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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勇、谢亚龙，我接触的不是很多，但在仅有的几次中，冷眼旁观之下也有一些印记。
总的来看。二人的行为方式都比较低调。南勇是木讷中又有几分爽气，谢亚龙则是面带微笑、语调低级，尽显一副知识分子的风度。说来凑巧，对他们二人印象最深的竟是在酒桌上。
整整五年前，也就是第十届全运会在江苏举办之际。我去采访。一天夜里，发完稿子后便和几位老记者前去吃宵夜。刚吃到一半时，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前任足协掌门王俊生，随后跟着的便是南勇还有其他二位足协工作人员。大概因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记者，与足协大多打了多年交道，互相之间并不陌生，所以王、南一行也没太客气便与我们坐在了一起。重新添酒添菜后，大家重新开喝。记得那时谢亚龙刚到足协也就半年多。坊间已有传闻谢、南二人在不少问题上分歧很多，加之又有前辈老领导在坐。南勇在吃饭时的话便愈发地少了起来。偶尔说几句也多是顺着王俊生的话头说下去。作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王俊生的话自然还是离不开足球。虽然他此时的身份已是中体产业公司的董事长了。他谈到了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的糟糕表现。谈到了球迷对国字号、对足协的极端不满，特别谈到了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报道，表情严肃地告诫：大家都是一家人，许多记者也都是吃着足球这碗饭的，总是报道足体圈里的负面东西，不但对中国足球发展不利，就是对自己的职业饭碗也没好处。此时，南勇接过话头说了句：“如果连足球比赛都没人看了，你们写的足球报道还会有人看吗?”说实际的，我对这种观点并不赞成，但看到王俊生的严肃、南勇的真诚，再加之考虑到此时已是夜半更深，大家本是劳累了一天后喝喝小酒放松一下，没必要再去争论这般严肃的话题，所以也就没说什么。桌上的其他老记恐怕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所以也就无人搭腔。
场面稍显冷清后，很快就转到相对轻松的话题上，我们曾组织过记者联队与国家队教练组以及其他辅助人员踢过球，谈及此事。南勇很感兴趣。他说上次他没赶上，下次一定要争取上场。早就知道在足协领导中，王俊生、南勇的球技是最好的，毕竟年轻时参加过专业队，现在王的年纪有些大了，而南的球瘾正大。于是。话题就转到这上面来了。南勇当即表示，他会在香河基地恭候大家。记者们可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前去，踢场球、洗个澡，再吃顿饭，一切都由他来安排，而且最好能形成一个制度。虽然这一切都从未实现过，但南勇当时的表情还是很真的，不像是酒话。
虽然话说的不多，酒可喝了不少。据说在足协里南勇的酒量是数一数二的，但也架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先是大家一起喝，然后是单独敬酒，而南勇的酒德还是很好的。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也不矫情，端起来就喝，很快就有十来杯下肚，他的脸已比刚开始时红了不少。跟在旁边的那二位足协工作人员见状便提出“时间不早，今天先到这里，改日再聚”的意见，王、南也就借势与大家喝罢杯中酒后拱手而别。
与谢亚龙在酒桌上的相逢则是在此之后一年多的一个春日里，国足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比赛前，足协出面搞了次小范围的聚会，主题还是感谢媒体的支持并希望大家继续多鼓励。谢亚龙有些姗姗来迟，落座后便向大家表示歉意。他穿着一身国家队主赞助商提供的衣服，看来也是有意的，目的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不忘回报赞助商。他说话的语速不急不慢，声调很低，因此，当他开口时，大家便需侧耳静听，这大概也是一种身为领导者的艺术吧。
记得那次谈话的范围很广。有些云山雾罩，并无鲜明主题。但无论话题转到哪里，谢亚龙都能很快接上，而且遣词用语都颇有文采。印象较深的是在谈到人体结构与球员伤病时，曾担任过北体大副校长的他侃侃而谈，令我们这些一知半解者不但插不上话，连听明白都有些困难。其后不久。当国足在奥运会上表现很差时，全国球迷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高呼“谢亚龙下课外”，还流传出了谢氏“叉腰肌”的名言，应该说是有几分可信性的，因为他的确喜欢这类话题，甚至有些显摆之嫌了。
期间，有人说起了在足记中流传的一些不太雅的笑话，谢亚龙先是听着，碰到不解之处还要追问一句，最后，他还亲自讲了一个，意在搞活气氛、与民同乐。同来的除了老记，足协方面作陪的还有领队蔚少辉。蔚的高门大嗓甚至口无遮拦与谢的轻声细语、字斟句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倾听时，谢亚龙始终面带微笑，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的这种神情、谈吐与以往足协里不少人的作派也是大相径庭的。不知是否刻意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以往不同来。
跟南勇比起来，谢亚龙的酒量就差多了，也许是接触的次数不多。关系不近，但更可能是他本就如此。整顿饭期间。谢的面前只斟了一杯啤酒，等到离席之际也只喝了不到半杯。每当大家举杯时，他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般地端起来沾沾嘴唇而已。而且他也不太张罗大家喝，因此席问的气氛始终没有热烈起来。饭后，谢亚龙提出还有事要先走一步，留下蔚少辉再陪陪大家。相比于谢亚龙，在坐的与蔚少辉打的交道更多，而且领导走了，蔚的豪气也就回来了。不过，据蔚讲，谢头的确很少喝酒。酒量也的确不大。
也许是一种假象，无论是南勇还是谢亚龙给人的印象都不坏，但他们最终却都走上了不归之路，是他们的变脸功夫过于了得还是环境、体制改变了他们?这个问题也许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案情的逐步揭晓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吧。
江湖没了四哥 国足没了司令
2006年底，昆明，蔚少辉接替轮岗到青少部的朱和元，成为中国队领队，任期4年。止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蔚少辉，负责裁判工作时的口碑不太好，此前曾遭遇过信任危机，但凭借父辈积攒下的深厚人脉，最终有惊无险。
发轫于去年8月的中国足球反腐行动，11月份进入第一个高潮，不断有足协官员、俱乐部人员和球员落网。这个当口，蔚少辉向时任一把手的南勇流露过“去个清闲部门”的想法，理由是他患有糖尿病。南勇没有同意，蔚少辉也没再坚持，毕竟距离任期届满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已过了知天命年岁的他，有时候提起中国足球的一些假赌黑的陈年旧账，以及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是禁不住袒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那时不抓，证明没问题呀。过去这么多年了，再回过头问罪，当初干什么了?岂不是说当初就错了!”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却忘了一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仗义
南勇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国家队1月23日在上海金山备战第四届东亚足球锦标赛，队员按照规定傍晚5点钟到齐，领队6点钟还不见身影。直到7点半。蔚少辉才面容憔悴地出现在驻地大堂，面对常年跟随国家队采访的媒体，他用近乎告饶的口气说：“哥几个，先把录音机、录像机都关了。”然后言道：“和南勇、一民、健强他们多年一起共事，人都是讲感情的。咱们平时关系不 错，今天我说两条规定，第一，他们的问题别问；第二，只准央视提问两个关于国家队备战的问题，拜托大家!”
