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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多年的猜测和默认之后，苹果CEO蒂姆·库克近日在《商业周刊》网站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并称“为身为同性恋者感到很自豪”。
同样在10月，美国爱达荷州及内华达州加入允许同性婚姻的行列。至此，美国已有26个州承认同性婚姻合法。
即便如此，公开承认同性恋的身份仍需要很大勇气。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多数同性恋会选择逃避、隐瞒，选择与异性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
丈夫不可能爱我
“第一次见他就觉得比一般青海大男人看着更舒服，干净、儒雅、阳光的微笑，让医院里焦头烂额的我感受到了温暖和支撑。”曲洁与丈夫相识于2008年底，丈夫用“超乎其他男人的细心和温和”很快就俘虏了她，2009年9月两人领了结婚证。
随后一年的生活中，虽不时有小摩擦和不愉快，但仍处在新婚中的曲洁并未在意。
2010年11月，休完产假从婆家回到自己的小家，曲洁第一次感觉到了迷惑，“日常生活中甚至连普通的拥抱和接吻他都很排斥”。
为了增进夫妻感情，曲洁策划了一场迟到的蜜月旅行，“在丽江，他没有对我主动拉过一次手，抚摸过一次头，搂过一次肩，更不要说主动亲密了。我作为女人到底是有多差劲，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反思。”期待的旅行并没有达到效果，反而更真切地感受到丈夫对她的无爱、无欲、无心。
几年的婚姻生活，曲洁在怀疑和彷徨中熬着日子，忍受着冷遇甚至肢体暴力。
当曲洁无意间发现真相，知道丈夫是同性恋时，她释然了。“无论我如何改善自己、如何为家庭努力付出，哪怕辜负所有的亲人、朋友，牺牲事业，对他好，我的丈夫都不可能爱我，不可能被我感动，不可能对我有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关怀和心疼，因为他是同性恋！”
2014年7月，曲洁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孤独的群体
同妻特指与男同性恋者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曾估计，中国约为1600万男同性恋者会进入或已经进入婚姻状态。由于男同性恋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进入婚姻，因此，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这一数量惊人的群体，基本沉默无言。
上海大学法学院何杨涛、杨然、王秀茹、夏蓓蓓等人对215名普通公众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7%的受访人群表示不了解同妻家庭婚姻状况，“非常了解”的不到2%。对于同妻群体产生的原因，17.21%的受访者认为，同妻是社会正常现象，和正常夫妻没有差别。
“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于同妻的状况不了解，或只有模糊认识，而这部分人往往会基于自身的一些基本判断，给予同妻群体或者男同恋者以片面评价。”何杨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海大学对同妻群体的调查显示，她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的通道。因为怕丢人，怕他人异样的目光，大多数同妻羞于启齿，内心痛苦压抑而又迫切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
于是，虚拟的网络成为同妻之间互相交流倾诉、抱团取暖的平台。
一批同妻公益组织及网络交流平台陆续建立。然而，公益组织面临规模小、专业人士参与度少的困境，一些公益组织甚至存在欺诈现象。而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机构对于同妻这一群体的权益保护以及相关宣传教育基本为空白。
“我们曾联系过中国妇联和上海妇联，但两个机构均明确表示对同妻这一问题不了解，也无相关研究。”何杨涛说。
在上海大学深度调研的30位同妻中，有94%的受访者在婚姻中都遭受了精神或身体的痛苦。其中，冷暴力在同妻家庭婚姻矛盾中的比例高达85%，成为绝大多数受访者精神痛苦的最大来源。
张颖刚离婚。结婚18年的她和前夫育有两个孩子。只有初中学历的张颖在结婚后就感觉丈夫不对劲，她一直认为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直到13年后，张颖在丈夫的网络聊天记录里发现，丈夫的外遇是一个男人。
在张颖看来，夫妻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就是“人间地狱”， 丈夫冷漠寡言，整天阴着脸，对她完全无视。
世俗的眼光
被问到为何会成为同妻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同妻都会提到“骗婚”。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显示，受访的97位同妻中，有94.5%婚前不了解丈夫的性取向；89.9% 的同妻坦陈，婚前根本没考虑过配偶的性取向问题。
不可否认，男同性恋出于社会与家庭的压力会选择异性恋婚姻，掩饰性取向，传宗接代。
杨然在调查中接触过一位男同性恋者李刚。李刚是一名公务员，25岁。虽然未婚，但他坦言如果选择婚姻，他会选择异性恋女性。“我爱父母，如果我向他们承认我的性取向，父母也会理解我，但我家是传统家庭，我不想让父母伤心。找一个爱我的女性做妻子的话，她会照顾好我父母和孩子。”李刚说。
而在问及是否会觉得这样对未来妻子不公平时，李刚迅速岔开了话题。
