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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讲演稿
1980年4月，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应日方要求，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了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
讲演稿中文7000字，译成日文约10000字，是在国内译好带去的。在商谈日程时，日方说届时由精通汉语的八木紫上台代读日文稿，但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日方突然临时决定，由不懂中文的女作家丰田正子宣读日文稿，八木协助，两人同时登台。
时任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事务局长的丰田正子，以由200余人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参加接待。她个子不高，穿一身蜡染蓝花布衣裤，齐耳短发，朴素得像一个中国农村的中年妇女。她每天与我们一起活动，既是向导，也是体贴入微的老大姐。至于事务局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让她出场，我是后来看到她的回忆文章《巴金先生的讲演稿》（载于1984年8月8日《人民日报》）才知道详细情况的：
明天，巴金先生将在朝日讲堂发表为这次访日特别准备的长篇讲演。译员八木女士把一份厚厚的稿子摊在桌子上，大概正在对照原文核对译稿……
我看着巴金先生的讲稿和日译稿，巴金先生讲稿的字很小，但字迹清晰、潇洒。译稿字迹较潦草，且有多处修改：“我只懂日文，我来读日译稿，你看中文稿如何？我读得慢些，如果有译错的地方，就能发现。好，现在开始吧。”
“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他的真诚坦率激烈地敲击震撼着我的心。我一边用手帕擦眼泪，一边断断续续地对八木女士说：“八木，这是非常动人的讲话。明天如果不能把巴金先生的讲话准确地转达给聚集在朝日讲堂的听众，我们就对不起巴金先生。你可要竭尽全力译好啊！”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八木女士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我看这个讲稿不如由丰田先生来读。当然，我也上台，坐在丰田先生旁边当助手。大家看怎么样？”周围的人都点头赞同。这怎么行！我转过挂着眼泪的脸，摇头反对。这不是自寻烦恼、祸从天降吗？但周围的人都坚持叫我来读，无法推诿，只好担当。
文学家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人民
1982年8月28日至9月28日，日本北海道新闻社、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联合访华团，访问了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玉门、酒泉、乌鲁木齐、吐鲁番、苏州、南京，最后到达上海。
这个代表团由获芥川文学奖的作家高桥揆一郎、女作家丰田正子、画家赤穴宏、摄影家座光寺昭典、文化记者稻叶吉正五人组成。他们年轻时都读过巴老的书，崇拜巴老，在来访之前就多次写信希望拜会巴老，表达他们的敬意。
在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丰田正子叫我给全团翻译巴老发表在9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答井上靖先生》。这篇文章是巴老为纪念中日恢复邦交10周年与老朋友井上靖的通信，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发表。井上的《致巴金先生》写于8月25日，文中写道：
大概是初夏的时候，日本传说巴金先生入院动手术。我和您的日本朋友，都为您的健康担忧。后来读了香港《大公报》关于您近况的报道，才算一块石頭落了地……那篇报道说，患部不是恶性肿瘤，而且在5月下旬做了手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啊，总算放心了！为您的健康而感到欢欣鼓舞——这不仅是我，而是您的所有的日本朋友的共同心情。看到您穿着汗衫，精神矍铄的照片，大家都很高兴。
巴老在9月2日的回信中说：
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友谊也会不断加深。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1963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与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
写到这里，巴老笔锋一转说：
在两国人民兴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时候，发生了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不止一次，30年代那次“进入”就造成了一千万以上中国人的死亡，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我翻译完后，全团热烈鼓掌。高桥、丰田都说，巴金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年，否则，友好的根基就不牢固，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那天去拜访巴老，汽车开进武康路，就远远看见巴老身穿深灰色中山装，与李小林站在院门口迎接客人。巴老走路很慢，似乎脚下不太稳当。
巴老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手和脚都肿了，写字手也抖得厉害，但头脑还清楚。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总要留下一些痕迹。20多年前，我访问过丰田正子先生的家。你和江马修先生也到饭店来看过我。我记得你家很远很远，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在你家只待了一小会儿。那时我说，我家院子里埋了一坛子绍兴酒，等你们来时我们一起喝。但那坛子酒在粉碎‘四人帮’时大家喝光了。我送给你们两瓶我家乡的五粮液，这种酒很好喝，但我身体不好，不能陪大家喝，你们一定要尝一尝。1980年我们访日时，丰田先生一直陪着我们，我在朝日讲堂的讲演，日文讲稿也是丰田先生代读的……”
丰田正子说：“旅途中，我们读了先生的《我和文学》和《答井上靖先生》，深为您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真诚而感动。这次来中国访问之前，我心情很矛盾。教科书问题，明明是侵略，非改成进入。这不是欺世惑众、文过饰非吗？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感到没脸见中国人。我们一路上都在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我们的心情。”
巴老笑了，说：“是吗？你们都会唱吗？日本朋友会唱这首歌的大概不多。抗战时期，我们身经百战，吃了很多苦，死了很多人，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高桥揆一郎说：“真心实意是为友之道，是打开心扉的钥匙。回国后，我们要在北海道新闻上连载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转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使日本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我想这是献给先生的最好的礼物。”
