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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父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
反对“台湾”高于“中国”论调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没有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状态，海外的反华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氏父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
“台独”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台独”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故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台独”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台独”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台独’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日本反华势力在策动和支持“台独”，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动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早在1950年末，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被判叛乱重刑。
文艺团体必须冠“中国”、“中华”之名
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法令，是专为“台独”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氏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台独”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
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官方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台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台湾文艺》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学台湾》，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者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行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氏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语言学里，没有“台湾话”。认为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鉴于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国家”，有的人发音为“果家”，有人说“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说成“一本”，有的说成“二本”，个别的发音为“四本”，因而为了有利于沟通，当局大力推广“北京话”，除办有《国语日报》外，还倡导具有祖国意识的作家应用纯正的中文写作，刚性推行“国语”的语文政策。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
反对“台湾”高于“中国”论调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没有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状态，海外的反华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氏父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
“台独”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台独”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故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台独”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台独”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台独’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日本反华势力在策动和支持“台独”，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动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早在1950年末，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被判叛乱重刑。
文艺团体必须冠“中国”、“中华”之名
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法令，是专为“台独”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氏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台独”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
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创办刊物以“台湾”命名，在两蒋时代同样遭到冷遇。吴浊流于1964年4月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由于没用《中华文艺》或《亚洲文艺》一类的刊名，曾几次被“警备总部”约谈，质问他不用“中国”而用“台湾”名称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台湾”二字。吴浊流年纪大，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顶撞官方说：“除非‘台湾省’改了名称，我就改杂志名称”。鉴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汉节凛然”著称，且又抓不到他转向宣扬“台独”的把柄，当局无可奈何，只得让其出版，但仍紧盯不放，不时用各种借口向其提出警告。《台湾文艺》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学台湾》，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为《隔绝》的小说中一段话有问题，被“调查局”强令删除。至于《笠》诗刊，绕了好几个弯将“笠”视为“台湾意识”的图腾，也被当局识破，难逃“台独同路人”的指责。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者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行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氏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语言学里，没有“台湾话”。认为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鉴于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国家”，有的人发音为“果家”，有人说“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说成“一本”，有的说成“二本”，个别的发音为“四本”，因而为了有利于沟通，当局大力推广“北京话”，除办有《国语日报》外，还倡导具有祖国意识的作家应用纯正的中文写作，刚性推行“国语”的语文政策。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