蔚少辉确实有“讲感情”的一面，在金山集训的一个多星期，几乎是天天给记者讲述他与南、杨、张三人间的秘闻。“南勇赌球?扯淡I说实话，是他把×××(注：记者隐去其名字，该球员涉嫌在2007年亚洲杯小组赛与乌兹别克斯坦比赛前与地下赔球庄家联络)开除出国家队，永不录用的。南勇最大可能是有人找他办事，抹不开面子。”
“杨一民进足协比我晚，每天的任务是给办公室打两暖壶水，没一个月就不干了，非要闹着回学校教书。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黑不溜秋的，一天就知道啃干馒头读书，穿的邋里邋遢。要说几个当头儿的里面谁的学问最高，有杨一民在，没人敢说自己第一。杨一民不容易，媳妇有哮喘病，有一次差点死在家里，幸亏邻居发现了。就为这个，他都没搬家。”
“健强也是个普命的人，我和他1991年时一起管裁判。他家里哥俩。哥哥20年前被人捅死了(注：张健强的哥哥是原山东队守门员，后因情杀殒命)，弟弟这回也进去了，老张家算是毁了。”
显摆
2007年底，福拉多执教的中国队在广州和邵佳一效力的德甲科特布斯进行一场热身赛。在国足驻地，闲来无事的蔚少辉兴高采烈地展示他的一套“小玩意”，从打火机皮套、金属烟盒、签字笔、名片夹到眼镜、钱夹等等，通通是国际顶级名牌Montblanc。据记者的估算，这一套物件大约折合人民币3万元。蔚少辉说这些东西是他参加亚足联、国际足联活动获得的赠品，另外还有几套价值不菲的dunhill西装。
蔚少辉喜爱名牌，例如网上爆炒的一件英国品牌Burberry深蓝色牛角扣大衣，价格为12600元，一件意大利著名男装品牌Zegna的米黄色大衣，售价约40000元：还有3款名贵手表，其中一款Rolex蚝式恒动腕表保守估计价格73500元。这些奢侈品被曝光后。身为正处级干部的蔚少辉的确一度紧张，他公开的一次解释是：“我在足协工作有30多年了，因为工作的缘故，出国机会比较多，几块表都是在国外买的，国外免税店远低于国内的价格。”
2004年，蔚少辉出任沈祥福那届国奥队的赛事总协调。印象最深刻的是，雅典奥运会亚洲区预赛中国国奥远征伊朗，回国时，很多人在德黑兰机场看中一套具有浓郁伊斯兰艺术气息的花瓶，标价才几十美金。不少人都买回去留作纪念，蔚少辉却没买，只挑了几件不太起眼的纪念品。在迪拜等候飞机的时间长达9个小时，迪拜机场免税店可以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也没看见蔚少辉购买什么“大件”物品。
风传蔚少辉拥有一辆宝马750，但时至今日，外人并没有亲眼看到他驾驶这辆豪车。这辆车到底存不存在，日后或许能够揭开谜团。年初在日本举行东亚足球锦标赛期间，蔚少辉特意找到几个私交不错的记者，说：“劳驾哥几个替我写写，我拿出半年的奖金悬赏征拍，谁要是拍到那辆车，什么颜色、牌照号是多少，这笔钱归他。”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蔚少辉只得以“说着玩”收场。
在中国队里，类似于LV这样奢侈的名牌皮包、拉杆箱已经像环保袋一样普及。但像蔚少辉这样过于“展示”自己的领队或者教练，还是很罕见的。
地位
据一位老裁判员讲，1991年之前，蔚少辉一个人负责裁判员的管理工作。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是太富裕，逢年过节或到北京出差，总要捎一些土特产给领导。蔚少辉总是把话挑明了：
“去去去，下回直接带钱来!”或许这样说话是“不见外”的玩笑话，但这种“直来直去”还是令人瞠目结舌。之后到1995年，蔚少辉和张健强共同负责裁判员工作。再后来，当时的一把手王俊生将其调离。大约是1996年前后，蔚少辉成为中国足协第一个拥有私家车的人。他花了6万块钱买了一辆奥拓。
在国家队领队的岗位上，蔚少辉更是让他的“通透”性格显露无遗。福拉多执教中国队时期，“蔚领”的绝对核心地位无人能及。有一次在广东清远名将基地，队员吃晚饭自由活动。这让还没有吃饭的“蔚领”非常不快：“明儿就得给队员们立规矩，领队还没吃完都不许走，坐那儿陪着!”
