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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令夕改虽非中国特产，但对中国的百姓来说，恐怕是一件较为平常的事了。忽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文革十年不计，仅就目前而言，君不闻教育部针对大学生校外居住而颁发的“禁租令”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君不见北方某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两旁架设和拆除天桥、立交桥的数次反复；君不问某些省市“五年”新规划覆盖老规划的缘由为何……凡此种种，让人不得不为政府的某些“大手笔”而唏嘘不已。
朝令夕改 “大显身手”
最近，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对外国企业驻穗代表处和外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5．3％的外商代表认为政策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并明确指出广州“对外方投资政策不稳定，过多变更”等。[1]类似事情绝非广州一家，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把“朝令夕改”的文章在不经意间做得有些“大”了，其影响已波及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
生活领域的朝令夕改。百姓与政府，本来用不着进行利益上的博弈，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为广大百姓服务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在利益上的博弈还相当严重。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就很说明了问题。有些官员对百姓空许诺，一些政策制定出来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根本不能落到实处，或者一落到实处就变了样。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开出了90万平方米中低价商品房的“大礼单”，“居者有其屋”的保证让市民欣喜。然而后来传出消息，原拟放宽申购门槛惠及更多拆迁户的动议却被否决了。[2]中国的老百姓实在，但中国的有些官员们却不一定实在了。
城建领域的朝令夕改。城建规划说大也大，因为它涉及房屋动迁、土地用途变更等诸多敏感、棘手问题。不过说小也小，因为一旦有政府力量的介入，一切的未知便变得可知起来。让我们把目标锁定在2003年的安徽池州工业园。在经过政府一番精心规划和许诺后，该工业园区挂名“安徽贵池工业园区”并成为安徽50家省级开发区之一，且成功说服几十家企业进驻。可是到2006年的5月6日，工业园区的企业都收到了园区管委会的一纸通知，说它们厂区是“违规建设”，要求“一律停止”。[3]说白了，是市里决定要废止工业园区，变成商业和商品房开发用地。其后果是如果园区的21家企业停工将有几千万元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面临巨额的违约赔偿。
法律界的朝令夕改。法律是神圣的，但有时出台的法律也让人对它神圣不起来。2004年的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和抵债。”2005年初，房价高涨，但由于有了此项规定，银行纷纷惜贷。但仅在2005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通过并开始执行，主要内容是“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并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依法拍卖、变卖或者抵债……”。[4]前后两规定，判若两文，真让人哭笑不得。
体育界的朝令夕改。中国足协是中国体育界的第一衙门，正因为它掌管着中国足球生杀予夺的大权，故其能量也就不可低估。克劳琛曾经是国青队的主帅，在2005年国青队征战世青赛前夕，由其选拔队员进行备战前的集训是分内之事。在国青队集训名单公布之后，中国足协不知从哪来的勇气，硬是默许几名山东鲁能队的球员可以不参加集训，并且要求已参加集训的3名队员也可以由鲁能队截留，说是为了参加亚冠赛，[5]仿佛亚冠赛比世青赛更能为国家争光。中国足协对鲁能的放纵，难免给其他队今后的抵触留下口实。
教育界的朝令夕改。毫无疑问，高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最近几年高考题目的频繁变化却让许多老师、家长和学生感到有些不适。比如考试科目第一年由文理两科改为“3＋Ｘ”，即公共主科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第二年就文理不分家了，“Ｘ”也成了六门副科大综合，第三年又变了，成了“3＋一门文科或理科科目＋六门大综合”。[6]变化如此之神速，确实让老师和学生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讲授和学习重点。说句不客气的话，主管教育部门的决策者拿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开涮做教改的试验品，这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忍吧。
……
诸如此类朝令夕改的事例，虽说不能信手拈来，但也处处有目共睹。它已经成为我国政坛的一大毒瘤，严重腐蚀着国家肌体，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迫切需要引起人们尤其是决策者的关注。
