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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是在潘高峰家里的小型工作室中进行的。眼前这间屋子看起来七八平米的样子，满满当当地堆放着做音乐必须的设备器材，墙上张贴着几位国外音乐人的海报，四周被隔音材料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的音乐基本上是在这里完成创作的，空间虽小效率却不低，时间久了也生出了些特别的感情。
在音乐创作上，不分白昼黑夜似乎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潘高峰告诉我，头天中午开始工作，经过30几遍的反复弹奏，一直到晚上6点左右完成录制，之后便是剪辑、制作、发布，再一抬眼已经是早上5点。的确，置身在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几乎让人忘却了时间的存在。
即便如此，他在说起音乐这件事时仍是精力充沛、满心欢喜的，我甚至从对话中听出了他对于音乐的态度，那是不容置疑的真挚与热烈。兴致高昂时，他便随手从琴架上抄起一把吉他自顾自地弹唱起来。看到这样的场景，听着这样的动静，我也倏地憬悟到来自音乐的魅力。或许正如他所说的，凭空去聊音乐会特别空洞，音乐如果能聊就不用玩了，玩起来便不再需要去聊。分明是脱口而出、轻松直爽的一句话，在我听来，却真实得掷地有声。
不断尝试文字与节奏的融合
潘高峰这样描述他的音乐风格：融合Funk、Blues、Soul、R&B、Rock、Jazz等诸多元素的现代都市流行音乐。风格是为何物？潘高峰认为，若究其起源一定是件特别复杂的事，很多风格是伴随着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它会蕴含一段历史背景以及一些基础根基的音乐元素。对于某些听众而言，风格更像是他们辨别音乐类型的一个标签。在潘高峰看来，他的音乐“并非是往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中生硬地添加元素，或者不受西方音乐影响的纯粹的华语音乐，而是游走在中间地带的一些東西”。
《乐器》：您如何理解华语流行音乐？
潘高峰：现代流行音乐，尤其是大多数华语流行音乐，它所吸收的音乐元素更多的是这些音乐风格形成以后，里边的一些所谓的常用词汇。对于中国歌迷而言，听音乐需要一个标签，因为他们无法清晰地去做分辨，有可能是听了某一类音乐或一些词汇后，才开始认识这种音乐风格。
《乐器》：一首作品中如果加入过多元素，会不会反而杂乱无章？
潘高峰：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我做过很多流行音乐的编曲，有的人想靠一些元素来武装自己，歌曲本身跟这些东西没有太大关系，这其实是不合适、不和谐的，因为没有在文化上有机结合。我也尝试过跟中国民乐、少数民族音乐做结合，但没有太大成功，归根结底是由于华语歌唱性不强。
《乐器》：您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以何种形态存在？
潘高峰：我所喜欢的这一大类音乐风格，在最近十年左右，通过一些主流的国外明星，逐渐影响到国内的主流音乐歌手，并借助选秀节目的推广，才开始被大众所了解。如果只运用一些音乐元素加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成为编曲的一部分是非常容易的，但若想从根源去创造音乐，在国内还是很少见的。中文尤其是普通话的歌唱性和舞蹈性都不强，而西洋尤其是黑人流行音乐，根基核心就是节奏，所以两者是非常难以融合的。
我玩的音乐，从音乐形态和表达内容来讲，是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的一种综合。我不敢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我一直努力去做些大胆的尝试，从根基的理念创作上把文字与节奏相结合。它并不是往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中生硬地添加元素，或者不受西方音乐影响的纯粹的华语音乐，而是游走在中间地带的一些东西。
《乐器》：在您看来，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难点是什么？
潘高峰：目前来看，创作的主要难点在于汉字和节奏的融合。所谓的中国节奏，基本上只要按照汉字的韵律唱出来，都有些数来宝的味道。华语流行乐坛有两个较为独特的音乐人，即崔健和周杰伦，他们利用模糊唱法来达到融合效果。但实际上，把文字和音乐结合起来很难，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需要很长时间的尝试和突破。从华语流行音乐未来的方向和出路看，只有解决了这个核心内容，音乐才能真地往前迈一步。我们需要真正地对音乐有所研究，肩负责任感，理智地看待事实。
做自媒体是想推广音乐文化