关于蔚少辉和杜伊之间的矛盾，其实在2007年底就已经爆发。根由是杜伊强调国家队挑选谁，完全由他和福拉多说了算，别人不能插手。而以“蔚领”为首的中方教练圈子则认为“老外选完了之后，还要由中方教练组斟酌补充”。蔚少辉总说自己是“欧版领队”：“我从来不进教练员房间、队员房间，教练员业务上的事情我不管。”但国家队用人这块铁幕也不是密不透风，领队和外教之间就曾因为一位32岁高龄入选国家队的球员使用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前者力挺该球员进入主力阵容，甚至通过翻译直接告诉外教：“谢亚龙、南勇不在，你就是给我打工。”这其中的奥秘只有当事人才能讲清楚。
年轻的高洪波上任后，“蔚领”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高洪波亲口说：“国家队是领队负责制。我接受采访之前领队必须同意。”这一点上，“蔚领”倒是比较配合媒体工作。有一次，记者在国家队驻地大堂截住高洪波，想与他聊一聊，少帅搬出领队做挡箭牌。可巧，“蔚领”正从此路过，记者赶紧提出采访要求，他倒是通情达理：“高指导你就说几句吧。要不他完不成任务。”
蔚少辉在任的3年多时间，中国队的战绩一路走低，他难逃干系。但公平地说，蔚少辉没有给媒体设置障碍，也没有搞“小圈子话语权”。
大嘴
2008年6月，南非世界杯预赛亚洲区二十强赛中国队兵败天津水滴。蔚少辉私下里这样解释刻骨铭心的失败：“中国队两场穿的都是红色。像一团火，可体育场名字叫‘水滴’，水能灭火呀!”蔚少辉的这句话引起了天津组委会官员的微词，“中国队踢得这么臭。让他全国随便找主场，看在哪儿能赢球。”蔚少辉听后，不得不登门致歉。
蔚少辉的“大嘴”是出了名的。还是上届预赛，中国队客场1：0击败澳大利亚队，赛后传出休息室蔚少辉带领球员齐声高喊“杜伊SB”。回国后蔚少辉在公开场合表示“用党性保证”绝对没带领大家喊这句粗口，一时间难辨真伪。后来，蔚少辉有一次半真半假地说：“我的确没带着大家喊，我自己骂骂杜伊还不行吗?”
2009年春季前。正是有关“花钱当国脚”的传闻流传最热的时候，矛头直指包括蔚少辉在内的一批中方教练。按照当时的说法，10万进国足，20万进18人大名单，30万打首发。国家队1月下旬在杭州备战亚洲杯预赛，蔚少辉把在深圳踢球、从国青直接入选国足的小将惠家康由于欠薪而无钱孝敬父母的事情抖了出来：“说我收钱，你问问惠家康有20万吗?你们以为四哥我没见过钱呀。”话到此戛然而止，最后那句让人猜测不已。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蔚少辉不管是涉嫌操控比赛、赌球还是接受贿赂，但他都属于后者范畴。
黑衣法官的法官这次要上法庭
裁判员是个特殊的群体，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不准接受媒体的采访，管理裁判员的 官员更是深居幕后，轻易不现身于台前。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后，两任裁委会主任张健强、李冬生严格遵守了这项规定，尤其是李冬生，10年来的曝光率低之又低，外人眼中比较清廉。但随着公安机关重拳反腐，这位嗓音略带沙哑，语速不急不慢的中国足协“优秀干部”被证实并不老实本分。
借机敛财手段阴
李冬生的履历有几分神秘，原是北京体育师范大学教师，据说曾到匈牙利留学。1997年调入中国足协。1999年和2000年担任清远基地青少年冬训办公室负责人。没有人说得清楚李冬生是如何发迹的。2001年“黑哨龚建平事件”后。他一跃成为主管裁判员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据知情者介绍，李冬生发生显著变化是在2005年之后，之前他曾明令裁判员到赛区执法“不能抽别人的一根烟，喝别人的一杯茶”。知情者披露了李冬生四种“敛财”的手段。第一，中国足协每年都举办裁判员、裁判长培训班，原先放在香河基地，但那里的标准是每天每人180元，裁委会承担不起这笔巨额费用。一部分省市为了寻求比赛中能够获得裁判员的照顾。抢着举办这种花费巨大的培训班，中国足协只需要支付每个裁判员每天80元的费用。这其中存在大量贪腐行为。
第二，裁判员晋级考试。李冬生主持的裁委会，从2004开始每名裁判员不但差旅费自付，还需要缴纳2000元报名费。由于是中国足协出面，地方协会花大头儿，每次晋级考核之后都会剩下大笔的现金。以在广东举办的第一期为例，按照120名裁判员计算，仅报名费一项就高达24万元。由于经过地方会员协会这道手，大笔现金不知了去向。
第三，搞裁判员表彰大会。与裁判员培训班首尾呼应，年终岁末的表彰大会各地方会员协会积极争办。作为回报，明年该地方的裁判员将会得到重用，甚至是破格提升。以上海的一位国家级裁判员为例，他是体育服装公司的老板，就是搭上了裁判员表彰大会的“顺风车”，三年之内从乙级“坐火箭”升为中超裁判员。
第四，搞裁判员交流活动。地方会员协会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这样的活动，仍以广东为例。去的是台湾，包括中国足协南杨两位副主席在内，借工作之名，行游山玩水之乐。地方会员协会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足协裁委会“增进感情”。
李冬生还有一个涉嫌借机敛财的手段。需要在后面重点提到。
小动作得罪亚足联
如果细心留意就会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足球比赛，是历史上第一届没有东道主裁判员的奥运会。起因是李冬生为了达到私人目的，得罪了亚足联。2006年多哈亚运会，中国裁判员杨志强受亚足联委派参与执法工作，他主吹了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两场比赛，发挥比较出色。亚足联裁判委员会把杨志强列为精英班成员，而且位置还比较高。转年申报国际级裁判员时，李冬生不知什么缘故没有给杨志强报名，理由是其年龄大了，推荐的是另一范姓裁判员。也有人一针见血指出：“杨志强或者没送礼，或者送的少。”亚足联裁判委员多次来电过问此事，中国足协裁委会坚持把杨志强拿下，最终惹怒了“太上皇”，报复性地不在北京奥运会上使用中国裁判员。