朝令夕改原因何在
其实，谁也不愿意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傻事。因为政策的朝令夕改，其结果不仅意味着该项政策的必然终结，更为严重的是，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如果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上]，当百姓的态度由怀疑变成麻木以后，那么“沉默论”就并非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了。因此，探求产生朝令夕改的原因变得尤其必要。
陈辞旧令，难合时宜。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固守着“几十年一贯制”的思维，习惯了“百动不如一静”的生活常态。比如改革开放前的工资政策、住房政策、户籍政策等等，都是铁定的律条。笔者从结婚生子到现在已有10余年，但工资条中的5元独生子女费仍然是十几年如一月，已经成为某种形式意义上的象征。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但我们的一些政策还不能适时跟进，从而造成政策与现实的脱节。矛盾一旦聚集，就不得不迫使某些政策的改变。
管理粗放，方式简单。这在基层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有的地方领导者认为对基层的管理，就是多出一些条条框框，什么“十不准”、“八不许”全上阵，谁触线就处罚谁。执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有问题，于是改弦易辙，再出台一个“八不准”、“十不许”代替之，弄得百姓无所适从。比如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许多地方的工作方式是以罚代管。姑且不论超生罚款的土政策正确与否，单论由谁罚、罚多少、如何罚等等规定便是一人一张嘴，一年一个令。这虽方便了当官的，却苦了干活的。
缺失民主，刚愎武断。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有意无意地赋予了“一把手”更多的绝对权力。于是，人们的生命安危许多时候便系于“一把手”一人身上。选准了人，用正了人倒无可厚非。要是选错了人呢？那么“一指一条街”、“一挥一幢楼”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了。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被一些书记市长们的“新城构想”和“开发区思维”破坏得体无完肤，甚至彻底没了踪影，也就让人不足为奇。同时，在现有干部管理体制下，“集中”在很多时候都比“民主”更能体现领导魄力和领导意图。因此，一些领导干部便在“民主”的形式下行着“集中”之实。这样一来，一些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的“条子”、“电话”便在庞杂的关系中穿梭。于是，领导者的个人喜好便成了制定某些决策的风向标。
权衡利弊，伺机寻租。由于“人治”传统根深蒂固，在当今中国政坛，这些因素仍然在顽固地起着通过正常渠道所不能达到的特殊效用，于是，某些要员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屡试不爽。同一个项目，可以给张三，也可以给李四。甚至今天答应给王五，一夜下来，明天便又变成李六的了。个中奥秘即便是局外人也能看出一二。同样是一项政策，今天的规定可能对甲方有利，目的是为了把甲方的资金引进来。但等资金到位后，这些人便又开始寻摸政策的修改了。据闻在某市有一著名体育场，已被指定为2008年的一项重大国际赛事的分赛场，如此强劲的人气吸引了南方的地产开发商。该地产商在体育场附近弄了很大的两块地皮，当其中的一块地皮还未得到完全开发之际，当地政府便决定搬迁此体育场至远离该地的新区重建。于是，聪明的南方人硬是让一些东北的“活雷锋”们给“泡”了一把，而不得不挥泪甩卖另一块还未来得及开发的地皮。地产商伤心了，政府呢？其形象也该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损害吧。
高高在上，远离实际。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时下一些领导干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不理想。有人戏言“战争年代铸就人，和平年代腐蚀人”——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常居庙堂之高，在内定线路上走访，在干部中交谈，在材料中调查，在会议室里讨论，在领导脑中决策，由此出台的一些政策不出事那才叫奇了怪了。
令行禁止锻造诚信
对于目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朝令夕改的现象，必须加以整治，以顺民意，通民心，提升政府形象，彰显政策的权威性。
调整政策应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进和情况的变化，以前一些很好的政策在今天就可能成为羁绊。因此，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尤其是好的政策的连续性虽然很有必要而且必需，但在具体的条件下也必须相应地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比如在不同时期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压制——放开——扶持”这样一个过程，相应地一些政策规定也随之做出调整甚至是废弃。