我们应该承认，国内听众对于音乐的接受程度逐渐向好，但也不难看到，被动等待的过程是缓慢冗长的。在音乐环境欠佳的当下，多数人听歌是找寻一种感觉，甚至只是去关注歌词。潘高峰发现，如果不对听众进行解释和培养，他们似乎很难明白歌曲内里的深意，或是听出理念和技术上的进步。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听众美的东西在哪里，于是开设了自媒体频道，用他的话来说，“传播一些关于音乐文化的内容，让想玩音乐的人主动参与进去，而不是被音乐玩。”
《乐器》：您做自媒体节目的初衷及涉及的内容是什么？
潘高峰：我做自媒体的初衷是想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互动让我逐渐发现，若想真正分享、推广一些文化，需要涉及更多更广的层面，所以我在内容上进行铺展，既涵盖专业讲解也有科普类节目。例如：家庭音乐工作室系列科普课程，以及关于写歌、玩音乐、练琴、即兴等内容。
《乐器》：相对国内其他自媒体平台，您的优势在哪里？
潘高峰：现在做自媒体的大多是一些爱好者。相对而言，我甚至没他们玩过的东西多，没他们在具体领域内研究得透彻，但我的从业时间更长一些，有大量做原创和制作的经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业内很难听到的。事实上，一些专业人士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出来分享这些内容，甚至有些人选择收费。我觉得涉及到付费就变成了一桩生意，并不是真正对文化推广有意义，我更想做一些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事。
《乐器》：更多人涉足直播领域，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利弊？
潘高峰：直播是网络视频化的一个体现。目前市面上能看到的除了直播还有长视频和短视频，未来一定会是以视频为主的传播方式。我的节目时长从起初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逐渐缩减至15分钟以内。这个时长是大众接受且能耐心看完的，同时我又可以把足够多的信息量放在里面。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的浮躁、快速，我更愿意把事情拉长慢慢去说。直播的目的性很强，在中国要想做到与文化和音乐相关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更愿意去做价格战，或是骇人听闻地说一些事。我觉得有些东西若想得以发展，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着急是没用的。 捅破虚幻的音乐市场泡沫
草莓、迷笛、摩登天空、简单生活节……朋友圈里的各式音乐现场绚烂得眼花缭乱。乍看之下，国内音乐现场的前景甚是灿烂明媚，我们似乎要相邀举杯、雀跃欣喜了。“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市场变好了吗？”潘高峰却这样反问道。他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现在的音乐市场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外壳，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其样貌的美好，而往往忽略了最根基的东西：音乐文化。
《乐器》：现在国内的音乐节、Livehouse演出越来越多，现场音乐的发展是否趋于向好？
潘高峰：我并没这样觉得。现在音乐节的阵容不是流量就是内定，包括像日本的Summer Sonic，阵容也是越来越差，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观众了。最尴尬的是，不会有人因为音乐好而站在那个位置上，对于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乐队来说，他们甚至连上升的阶梯都没有，正常的演出生态变异成传销模式，与音乐越来越没有关系了。
《乐器》：所以有些所谓的音乐活动更多地是为了吸引粉丝或者单纯的圈钱？
潘高峰：很多人经常拿商业来道德绑架市场，但实际上那不叫商业，商业是一个可循环的系统，在中国是不太存在的。尤其是选秀节目兴盛以来，我们很难再听到好歌了，为什么？音乐的功能已经被单一化成娱乐，一些所谓的现场并不会真正对音乐有所帮助，或许只是帮助到音乐行业里的某些人挣到了钱。
《乐器》：原创音乐逐渐实行收费制，您怎么看待这个进步？
潘高峰：如果数字是真实的，这是可行的方案。中国乐坛存在一个问题：假如我做音乐火了之后，一定会有人来收编我。那个诱惑是大多数人无法拒绝的，背后的资本的确能帮助音乐人做推广，但也要相应地付出代价，比如分成或受到制约。归根结底，如果文化不能真正得到推广，大家还是无法意识到美的存在，音乐就永遠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看到的特别浮躁的东西。