按照中国足协的章程，裁判委员会有7名常委，有曹镜鉴、崔宝印、张大樵、李日新、左秀娣等中国裁判界元老级人物。向亚足联推荐国际级裁判员，应该采取实名制。但是在李冬生主持下却取消了实名制。更令有识之士愤怒的是，从2004年成立第三届裁委会之后，到李冬生被立案侦查，竟然没有开过一次会议。从李冬生2001年负责裁判员工作，10年内对裁判员的系统培训工作(每赛季前集中看录像学习不算)几乎为零!这种“放羊式”管理是中国裁判员整体水平下滑的根本原因。
操控比赛有前科
先从一桩试图操控国际比赛、在亚足联“挂了号”的事件说起。据一位资深人士披露，2007年亚俱杯，北方某豪门俱乐部为了主场获胜。通过李向韩国主裁判行贿5000美元。双方见面时，李以为韩国人是假装客气，就趁着对方不注意把钱留在了房间的桌子上。比赛的结果是主队获胜，皆大欢喜。但没有料到的是，韩国人赛后却把钱上缴了亚足联。亚足联为此追查很长时间，最后在第一副主席张吉龙以及南勇、杨一民的斡旋下，这桩试图操控比赛的丑闻不了了之。
2006年亚足联裁委会主席布佐来中国考察，十几名国际级裁判给布佐将军买了不少礼物。最后，布佐不得不找到李冬生要几个大皮箱，才勉强把礼品全放进去，结果行李超重。李冬生替布佐交了一大笔运费。有业内人士说李冬生是受到了外界“启发”，才一步步滑向深渊。李冬生在中国足协的最大业绩，是2006年作为中国女足领队征战澳大利亚亚洲杯，中国女足点球击败朝鲜队获得冠军。不久，李冬生重回技术部坐上主任位置，依旧负责裁判员的工作，有人形容“从那以后就乱了套”。有一年某裁判员买了水果、海产品到中国足协“进贡”，李冬生很是不屑一顾，打发这名裁判员把东西装到汽车后备箱里。从那以后，这名裁判员知道没有真金白银是不行的。
2008年女足超级联赛在南京举办，副主席杨一民亲自坐镇，委派一名工作人员找到裁判长，要求“照顾东道主”，被顶了回去。作为杨一民的亲信，李冬生也直接插手比赛。2009年十一届全运会预赛在香河基地进行，李冬生直接点名要求照顾湖北队。湖北队投诉说某场比赛的某个点球没判，李冬生马上责令裁判长回去看录像，如果真是漏判点球，比赛结果不能更改，但裁判员要“毙掉”。杨、李的所作所为与上面所说的各地争办裁判员培训班联系了起来。
亚冠比赛、裁判员、女超、全运会“四位—体”是李冬生涉嫌敛财的另一个途径，这就是前文所说要重点提到的。
对裁判口热心冷
据老一辈裁判员回忆，李冬生2001年接管裁判员工作，虽然什么都不懂，可就是认真，曾经三个星期没回家。2001年九运会男足附加赛，陕西、湖北、山东争夺一个名额，李冬生亲临赛地秦皇岛，不会客、不吃请、不娱乐，给人的印象非常廉政。但是，李冬生对裁判员没有感情，对于“不听话”的人相当狠。
天津有一位女子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孟四新，她在国内比赛能吹主裁判，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九运会女足预赛山东队与江苏队的比赛。孟四新判罚了山东队一个点球，导致前者比赛失利。山东省体育局的一位领导、后官拜国家某运动队主帅，盛怒之下找到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告御状”。上面发话调查，李冬生和中国足协一位负责监察的女同志特意到天津找各有关人士谈话，由于比赛录像也模糊不清，这桩调查实际没有明确的结果。天津一位老裁判对李冬生仗义执言：“孟四新还年轻，如果不是黑哨，要给机会，不能一棍子打死。”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孟四新依旧被李冬生“毙掉”。
南勇成为中国足协一把手之后，李冬生有些“失宠”。另一位负责裁判工作的官员林卫国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韦迪上任后，已经在裁判界摸爬滚打十来年的李冬生，想领导之所想，搞出公开抽签选派裁判员执法的“新政”，虽然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但后遗症也随之而来，年轻裁判员执法经验不足，今年中超、中甲、乙级联赛赛场上针对裁判员而出现的违纪违规现象并没有减少。
早在2004年，李东生按照管理教练员的办法，对裁判员实行分级制管理和使用，后来这个办法没有了下文。在被立案侦查前，李东生还在充分和完善这套机制，可惜的是，他已经无法再去试验其对错了。
总的来看。二人的行为方式都比较低调。南勇是木讷中又有几分爽气，谢亚龙则是面带微笑、语调低级，尽显一副知识分子的风度。说来凑巧，对他们二人印象最深的竟是在酒桌上。
整整五年前，也就是第十届全运会在江苏举办之际。我去采访。一天夜里，发完稿子后便和几位老记者前去吃宵夜。刚吃到一半时，又有几个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前任足协掌门王俊生，随后跟着的便是南勇还有其他二位足协工作人员。大概因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记者，与足协大多打了多年交道，互相之间并不陌生，所以王、南一行也没太客气便与我们坐在了一起。重新添酒添菜后，大家重新开喝。记得那时谢亚龙刚到足协也就半年多。坊间已有传闻谢、南二人在不少问题上分歧很多，加之又有前辈老领导在坐。南勇在吃饭时的话便愈发地少了起来。偶尔说几句也多是顺着王俊生的话头说下去。作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王俊生的话自然还是离不开足球。虽然他此时的身份已是中体产业公司的董事长了。他谈到了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的糟糕表现。谈到了球迷对国字号、对足协的极端不满，特别谈到了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报道，表情严肃地告诫：大家都是一家人，许多记者也都是吃着足球这碗饭的，总是报道足体圈里的负面东西，不但对中国足球发展不利，就是对自己的职业饭碗也没好处。此时，南勇接过话头说了句：“如果连足球比赛都没人看了，你们写的足球报道还会有人看吗?”说实际的，我对这种观点并不赞成，但看到王俊生的严肃、南勇的真诚，再加之考虑到此时已是夜半更深，大家本是劳累了一天后喝喝小酒放松一下，没必要再去争论这般严肃的话题，所以也就没说什么。桌上的其他老记恐怕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所以也就无人搭腔。
