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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5日，罗马所处的拉齐奥大区再次被划分为红区。我和教授达贝尔的会面又一次延迟。
软封锁持续了三四个月，其间连国立图书馆也关闭了。一整年里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新骑手，在学习如何与生活和谐。一切在于侧倾的方式：如果一个靠轮子运动的物体想要转弯或者改变方向，就会产生一股离心力，根据永远要节省能量的惯性定律，正是这股力量试图把我们从拐弯拉回直线。在运动时，直线运行是耗能最少的，所以骑摩托的人会把体重向弯位倾斜，调整摩托车的重心，抵消掉离心力和惯性定律的效应。
我像骑摩托一样学习如何面临每一个疫情的拐角，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越是想要走上轨道越是费力，于是不得不顺应重心，不再挣扎，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为了在大封锁期间手头有足够的资料来撰写论文，在封锁警报拉响之前，我慌慌张张去图书馆收集能找到的资料。从9月底开始，罗马历史与考古图书馆就彻底关了门，而国立图书馆每天只接待两百人次的阅览者，并且需要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预约时间从早晨七点半开始。我连着许多天七点半爬起来预约却都没有拿到预约号，后来我突发奇想，从六点半开始疯狂刷新页面，结果在七点钟抢到了当天的一个号码。
罗马国立图书馆很大，比起别的宫殿式图书馆，它更像是一个现代工厂。考古馆里原本就不会有很多人，我去的那天巨大的阅览室里只有两个读者。和往常不一样，一切都忽然智能化了起来，这让我非常不习惯。以前刚来的时候也很不习惯，因为总要和人打交道，好多事需要手工操作，也曾被馆员带领着去架子上翻书。现在全都得自己网上操作。刚到欧洲时，觉得这边科技落后，干什么都不迅捷，后来适应了慢腾腾的生活，反倒是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科技失去了兴趣。
此后是漫漫无尽的封锁解禁封锁解禁，弹皮筋一样摆弄着人们的耐心。大约是因为常常不能出门，运动量跟不上，我开始失眠，有时候会一直睁眼到清晨四点。罗马的冬天并不寒冷，清早还不能入睡时就走到窗前，推开镂空木窗，向外面望一望，想象一百年前这栋房子里住的人是不是也曾在清晨推开窗子向外面望一望。这房子建在马焦雷城门边，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星半点的古城墙，就着黑色的铁艺路灯，影影绰绰。除了白天黑夜都不停歇的鸟鸣，没有更多的声音。
冬天的羅马常常陷入雨季，直到2月才放晴。2021年旧历新年前夕，达贝尔教授有天很开心地发消息给我：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再次在博物馆里授课了。
博物馆都开了门吗？我只知道圣方济各说梵蒂冈博物馆开了。我问。此前我在教宗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他说从2021年2月1日起，梵蒂冈博物馆在关闭八十八天后将再次向公众开放，这是自1943年以来博物馆历史上关闭时间最长的一次。
于是大年初一我去了博尔盖塞美术馆。从前去这个馆总得预约，而现在只需要拿上考古学证件在售票窗口兑换门票，坐在花园里等进入的时段即可。林荫道上有人散步，散发出常有的静谧，仿佛生活一直都如此从容不迫。我来过这个别墅许多次，甚至和娜塔莉在深夜还在这个花园里游荡过，但从未耐心打量眼前的建筑。大约天气好，宫殿白得耀目。意大利的阳光十分富足，天空蓝得透明，博尔盖塞的草坪绿油油的，都是很饱和的色彩。很快我就脱下了风衣，穿着件薄衬衫坐在椅子上看草地上奔跑的狗。
