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公布了该年度的“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排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紧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位居第四，压过排名第五的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对于周小川的入选，给出的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这一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去，欧债危机却已悄然袭来。当欧债危机依然愈演愈烈，2011年9月，远在东亚的中国，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出国躲债更拉开了温州老板“跑路”的大幕。直至今日温州老板“跑路”后所隐藏的民间借贷危机和融资体系问题的解决前景依然不是很明朗。
　　而承担这一切的不仅仅是周小川带领的中国人民银行，更是民间金融大潮中的金融家杨嘉兴们。温州，这个“人人敢为人先”的地方将周小川和杨嘉兴们连在了一起。
　　曾经有人戏言，掌握着2.6万亿美元（2010年）外汇储备的周小川在国外更是“呼风唤雨”，他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影响着国际市场的变动。但不知道这位戏言家是否明白，周小川的言行对于国内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当“跑路”事件最终以启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解决办法时，周小川就在温州。值得央行行长出现的场合绝对是重要的时刻。2011年，“跑路”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温州的代名词，而距离温州只要几个小时车程的东阳市，曾经的东阳亿万富姐吴英正在接受第二次审判。中小企业现状和民间融资正在逐渐影响着正常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改革面临着又一次的艰难选择。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开始涉足金融行业的周小川说过，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因为这个经济体首先就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你想使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的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
　　金融政策的决策者身负改革的压力，金融政策的执行者同样背负着历史的重任。在周小川带领着央行为中国的金融界改革废寝忘食的时候，一群民间的金融家们更要为此艰难地抉择，因为他们不知道舵到底会导向哪里，但桨在水中就不能不划。
　　周小川们掌握着金融改革的方向，而一点点试错的是那些民间的金融家。在这些民间金融家中有一个叫杨嘉兴的人，他是温州民间金融改革的第一人。1986年，杨嘉兴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就在次年，《纽约时报》撰文点评，在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
　　彼时，中国已经陆续成立了农业、中国、建设、工商四家国有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则是唯一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当时四大专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民间办银行，仍然是草木皆兵的事情。因为个人企业发展的需要，杨嘉兴一边经商一边密切关注着金融行业的变化。
　　时间到1986年8月，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温州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杨嘉兴觉得向金融业进发的时刻到了。在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的支持下，杨嘉兴的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了。
　　此时的周小川尚未进入银行界。但这之前，他已经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许多经济课题研究。从1986年11月至1991年9月，周小川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期间1986年至1987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至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他经历并见证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艰辛历程。
　　周小川与金融的渊源始于他的父母，他们长期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父母的影响，周小川从小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在以后的仕途中，他历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同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2008年3月周小川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几乎从进入金融业开始，周小川就一直在银行这个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中工作。在周小川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2005年国家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即《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到，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2010年又发布“新非公经济36条”，明确提出了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领域包括金融、交通、基础设施、保障住房等。就在周小川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那一年，温州的杨嘉兴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开办小额贷款公司。
　　金融改革在对与错的交叉中一步步进行着，金融政策的开开合合也让杨嘉兴们不得不在金融行业中时进时出。1995年，当杨嘉兴的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风风火火地运行了将近十年之后，杨嘉兴选择了转让信用社股份，告别从事十年的金融业。因为彼时，我国的城市信用社已经迅速发展，但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问题令城市信用社的经营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为加强抗风险能力，国家要组建比较大的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管理。1998年12月，温州市商业银行成立，杨嘉兴的城市信用社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后更名为温州银行。
　　回忆那段时间，杨嘉兴说，要自己当改革的先锋队、敢死队都愿意，但他不愿意当替死鬼，“经营的风险是我自己的事，但如果政策改变，给我的罪名可能就是扰乱金融秩序”。
　　之后，杨嘉兴退出金融业，开始做贸易公司，从事台塑环保纸张的代理经营，但当金融政策放松，他又重新回到了金融行业，开办了一家资产管理咨询公司。而他经历的温州金融改革的风风雨雨也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那一刻，被人们重新提了起来。
　　没有政府政策的放松与改革，民间资本很可能只有在地下滋长，长时间的不见阳光，必然滋生有毒的细菌。经济改革就像婴儿的降生，总是伴随着阵痛，这种痛磨砺的不仅是政策的决策者，更是经历着风浪的民间金融家们。
　　再回忆杨嘉兴曾经的城市信用社，央视的一个纪录片中这样说，“这是温州民间资本第一次进入正规的金融领地……他们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取代了部分民间借贷，促进社会融资转向良性循环的轨道”。虽然最终没能逃脱合并的命运，但最终历史还了他们一个还算公平的评价。花甲之年的杨嘉兴大概有了稍许的安慰。
　　而此时，同样已过花甲的周小川依然在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开辟着新的探索。民间资本受限引发了温州的民间金融危机。部分中小企业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的现象，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影响。
　　这次，温州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而温州曾经出现过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农委批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体改办批的民融服务社，还有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社部、融资办事处。不知道这次新型的金融组织又会存在多久，因为人们怕的是金融改革失去动力。无论如何，舵已经指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向，水中的桨会划向哪里？杨嘉兴们将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