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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男，1922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吴良镛是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六十五年来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呕心沥血，勤耕不辍，为城乡建设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他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吴良镛在中国进行的广泛的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和实践……成功解决了如何保持传统文化、地方特色和社会价值观等一直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主任克劳斯(Joan Clos)
3月9日下午，疾病缠身的耄耋老人吴良镛先生，围着一袭以他的青绿山水画为蓝本制作的丝巾，在助手的扶持下，拄着拐杖，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接受记者采访。老先生一落坐，就笑吟吟地说，“我可是武装到了牙齿”。虽然声音没有过去那么宏亮，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别看吴老已九十高龄，讲起中国建筑来，兴致却是极好，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这一开讲竟是滔滔不绝3个小时!在这里，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代建筑大师的成长轨迹，聆听了他几十年来的学术探索和实践的宝贵心得。
在战火纷飞中成长起来的吴良镛先生，目睹家园破败、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惨象，立志投身建筑，为民众解决居所的问题。他一直秉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的人生格言，创造性地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并身体力行，带领学术团队，从社会现实出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西方建筑理论，在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建筑文化。支撑吴先生建筑理论的是他长达65年诚实而辛勤的建筑实践。吴先生是社会公认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大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自觉参与者和卓越贡献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蕴藏一直情有独钟，不仅在规划设计中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因素，对历史文化名城古建保护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为宣传保护历史文物及自然生态环境不遗余力。本刊略撷几例，便可管中窥豹，一览吴先生非凡的建筑人生。
北京菊儿胡同与“有机更新”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吴良镛先生提出“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的“有机更新”理念。
1987年至1992年，受北京市房改办委托，吴良镛先生领衔担纲北京市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通过这个持续5年的工程，在这条438米的胡同里，吴良镛团队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将“有机更新”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条胡同居住着200多户人家。两条南北通道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即新四合院体系。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胡同一院落体系，维持了原有的胡同一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延续着中国传统民居浓郁淳厚的邻里之情。菊儿胡同改造工程不仅是北京旧城改造的成功范例，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还荣获了1992年世界人居奖，这也标志着世界对菊儿胡同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同。
新四合院的设计，堪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领域前所未有的创举。在对菊儿胡同8.2公顷范围内的所有建筑情况进行翔实调查后，吴良镛团队把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在“谋万人居”的思想统领下，在菊儿胡同营造新四合院之初，吴先生确定了几个原则，其中包括：第一，采用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不能太大，让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
吴先生强调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要求从问题出发，根据不同的条件，予以规划、设计、管理，以避免落入城市建设中“千城一面”的俗套。在具体工程中，规划、设计方要与地方管理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让他们理解规划意图。当然，这中间的困难，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
在菊儿胡同的规划设计上，虽然已经与北京市有关单位进行了充分磋商、酝酿；但在规划设计方案的沟通方面，仍费了很多周折，前后审查了六七次。仅菊儿胡同一期工程的设计图纸就出了95张，而这背后反反复复的修改更不知多少次。吴先生说：“尽管我是老师，是民间；而管理方多数是我的学生，可他们代表的是官方。”
对比后来层出不穷的现代化建筑，菊儿胡同已经有了历史的斑驳和沧桑，但在北京旧城居住区的胡同中，它魅力依旧。就像当年联合国人居奖的颁奖词：“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所创造的是一个人文尺度的答案。尽管它的人口密度与高层住宅相似，但它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人与人交往的社区。最重要的是菊儿胡同捕捉住了中国的四合院的传统，即北京的四合院形式……”。
“有机更新”等北京旧城区保护和改造理念，也是从菊儿胡同新四合院试点开始真正落地生根。
2000年到2004年，北京市相继修订完成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这些规划构建起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分明的保护格局。与“有机更新”一脉相承的“微循环”，成了北京旧城保护和改造协调统一的有效方式。 “中国近代第一城”与创新