巴老说：“对，最好的礼物就是友谊，就是美好的感情。”
（摘自《作家文摘》）
1980年4月，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应日方要求，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了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
讲演稿中文7000字，译成日文约10000字，是在国内译好带去的。在商谈日程时，日方说届时由精通汉语的八木紫上台代读日文稿，但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日方突然临时决定，由不懂中文的女作家丰田正子宣读日文稿，八木协助，两人同时登台。
时任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事务局长的丰田正子，以由200余人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参加接待。她个子不高，穿一身蜡染蓝花布衣裤，齐耳短发，朴素得像一个中国农村的中年妇女。她每天与我们一起活动，既是向导，也是体贴入微的老大姐。至于事务局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让她出场，我是后来看到她的回忆文章《巴金先生的讲演稿》（载于1984年8月8日《人民日报》）才知道详细情况的：
明天，巴金先生将在朝日讲堂发表为这次访日特别准备的长篇讲演。译员八木女士把一份厚厚的稿子摊在桌子上，大概正在对照原文核对译稿……
我看着巴金先生的讲稿和日译稿，巴金先生讲稿的字很小，但字迹清晰、潇洒。译稿字迹较潦草，且有多处修改：“我只懂日文，我来读日译稿，你看中文稿如何？我读得慢些，如果有译错的地方，就能发现。好，现在开始吧。”
“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他的真诚坦率激烈地敲击震撼着我的心。我一边用手帕擦眼泪，一边断断续续地对八木女士说：“八木，这是非常动人的讲话。明天如果不能把巴金先生的讲话准确地转达给聚集在朝日讲堂的听众，我们就对不起巴金先生。你可要竭尽全力译好啊！”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八木女士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我看这个讲稿不如由丰田先生来读。当然，我也上台，坐在丰田先生旁边当助手。大家看怎么样？”周围的人都点头赞同。这怎么行！我转过挂着眼泪的脸，摇头反对。这不是自寻烦恼、祸从天降吗？但周围的人都坚持叫我来读，无法推诿，只好担当。
文学家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人民
1982年8月28日至9月28日，日本北海道新闻社、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联合访华团，访问了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玉门、酒泉、乌鲁木齐、吐鲁番、苏州、南京，最后到达上海。
这个代表团由获芥川文学奖的作家高桥揆一郎、女作家丰田正子、画家赤穴宏、摄影家座光寺昭典、文化记者稻叶吉正五人组成。他们年轻时都读过巴老的书，崇拜巴老，在来访之前就多次写信希望拜会巴老，表达他们的敬意。
在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丰田正子叫我给全团翻译巴老发表在9月20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答井上靖先生》。这篇文章是巴老为纪念中日恢复邦交10周年与老朋友井上靖的通信，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发表。井上的《致巴金先生》写于8月25日，文中写道：
大概是初夏的时候，日本传说巴金先生入院动手术。我和您的日本朋友，都为您的健康担忧。后来读了香港《大公报》关于您近况的报道，才算一块石頭落了地……那篇报道说，患部不是恶性肿瘤，而且在5月下旬做了手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啊，总算放心了！为您的健康而感到欢欣鼓舞——这不仅是我，而是您的所有的日本朋友的共同心情。看到您穿着汗衫，精神矍铄的照片，大家都很高兴。
巴老在9月2日的回信中说：
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友谊也会不断加深。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1963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与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
写到这里，巴老笔锋一转说：
在两国人民兴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时候，发生了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不止一次，30年代那次“进入”就造成了一千万以上中国人的死亡，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我翻译完后，全团热烈鼓掌。高桥、丰田都说，巴金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年，否则，友好的根基就不牢固，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那天去拜访巴老，汽车开进武康路，就远远看见巴老身穿深灰色中山装，与李小林站在院门口迎接客人。巴老走路很慢，似乎脚下不太稳当。
巴老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手和脚都肿了，写字手也抖得厉害，但头脑还清楚。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总要留下一些痕迹。20多年前，我访问过丰田正子先生的家。你和江马修先生也到饭店来看过我。我记得你家很远很远，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在你家只待了一小会儿。那时我说，我家院子里埋了一坛子绍兴酒，等你们来时我们一起喝。但那坛子酒在粉碎‘四人帮’时大家喝光了。我送给你们两瓶我家乡的五粮液，这种酒很好喝，但我身体不好，不能陪大家喝，你们一定要尝一尝。1980年我们访日时，丰田先生一直陪着我们，我在朝日讲堂的讲演，日文讲稿也是丰田先生代读的……”
丰田正子说：“旅途中，我们读了先生的《我和文学》和《答井上靖先生》，深为您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真诚而感动。这次来中国访问之前，我心情很矛盾。教科书问题，明明是侵略，非改成进入。这不是欺世惑众、文过饰非吗？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感到没脸见中国人。我们一路上都在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我们的心情。”
巴老笑了，说：“是吗？你们都会唱吗？日本朋友会唱这首歌的大概不多。抗战时期，我们身经百战，吃了很多苦，死了很多人，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高桥揆一郎说：“真心实意是为友之道，是打开心扉的钥匙。回国后，我们要在北海道新闻上连载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转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使日本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我想这是献给先生的最好的礼物。”
巴老说：“对，最好的礼物就是友谊，就是美好的感情。”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