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堂》：作为日本摄影师，您却历40年之久，拍摄法国巴黎的影像，这是为什么？
　　原直久：我与欧洲结缘是在大学毕业第二年的1971年的夏天，那时我首次作为摄影助手带着8×10厘米的摄影设备，开始了为期三个月，行程长达20000公里的摄影旅程，第一站到达的就是巴黎。我的父亲也曾经画过一些关于巴黎的画，不知我是否受其影响，在此之前他一直对巴黎的街道有一种特别的憧憬。我创作的动机一部分来自父亲，另一部分则是归功于学生时代阅读的贝伦尼斯·阿博特的作品。
　　当然，我还有一部分作品以日本千叶县的海、海岸，以及欧洲、亚洲，尤其是韩国，以及中国的上海、北京为拍摄主体。而此次在爱普生展出的作品，主要从欧洲系列中抽选出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的部分作品进行展出。
　　《财富堂》：我们注意到，您的作品大多以自然与都市的协调关系为表达重点，这是怎样的一种创作冲动呢？
　　原直久：你注意到我的创作冲动，确实！这股冲动与我学生时代看到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在1964年4月10日发行的《生活杂志》（LIFE）上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肖像有关，这位美国作家所著的《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又是我取材欧洲的初衷。
　　我的作品一直是以自然与都市的关系为主题，追求我个人的风景概念。近年来，由于银盐照片的制作方式发生危机，促使我开始追求复古的铂金印相法制作照片，力争在发挥表现力、色调的美感、远近感的描绘等体现8×10厘米大型相机优势的同时，探寻铂金照片这种古典印相技法与数字负片结合的可能性，致力于发挥高贵、简约而又极尽完美的黑白照片的拍摄效果。
　　时间的遗产
　　和许多摄影爱好者一样，现任日本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原直久也是一个街拍达人。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他一如摄影术诞生初期的那些家伙一样，喜欢十年如一日地扛着8×10厘米底片的相机，游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与其他欧洲的城市。从这身摄影行头上，有时候人们很有可能觉得这是一位魔术师。事实上，摄影术发明之初，在“黑幕”后边“暗箱操作”的摄影师，确实是富有魔力的。
　　原直久拍摄的主题、风格、视点、表现手法排除了刻意的修饰，还原了拍摄物品本身的意境。本次展览结合爱普生卓越的“艺术微喷工艺”以及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超光滑美术纸，巨幅尺寸的作品令人感受到与被摄体鲜活的等距离的对话。而眼前的这14幅作品，拍摄年月大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系由底片制作而成。
　　现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摄影系任教的金鹤是原直久的学生。金鹤在1989年考入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摄影系，认识了原直久老师。“当初也没有感到原直久老师有多么了不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亲切和蔼、喜欢讲笑话的老师。每当去听原直久老师的摄影基础课时，总让我着急为难的是——他上课没有讲义、教科书，讲课的内容天南地北，笔记不知从何着手。起初听课忙于奔命，久而久之习惯了原直久老师的授课方法后，他让我明白了‘摄影是用身体把它记住的，而不是用脑子去记住它。’”金鹤如此说。
　　早在1971年原直久刚从日本大学摄影系毕业，作为摄影助手第一次到访了法国巴黎，直到现在，原直久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地使用8×10相机游走于巴黎与欧洲其他城市中，拍摄了1万多张8×10黑白底片，他精心制作的高品质的黑白照片以及铂金照片在日本、韩国、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了20多次个人摄影展。
　　其实，在学生时代，原直久就受画家父亲的影响，对巴黎产生了浓郁的向往。原直久的大学时代，正逢1966至1969年，是日本国内大学纷争时期，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这一时期，原直久度过了不安的大学生活。在大学毕业前后一年，当时日本摄影深受欧美影响，流行使用135单反相机，刻意使影像产生抖动。甚至于追求这样一种粗糙的效果——摄影作品“没有粗颗粒就简直不能称作是作品”。
　　在这样一个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的阶段，原直久却在追求如何使自己的摄影作品回归摄影原点。他从斯蒂格里茨、韦斯顿、亚当斯精致的黑白摄影作品中寻找答案。果然，大画幅相机是有魔力的，所谓相机的高描写力，作品丰富的表现力，让原直久更自如地将日常的被摄体用心地记录下来。正如日本著名摄影评论家泽本德美对原直久如此评价：“8×10高画质影像，理所当然能够清晰地记录墙壁中的裂缝，石板的裂纹以及建筑中有人住的气息。在原直久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与被摄体进行对等距离的对话。”
　　在金鹤的学生时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观了原直久家里的暗房，在暗房里挂着一幅“现代摄影之父”斯蒂格里茨的肖像。原直久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检查我的作品！” 也许，如此40年如一日的检视，才成就了原直久《时间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