场面稍显冷清后，很快就转到相对轻松的话题上，我们曾组织过记者联队与国家队教练组以及其他辅助人员踢过球，谈及此事。南勇很感兴趣。他说上次他没赶上，下次一定要争取上场。早就知道在足协领导中，王俊生、南勇的球技是最好的，毕竟年轻时参加过专业队，现在王的年纪有些大了，而南的球瘾正大。于是。话题就转到这上面来了。南勇当即表示，他会在香河基地恭候大家。记者们可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前去，踢场球、洗个澡，再吃顿饭，一切都由他来安排，而且最好能形成一个制度。虽然这一切都从未实现过，但南勇当时的表情还是很真的，不像是酒话。
虽然话说的不多，酒可喝了不少。据说在足协里南勇的酒量是数一数二的，但也架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先是大家一起喝，然后是单独敬酒，而南勇的酒德还是很好的。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也不矫情，端起来就喝，很快就有十来杯下肚，他的脸已比刚开始时红了不少。跟在旁边的那二位足协工作人员见状便提出“时间不早，今天先到这里，改日再聚”的意见，王、南也就借势与大家喝罢杯中酒后拱手而别。
与谢亚龙在酒桌上的相逢则是在此之后一年多的一个春日里，国足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比赛前，足协出面搞了次小范围的聚会，主题还是感谢媒体的支持并希望大家继续多鼓励。谢亚龙有些姗姗来迟，落座后便向大家表示歉意。他穿着一身国家队主赞助商提供的衣服，看来也是有意的，目的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不忘回报赞助商。他说话的语速不急不慢，声调很低，因此，当他开口时，大家便需侧耳静听，这大概也是一种身为领导者的艺术吧。
记得那次谈话的范围很广。有些云山雾罩，并无鲜明主题。但无论话题转到哪里，谢亚龙都能很快接上，而且遣词用语都颇有文采。印象较深的是在谈到人体结构与球员伤病时，曾担任过北体大副校长的他侃侃而谈，令我们这些一知半解者不但插不上话，连听明白都有些困难。其后不久。当国足在奥运会上表现很差时，全国球迷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高呼“谢亚龙下课外”，还流传出了谢氏“叉腰肌”的名言，应该说是有几分可信性的，因为他的确喜欢这类话题，甚至有些显摆之嫌了。
期间，有人说起了在足记中流传的一些不太雅的笑话，谢亚龙先是听着，碰到不解之处还要追问一句，最后，他还亲自讲了一个，意在搞活气氛、与民同乐。同来的除了老记，足协方面作陪的还有领队蔚少辉。蔚的高门大嗓甚至口无遮拦与谢的轻声细语、字斟句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倾听时，谢亚龙始终面带微笑，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的这种神情、谈吐与以往足协里不少人的作派也是大相径庭的。不知是否刻意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与以往不同来。
跟南勇比起来，谢亚龙的酒量就差多了，也许是接触的次数不多。关系不近，但更可能是他本就如此。整顿饭期间。谢的面前只斟了一杯啤酒，等到离席之际也只喝了不到半杯。每当大家举杯时，他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般地端起来沾沾嘴唇而已。而且他也不太张罗大家喝，因此席问的气氛始终没有热烈起来。饭后，谢亚龙提出还有事要先走一步，留下蔚少辉再陪陪大家。相比于谢亚龙，在坐的与蔚少辉打的交道更多，而且领导走了，蔚的豪气也就回来了。不过，据蔚讲，谢头的确很少喝酒。酒量也的确不大。
也许是一种假象，无论是南勇还是谢亚龙给人的印象都不坏，但他们最终却都走上了不归之路，是他们的变脸功夫过于了得还是环境、体制改变了他们?这个问题也许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案情的逐步揭晓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吧。
江湖没了四哥 国足没了司令
2006年底，昆明，蔚少辉接替轮岗到青少部的朱和元，成为中国队领队，任期4年。止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蔚少辉，负责裁判工作时的口碑不太好，此前曾遭遇过信任危机，但凭借父辈积攒下的深厚人脉，最终有惊无险。
发轫于去年8月的中国足球反腐行动，11月份进入第一个高潮，不断有足协官员、俱乐部人员和球员落网。这个当口，蔚少辉向时任一把手的南勇流露过“去个清闲部门”的想法，理由是他患有糖尿病。南勇没有同意，蔚少辉也没再坚持，毕竟距离任期届满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已过了知天命年岁的他，有时候提起中国足球的一些假赌黑的陈年旧账，以及有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是禁不住袒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那时不抓，证明没问题呀。过去这么多年了，再回过头问罪，当初干什么了?岂不是说当初就错了!”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却忘了一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仗义
南勇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国家队1月23日在上海金山备战第四届东亚足球锦标赛，队员按照规定傍晚5点钟到齐，领队6点钟还不见身影。直到7点半。蔚少辉才面容憔悴地出现在驻地大堂，面对常年跟随国家队采访的媒体，他用近乎告饶的口气说：“哥几个，先把录音机、录像机都关了。”然后言道：“和南勇、一民、健强他们多年一起共事，人都是讲感情的。咱们平时关系不 错，今天我说两条规定，第一，他们的问题别问；第二，只准央视提问两个关于国家队备战的问题，拜托大家!”