“女性对于家庭的照顾，以及由此可以形成稳定的家庭生活，是一些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的重要原因。”杨然说。
小雪是一位男同的异性恋女友，在得知男友是同性恋之后，她提出了分手。但男方极力挽留并希望和小雪走入婚姻，男友的母亲更是在知道儿子是同性恋的情况下，提出希望小雪与其子发生关系。
然而，还有许多同性恋者在婚前并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自我认同，甚至部分人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他们急于进入符合主流文化方向的异性恋婚姻，进而摆脱自我认同的困境。
张杰今年30岁，结婚已有两年多。婚前他并不清楚自己同性恋的身份，“稀里糊涂地结婚了”。
张杰说，他现在很反对同性恋的异性婚姻，“何必违背自己的意愿又让对方不幸福呢。我不知道其他同志结婚后的状态怎么样，我只知道我过得很痛苦，这样的日子很煎熬。”
未来打算怎么办，张杰说这个问题时刻困扰着自己，“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可我不能出柜，父母、妻子还有孩子不能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难说再见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名册中剔除。同年，美国精神医学会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但在中国，从医生、咨询师到焦虑的父母，很多人都在繁忙地进行“矫正治疗”。一些同妻在婚前知道丈夫同性取向的情况下，固执地相信爱可以改变一切，认为长久相处之后的异性情感可以改变同性恋取向。这也是导致同妻婚姻悲剧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些同妻由于家庭压力以及自身年龄与对婚姻的渴望，匆忙结婚。
作为一名大龄剩女，文清的家人不断催促她结婚。在亲友的极力劝说下，文清与刚认识一个月的丈夫领了结婚证。“我对他谈不上有好感，只是觉得人挺老实。”文清口中老实的丈夫，婚后完全变了样子。在知道丈夫是同性恋后，文清最终选择了离婚。
有一部分同妻虽然在婚姻中遭受着痛苦，但基于各种原因仍然选择坚守婚姻。
而那些选择离婚的同妻，她们的路好走吗？上海大学的调查显示，在同妻最需要获得的帮助中，“法律问题”仅次于“倾诉途径”。为此，上海大学成立了“风信子同妻法律服务中心”，帮助同妻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何杨涛介绍，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判决离婚的同妻，都未能将丈夫的性取向列入离婚理由。妻子一般通过聊天软件、短信、电话录音等证据来证明丈夫的性取向，而这些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后都得不到有效认定。另外，在妻子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认定丈夫在外的同居生活，以及家庭暴力未能及时取证等，也造成了很多同妻无法获得损害赔偿。
同样在10月，美国爱达荷州及内华达州加入允许同性婚姻的行列。至此，美国已有26个州承认同性婚姻合法。
即便如此，公开承认同性恋的身份仍需要很大勇气。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多数同性恋会选择逃避、隐瞒，选择与异性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
丈夫不可能爱我
“第一次见他就觉得比一般青海大男人看着更舒服，干净、儒雅、阳光的微笑，让医院里焦头烂额的我感受到了温暖和支撑。”曲洁与丈夫相识于2008年底，丈夫用“超乎其他男人的细心和温和”很快就俘虏了她，2009年9月两人领了结婚证。
随后一年的生活中，虽不时有小摩擦和不愉快，但仍处在新婚中的曲洁并未在意。
2010年11月，休完产假从婆家回到自己的小家，曲洁第一次感觉到了迷惑，“日常生活中甚至连普通的拥抱和接吻他都很排斥”。
为了增进夫妻感情，曲洁策划了一场迟到的蜜月旅行，“在丽江，他没有对我主动拉过一次手，抚摸过一次头，搂过一次肩，更不要说主动亲密了。我作为女人到底是有多差劲，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反思。”期待的旅行并没有达到效果，反而更真切地感受到丈夫对她的无爱、无欲、无心。
几年的婚姻生活，曲洁在怀疑和彷徨中熬着日子，忍受着冷遇甚至肢体暴力。
当曲洁无意间发现真相，知道丈夫是同性恋时，她释然了。“无论我如何改善自己、如何为家庭努力付出，哪怕辜负所有的亲人、朋友，牺牲事业，对他好，我的丈夫都不可能爱我，不可能被我感动，不可能对我有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关怀和心疼，因为他是同性恋！”
2014年7月，曲洁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孤独的群体
同妻特指与男同性恋者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曾估计，中国约为1600万男同性恋者会进入或已经进入婚姻状态。由于男同性恋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进入婚姻，因此，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这一数量惊人的群体，基本沉默无言。
上海大学法学院何杨涛、杨然、王秀茹、夏蓓蓓等人对215名普通公众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7%的受访人群表示不了解同妻家庭婚姻状况，“非常了解”的不到2%。对于同妻群体产生的原因，17.21%的受访者认为，同妻是社会正常现象，和正常夫妻没有差别。