2002年，吴良镛应邀承担“南通博物苑”百年庆典工程。在对南通城建历史和现状进行调研后，他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第一城”命题。后来，随着调研的更加深入，吴先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完善，进一步指出，张骞是“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探求者”，南通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19世纪末，张骞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南通兴实业、办教育，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构建了“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独特城市格局，包容了世界近代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诸多要素，被誉为“中国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至今，南通仍遗留诸多“第一城”的见证：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高校、第一戏曲学校、第一座公共博物馆、第一个农业气象台、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条民建公路、第一条现代理念的商业街……张骞十分重视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从宏观的高度去谋求城镇、乡村共同发展，形成了一条多镇、城乡相间、布局合理的多层次城镇格局。
吴先生认为，“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比较自觉地、创造性地基于中国理念，参照国外的方法，以私营资本为主，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其实质内涵，就是民族自觉、自强、自尊。”几年前，吴先生曾十分激动地提出了这个命题，今天再次说起南通的城市建设，他的兴奋依然不减。他说，这仍然是一个城市发展概念。当前，我们在进行“创新中国“的建设，提倡创新是对的，但创新不能是空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拾人牙慧。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探索解决的办法，才是真正的创新。
百余年前，张謇在日本做过50多天的短暂考察后，从筹办大生纱厂起，他开展了以大生纱纺织公司为核心，包括创工厂、办企业、开农垦、修水利、发展交通，办教育和进行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试验。与同时代英国霍华德田园城市相比，张謇的工作涉及到更多人的就业生存，要求采取的社会改良措施更综合，示范效应更广泛。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结合南通的具体情况，有目的、有意识地探索，是以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区域城市、整体性规划，以及市场与统一意志下工农业建设等做法为代表的重大创新。“张謇当年能做那么大的事，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呢?”吴先生颇有感慨地说。
人居环境科学与姜寨聚落遗址
从民居建筑到城市规划，再到人居环境，从建筑学到广义建筑学，再到人居环境科学，吴良镛先生一直在寻找中国建筑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而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形成则得益于两个顿悟，姜寨聚落遗址的发现则是其中之一。
姜寨聚落遗址，位于陕西临潼临河北岸，1972～1979年考古发掘，代表着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村落。其突出特点是有明确的规划，大体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三部分。制陶区集中在河边便于取水，墓葬区则在壕沟外以利卫生。聚落内的房子分为五组，每组均由十多座中小房子和一座大房子环列组成，门均朝着中心广场。这一布局说明姜寨聚落存在着5个氏族，每个氏族由若干家庭组成，各氏族中心的大房子是公共活动场所。
吴先生介绍，“广义建筑学”的形成，就是从陕西临潼考古发现的姜寨聚落遗址中悟出的：聚落虽然由房子组成，但构成这个聚落的主要还是社会、是家庭关系带来各种社会要求。房子是这个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从聚落看建筑，就从房子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的概念。吴良镛认为，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也是一个聚落的发展过程，它包含社会内容、社会结构、社会背景。其中，人是最根本的。
“广义建筑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要展拓建筑学的学术事业”，多角度地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教育、艺术方法论等方面来认识建筑。
提出“广义建筑学”不久，1992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提出的“21世纪议程”已经将建筑、“人类住区”扩展成八项内容。吴良镛遂将“广义建筑学”扩展到人居环境科学。
“人居环境，就是人、建筑物乃至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的一个住所。”吴良镛说，“人居环境，首先讲究秩序；从时间上讲，怎样前后相匹配；从地域来讲，每个地域有每个地方的特点；从环境来讲，要宜居、适合人类居住。”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知识体系，旨在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问题为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主动地从所涉及的主要的相关学科中吸取智慧，开展专题研讨，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新范式，同时推进学科的发展。”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建立得益于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贤学术思想的启发，也得益于吴良镛团队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接受采访中，吴先生反复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谢意。同时他明确表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建立还只是一个开始，是点燃了一支小小的蜡烛，如果要普照大地，需要学界以及有见识的官员秉持共同的理念，一起努力和实践，而且要有更高的战略思维，更大的空间。在结束采访时，对于自己在建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突破，吴先生十分谦逊地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责任编辑：郭桂香)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吴良镛是新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六十五年来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呕心沥血，勤耕不辍，为城乡建设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他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吴良镛在中国进行的广泛的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和实践……成功解决了如何保持传统文化、地方特色和社会价值观等一直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主任克劳斯(Joan Clos)
