为报考大学做好准备。而且那个稻子也发现了小武的天赋，认定他如果家境好一点，能送读到高中毕业，一准清华、北大的料。
作者为何把小人物的内心写得纤尘不染？为何把小人物的文化天赋渲染到几近极致？为什么把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写得情同手足？——这种日常生活中透出“大历史”的叙事，恰如陈晓明评价《笨花》所言，“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②
在小说故作徐缓的情节推进中，可以不时见到战事情况，比如，“报上说，西南边境小蚂蚱蹦跶得凶，邓小平都发话了，迟早得教训他们一下。”又如，“外交部发言人刘文明，谴责南方边境小蚂蚱挑衅闹事的场景，接着是一组小蚂蚱侵犯领土，杀害无辜边民的镜头，激起观众强烈的愤慨。”等等。
当然，柱子和小武是何时参加战争，而战争又是何时结束的，小说中并未明确。翁新华高明地把宏大的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作为了叙述背景，小说避开了慷慨悲壮的战争场面，将笔墨主要用于战争打响前的小故事和琐碎的生活细节。这并不只是剪裁上的别出心裁，更主要的是，惟其如此，小说才能充分地显示出其丰富与张力。
但又需要看到，翁新华始终怀着言说“大历史”的冲动，却又试图在叙事中逃离它。由此，这部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大历史”与“小叙事”的紧张关系。也可以这样说，原本紧张的翁新华，却装作恬淡的样子，要紧不忙地把小武从各个侧面，各个细节，塑造得尽善尽美，如高明的雕刻大师在悉心地慢腾腾地雕刻一只价值连城的玉石花瓶。
最终，这花瓶是会在不经意间失手打碎的啊！
三、以生命“称量”战争
“我”为何给一棵树放电影？——曾经有过7年乡村放映员经历的翁新华，实际上就是小说中的“我”。据他回忆，他还真有过一位喜欢银杏树的解放军朋友、同年。他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俩的友情。直到34年后，才终于有了这篇小说。无疑，小说是他熟悉生活的一种再现。
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部“电影”，而小说中作为“大历史”存在的战争更类似于“电影”的回放。
就这场战争的“回放”来说，小说所涉及的是很多作家已经触摸过的老题材。当那段历史被大多数人忘却，被冰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成为明日黄花，翁新华的书写是这一历史事件断裂后的续接。他跳出了当下文学扎堆写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程式化桎梏。然而，又并未一味地叙述战争，从而避免了深陷题材的同质化与类型化的状况。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怀揣着对他者的体恤、同情与理解，并体现出较为敏锐地对于自己生活世界之外的现实感的感知能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寄寓了作者对现代战争的深度思考，并显现出了他以生命来“称量”战争的努力。
——这就是小说立意的非同凡响之处。
小说中的战争叙述集中在第十四节，而直接写到战争场面的文字不到两千。这占整个小说篇幅不到百分之六的文字，却恰恰凝聚了作者最为深刻的思索。
有必要回溯下小说中“追忆的画面与电影画面叠印”场景。
先锋部队伤亡很重，柱子和小武作为临时补员回到了野战四连，而四连正待命为夺下一百米开外的0148号高地主峰发起第三次冲锋。翁新华正是从柱子和小武这两人的命运切入，从而引人深思“生命”与“战争”两者之间复杂而又两难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细节来洞察到作者的“沉思”。
一个细节是，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即使是冲锋的战士伤亡率已达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得到的命令仍然是——“目标0148高地，全速前进！”或者是“不许趴下，还有7分钟，必须拿下0148高地！1连，2连，3连，4连……你们的任务是趟雷，为后续部队总攻扫除路障！趟雷！趟雷！趟雷！”
——趟雷是那场战争无可否认的真实存在，在诸多军界高层人物及军事专家大量回忆录中，都记述了这一存在。具体到小说，待到趟完地雷，高地顺利拿下，仅四连的133名官兵只剩下了韩柱子一人。
另一个细节是，在向高地冲锋中，柱子把红旗领章和红五星帽徽拔了下来，也把小武军帽上的红五星和胸口两侧的红旗领章扯下了。因为他意识到红五星红领章很可能被敌方红外线瞄准仪自动锁定目标，这样在冲锋过程中容易成为活靶子。
这个细节，也是那场战争无可否认的真实存在。我们在追忆总结那场战争经验得失的大量文章中，不难找到。但柱子的“不在于像不像，在于谁灭了谁；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观念，显然与部队纪律相背离，这正如127团代理团长质问他的，“干吗擅自摘下军徽领章？”
战争结束后，柱子并没有像李云龙一样成为部队的高级指挥员，而是退伍回乡种地。瞬息之间化为一缕烟尘的小武，却也因此没有“立功”，仅仅归于烈士行列。
透过这两个细节，小说在某種程度上真切地再现了战争血腥且毁灭性的一面，鲜活的生命最终一个个倒下，这便是战争，着实撼人心魄。在这里，“命令”无疑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符号，它指向的是冲锋与胜利，更蕴含着集体强烈召唤个体生命，而个体则必须用生命来皈依集体的价值。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或集体价值）要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这些细节叙述，都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揭示了战争的残忍与对生命敬畏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关系却又是作者深深质疑而又时刻反思的。由此可见，作者借用小叙事中的“大历史”为小人物正名，从而表达了对生命的惋惜，以及寻求对个体价值/生命的肯定与维护。
问题在于，面对残酷的战争，应该如何维护生命？这恐怕又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对此，翁新华也未必有答案，正如“我”给小武和他亲手种下的那棵银杏树放的电影一样，也只能是“月朦胧，鸟朦胧”了。
当然，作者并未回避韩小武等战士身上存在的问题。毫无夸张地说，小武和柱子从留守养猪到一跃奔赴战争前线，这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尤其是小武的牺牲更是必然。这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小武过于急迫地渴望上前线，“打几次仗，立个大功”，而后回家和杏花儿成亲。待到上战场后，小武并未听从柱子建议的匍匐前进，而是迎着敌方的枪林弹雨，“端着那支56式步枪，挺直身个向前奔跑。”此时，他既不忘命令下达的10分钟拿下高地而嫌匍匐前进太慢，却又时刻惦记着向杏花儿发过誓，“俺想立功”；另一方面，小武毕竟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没有受到过起码的军事训练，缺乏最基本的实战经验。他压根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农民，以致于到达前线后，还缠着三排长“想当机枪手，要么驾坦克。或者仿效杨子荣扮个小头领深入敌穴抓舌头”。事实上，他恰如柱子的警告，“你什么都不会，养猪都不会。”
无疑，这些问题的设置并不意在否定小武的行为，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人、战争及生命的思考。
总的来说，《给一棵树放电影》从小人物与小叙事着手，从而观照了“好人”与“大历史”，深刻地检视了生命伦理与战争伦理的矛盾。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进行了反思，以柔软的生命撕裂了尖锐的历史现实，又拓展了小说叙事的无限张力。
小说结尾，当柱子背着象征小武生命的银杏踏上复员的归途时，翁新华这样写道，“回望远方田垅，不知稻子谷子会不会追过来。”
同样，我无法确信的是，翁新华对生命伦理的探索能走向怎样的深度？或者说，又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或许，这一切只能留给未来。
注释：
①陈进武：《缠绵的人性与社会之恶》——从翁新华〈的哥麦碗〉谈起》，《云梦学刊》2013年第7期。
② 陈晓明：《小叙事中驾驭大历史》，《河北日报》2006年3月13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性话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项目编号：12JJD750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