蔚少辉确实有“讲感情”的一面，在金山集训的一个多星期，几乎是天天给记者讲述他与南、杨、张三人间的秘闻。“南勇赌球?扯淡I说实话，是他把×××(注：记者隐去其名字，该球员涉嫌在2007年亚洲杯小组赛与乌兹别克斯坦比赛前与地下赔球庄家联络)开除出国家队，永不录用的。南勇最大可能是有人找他办事，抹不开面子。”
“杨一民进足协比我晚，每天的任务是给办公室打两暖壶水，没一个月就不干了，非要闹着回学校教书。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黑不溜秋的，一天就知道啃干馒头读书，穿的邋里邋遢。要说几个当头儿的里面谁的学问最高，有杨一民在，没人敢说自己第一。杨一民不容易，媳妇有哮喘病，有一次差点死在家里，幸亏邻居发现了。就为这个，他都没搬家。”
“健强也是个普命的人，我和他1991年时一起管裁判。他家里哥俩。哥哥20年前被人捅死了(注：张健强的哥哥是原山东队守门员，后因情杀殒命)，弟弟这回也进去了，老张家算是毁了。”
显摆
2007年底，福拉多执教的中国队在广州和邵佳一效力的德甲科特布斯进行一场热身赛。在国足驻地，闲来无事的蔚少辉兴高采烈地展示他的一套“小玩意”，从打火机皮套、金属烟盒、签字笔、名片夹到眼镜、钱夹等等，通通是国际顶级名牌Montblanc。据记者的估算，这一套物件大约折合人民币3万元。蔚少辉说这些东西是他参加亚足联、国际足联活动获得的赠品，另外还有几套价值不菲的dunhill西装。
蔚少辉喜爱名牌，例如网上爆炒的一件英国品牌Burberry深蓝色牛角扣大衣，价格为12600元，一件意大利著名男装品牌Zegna的米黄色大衣，售价约40000元：还有3款名贵手表，其中一款Rolex蚝式恒动腕表保守估计价格73500元。这些奢侈品被曝光后。身为正处级干部的蔚少辉的确一度紧张，他公开的一次解释是：“我在足协工作有30多年了，因为工作的缘故，出国机会比较多，几块表都是在国外买的，国外免税店远低于国内的价格。”
2004年，蔚少辉出任沈祥福那届国奥队的赛事总协调。印象最深刻的是，雅典奥运会亚洲区预赛中国国奥远征伊朗，回国时，很多人在德黑兰机场看中一套具有浓郁伊斯兰艺术气息的花瓶，标价才几十美金。不少人都买回去留作纪念，蔚少辉却没买，只挑了几件不太起眼的纪念品。在迪拜等候飞机的时间长达9个小时，迪拜机场免税店可以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也没看见蔚少辉购买什么“大件”物品。
风传蔚少辉拥有一辆宝马750，但时至今日，外人并没有亲眼看到他驾驶这辆豪车。这辆车到底存不存在，日后或许能够揭开谜团。年初在日本举行东亚足球锦标赛期间，蔚少辉特意找到几个私交不错的记者，说：“劳驾哥几个替我写写，我拿出半年的奖金悬赏征拍，谁要是拍到那辆车，什么颜色、牌照号是多少，这笔钱归他。”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蔚少辉只得以“说着玩”收场。
在中国队里，类似于LV这样奢侈的名牌皮包、拉杆箱已经像环保袋一样普及。但像蔚少辉这样过于“展示”自己的领队或者教练，还是很罕见的。
地位
据一位老裁判员讲，1991年之前，蔚少辉一个人负责裁判员的管理工作。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是太富裕，逢年过节或到北京出差，总要捎一些土特产给领导。蔚少辉总是把话挑明了：
“去去去，下回直接带钱来!”或许这样说话是“不见外”的玩笑话，但这种“直来直去”还是令人瞠目结舌。之后到1995年，蔚少辉和张健强共同负责裁判员工作。再后来，当时的一把手王俊生将其调离。大约是1996年前后，蔚少辉成为中国足协第一个拥有私家车的人。他花了6万块钱买了一辆奥拓。
在国家队领队的岗位上，蔚少辉更是让他的“通透”性格显露无遗。福拉多执教中国队时期，“蔚领”的绝对核心地位无人能及。有一次在广东清远名将基地，队员吃晚饭自由活动。这让还没有吃饭的“蔚领”非常不快：“明儿就得给队员们立规矩，领队还没吃完都不许走，坐那儿陪着!”