制定政策要符合实际。要使制定出的政策具有可操作性，首要一条就是在出台一些政策之前，在指导思想上既要考虑事情的普遍性，又要考虑到特殊性；既要有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又要有着[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疼治脚”。同时，必须深入实际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多方面了解实际情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纷繁杂乱的表象中找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政策的制定提供鲜活的依据。
重大决策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克服当前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电话工程”、“条子工程”，要让制定出来和正在实施的措施或政策少受如此“工程”的叨扰，关键一条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的优势，让领导者的决策建立在广泛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一把手”的职责不是大笔一挥万事大吉，而是应该参加讨论、听取意见、作出决策，并且保证作出的决策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讲，都应该而且必须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让决策者可以从不同层面考虑政策或措施的正确制定。
执行政策应始终如一。一项政策一经执行，就必须保证其在一定时间内的连续性，这也是政策本身所必须具有的属性。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健康、持续发展。即便中间有所变动，那也只能是微调，而不宜对其主旨作原则上的违背。道理虽然简单，但执行起来不易。这就需要领导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少掺杂最好不掺杂人为因素，给执行者一个宽松的执法环境，让广大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依法治国所带来的更多实惠。
参考文献：
[1]方常君，朱娅．朝令夕改外商意见大[ＤＢ／ＯＬ]．新思路创业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ｏｃｋ80８8．ｃｏｍ，2005－07－21．
[2]仲马．中低价房政策“朝令夕改”？[ＤＢ／ＯＬ]．新华报业网论坛，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ｈｂｙ．ｎｅｔ，2004－11－11．
[3]何敏．池州招商政策缘何朝令夕改[Ｎ]．新闻周报，2006－08－29．
[4]高院解释岂可朝令夕改[ＤＢ／ＯＬ]，第一理财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2005－12－31．
[5]王耀铭．朝令夕改何时了[Ｎ]．北京晚报，2005－04－11．
[6]潘凤亮．高考改革不能朝令夕改[Ｎ]．南方周末，2003－03－27．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邹顺桥
朝令夕改 “大显身手”
最近，广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对外国企业驻穗代表处和外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5．3％的外商代表认为政策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并明确指出广州“对外方投资政策不稳定，过多变更”等。[1]类似事情绝非广州一家，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把“朝令夕改”的文章在不经意间做得有些“大”了，其影响已波及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
生活领域的朝令夕改。百姓与政府，本来用不着进行利益上的博弈，因为政府本身就是为广大百姓服务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在利益上的博弈还相当严重。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就很说明了问题。有些官员对百姓空许诺，一些政策制定出来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根本不能落到实处，或者一落到实处就变了样。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开出了90万平方米中低价商品房的“大礼单”，“居者有其屋”的保证让市民欣喜。然而后来传出消息，原拟放宽申购门槛惠及更多拆迁户的动议却被否决了。[2]中国的老百姓实在，但中国的有些官员们却不一定实在了。
城建领域的朝令夕改。城建规划说大也大，因为它涉及房屋动迁、土地用途变更等诸多敏感、棘手问题。不过说小也小，因为一旦有政府力量的介入，一切的未知便变得可知起来。让我们把目标锁定在2003年的安徽池州工业园。在经过政府一番精心规划和许诺后，该工业园区挂名“安徽贵池工业园区”并成为安徽50家省级开发区之一，且成功说服几十家企业进驻。可是到2006年的5月6日，工业园区的企业都收到了园区管委会的一纸通知，说它们厂区是“违规建设”，要求“一律停止”。[3]说白了，是市里决定要废止工业园区，变成商业和商品房开发用地。其后果是如果园区的21家企业停工将有几千万元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面临巨额的违约赔偿。