博尔盖塞是疫情之前我在罗马唯一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去一趟很麻烦，所以去的次数最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每次进馆参观，都觉得十分满足。十九世纪末，意大利政府想要向当时因一连串投资失利而面临巨大财务困难的博尔盖塞家族购买博尔盖塞别墅，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以三百六十万意大利里拉的价格买下。真不知道这个家族当年穷途末路到了什么程度，竟然可以接受，因为光是别墅内收藏的一两件画作，价值在当时恐怕就远高于此。
卖一张拉斐尔的画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反倒是卖了整个别墅和其中的收藏？
谁知道呢？管那么多干吗？要不是因为他们贱卖了，你如今怎么能花两块钱就能在这个国立美术馆欣赏这些世界名作呢？
娜塔莉说。
卡拉瓦乔是达贝尔教授最钟爱的意大利画家，而博尔盖塞以收藏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卡拉瓦乔作品以及藏有大量贝尼尼雕塑闻名。在馆里我拍了卡拉瓦乔《捧水果篮的男孩》传给他，告诉他我也来了博物馆。这是时隔半年的首次博物馆行程。
然而和往常一样，约定一直延后，短暂的博物馆课很快就不能够进行下去了，因为意大利再一次关闭了所有这些公共场所。政策三不五时地修改，有时忽然就限制出行，罗马常常不是红区就是橙区。
按照意大利法令，如每十万居民每周感染病例超过二百五十例，即自动升级为“红区”，需要实施封城等更严厉的措施。“红区”居民除工作、健康及其他必要原因外不得外出。理发店不可以营业，所有校园不能开放，非必需品零售商店禁止营业，但食品、药店、烟草店、洗衣店、五金店、童装店、书店等除外。聚会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去超市每户也只能一个人出去，并且要随身携带自我声明。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已经整整一年了，从意大利第一次封锁开始就没有停下来过。甚至为了不让人们随便出行，好多商品在某个时段之后就不允许购买。但总有一些无脑的法令随之而来，比如从十八点开始禁止顾客购买卫生巾，因为它们不属于“基本必需品”。
这一法令显然触犯了众怒。在意大利，卫生巾的增值税是百分之二十二，和奢侈品的增值税是一个价。所以有人在网上发帖表示愤怒：
我们简直如临深渊！
有网友翻出来之前的法令，比如烟酒被视作必需品，而孩子们需要用的马克笔和水彩用品却禁止正常售卖。风向很快也转向女权主义：2021年了，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男性绝对占上风的世界。
尽管政府很快出来道歉，并对法令进行了修改，但糟心的事不止这一件，惊掉眼珠的操作此起彼伏。这一场魔幻大戏演得久了，剧场里常驻的观众都已见惯不怪。很快又迎来了复活节，3月15日至4月6日（4月3日到5日的复活节三天假期除外，这一阶段大家都不能出门），允许“橙区”居民在所在城市内探亲访友，但探访活动仅允许每天五时至二十二时进行一次，最多两人，十四岁以下儿童或残障人士等不受限制。“红区”则禁止探亲访友。不知道这种“法令”究竟会起到何种作用，总之每一个节假日里的规定真的是懒得赘述。 意大利人平时就懒散，节日过得更加分明，一切关于文件的事都停摆，我手头的工作也跟着停摆。发给教授们的信件从假期开始三天前就得不到回复，更不用提学校的网络。它们直接瘫痪。写信给秘书处询问，系统很快发来简短的回复。一切事项均在复活节后才能解答，请耐心等待。离复活节还有三天，大家就什么活儿都不愿意干了。
逐渐失去耐心的我，和早已失去耐心的意大利人，都既想办法按旧日的规则活下去，也懒得用心活着。我在家里临摹一张达利的画。图像的设置是一个广阔的、平滑的灰度平面。它在右侧升高，在左侧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聚集在该空间中间的是各种奇怪而又丰富多彩的超现实主义图像。后来我又去看一首我看不懂却好像充满隐喻的诗：安静的老妇在笔直轻烟之上代表海上落下蚁之雨，在冰冷的岩石旁有一根睫毛，一块撕扯的鸡肉表示坏天气，六只乳房散布在一方池水中，腐烂的驴子全身贴满表示春天的开始的小虫，一只肚脐放在某处，上面有着鱼骨般白色的小齿，干螃蟹在标示着沼泽蔓延的软木塞上，它的鼻子上带有一抹月亮的颜色，一瓶猴子茴香酒躺在空心的木块上装睡，一条皱纹上有橄榄的影子。