《乐器》：您觉得华语乐坛的问题出在哪里？
潘高峰：最近四五十年，流行音乐文化的根基很弱，大家似乎没有那么向往深层次的东西。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音乐到了后面成为谋生的手段，或者说是一份工作，主要功能也成了在能接受的审美、道德底线之上去赚钱，最可怕的是文化没了。而文化和美是急不来的，快速地去产生所谓的审美是不可能的，只有真实、自然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特别悲观，我只是没有必要用美化不美好的东西去作为安慰自己的方式。我一直在做出渴望改变现状的努力，那些说我悲观的人反而会是把现实变得更坏的帮凶，或许再过几十年大家便能明白这个道理。
《乐器》：如何让这种现状变好？
潘高峰：虚幻的泡沫都破了，慢慢地沉下来，逐渐把很多东西变成常态化，依靠好政策的扶持，彻底地打开市场，让它和世界完全接轨。很多人会想，机会稍纵即逝，但对我来说，音乐的路长着呢，我可以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做自己认可的音乐，当明星或许对别人的诱惑力比较大，我觉得音乐和情感比这些东西都重要。
用音乐记录真实的故事与情绪
潘高峰坦陈，自己的多数创作来自于生活。他很难完全抽象地去构想别人的故事，能力、心态、性格让他更愿意从真实角度出发，写下一些自己的感受，再获取听众在情感上的共鸣。他说音乐是在表达情绪、讲述故事，再时尚的风格化元素也要因地制宜地使用，“成功的音乐人从来不赶时髦，而是说他们想说的，玩他们擅长和熟悉的。”
《乐器》：去年发行的《复古爱情故事》是一张怎样的专辑？
潘高峰：这张专辑创作的初衷是因为爱情，讲述了爱情里面的许多体会。我设定了一个主题，即幻想假设。一个人从未来回到过去，重新经历了爱情的整个循环，像一场梦一样，是一个美好的憧憬。我希望这些歌的感觉能像是我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音乐，算是尽力完成自己梦想的一个阶段性尝试，效果还是不错的。
关于专辑的设计，我在Instagram上看了特别多国外设计师制作的犹如梦境的作品，它们大多靠真实情况的拍摄，再做复杂的技术处理。我在寻找中发现了一个南京的小孩，就联系到他做尝试，封面的底是在香港的一个街道拍摄的，重新制作后挺像我想象中的那般模样。
《乐器》：最新发布的《愿落》，听起来很暖心，它蕴含着怎样的情绪？
潘高峰：这首歌是我内心的一个愿望。2019年我经历了状态不太好的一整年，2020年做了很多调整，精神状态逐渐变好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去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特别好过，我想在年底推出一首比较温暖，能够抚慰人心的作品，它听起来会是美好平静的，若能带给听众一些能量、温情，那便是我内心所希望的事情。
《乐器》：这首歌在编曲、制作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潘高峰：音色上我还是努力做更好的尝试，但在制作上没有太多最新研究的东西，只用了一些相对容易的手段，是属于朴实的表达和简单的呈现。我觉得对于传递这种情感来说，最原始的表达方式，或许最合适也最温暖。
《乐器》：最近在做新歌吗？
潘高峰：我一直在筹备新歌，差不多写了百分之六七十吧，今年准备发一张新专辑。创作专辑的过程挺有意思的，我看了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家关于专辑制作的分享，了解到这些传奇的创造过程，也在考量更适合自己和有效率的创作方式。以前写歌是没有时间要求的，自然而然地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发布，现在我签约了唱片公司，反而时间会显得有些紧迫。我无法将不真实的事情描述得精彩，而是需要把内心想说的内容进行沉淀，每天我都采用高效率的生活方式，但是情感和灵感又不是随时存在的，所以必须努力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瞬间。我最近创作歌词会在晚上半梦半醒间，那时候会跳出一些特别奇怪的想法，梦里的世界真实又精彩，我会将这些碎片记录下来。
《乐器》：新专辑想要往什么方向打造？
潘高峰：我现在只规划了一个大致模样，它会是一张有点奇幻，特别制作化，完全靠想象力完成的，跟从前的我听起来不太一样的专辑。肯定会有传统歌迷想听的东西，比如律动化的内容，但我更想在音乐化和歌曲间找到一个平衡，以简单的方式和不一样的音色，去创造更新和神奇的东西，述说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写下对生活、社会，乃至人与人之间的思考和感受。
后记
今年秋天，潘高峰便35岁了，那是一个男人体力与经历结合最旺盛的年纪。
