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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这是曹聚仁先生在《蒋经国论》一书中对他这位浙江同乡的评论，他还称其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近日的新剧《北平无战事》中，始终在电话听筒那一侧的终极BOSS“建丰同志”（即蒋经国），无时无刻不显露着这种令人“捉急”和揪心的矛盾气质。
孤臣心，孽子泪
孤臣孽子，这是贯穿整部剧的一条中轴线，是剧中“建丰同志”用以鼓励志同道合者的高频词汇。在后来的历史中，蒋经国也频繁地以此自况。1975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蒋经国在日记中数次作如是表达：“以孤臣孽子之心，以报党国”、“从此吾不复亲受庭训矣，今后竟成为孤臣孽子矣”。
何谓孤臣？孤臣未必是能臣，但一定不是近臣、宠臣，也当不了佞臣，做不成权臣。何为孽子？孽生之子，庶出之子，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命儿。历史上的孤臣孽子，总是远离君父、远离权力中枢，一经起用，往往越级擢拔，派往急难险重之境，担当救火队长之责。汉武帝之用郅都、宋太宗之用寇准，大抵都是看重其不群不党、一心一意。孤臣来到政治江湖的漩涡中心，多半成了酷吏，不看情面，勇者无惧。
孤臣能否建立事功取决于君主能否无偏无私。所有人与君主单线联系，无数条孤臣的线索，必使不互相抵触、互相拆台才行。这隐含着对幕后操纵这些孤臣的集权者的极高要求，亦即君主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优秀的道德人格，所谓圣君。可是，以利益为调控对象的统制经济都难以奏效，以人心为调控对象的集权政治就能成功？
做孤臣，眼里就容不得沙子，甚至会落得水清无鱼的下场，招来众口铄金的谣诼。历史转折、社会变革、人心浮动、思潮激荡的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也是出孤臣的年代，更是出悲剧的时代。文艺家总是喜欢这样的题材，编剧刘和平尤其喜欢。
这绝不是他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塑造孤臣孽子的形象。早在1997年他与二月河共同编剧的《雍正王朝》中，老皇帝康熙在党争不绝、吏治败乱之际，就让九子夺嫡中起先并不起眼的庶子胤稹去查国库亏空的弊案和高级官员的贪墨，这位孽子悲壮地表态：“儿臣大不了做一个孤臣。”
这次的《北平无战事》中，刘和平塑造的头号孤臣是蒋经国。联想他早年的留苏岁月，在与其父公开决裂，之后又被王明等人欺侮，被内务部秘密警察监视，发配到偏远的集体农庄劳动，下放到金矿做菁工，想归国而不被允准，确如他自己所说：“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样苦的人。”蒋经国一生对于早年那段在政治立场与其父分道扬镳的“叛逆”历史，都不时流露悔愧之意，在蒋介石去世后的“二七”之夜，蒋经国写道：“独坐庭中，夜深入静，悲苦中来。半月当空，回忆往事，多少心酸。不孝之罪大矣。”
孽子之于蒋经国，具有双重含义。既饱含了一种对于父亲和生母离婚后的被疏离感，尤其在其生母在日军轰炸中死去后，这种孤苦伶仃之感益发强烈;也不乏对自己“少不更事”时对父亲的“大逆不道”，而乃父仍悉心栽培自己，两相对比之下的懊悔。故此，当年轻的蒋经国，经历了他的赣南时代、三青团时代直入1948年，迎来父亲对自己莫大的信任，接受党国在危急存亡之时交予的特殊任务时，他下定了决心，一意要做孤臣孽子。而且，非但自己如此，还要带出一大批孤臣孽子，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北平无战事》中的历史转折之际，方孟敖走，何其沧、梁经纶走，谢培东留，而曾可达的命运是死。曾可达是蒋经国的孤臣。一如《潜伏》里的另一个孤臣标本一军统特务李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战斗在反共的第一线。也很像《亮剑》小说原著里的李云龙，那是共产党的孤臣，死在“文革”之中。李云龙的死震天动地、气壮山河，李崖的死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相对于他们，曾可达的死则悲愤绝望、肝肠寸断。
从《潜伏》到《北平无战事》，国共双方的孤臣孽子们为各E狡兔死、走狗烹。《北平无的片尾字幕是“谨以此片献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作出牺名英雄”，这一句背后有多说的沉重、不能说的秘密？
曾可达的死让人心碎，后时刻，方孟敖还是一副痞发善言，不肯对曾督察的评一些，只说他是一个和富人的人。对于这个有理想、有寒门子弟，这样的评价不说侮辱，也是一种贬低。曾可望地看着党国精英尽数离心…河日下而含恨自裁的。
家国天下，一家一姓之国家天下之失败。在全而腐几的底色中，每个人反倒越发可爱起来了。
方孟敖说蒋经国是个孝子，这倒是恰如其分了。他真的只最是個孝子。1948年10月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于昨晚由北平来沪，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这是扬子公司孔令侃事件爆发后，老蒋的正式介入。16日的日记中，小蒋又作如下反思：“××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
蒋经国在上海的失败，也是曾可达在北平的失败。“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最后那一通电话，便是孤臣与孝子的诀别。