法律界的朝令夕改。法律是神圣的，但有时出台的法律也让人对它神圣不起来。2004年的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和抵债。”2005年初，房价高涨，但由于有了此项规定，银行纷纷惜贷。但仅在2005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通过并开始执行，主要内容是“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并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依法拍卖、变卖或者抵债……”。[4]前后两规定，判若两文，真让人哭笑不得。
体育界的朝令夕改。中国足协是中国体育界的第一衙门，正因为它掌管着中国足球生杀予夺的大权，故其能量也就不可低估。克劳琛曾经是国青队的主帅，在2005年国青队征战世青赛前夕，由其选拔队员进行备战前的集训是分内之事。在国青队集训名单公布之后，中国足协不知从哪来的勇气，硬是默许几名山东鲁能队的球员可以不参加集训，并且要求已参加集训的3名队员也可以由鲁能队截留，说是为了参加亚冠赛，[5]仿佛亚冠赛比世青赛更能为国家争光。中国足协对鲁能的放纵，难免给其他队今后的抵触留下口实。
教育界的朝令夕改。毫无疑问，高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最近几年高考题目的频繁变化却让许多老师、家长和学生感到有些不适。比如考试科目第一年由文理两科改为“3＋Ｘ”，即公共主科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第二年就文理不分家了，“Ｘ”也成了六门副科大综合，第三年又变了，成了“3＋一门文科或理科科目＋六门大综合”。[6]变化如此之神速，确实让老师和学生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讲授和学习重点。说句不客气的话，主管教育部门的决策者拿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开涮做教改的试验品，这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忍吧。
……
诸如此类朝令夕改的事例，虽说不能信手拈来，但也处处有目共睹。它已经成为我国政坛的一大毒瘤，严重腐蚀着国家肌体，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迫切需要引起人们尤其是决策者的关注。
朝令夕改原因何在
其实，谁也不愿意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傻事。因为政策的朝令夕改，其结果不仅意味着该项政策的必然终结，更为严重的是，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如果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上]，当百姓的态度由怀疑变成麻木以后，那么“沉默论”就并非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了。因此，探求产生朝令夕改的原因变得尤其必要。
陈辞旧令，难合时宜。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固守着“几十年一贯制”的思维，习惯了“百动不如一静”的生活常态。比如改革开放前的工资政策、住房政策、户籍政策等等，都是铁定的律条。笔者从结婚生子到现在已有10余年，但工资条中的5元独生子女费仍然是十几年如一月，已经成为某种形式意义上的象征。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但我们的一些政策还不能适时跟进，从而造成政策与现实的脱节。矛盾一旦聚集，就不得不迫使某些政策的改变。
管理粗放，方式简单。这在基层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有的地方领导者认为对基层的管理，就是多出一些条条框框，什么“十不准”、“八不许”全上阵，谁触线就处罚谁。执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有问题，于是改弦易辙，再出台一个“八不准”、“十不许”代替之，弄得百姓无所适从。比如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许多地方的工作方式是以罚代管。姑且不论超生罚款的土政策正确与否，单论由谁罚、罚多少、如何罚等等规定便是一人一张嘴，一年一个令。这虽方便了当官的，却苦了干活的。
缺失民主，刚愎武断。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有意无意地赋予了“一把手”更多的绝对权力。于是，人们的生命安危许多时候便系于“一把手”一人身上。选准了人，用正了人倒无可厚非。要是选错了人呢？那么“一指一条街”、“一挥一幢楼”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了。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被一些书记市长们的“新城构想”和“开发区思维”破坏得体无完肤，甚至彻底没了踪影，也就让人不足为奇。同时，在现有干部管理体制下，“集中”在很多时候都比“民主”更能体现领导魄力和领导意图。因此，一些领导干部便在“民主”的形式下行着“集中”之实。这样一来，一些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的“条子”、“电话”便在庞杂的关系中穿梭。于是，领导者的个人喜好便成了制定某些决策的风向标。