3月9日下午，疾病缠身的耄耋老人吴良镛先生，围着一袭以他的青绿山水画为蓝本制作的丝巾，在助手的扶持下，拄着拐杖，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接受记者采访。老先生一落坐，就笑吟吟地说，“我可是武装到了牙齿”。虽然声音没有过去那么宏亮，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别看吴老已九十高龄，讲起中国建筑来，兴致却是极好，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这一开讲竟是滔滔不绝3个小时!在这里，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代建筑大师的成长轨迹，聆听了他几十年来的学术探索和实践的宝贵心得。
在战火纷飞中成长起来的吴良镛先生，目睹家园破败、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惨象，立志投身建筑，为民众解决居所的问题。他一直秉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家居”的人生格言，创造性地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并身体力行，带领学术团队，从社会现实出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西方建筑理论，在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建筑文化。支撑吴先生建筑理论的是他长达65年诚实而辛勤的建筑实践。吴先生是社会公认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大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自觉参与者和卓越贡献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蕴藏一直情有独钟，不仅在规划设计中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因素，对历史文化名城古建保护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为宣传保护历史文物及自然生态环境不遗余力。本刊略撷几例，便可管中窥豹，一览吴先生非凡的建筑人生。
北京菊儿胡同与“有机更新”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吴良镛先生提出“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的“有机更新”理念。
1987年至1992年，受北京市房改办委托，吴良镛先生领衔担纲北京市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通过这个持续5年的工程，在这条438米的胡同里，吴良镛团队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将“有机更新”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条胡同居住着200多户人家。两条南北通道和东西开口，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基本院落”，即新四合院体系。原有树木尽量保留，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胡同一院落体系，维持了原有的胡同一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延续着中国传统民居浓郁淳厚的邻里之情。菊儿胡同改造工程不仅是北京旧城改造的成功范例，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还荣获了1992年世界人居奖，这也标志着世界对菊儿胡同及其文化内涵的认同。
新四合院的设计，堪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领域前所未有的创举。在对菊儿胡同8.2公顷范围内的所有建筑情况进行翔实调查后，吴良镛团队把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在“谋万人居”的思想统领下，在菊儿胡同营造新四合院之初，吴先生确定了几个原则，其中包括：第一，采用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不能太大，让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
吴先生强调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要求从问题出发，根据不同的条件，予以规划、设计、管理，以避免落入城市建设中“千城一面”的俗套。在具体工程中，规划、设计方要与地方管理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让他们理解规划意图。当然，这中间的困难，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
在菊儿胡同的规划设计上，虽然已经与北京市有关单位进行了充分磋商、酝酿；但在规划设计方案的沟通方面，仍费了很多周折，前后审查了六七次。仅菊儿胡同一期工程的设计图纸就出了95张，而这背后反反复复的修改更不知多少次。吴先生说：“尽管我是老师，是民间；而管理方多数是我的学生，可他们代表的是官方。”
对比后来层出不穷的现代化建筑，菊儿胡同已经有了历史的斑驳和沧桑，但在北京旧城居住区的胡同中，它魅力依旧。就像当年联合国人居奖的颁奖词：“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所创造的是一个人文尺度的答案。尽管它的人口密度与高层住宅相似，但它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人与人交往的社区。最重要的是菊儿胡同捕捉住了中国的四合院的传统，即北京的四合院形式……”。
“有机更新”等北京旧城区保护和改造理念，也是从菊儿胡同新四合院试点开始真正落地生根。
2000年到2004年，北京市相继修订完成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这些规划构建起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分明的保护格局。与“有机更新”一脉相承的“微循环”，成了北京旧城保护和改造协调统一的有效方式。 “中国近代第一城”与创新