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寄希望于“臣”和“子”，为什么不要求“君”和“父”有所作为，是什么原因让君父“神隐”在历史的幕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也有一代人的局限，然而以此为由，将历史的责任向下卸载，自己袖手旁观，甚至还要不时掣肘干预，又怎能不生乱象？
在这个意义上，《北平无战事》也是一部家庭伦理教育片，父将不父、君将不君的情况下，让儿子冲到前台扛起重担。当爹的“耙耳朵”，反腐败一反到外戚就退缩下来，还能指望做儿子的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多远、多久呢？家国天下，一家一姓之失败，国家天下之失败。最终，黑色变成了灰色，灰蒙蒙一片雾霾。在全面腐败的底色中，每个人反倒越发可爱起来了，平素不易发觉的人性的光彩反倒越发鲜明了，比如剧中的马汉山。反正周遭都看不清了，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世相破败到这等境地，除了改天换地、一张白纸重新作画，岂有他途？ 痛定思痛，毁党造党
蒋经国的政治生涯始于1938年的赣南新政，终结于1988年的呕血而亡。这50年中的前面10年，是他积累地方建设、青年工作以及金融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经验的重要阶段。他自己在1948年领导上海币制改革过程中的受挫，与他的父亲在随后的被迫下野，都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实在是国民党沉疴难起、大势已去的历史时运使然。然而，也正是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为蒋经国之后在台湾的40年地方治理，提供了極宝贵的参考和镜鉴。
1948年11月6日，小蒋结束了他在上海70余天的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生涯，陪同他即将下野的父亲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段艰难岁月。这是两蒋共同面对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痛定思痛却又无力回天的一段日子，也是他们认真总结教训、思索再起之路、谋划整党改造的开始。
小蒋“打虎”失败几个月后，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他的一番开导：
“俞鸿钧先生对我说：他的父亲在弥留时候，告诉他几句话：‘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内行的生意，倘使没有实权，亦不要做。每一个钱，敲开来看，都是有血的。’”
蒋经国心领神会，更痛彻肺腑地体认到，不从根本上重建组织、再造“党国”，一切都无从谈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存党言党，存党忧党，党的建设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蒋介石日记中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省是：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和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
因此，当务之急，是确保党对军队系统的绝对领导。在败亡之际，尤其要警惕的是军心不稳。1949年7月26日，国民党在台北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两蒋对于干部培训工作历来重视，蒋介石的重视源于黄埔军校的政治资本，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的正是标准的政工训练，故对于组织动员青年、选拔培养干部更是驾轻就熟。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旨在对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顶层设计，蒋介石布置的题目是，战争的目的是为谁而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在退守台湾之后，必至军心涣散甚至军队哗变，那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第二步，是整合情治系统，即特务机构。《北平无战事》中反复出现的那个“党团之争”，指的是CC派的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简称CC）所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抗战后期与小蒋发挥主要作用的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之间明争暗斗。二陈也自诩出自公心，坚决反对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遂于1947年推动了党团合并。三青团被撤销，干部成员重新登记后全部转入同级党部工作。这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竟渐至到二陈不去、经国难立的局面。来台后，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工作主事者，为党的失败承担责任。陈果夫病死在台北，陈立夫远走美国养鸡。这样，“中统”的人马就被解散后编入其他部门。“军统”这一支，也就是戴笠死后的保密局这一支，则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蒋经国在同时兼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和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后，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和情治系统的当家人。