他渴望在这样的年岁多做一些不让自己后悔的事，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想获得更多话语权，就必须打破之前的一些观念，然后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长久以来，音乐成为他生活的主题，他从未觉得负担与累赘，反而裹卷进更大份的快乐。
“我是谁，我要干嘛，我有选择的权力”，这便是玩音乐带给他的东西，简单且纯粹。
在音乐创作上，不分白昼黑夜似乎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潘高峰告诉我，头天中午开始工作，经过30几遍的反复弹奏，一直到晚上6点左右完成录制，之后便是剪辑、制作、发布，再一抬眼已经是早上5点。的确，置身在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几乎让人忘却了时间的存在。
即便如此，他在说起音乐这件事时仍是精力充沛、满心欢喜的，我甚至从对话中听出了他对于音乐的态度，那是不容置疑的真挚与热烈。兴致高昂时，他便随手从琴架上抄起一把吉他自顾自地弹唱起来。看到这样的场景，听着这样的动静，我也倏地憬悟到来自音乐的魅力。或许正如他所说的，凭空去聊音乐会特别空洞，音乐如果能聊就不用玩了，玩起来便不再需要去聊。分明是脱口而出、轻松直爽的一句话，在我听来，却真实得掷地有声。
不断尝试文字与节奏的融合
潘高峰这样描述他的音乐风格：融合Funk、Blues、Soul、R&B、Rock、Jazz等诸多元素的现代都市流行音乐。风格是为何物？潘高峰认为，若究其起源一定是件特别复杂的事，很多风格是伴随着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它会蕴含一段历史背景以及一些基础根基的音乐元素。对于某些听众而言，风格更像是他们辨别音乐类型的一个标签。在潘高峰看来，他的音乐“并非是往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中生硬地添加元素，或者不受西方音乐影响的纯粹的华语音乐，而是游走在中间地带的一些東西”。
《乐器》：您如何理解华语流行音乐？
潘高峰：现代流行音乐，尤其是大多数华语流行音乐，它所吸收的音乐元素更多的是这些音乐风格形成以后，里边的一些所谓的常用词汇。对于中国歌迷而言，听音乐需要一个标签，因为他们无法清晰地去做分辨，有可能是听了某一类音乐或一些词汇后，才开始认识这种音乐风格。
《乐器》：一首作品中如果加入过多元素，会不会反而杂乱无章？
潘高峰：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我做过很多流行音乐的编曲，有的人想靠一些元素来武装自己，歌曲本身跟这些东西没有太大关系，这其实是不合适、不和谐的，因为没有在文化上有机结合。我也尝试过跟中国民乐、少数民族音乐做结合，但没有太大成功，归根结底是由于华语歌唱性不强。
《乐器》：您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以何种形态存在？
潘高峰：我所喜欢的这一大类音乐风格，在最近十年左右，通过一些主流的国外明星，逐渐影响到国内的主流音乐歌手，并借助选秀节目的推广，才开始被大众所了解。如果只运用一些音乐元素加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成为编曲的一部分是非常容易的，但若想从根源去创造音乐，在国内还是很少见的。中文尤其是普通话的歌唱性和舞蹈性都不强，而西洋尤其是黑人流行音乐，根基核心就是节奏，所以两者是非常难以融合的。
我玩的音乐，从音乐形态和表达内容来讲，是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的一种综合。我不敢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我一直努力去做些大胆的尝试，从根基的理念创作上把文字与节奏相结合。它并不是往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中生硬地添加元素，或者不受西方音乐影响的纯粹的华语音乐，而是游走在中间地带的一些东西。
《乐器》：在您看来，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难点是什么？
潘高峰：目前来看，创作的主要难点在于汉字和节奏的融合。所谓的中国节奏，基本上只要按照汉字的韵律唱出来，都有些数来宝的味道。华语流行乐坛有两个较为独特的音乐人，即崔健和周杰伦，他们利用模糊唱法来达到融合效果。但实际上，把文字和音乐结合起来很难，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需要很长时间的尝试和突破。从华语流行音乐未来的方向和出路看，只有解决了这个核心内容，音乐才能真地往前迈一步。我们需要真正地对音乐有所研究，肩负责任感，理智地看待事实。
做自媒体是想推广音乐文化