2002年，吴良镛应邀承担“南通博物苑”百年庆典工程。在对南通城建历史和现状进行调研后，他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第一城”命题。后来，随着调研的更加深入，吴先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完善，进一步指出，张骞是“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探求者”，南通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19世纪末，张骞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南通兴实业、办教育，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构建了“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独特城市格局，包容了世界近代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诸多要素，被誉为“中国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至今，南通仍遗留诸多“第一城”的见证：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高校、第一戏曲学校、第一座公共博物馆、第一个农业气象台、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条民建公路、第一条现代理念的商业街……张骞十分重视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从宏观的高度去谋求城镇、乡村共同发展，形成了一条多镇、城乡相间、布局合理的多层次城镇格局。
吴先生认为，“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比较自觉地、创造性地基于中国理念，参照国外的方法，以私营资本为主，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其实质内涵，就是民族自觉、自强、自尊。”几年前，吴先生曾十分激动地提出了这个命题，今天再次说起南通的城市建设，他的兴奋依然不减。他说，这仍然是一个城市发展概念。当前，我们在进行“创新中国“的建设，提倡创新是对的，但创新不能是空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拾人牙慧。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探索解决的办法，才是真正的创新。
百余年前，张謇在日本做过50多天的短暂考察后，从筹办大生纱厂起，他开展了以大生纱纺织公司为核心，包括创工厂、办企业、开农垦、修水利、发展交通，办教育和进行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试验。与同时代英国霍华德田园城市相比，张謇的工作涉及到更多人的就业生存，要求采取的社会改良措施更综合，示范效应更广泛。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结合南通的具体情况，有目的、有意识地探索，是以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区域城市、整体性规划，以及市场与统一意志下工农业建设等做法为代表的重大创新。“张謇当年能做那么大的事，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呢?”吴先生颇有感慨地说。
人居环境科学与姜寨聚落遗址
从民居建筑到城市规划，再到人居环境，从建筑学到广义建筑学，再到人居环境科学，吴良镛先生一直在寻找中国建筑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而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形成则得益于两个顿悟，姜寨聚落遗址的发现则是其中之一。
姜寨聚落遗址，位于陕西临潼临河北岸，1972～1979年考古发掘，代表着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村落。其突出特点是有明确的规划，大体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三部分。制陶区集中在河边便于取水，墓葬区则在壕沟外以利卫生。聚落内的房子分为五组，每组均由十多座中小房子和一座大房子环列组成，门均朝着中心广场。这一布局说明姜寨聚落存在着5个氏族，每个氏族由若干家庭组成，各氏族中心的大房子是公共活动场所。
吴先生介绍，“广义建筑学”的形成，就是从陕西临潼考古发现的姜寨聚落遗址中悟出的：聚落虽然由房子组成，但构成这个聚落的主要还是社会、是家庭关系带来各种社会要求。房子是这个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从聚落看建筑，就从房子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的概念。吴良镛认为，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也是一个聚落的发展过程，它包含社会内容、社会结构、社会背景。其中，人是最根本的。
“广义建筑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要展拓建筑学的学术事业”，多角度地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教育、艺术方法论等方面来认识建筑。
提出“广义建筑学”不久，1992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提出的“21世纪议程”已经将建筑、“人类住区”扩展成八项内容。吴良镛遂将“广义建筑学”扩展到人居环境科学。
“人居环境，就是人、建筑物乃至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的一个住所。”吴良镛说，“人居环境，首先讲究秩序；从时间上讲，怎样前后相匹配；从地域来讲，每个地域有每个地方的特点；从环境来讲，要宜居、适合人类居住。”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知识体系，旨在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问题为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主动地从所涉及的主要的相关学科中吸取智慧，开展专题研讨，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新范式，同时推进学科的发展。”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建立得益于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贤学术思想的启发，也得益于吴良镛团队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在接受采访中，吴先生反复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谢意。同时他明确表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建立还只是一个开始，是点燃了一支小小的蜡烛，如果要普照大地，需要学界以及有见识的官员秉持共同的理念，一起努力和实践，而且要有更高的战略思维，更大的空间。在结束采访时，对于自己在建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突破，吴先生十分谦逊地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责任编辑：郭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