第三步，是抛出整党方案。1949年的最后一天，两蒋与国民党元老开会研究党的改造问题，决定改造宗旨是“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翌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蒋氏父子研拟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要求对“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以及党的作风，从根本上痛切反省，严厉检讨”。在大张旗鼓的党员重新登记和整党改造运动中，两蒋进行了大胆的破旧立新，或日毁党造党：将中央委员会规模缩小，由原来的326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减少到32名中央委员，由134名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减少到16名候补中央委员。这48名中央成员中，出现了大量年轻的新面孔，蒋经国及其亲信都跻身其间。
最后一步，是重建青年后备干部系统。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之间就展开了对青年人的舆论攻势和争夺战。一时间，诸如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之类的各类青年外围组织遍地开花，上演的逼宫戏码更是此伏彼起。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团派，起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由陈诚负责，蒋经国也曾参与其中。但随着“党团合并”，青年后备干部系统出现断档。1952年，蒋介石提出“最大失误是教育”，决意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由蒋经国任主任。小蒋根据治赣期间采纳的苏联式工作方法，一方面设计各类素质拓展活动、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年参加文体活动，并设立奖助学金奖励帮扶青年学生;另一方面组织青年学习他父亲的《中国之命运》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经过上述步骤，蒋经国终于把1948年遭遇的派系掣肘，在经历了一番不算很长的隐忍蛰伏，成功地转化为组织上的全面逆袭。
摘自博客天下
这是曹聚仁先生在《蒋经国论》一书中对他这位浙江同乡的评论，他还称其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近日的新剧《北平无战事》中，始终在电话听筒那一侧的终极BOSS“建丰同志”（即蒋经国），无时无刻不显露着这种令人“捉急”和揪心的矛盾气质。
孤臣心，孽子泪
孤臣孽子，这是贯穿整部剧的一条中轴线，是剧中“建丰同志”用以鼓励志同道合者的高频词汇。在后来的历史中，蒋经国也频繁地以此自况。1975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蒋经国在日记中数次作如是表达：“以孤臣孽子之心，以报党国”、“从此吾不复亲受庭训矣，今后竟成为孤臣孽子矣”。
何谓孤臣？孤臣未必是能臣，但一定不是近臣、宠臣，也当不了佞臣，做不成权臣。何为孽子？孽生之子，庶出之子，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命儿。历史上的孤臣孽子，总是远离君父、远离权力中枢，一经起用，往往越级擢拔，派往急难险重之境，担当救火队长之责。汉武帝之用郅都、宋太宗之用寇准，大抵都是看重其不群不党、一心一意。孤臣来到政治江湖的漩涡中心，多半成了酷吏，不看情面，勇者无惧。
孤臣能否建立事功取决于君主能否无偏无私。所有人与君主单线联系，无数条孤臣的线索，必使不互相抵触、互相拆台才行。这隐含着对幕后操纵这些孤臣的集权者的极高要求，亦即君主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优秀的道德人格，所谓圣君。可是，以利益为调控对象的统制经济都难以奏效，以人心为调控对象的集权政治就能成功？
做孤臣，眼里就容不得沙子，甚至会落得水清无鱼的下场，招来众口铄金的谣诼。历史转折、社会变革、人心浮动、思潮激荡的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也是出孤臣的年代，更是出悲剧的时代。文艺家总是喜欢这样的题材，编剧刘和平尤其喜欢。
这绝不是他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塑造孤臣孽子的形象。早在1997年他与二月河共同编剧的《雍正王朝》中，老皇帝康熙在党争不绝、吏治败乱之际，就让九子夺嫡中起先并不起眼的庶子胤稹去查国库亏空的弊案和高级官员的贪墨，这位孽子悲壮地表态：“儿臣大不了做一个孤臣。”
这次的《北平无战事》中，刘和平塑造的头号孤臣是蒋经国。联想他早年的留苏岁月，在与其父公开决裂，之后又被王明等人欺侮，被内务部秘密警察监视，发配到偏远的集体农庄劳动，下放到金矿做菁工，想归国而不被允准，确如他自己所说：“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样苦的人。”蒋经国一生对于早年那段在政治立场与其父分道扬镳的“叛逆”历史，都不时流露悔愧之意，在蒋介石去世后的“二七”之夜，蒋经国写道：“独坐庭中，夜深入静，悲苦中来。半月当空，回忆往事，多少心酸。不孝之罪大矣。”