我们应该承认，国内听众对于音乐的接受程度逐渐向好，但也不难看到，被动等待的过程是缓慢冗长的。在音乐环境欠佳的当下，多数人听歌是找寻一种感觉，甚至只是去关注歌词。潘高峰发现，如果不对听众进行解释和培养，他们似乎很难明白歌曲内里的深意，或是听出理念和技术上的进步。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听众美的东西在哪里，于是开设了自媒体频道，用他的话来说，“传播一些关于音乐文化的内容，让想玩音乐的人主动参与进去，而不是被音乐玩。”
《乐器》：您做自媒体节目的初衷及涉及的内容是什么？
潘高峰：我做自媒体的初衷是想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互动让我逐渐发现，若想真正分享、推广一些文化，需要涉及更多更广的层面，所以我在内容上进行铺展，既涵盖专业讲解也有科普类节目。例如：家庭音乐工作室系列科普课程，以及关于写歌、玩音乐、练琴、即兴等内容。
《乐器》：相对国内其他自媒体平台，您的优势在哪里？
潘高峰：现在做自媒体的大多是一些爱好者。相对而言，我甚至没他们玩过的东西多，没他们在具体领域内研究得透彻，但我的从业时间更长一些，有大量做原创和制作的经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业内很难听到的。事实上，一些专业人士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出来分享这些内容，甚至有些人选择收费。我觉得涉及到付费就变成了一桩生意，并不是真正对文化推广有意义，我更想做一些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事。
《乐器》：更多人涉足直播领域，您如何看待其中的利弊？
潘高峰：直播是网络视频化的一个体现。目前市面上能看到的除了直播还有长视频和短视频，未来一定会是以视频为主的传播方式。我的节目时长从起初的20分钟到半个小时，逐渐缩减至15分钟以内。这个时长是大众接受且能耐心看完的，同时我又可以把足够多的信息量放在里面。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的浮躁、快速，我更愿意把事情拉长慢慢去说。直播的目的性很强，在中国要想做到与文化和音乐相关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更愿意去做价格战，或是骇人听闻地说一些事。我觉得有些东西若想得以发展，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着急是没用的。 捅破虚幻的音乐市场泡沫
草莓、迷笛、摩登天空、简单生活节……朋友圈里的各式音乐现场绚烂得眼花缭乱。乍看之下，国内音乐现场的前景甚是灿烂明媚，我们似乎要相邀举杯、雀跃欣喜了。“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个市场变好了吗？”潘高峰却这样反问道。他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现在的音乐市场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外壳，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其样貌的美好，而往往忽略了最根基的东西：音乐文化。
《乐器》：现在国内的音乐节、Livehouse演出越来越多，现场音乐的发展是否趋于向好？
潘高峰：我并没这样觉得。现在音乐节的阵容不是流量就是内定，包括像日本的Summer Sonic，阵容也是越来越差，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观众了。最尴尬的是，不会有人因为音乐好而站在那个位置上，对于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乐队来说，他们甚至连上升的阶梯都没有，正常的演出生态变异成传销模式，与音乐越来越没有关系了。
《乐器》：所以有些所谓的音乐活动更多地是为了吸引粉丝或者单纯的圈钱？
潘高峰：很多人经常拿商业来道德绑架市场，但实际上那不叫商业，商业是一个可循环的系统，在中国是不太存在的。尤其是选秀节目兴盛以来，我们很难再听到好歌了，为什么？音乐的功能已经被单一化成娱乐，一些所谓的现场并不会真正对音乐有所帮助，或许只是帮助到音乐行业里的某些人挣到了钱。
《乐器》：原创音乐逐渐实行收费制，您怎么看待这个进步？
潘高峰：如果数字是真实的，这是可行的方案。中国乐坛存在一个问题：假如我做音乐火了之后，一定会有人来收编我。那个诱惑是大多数人无法拒绝的，背后的资本的确能帮助音乐人做推广，但也要相应地付出代价，比如分成或受到制约。归根结底，如果文化不能真正得到推广，大家还是无法意识到美的存在，音乐就永遠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看到的特别浮躁的东西。
《乐器》：您觉得华语乐坛的问题出在哪里？