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作品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更加不相关的故事。2019年大约这时候，巴黎圣母院遭遇了火灾。第二天和达贝尔教授坐在贾科莫摩尔人喷泉前时，他说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那是他童年时常去的地方。而我在浓烈又舒适的春光下丝毫不能体会他的烦恼，也不觉得后悔。我去巴黎圣母院那天和同行旅伴吵了一架，于是他独自参观了教堂而我跑去附近的药妆店大肆采购。所以虽然曾经路过巴黎圣母院，但当时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抬，去看看那后来被大火噬尽的钟楼。
我们可做的非常少，达贝尔说，好像永远也不够，但是必须继续。他在说关于那座钟楼的修复。
我极力想象钟楼的样子，但毫不意外我全然想不起来。2019年的我眼里只有浓浓春光下的罗马，从没想过我会失去它。
2021年，画累了看累了我就在窗前站站。罗马的春天可真美啊，可惜我们只能站在窗前。
2021年3月20日二十三点三十七分（意大利时间），春季正式开始了。在那一刻，太陽越过黄道和赤道相交的天球两线之一：所谓的春点或春分点。太阳完美地出现在天顶上，白天的时间将等于夜晚的时间：两者都是精确的十二小时。
春季从3月21日启动，我的春天在红色封锁中展开。和往常一样，我度过了日与夜的交界线，拥有了顺滑的失眠。海鸥在夜里打斗，发出的惨叫，我使劲寻找，也不辨其踪。黑夜染透了所有的事物，只余一点干涩的声音。它们也许早已从汽车顶子上扑腾进不远处的马焦雷城门顶。大概是四周不见人烟的缘故，它们叫得大胆放肆，声音极具穿透力，使人在上颚产生腴润的口感。这声音震裂了裹挟着罗马的巧克力碎片，我喝完了杯子中冷掉的咖啡。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时，我钻进了被窝，当傍晚的太阳向地平线滑落时，我再一次苏醒。整整十二个小时，梦境如此浓烈，我睡完了春天的第一天。
责任编辑：田静
软封锁持续了三四个月，其间连国立图书馆也关闭了。一整年里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新骑手，在学习如何与生活和谐。一切在于侧倾的方式：如果一个靠轮子运动的物体想要转弯或者改变方向，就会产生一股离心力，根据永远要节省能量的惯性定律，正是这股力量试图把我们从拐弯拉回直线。在运动时，直线运行是耗能最少的，所以骑摩托的人会把体重向弯位倾斜，调整摩托车的重心，抵消掉离心力和惯性定律的效应。
我像骑摩托一样学习如何面临每一个疫情的拐角，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越是想要走上轨道越是费力，于是不得不顺应重心，不再挣扎，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为了在大封锁期间手头有足够的资料来撰写论文，在封锁警报拉响之前，我慌慌张张去图书馆收集能找到的资料。从9月底开始，罗马历史与考古图书馆就彻底关了门，而国立图书馆每天只接待两百人次的阅览者，并且需要提前一天在网上预约。预约时间从早晨七点半开始。我连着许多天七点半爬起来预约却都没有拿到预约号，后来我突发奇想，从六点半开始疯狂刷新页面，结果在七点钟抢到了当天的一个号码。
罗马国立图书馆很大，比起别的宫殿式图书馆，它更像是一个现代工厂。考古馆里原本就不会有很多人，我去的那天巨大的阅览室里只有两个读者。和往常不一样，一切都忽然智能化了起来，这让我非常不习惯。以前刚来的时候也很不习惯，因为总要和人打交道，好多事需要手工操作，也曾被馆员带领着去架子上翻书。现在全都得自己网上操作。刚到欧洲时，觉得这边科技落后，干什么都不迅捷，后来适应了慢腾腾的生活，反倒是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科技失去了兴趣。