孽子之于蒋经国，具有双重含义。既饱含了一种对于父亲和生母离婚后的被疏离感，尤其在其生母在日军轰炸中死去后，这种孤苦伶仃之感益发强烈;也不乏对自己“少不更事”时对父亲的“大逆不道”，而乃父仍悉心栽培自己，两相对比之下的懊悔。故此，当年轻的蒋经国，经历了他的赣南时代、三青团时代直入1948年，迎来父亲对自己莫大的信任，接受党国在危急存亡之时交予的特殊任务时，他下定了决心，一意要做孤臣孽子。而且，非但自己如此，还要带出一大批孤臣孽子，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北平无战事》中的历史转折之际，方孟敖走，何其沧、梁经纶走，谢培东留，而曾可达的命运是死。曾可达是蒋经国的孤臣。一如《潜伏》里的另一个孤臣标本一军统特务李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战斗在反共的第一线。也很像《亮剑》小说原著里的李云龙，那是共产党的孤臣，死在“文革”之中。李云龙的死震天动地、气壮山河，李崖的死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相对于他们，曾可达的死则悲愤绝望、肝肠寸断。
从《潜伏》到《北平无战事》，国共双方的孤臣孽子们为各E狡兔死、走狗烹。《北平无的片尾字幕是“谨以此片献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作出牺名英雄”，这一句背后有多说的沉重、不能说的秘密？
曾可达的死让人心碎，后时刻，方孟敖还是一副痞发善言，不肯对曾督察的评一些，只说他是一个和富人的人。对于这个有理想、有寒门子弟，这样的评价不说侮辱，也是一种贬低。曾可望地看着党国精英尽数离心…河日下而含恨自裁的。
家国天下，一家一姓之国家天下之失败。在全而腐几的底色中，每个人反倒越发可爱起来了。
方孟敖说蒋经国是个孝子，这倒是恰如其分了。他真的只最是個孝子。1948年10月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于昨晚由北平来沪，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这是扬子公司孔令侃事件爆发后，老蒋的正式介入。16日的日记中，小蒋又作如下反思：“××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
蒋经国在上海的失败，也是曾可达在北平的失败。“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最后那一通电话，便是孤臣与孝子的诀别。
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寄希望于“臣”和“子”，为什么不要求“君”和“父”有所作为，是什么原因让君父“神隐”在历史的幕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也有一代人的局限，然而以此为由，将历史的责任向下卸载，自己袖手旁观，甚至还要不时掣肘干预，又怎能不生乱象？
在这个意义上，《北平无战事》也是一部家庭伦理教育片，父将不父、君将不君的情况下，让儿子冲到前台扛起重担。当爹的“耙耳朵”，反腐败一反到外戚就退缩下来，还能指望做儿子的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多远、多久呢？家国天下，一家一姓之失败，国家天下之失败。最终，黑色变成了灰色，灰蒙蒙一片雾霾。在全面腐败的底色中，每个人反倒越发可爱起来了，平素不易发觉的人性的光彩反倒越发鲜明了，比如剧中的马汉山。反正周遭都看不清了，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世相破败到这等境地，除了改天换地、一张白纸重新作画，岂有他途？ 痛定思痛，毁党造党
蒋经国的政治生涯始于1938年的赣南新政，终结于1988年的呕血而亡。这50年中的前面10年，是他积累地方建设、青年工作以及金融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经验的重要阶段。他自己在1948年领导上海币制改革过程中的受挫，与他的父亲在随后的被迫下野，都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实在是国民党沉疴难起、大势已去的历史时运使然。然而，也正是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为蒋经国之后在台湾的40年地方治理，提供了極宝贵的参考和镜鉴。
1948年11月6日，小蒋结束了他在上海70余天的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生涯，陪同他即将下野的父亲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段艰难岁月。这是两蒋共同面对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痛定思痛却又无力回天的一段日子，也是他们认真总结教训、思索再起之路、谋划整党改造的开始。
小蒋“打虎”失败几个月后，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他的一番开导：
“俞鸿钧先生对我说：他的父亲在弥留时候，告诉他几句话：‘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内行的生意，倘使没有实权，亦不要做。每一个钱，敲开来看，都是有血的。’”