关于蔚少辉和杜伊之间的矛盾，其实在2007年底就已经爆发。根由是杜伊强调国家队挑选谁，完全由他和福拉多说了算，别人不能插手。而以“蔚领”为首的中方教练圈子则认为“老外选完了之后，还要由中方教练组斟酌补充”。蔚少辉总说自己是“欧版领队”：“我从来不进教练员房间、队员房间，教练员业务上的事情我不管。”但国家队用人这块铁幕也不是密不透风，领队和外教之间就曾因为一位32岁高龄入选国家队的球员使用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前者力挺该球员进入主力阵容，甚至通过翻译直接告诉外教：“谢亚龙、南勇不在，你就是给我打工。”这其中的奥秘只有当事人才能讲清楚。
年轻的高洪波上任后，“蔚领”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高洪波亲口说：“国家队是领队负责制。我接受采访之前领队必须同意。”这一点上，“蔚领”倒是比较配合媒体工作。有一次，记者在国家队驻地大堂截住高洪波，想与他聊一聊，少帅搬出领队做挡箭牌。可巧，“蔚领”正从此路过，记者赶紧提出采访要求，他倒是通情达理：“高指导你就说几句吧。要不他完不成任务。”
蔚少辉在任的3年多时间，中国队的战绩一路走低，他难逃干系。但公平地说，蔚少辉没有给媒体设置障碍，也没有搞“小圈子话语权”。
大嘴
2008年6月，南非世界杯预赛亚洲区二十强赛中国队兵败天津水滴。蔚少辉私下里这样解释刻骨铭心的失败：“中国队两场穿的都是红色。像一团火，可体育场名字叫‘水滴’，水能灭火呀!”蔚少辉的这句话引起了天津组委会官员的微词，“中国队踢得这么臭。让他全国随便找主场，看在哪儿能赢球。”蔚少辉听后，不得不登门致歉。
蔚少辉的“大嘴”是出了名的。还是上届预赛，中国队客场1：0击败澳大利亚队，赛后传出休息室蔚少辉带领球员齐声高喊“杜伊SB”。回国后蔚少辉在公开场合表示“用党性保证”绝对没带领大家喊这句粗口，一时间难辨真伪。后来，蔚少辉有一次半真半假地说：“我的确没带着大家喊，我自己骂骂杜伊还不行吗?”
2009年春季前。正是有关“花钱当国脚”的传闻流传最热的时候，矛头直指包括蔚少辉在内的一批中方教练。按照当时的说法，10万进国足，20万进18人大名单，30万打首发。国家队1月下旬在杭州备战亚洲杯预赛，蔚少辉把在深圳踢球、从国青直接入选国足的小将惠家康由于欠薪而无钱孝敬父母的事情抖了出来：“说我收钱，你问问惠家康有20万吗?你们以为四哥我没见过钱呀。”话到此戛然而止，最后那句让人猜测不已。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蔚少辉不管是涉嫌操控比赛、赌球还是接受贿赂，但他都属于后者范畴。
黑衣法官的法官这次要上法庭
裁判员是个特殊的群体，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不准接受媒体的采访，管理裁判员的 官员更是深居幕后，轻易不现身于台前。中国足球职业化以后，两任裁委会主任张健强、李冬生严格遵守了这项规定，尤其是李冬生，10年来的曝光率低之又低，外人眼中比较清廉。但随着公安机关重拳反腐，这位嗓音略带沙哑，语速不急不慢的中国足协“优秀干部”被证实并不老实本分。
借机敛财手段阴
李冬生的履历有几分神秘，原是北京体育师范大学教师，据说曾到匈牙利留学。1997年调入中国足协。1999年和2000年担任清远基地青少年冬训办公室负责人。没有人说得清楚李冬生是如何发迹的。2001年“黑哨龚建平事件”后。他一跃成为主管裁判员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据知情者介绍，李冬生发生显著变化是在2005年之后，之前他曾明令裁判员到赛区执法“不能抽别人的一根烟，喝别人的一杯茶”。知情者披露了李冬生四种“敛财”的手段。第一，中国足协每年都举办裁判员、裁判长培训班，原先放在香河基地，但那里的标准是每天每人180元，裁委会承担不起这笔巨额费用。一部分省市为了寻求比赛中能够获得裁判员的照顾。抢着举办这种花费巨大的培训班，中国足协只需要支付每个裁判员每天80元的费用。这其中存在大量贪腐行为。
第二，裁判员晋级考试。李冬生主持的裁委会，从2004开始每名裁判员不但差旅费自付，还需要缴纳2000元报名费。由于是中国足协出面，地方协会花大头儿，每次晋级考核之后都会剩下大笔的现金。以在广东举办的第一期为例，按照120名裁判员计算，仅报名费一项就高达24万元。由于经过地方会员协会这道手，大笔现金不知了去向。
第三，搞裁判员表彰大会。与裁判员培训班首尾呼应，年终岁末的表彰大会各地方会员协会积极争办。作为回报，明年该地方的裁判员将会得到重用，甚至是破格提升。以上海的一位国家级裁判员为例，他是体育服装公司的老板，就是搭上了裁判员表彰大会的“顺风车”，三年之内从乙级“坐火箭”升为中超裁判员。
第四，搞裁判员交流活动。地方会员协会隔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这样的活动，仍以广东为例。去的是台湾，包括中国足协南杨两位副主席在内，借工作之名，行游山玩水之乐。地方会员协会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足协裁委会“增进感情”。
李冬生还有一个涉嫌借机敛财的手段。需要在后面重点提到。
小动作得罪亚足联
