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受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快速发展的影响，在面对气候变化时风险甚高。
　　2015年是全球气候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在亚洲，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干燥气候、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以及太平洋的环流季，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达到了历史巅峰。与此同时，北京由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物也首次引发了红色空气污染警报，并且对气候变化产生了影响。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达成了历史性、实质性的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196个国家将会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世界上中产阶级人口大约有十亿人，得益于制造业和贸易的繁荣，他们的数量快速增长，并且越来越趋向于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沿海地区大城市。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认为气候变化对世界中产阶级的影响往往被低估了。
　　巴黎协议的达成恰逢中产阶级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瑞银对全球超过200个城市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正面临着很高的环境风险和气候变暖风险，并且投保比例不足。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受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的影响，在面对气候变化时风险甚高。
　　这些风险会以多种形式表现。高温对于农业和非农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有不利影响。当一个地区年均气温达到20至30摄氏度区间时，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作物产出都大幅度下降。
　　气候变化也会对城市生活带来特殊的风险。热浪来袭时，城市会变成危险的区域。随着柏油马路越来越多，绿地越来越少，城市日间温度会因此多上升3摄氏度，夜间气温多上升12摄氏度。
　　随之而来的是与炎热相关的死亡率以指数级的速度上升。在2010年的俄罗斯热浪袭击中，有超过5万人因此丧生。尽管空调可以帮助人们躲避炎热，但是这又带来恶性循环，用电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化石能源燃烧，这进一步增加污染和碳排放，并且导致更严重的高温。
　　气象灾难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日乎寻常，从1975年到2014年增长了7倍。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尤其容易遭受到极端天气的冲击，大约12.6万亿美元的GDP产值和接近10亿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中国有一些人口密度高、发展快的城市位于海拔较低的沿海一带，这也使得它们处于高风险的位置。其中广州、深圳、天津、厦门是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我们可以分析每年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占一个城市的GDP比重，以此预测每年一个城市需要将经济增长的多大比例用来应对未来可预期的洪灾。广州这一比例达到当地GDP的1.32%，到2050年这一经济代价大约是平均每年132亿美元。
　　目前的坏消息是，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没有下降的迹象。中国针对自然灾害的投保比例明显不足。目前，中国只有大约占总价值0.12%的财产被保险覆盖，这一比例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在自然灾害引发的诸多不幸中，投保不足意味着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因为财产的损失会直接影响当地的中产阶级，同时会影响到政府，因为政府有救助义务，是一切自然灾害的最终保险人。
　　我们的研究显示，面对气候变化，尚有诸多不足亟待改善来保护中产阶级这一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巴黎协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继续扩大使用清洁能源，改善基础设施，在容易受灾的地区推广保险，让保险产品变得更易购买价格更能让人接受。
　　所幸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有能力自发地进行这方面的呼吁，并且就气候问题展开研讨与辩论。最终，我们相信只有来自中产阶级的压力才能推动政策制定者应对这一问题，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已经取得了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彰显领导力的机会。
　　Caroline Anstey是瑞银“瑞银与社会”全球主管，Paul Donovan是瑞银全球经济学家，合著报告《气候变化：全球中产阶级的风险》。魏枫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