“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对于同妻的状况不了解，或只有模糊认识，而这部分人往往会基于自身的一些基本判断，给予同妻群体或者男同恋者以片面评价。”何杨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海大学对同妻群体的调查显示，她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的通道。因为怕丢人，怕他人异样的目光，大多数同妻羞于启齿，内心痛苦压抑而又迫切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
于是，虚拟的网络成为同妻之间互相交流倾诉、抱团取暖的平台。
一批同妻公益组织及网络交流平台陆续建立。然而，公益组织面临规模小、专业人士参与度少的困境，一些公益组织甚至存在欺诈现象。而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机构对于同妻这一群体的权益保护以及相关宣传教育基本为空白。
“我们曾联系过中国妇联和上海妇联，但两个机构均明确表示对同妻这一问题不了解，也无相关研究。”何杨涛说。
在上海大学深度调研的30位同妻中，有94%的受访者在婚姻中都遭受了精神或身体的痛苦。其中，冷暴力在同妻家庭婚姻矛盾中的比例高达85%，成为绝大多数受访者精神痛苦的最大来源。
张颖刚离婚。结婚18年的她和前夫育有两个孩子。只有初中学历的张颖在结婚后就感觉丈夫不对劲，她一直认为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直到13年后，张颖在丈夫的网络聊天记录里发现，丈夫的外遇是一个男人。
在张颖看来，夫妻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就是“人间地狱”， 丈夫冷漠寡言，整天阴着脸，对她完全无视。
世俗的眼光
被问到为何会成为同妻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同妻都会提到“骗婚”。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显示，受访的97位同妻中，有94.5%婚前不了解丈夫的性取向；89.9% 的同妻坦陈，婚前根本没考虑过配偶的性取向问题。
不可否认，男同性恋出于社会与家庭的压力会选择异性恋婚姻，掩饰性取向，传宗接代。
杨然在调查中接触过一位男同性恋者李刚。李刚是一名公务员，25岁。虽然未婚，但他坦言如果选择婚姻，他会选择异性恋女性。“我爱父母，如果我向他们承认我的性取向，父母也会理解我，但我家是传统家庭，我不想让父母伤心。找一个爱我的女性做妻子的话，她会照顾好我父母和孩子。”李刚说。
而在问及是否会觉得这样对未来妻子不公平时，李刚迅速岔开了话题。
“女性对于家庭的照顾，以及由此可以形成稳定的家庭生活，是一些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的重要原因。”杨然说。
小雪是一位男同的异性恋女友，在得知男友是同性恋之后，她提出了分手。但男方极力挽留并希望和小雪走入婚姻，男友的母亲更是在知道儿子是同性恋的情况下，提出希望小雪与其子发生关系。
然而，还有许多同性恋者在婚前并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自我认同，甚至部分人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他们急于进入符合主流文化方向的异性恋婚姻，进而摆脱自我认同的困境。
张杰今年30岁，结婚已有两年多。婚前他并不清楚自己同性恋的身份，“稀里糊涂地结婚了”。
张杰说，他现在很反对同性恋的异性婚姻，“何必违背自己的意愿又让对方不幸福呢。我不知道其他同志结婚后的状态怎么样，我只知道我过得很痛苦，这样的日子很煎熬。”
未来打算怎么办，张杰说这个问题时刻困扰着自己，“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可我不能出柜，父母、妻子还有孩子不能承受那些流言蜚语。”
难说再见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疾患名册中剔除。同年，美国精神医学会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但在中国，从医生、咨询师到焦虑的父母，很多人都在繁忙地进行“矫正治疗”。一些同妻在婚前知道丈夫同性取向的情况下，固执地相信爱可以改变一切，认为长久相处之后的异性情感可以改变同性恋取向。这也是导致同妻婚姻悲剧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些同妻由于家庭压力以及自身年龄与对婚姻的渴望，匆忙结婚。
作为一名大龄剩女，文清的家人不断催促她结婚。在亲友的极力劝说下，文清与刚认识一个月的丈夫领了结婚证。“我对他谈不上有好感，只是觉得人挺老实。”文清口中老实的丈夫，婚后完全变了样子。在知道丈夫是同性恋后，文清最终选择了离婚。
有一部分同妻虽然在婚姻中遭受着痛苦，但基于各种原因仍然选择坚守婚姻。
而那些选择离婚的同妻，她们的路好走吗？上海大学的调查显示，在同妻最需要获得的帮助中，“法律问题”仅次于“倾诉途径”。为此，上海大学成立了“风信子同妻法律服务中心”，帮助同妻解答相关法律问题。
何杨涛介绍，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判决离婚的同妻，都未能将丈夫的性取向列入离婚理由。妻子一般通过聊天软件、短信、电话录音等证据来证明丈夫的性取向，而这些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后都得不到有效认定。另外，在妻子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认定丈夫在外的同居生活，以及家庭暴力未能及时取证等，也造成了很多同妻无法获得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