如果细心留意就会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足球比赛，是历史上第一届没有东道主裁判员的奥运会。起因是李冬生为了达到私人目的，得罪了亚足联。2006年多哈亚运会，中国裁判员杨志强受亚足联委派参与执法工作，他主吹了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两场比赛，发挥比较出色。亚足联裁判委员会把杨志强列为精英班成员，而且位置还比较高。转年申报国际级裁判员时，李冬生不知什么缘故没有给杨志强报名，理由是其年龄大了，推荐的是另一范姓裁判员。也有人一针见血指出：“杨志强或者没送礼，或者送的少。”亚足联裁判委员多次来电过问此事，中国足协裁委会坚持把杨志强拿下，最终惹怒了“太上皇”，报复性地不在北京奥运会上使用中国裁判员。
按照中国足协的章程，裁判委员会有7名常委，有曹镜鉴、崔宝印、张大樵、李日新、左秀娣等中国裁判界元老级人物。向亚足联推荐国际级裁判员，应该采取实名制。但是在李冬生主持下却取消了实名制。更令有识之士愤怒的是，从2004年成立第三届裁委会之后，到李冬生被立案侦查，竟然没有开过一次会议。从李冬生2001年负责裁判员工作，10年内对裁判员的系统培训工作(每赛季前集中看录像学习不算)几乎为零!这种“放羊式”管理是中国裁判员整体水平下滑的根本原因。
操控比赛有前科
先从一桩试图操控国际比赛、在亚足联“挂了号”的事件说起。据一位资深人士披露，2007年亚俱杯，北方某豪门俱乐部为了主场获胜。通过李向韩国主裁判行贿5000美元。双方见面时，李以为韩国人是假装客气，就趁着对方不注意把钱留在了房间的桌子上。比赛的结果是主队获胜，皆大欢喜。但没有料到的是，韩国人赛后却把钱上缴了亚足联。亚足联为此追查很长时间，最后在第一副主席张吉龙以及南勇、杨一民的斡旋下，这桩试图操控比赛的丑闻不了了之。
2006年亚足联裁委会主席布佐来中国考察，十几名国际级裁判给布佐将军买了不少礼物。最后，布佐不得不找到李冬生要几个大皮箱，才勉强把礼品全放进去，结果行李超重。李冬生替布佐交了一大笔运费。有业内人士说李冬生是受到了外界“启发”，才一步步滑向深渊。李冬生在中国足协的最大业绩，是2006年作为中国女足领队征战澳大利亚亚洲杯，中国女足点球击败朝鲜队获得冠军。不久，李冬生重回技术部坐上主任位置，依旧负责裁判员的工作，有人形容“从那以后就乱了套”。有一年某裁判员买了水果、海产品到中国足协“进贡”，李冬生很是不屑一顾，打发这名裁判员把东西装到汽车后备箱里。从那以后，这名裁判员知道没有真金白银是不行的。
2008年女足超级联赛在南京举办，副主席杨一民亲自坐镇，委派一名工作人员找到裁判长，要求“照顾东道主”，被顶了回去。作为杨一民的亲信，李冬生也直接插手比赛。2009年十一届全运会预赛在香河基地进行，李冬生直接点名要求照顾湖北队。湖北队投诉说某场比赛的某个点球没判，李冬生马上责令裁判长回去看录像，如果真是漏判点球，比赛结果不能更改，但裁判员要“毙掉”。杨、李的所作所为与上面所说的各地争办裁判员培训班联系了起来。
亚冠比赛、裁判员、女超、全运会“四位—体”是李冬生涉嫌敛财的另一个途径，这就是前文所说要重点提到的。
对裁判口热心冷
据老一辈裁判员回忆，李冬生2001年接管裁判员工作，虽然什么都不懂，可就是认真，曾经三个星期没回家。2001年九运会男足附加赛，陕西、湖北、山东争夺一个名额，李冬生亲临赛地秦皇岛，不会客、不吃请、不娱乐，给人的印象非常廉政。但是，李冬生对裁判员没有感情，对于“不听话”的人相当狠。
天津有一位女子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孟四新，她在国内比赛能吹主裁判，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九运会女足预赛山东队与江苏队的比赛。孟四新判罚了山东队一个点球，导致前者比赛失利。山东省体育局的一位领导、后官拜国家某运动队主帅，盛怒之下找到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告御状”。上面发话调查，李冬生和中国足协一位负责监察的女同志特意到天津找各有关人士谈话，由于比赛录像也模糊不清，这桩调查实际没有明确的结果。天津一位老裁判对李冬生仗义执言：“孟四新还年轻，如果不是黑哨，要给机会，不能一棍子打死。”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孟四新依旧被李冬生“毙掉”。
南勇成为中国足协一把手之后，李冬生有些“失宠”。另一位负责裁判工作的官员林卫国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韦迪上任后，已经在裁判界摸爬滚打十来年的李冬生，想领导之所想，搞出公开抽签选派裁判员执法的“新政”，虽然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但后遗症也随之而来，年轻裁判员执法经验不足，今年中超、中甲、乙级联赛赛场上针对裁判员而出现的违纪违规现象并没有减少。
早在2004年，李东生按照管理教练员的办法，对裁判员实行分级制管理和使用，后来这个办法没有了下文。在被立案侦查前，李东生还在充分和完善这套机制，可惜的是，他已经无法再去试验其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