潘高峰：最近四五十年，流行音乐文化的根基很弱，大家似乎没有那么向往深层次的东西。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音乐到了后面成为谋生的手段，或者说是一份工作，主要功能也成了在能接受的审美、道德底线之上去赚钱，最可怕的是文化没了。而文化和美是急不来的，快速地去产生所谓的审美是不可能的，只有真实、自然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特别悲观，我只是没有必要用美化不美好的东西去作为安慰自己的方式。我一直在做出渴望改变现状的努力，那些说我悲观的人反而会是把现实变得更坏的帮凶，或许再过几十年大家便能明白这个道理。
《乐器》：如何让这种现状变好？
潘高峰：虚幻的泡沫都破了，慢慢地沉下来，逐渐把很多东西变成常态化，依靠好政策的扶持，彻底地打开市场，让它和世界完全接轨。很多人会想，机会稍纵即逝，但对我来说，音乐的路长着呢，我可以一辈子踏踏实实地做自己认可的音乐，当明星或许对别人的诱惑力比较大，我觉得音乐和情感比这些东西都重要。
用音乐记录真实的故事与情绪
潘高峰坦陈，自己的多数创作来自于生活。他很难完全抽象地去构想别人的故事，能力、心态、性格让他更愿意从真实角度出发，写下一些自己的感受，再获取听众在情感上的共鸣。他说音乐是在表达情绪、讲述故事，再时尚的风格化元素也要因地制宜地使用，“成功的音乐人从来不赶时髦，而是说他们想说的，玩他们擅长和熟悉的。”
《乐器》：去年发行的《复古爱情故事》是一张怎样的专辑？
潘高峰：这张专辑创作的初衷是因为爱情，讲述了爱情里面的许多体会。我设定了一个主题，即幻想假设。一个人从未来回到过去，重新经历了爱情的整个循环，像一场梦一样，是一个美好的憧憬。我希望这些歌的感觉能像是我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音乐，算是尽力完成自己梦想的一个阶段性尝试，效果还是不错的。
关于专辑的设计，我在Instagram上看了特别多国外设计师制作的犹如梦境的作品，它们大多靠真实情况的拍摄，再做复杂的技术处理。我在寻找中发现了一个南京的小孩，就联系到他做尝试，封面的底是在香港的一个街道拍摄的，重新制作后挺像我想象中的那般模样。
《乐器》：最新发布的《愿落》，听起来很暖心，它蕴含着怎样的情绪？
潘高峰：这首歌是我内心的一个愿望。2019年我经历了状态不太好的一整年，2020年做了很多调整，精神状态逐渐变好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去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特别好过，我想在年底推出一首比较温暖，能够抚慰人心的作品，它听起来会是美好平静的，若能带给听众一些能量、温情，那便是我内心所希望的事情。
《乐器》：这首歌在编曲、制作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潘高峰：音色上我还是努力做更好的尝试，但在制作上没有太多最新研究的东西，只用了一些相对容易的手段，是属于朴实的表达和简单的呈现。我觉得对于传递这种情感来说，最原始的表达方式，或许最合适也最温暖。
《乐器》：最近在做新歌吗？
潘高峰：我一直在筹备新歌，差不多写了百分之六七十吧，今年准备发一张新专辑。创作专辑的过程挺有意思的，我看了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家关于专辑制作的分享，了解到这些传奇的创造过程，也在考量更适合自己和有效率的创作方式。以前写歌是没有时间要求的，自然而然地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发布，现在我签约了唱片公司，反而时间会显得有些紧迫。我无法将不真实的事情描述得精彩，而是需要把内心想说的内容进行沉淀，每天我都采用高效率的生活方式，但是情感和灵感又不是随时存在的，所以必须努力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瞬间。我最近创作歌词会在晚上半梦半醒间，那时候会跳出一些特别奇怪的想法，梦里的世界真实又精彩，我会将这些碎片记录下来。
《乐器》：新专辑想要往什么方向打造？
潘高峰：我现在只规划了一个大致模样，它会是一张有点奇幻，特别制作化，完全靠想象力完成的，跟从前的我听起来不太一样的专辑。肯定会有传统歌迷想听的东西，比如律动化的内容，但我更想在音乐化和歌曲间找到一个平衡，以简单的方式和不一样的音色，去创造更新和神奇的东西，述说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写下对生活、社会，乃至人与人之间的思考和感受。
后记
今年秋天，潘高峰便35岁了，那是一个男人体力与经历结合最旺盛的年纪。
他渴望在这样的年岁多做一些不让自己后悔的事，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想获得更多话语权，就必须打破之前的一些观念，然后再去影响更多的人。”
长久以来，音乐成为他生活的主题，他从未觉得负担与累赘，反而裹卷进更大份的快乐。
“我是谁，我要干嘛，我有选择的权力”，这便是玩音乐带给他的东西，简单且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