蒋经国心领神会，更痛彻肺腑地体认到，不从根本上重建组织、再造“党国”，一切都无从谈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存党言党，存党忧党，党的建设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蒋介石日记中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省是：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和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
因此，当务之急，是确保党对军队系统的绝对领导。在败亡之际，尤其要警惕的是军心不稳。1949年7月26日，国民党在台北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两蒋对于干部培训工作历来重视，蒋介石的重视源于黄埔军校的政治资本，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的正是标准的政工训练，故对于组织动员青年、选拔培养干部更是驾轻就熟。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旨在对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顶层设计，蒋介石布置的题目是，战争的目的是为谁而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在退守台湾之后，必至军心涣散甚至军队哗变，那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第二步，是整合情治系统，即特务机构。《北平无战事》中反复出现的那个“党团之争”，指的是CC派的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简称CC）所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抗战后期与小蒋发挥主要作用的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之间明争暗斗。二陈也自诩出自公心，坚决反对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遂于1947年推动了党团合并。三青团被撤销，干部成员重新登记后全部转入同级党部工作。这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竟渐至到二陈不去、经国难立的局面。来台后，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工作主事者，为党的失败承担责任。陈果夫病死在台北，陈立夫远走美国养鸡。这样，“中统”的人马就被解散后编入其他部门。“军统”这一支，也就是戴笠死后的保密局这一支，则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蒋经国在同时兼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和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后，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和情治系统的当家人。
第三步，是抛出整党方案。1949年的最后一天，两蒋与国民党元老开会研究党的改造问题，决定改造宗旨是“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翌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蒋氏父子研拟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要求对“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以及党的作风，从根本上痛切反省，严厉检讨”。在大张旗鼓的党员重新登记和整党改造运动中，两蒋进行了大胆的破旧立新，或日毁党造党：将中央委员会规模缩小，由原来的326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减少到32名中央委员，由134名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减少到16名候补中央委员。这48名中央成员中，出现了大量年轻的新面孔，蒋经国及其亲信都跻身其间。
最后一步，是重建青年后备干部系统。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之间就展开了对青年人的舆论攻势和争夺战。一时间，诸如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之类的各类青年外围组织遍地开花，上演的逼宫戏码更是此伏彼起。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团派，起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由陈诚负责，蒋经国也曾参与其中。但随着“党团合并”，青年后备干部系统出现断档。1952年，蒋介石提出“最大失误是教育”，决意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由蒋经国任主任。小蒋根据治赣期间采纳的苏联式工作方法，一方面设计各类素质拓展活动、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年参加文体活动，并设立奖助学金奖励帮扶青年学生;另一方面组织青年学习他父亲的《中国之命运》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经过上述步骤，蒋经国终于把1948年遭遇的派系掣肘，在经历了一番不算很长的隐忍蛰伏，成功地转化为组织上的全面逆袭。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