权衡利弊，伺机寻租。由于“人治”传统根深蒂固，在当今中国政坛，这些因素仍然在顽固地起着通过正常渠道所不能达到的特殊效用，于是，某些要员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屡试不爽。同一个项目，可以给张三，也可以给李四。甚至今天答应给王五，一夜下来，明天便又变成李六的了。个中奥秘即便是局外人也能看出一二。同样是一项政策，今天的规定可能对甲方有利，目的是为了把甲方的资金引进来。但等资金到位后，这些人便又开始寻摸政策的修改了。据闻在某市有一著名体育场，已被指定为2008年的一项重大国际赛事的分赛场，如此强劲的人气吸引了南方的地产开发商。该地产商在体育场附近弄了很大的两块地皮，当其中的一块地皮还未得到完全开发之际，当地政府便决定搬迁此体育场至远离该地的新区重建。于是，聪明的南方人硬是让一些东北的“活雷锋”们给“泡”了一把，而不得不挥泪甩卖另一块还未来得及开发的地皮。地产商伤心了，政府呢？其形象也该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损害吧。
高高在上，远离实际。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时下一些领导干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不理想。有人戏言“战争年代铸就人，和平年代腐蚀人”——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常居庙堂之高，在内定线路上走访，在干部中交谈，在材料中调查，在会议室里讨论，在领导脑中决策，由此出台的一些政策不出事那才叫奇了怪了。
令行禁止锻造诚信
对于目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朝令夕改的现象，必须加以整治，以顺民意，通民心，提升政府形象，彰显政策的权威性。
调整政策应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进和情况的变化，以前一些很好的政策在今天就可能成为羁绊。因此，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尤其是好的政策的连续性虽然很有必要而且必需，但在具体的条件下也必须相应地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比如在不同时期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压制——放开——扶持”这样一个过程，相应地一些政策规定也随之做出调整甚至是废弃。
制定政策要符合实际。要使制定出的政策具有可操作性，首要一条就是在出台一些政策之前，在指导思想上既要考虑事情的普遍性，又要考虑到特殊性；既要有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又要有着[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疼治脚”。同时，必须深入实际经济和社会生活当中，多方面了解实际情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纷繁杂乱的表象中找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政策的制定提供鲜活的依据。
重大决策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克服当前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电话工程”、“条子工程”，要让制定出来和正在实施的措施或政策少受如此“工程”的叨扰，关键一条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的优势，让领导者的决策建立在广泛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一把手”的职责不是大笔一挥万事大吉，而是应该参加讨论、听取意见、作出决策，并且保证作出的决策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于一些重大的决策，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讲，都应该而且必须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让决策者可以从不同层面考虑政策或措施的正确制定。
执行政策应始终如一。一项政策一经执行，就必须保证其在一定时间内的连续性，这也是政策本身所必须具有的属性。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健康、持续发展。即便中间有所变动，那也只能是微调，而不宜对其主旨作原则上的违背。道理虽然简单，但执行起来不易。这就需要领导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少掺杂最好不掺杂人为因素，给执行者一个宽松的执法环境，让广大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依法治国所带来的更多实惠。
参考文献：
[1]方常君，朱娅．朝令夕改外商意见大[ＤＢ／ＯＬ]．新思路创业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ｏｃｋ80８8．ｃｏｍ，2005－07－21．
[2]仲马．中低价房政策“朝令夕改”？[ＤＢ／ＯＬ]．新华报业网论坛，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ｈｂｙ．ｎｅｔ，2004－11－11．
[3]何敏．池州招商政策缘何朝令夕改[Ｎ]．新闻周报，2006－08－29．
[4]高院解释岂可朝令夕改[ＤＢ／ＯＬ]，第一理财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2005－12－31．
[5]王耀铭．朝令夕改何时了[Ｎ]．北京晚报，2005－04－11．
[6]潘凤亮．高考改革不能朝令夕改[Ｎ]．南方周末，2003－03－27．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邹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