此后是漫漫无尽的封锁解禁封锁解禁，弹皮筋一样摆弄着人们的耐心。大约是因为常常不能出门，运动量跟不上，我开始失眠，有时候会一直睁眼到清晨四点。罗马的冬天并不寒冷，清早还不能入睡时就走到窗前，推开镂空木窗，向外面望一望，想象一百年前这栋房子里住的人是不是也曾在清晨推开窗子向外面望一望。这房子建在马焦雷城门边，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星半点的古城墙，就着黑色的铁艺路灯，影影绰绰。除了白天黑夜都不停歇的鸟鸣，没有更多的声音。
冬天的羅马常常陷入雨季，直到2月才放晴。2021年旧历新年前夕，达贝尔教授有天很开心地发消息给我：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再次在博物馆里授课了。
博物馆都开了门吗？我只知道圣方济各说梵蒂冈博物馆开了。我问。此前我在教宗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他说从2021年2月1日起，梵蒂冈博物馆在关闭八十八天后将再次向公众开放，这是自1943年以来博物馆历史上关闭时间最长的一次。
于是大年初一我去了博尔盖塞美术馆。从前去这个馆总得预约，而现在只需要拿上考古学证件在售票窗口兑换门票，坐在花园里等进入的时段即可。林荫道上有人散步，散发出常有的静谧，仿佛生活一直都如此从容不迫。我来过这个别墅许多次，甚至和娜塔莉在深夜还在这个花园里游荡过，但从未耐心打量眼前的建筑。大约天气好，宫殿白得耀目。意大利的阳光十分富足，天空蓝得透明，博尔盖塞的草坪绿油油的，都是很饱和的色彩。很快我就脱下了风衣，穿着件薄衬衫坐在椅子上看草地上奔跑的狗。
博尔盖塞是疫情之前我在罗马唯一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去一趟很麻烦，所以去的次数最少，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每次进馆参观，都觉得十分满足。十九世纪末，意大利政府想要向当时因一连串投资失利而面临巨大财务困难的博尔盖塞家族购买博尔盖塞别墅，在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以三百六十万意大利里拉的价格买下。真不知道这个家族当年穷途末路到了什么程度，竟然可以接受，因为光是别墅内收藏的一两件画作，价值在当时恐怕就远高于此。
卖一张拉斐尔的画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反倒是卖了整个别墅和其中的收藏？
谁知道呢？管那么多干吗？要不是因为他们贱卖了，你如今怎么能花两块钱就能在这个国立美术馆欣赏这些世界名作呢？
娜塔莉说。
卡拉瓦乔是达贝尔教授最钟爱的意大利画家，而博尔盖塞以收藏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卡拉瓦乔作品以及藏有大量贝尼尼雕塑闻名。在馆里我拍了卡拉瓦乔《捧水果篮的男孩》传给他，告诉他我也来了博物馆。这是时隔半年的首次博物馆行程。
然而和往常一样，约定一直延后，短暂的博物馆课很快就不能够进行下去了，因为意大利再一次关闭了所有这些公共场所。政策三不五时地修改，有时忽然就限制出行，罗马常常不是红区就是橙区。
按照意大利法令，如每十万居民每周感染病例超过二百五十例，即自动升级为“红区”，需要实施封城等更严厉的措施。“红区”居民除工作、健康及其他必要原因外不得外出。理发店不可以营业，所有校园不能开放，非必需品零售商店禁止营业，但食品、药店、烟草店、洗衣店、五金店、童装店、书店等除外。聚会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去超市每户也只能一个人出去，并且要随身携带自我声明。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已经整整一年了，从意大利第一次封锁开始就没有停下来过。甚至为了不让人们随便出行，好多商品在某个时段之后就不允许购买。但总有一些无脑的法令随之而来，比如从十八点开始禁止顾客购买卫生巾，因为它们不属于“基本必需品”。
这一法令显然触犯了众怒。在意大利，卫生巾的增值税是百分之二十二，和奢侈品的增值税是一个价。所以有人在网上发帖表示愤怒：
我们简直如临深渊！
有网友翻出来之前的法令，比如烟酒被视作必需品，而孩子们需要用的马克笔和水彩用品却禁止正常售卖。风向很快也转向女权主义：2021年了，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男性绝对占上风的世界。
尽管政府很快出来道歉，并对法令进行了修改，但糟心的事不止这一件，惊掉眼珠的操作此起彼伏。这一场魔幻大戏演得久了，剧场里常驻的观众都已见惯不怪。很快又迎来了复活节，3月15日至4月6日（4月3日到5日的复活节三天假期除外，这一阶段大家都不能出门），允许“橙区”居民在所在城市内探亲访友，但探访活动仅允许每天五时至二十二时进行一次，最多两人，十四岁以下儿童或残障人士等不受限制。“红区”则禁止探亲访友。不知道这种“法令”究竟会起到何种作用，总之每一个节假日里的规定真的是懒得赘述。 意大利人平时就懒散，节日过得更加分明，一切关于文件的事都停摆，我手头的工作也跟着停摆。发给教授们的信件从假期开始三天前就得不到回复，更不用提学校的网络。它们直接瘫痪。写信给秘书处询问，系统很快发来简短的回复。一切事项均在复活节后才能解答，请耐心等待。离复活节还有三天，大家就什么活儿都不愿意干了。
逐渐失去耐心的我，和早已失去耐心的意大利人，都既想办法按旧日的规则活下去，也懒得用心活着。我在家里临摹一张达利的画。图像的设置是一个广阔的、平滑的灰度平面。它在右侧升高，在左侧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聚集在该空间中间的是各种奇怪而又丰富多彩的超现实主义图像。后来我又去看一首我看不懂却好像充满隐喻的诗：安静的老妇在笔直轻烟之上代表海上落下蚁之雨，在冰冷的岩石旁有一根睫毛，一块撕扯的鸡肉表示坏天气，六只乳房散布在一方池水中，腐烂的驴子全身贴满表示春天的开始的小虫，一只肚脐放在某处，上面有着鱼骨般白色的小齿，干螃蟹在标示着沼泽蔓延的软木塞上，它的鼻子上带有一抹月亮的颜色，一瓶猴子茴香酒躺在空心的木块上装睡，一条皱纹上有橄榄的影子。
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作品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更加不相关的故事。2019年大约这时候，巴黎圣母院遭遇了火灾。第二天和达贝尔教授坐在贾科莫摩尔人喷泉前时，他说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那是他童年时常去的地方。而我在浓烈又舒适的春光下丝毫不能体会他的烦恼，也不觉得后悔。我去巴黎圣母院那天和同行旅伴吵了一架，于是他独自参观了教堂而我跑去附近的药妆店大肆采购。所以虽然曾经路过巴黎圣母院，但当时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抬，去看看那后来被大火噬尽的钟楼。
我们可做的非常少，达贝尔说，好像永远也不够，但是必须继续。他在说关于那座钟楼的修复。
我极力想象钟楼的样子，但毫不意外我全然想不起来。2019年的我眼里只有浓浓春光下的罗马，从没想过我会失去它。
2021年，画累了看累了我就在窗前站站。罗马的春天可真美啊，可惜我们只能站在窗前。
2021年3月20日二十三点三十七分（意大利时间），春季正式开始了。在那一刻，太陽越过黄道和赤道相交的天球两线之一：所谓的春点或春分点。太阳完美地出现在天顶上，白天的时间将等于夜晚的时间：两者都是精确的十二小时。
春季从3月21日启动，我的春天在红色封锁中展开。和往常一样，我度过了日与夜的交界线，拥有了顺滑的失眠。海鸥在夜里打斗，发出的惨叫，我使劲寻找，也不辨其踪。黑夜染透了所有的事物，只余一点干涩的声音。它们也许早已从汽车顶子上扑腾进不远处的马焦雷城门顶。大概是四周不见人烟的缘故，它们叫得大胆放肆，声音极具穿透力，使人在上颚产生腴润的口感。这声音震裂了裹挟着罗马的巧克力碎片，我喝完了杯子中冷掉的咖啡。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时，我钻进了被窝，当傍晚的太阳向地平线滑落时，我再一次苏醒。整整十二个小时，梦境如此浓烈，我睡完了春天的第一天。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