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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答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时，曾讲了一句“毛泽东的战略遗产”，没有想到这句话竟引起博友们的热烈反响。不管博友们各持什么观点，有一点是共同的：都对毛泽东留下的“遗产”感兴趣。
毛泽东真正的战略遗产是什么呢?我愿谈点自己的看法。遗产就是老一辈人留下的财富!作为遗产的财富，只要有人继承，就会进入消费!毛泽东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些丰富而重要的战略财富仍被今天的我们所享用着。
战略遗产之一：军队听党的话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每次王朝更替，都是武人当政，是根据实力划定权力。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各地红色武装并没有统一的领导，而是各地的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领导武装起义，建立红军。毛泽东像他同期的领导人一样，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之后，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中，毛泽东决定在部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当时，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在各地共产党人中可能会出现谁的武装多，谁就说了算的局面。所以，他很英明地把战略着眼点放在党管武装上面。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当时，毛泽东的部队只有1000多人，而朱德的队伍有4000多人。毛泽东用意深刻地以党的特别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率队会师。在会师时，他还特意挎上了手枪。这在毛泽东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过后，毛泽东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
毛泽东的这个行为是要说明武装是要由党来领导的。
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更是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且将非组织观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彻底加以肃清。
毛泽东给红军立下的这个规矩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军魂”。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只听党的话，谁也拉不走这支武装。在我军历史上，极少出现成建制的部队投降、叛逃、哗变的事件。毛泽东曾针对张国焘叛逃事件自信地说：“你张国焘可以走，可以离开延安，但是你一个人也带不走，连你的警卫员都不跟你走。”
高级将领叛逃却带不走自己的部队，这里面固然有我军官兵的觉悟问题，但是毛泽东制定的这一“军魂”，则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是如此。
建军八十多年间，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握在党的手里，而有了这支人民军队，党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就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今天，可以说所有共产党人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消费着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战略遗产。
战略遗产之二：原子弹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但对外影响力却很大。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原子弹这笔战略遗产。
原子弹在世界上一出世，就成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毛泽东的“强国梦”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解密资料表明，毛泽东早在1954年国庆节期间，就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及此事，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设有必要大家都来搞原子弹。因为那样做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
不久，我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请地质部领导刘杰当面汇报。毛泽东还亲自拿起盖革计数器，对着铀矿石探测放射线的强度。最后，他拉着刘杰的手说：“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呀!”
1955年4月，中苏正式签署条约，苏联帮助中国建造发展原子弹必需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至此，中国向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12月，我国制定了发展核工业大纲。毛泽东对秘书说：“太让我兴奋了，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
1961年9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两天里他们共交谈了三次。蒙哥马利曾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非常忌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以军人的直率接着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听后，手一挥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了。”
第二个问题是问毛泽东对核武器的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太没有意思了。但是，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所以我们也要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
在研制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决心非常大。有苏联人帮助，要搞；没有苏联人帮助，也要搞。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中国有了原子弹，就成了核国家，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就增大许多。陈毅元帅说：“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就直起来了!”
现在，我们每个中国公民还在消费着毛泽东留下的这份战略遗产，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美国人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合作的基本前提是互利，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合作，他们势必也要给予我们有益的回应。这份毛泽东曾经说“不会用”的遗产，的确没有在美国之后第二次付诸实战，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战略安全利益和重要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战略遗产之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他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与其国际影响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机制，《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赋予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尽管联合国维护国际安全的记录并非完美无瑕，但是他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却无人否认。
例如，宣战是交战双方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不宣而战是违反国际道义的。然而，二战后发生的274场局部战争，几乎没有一场是宣战后开始的。难道各国都胆敢公然违反国际法吗?其实各国更怕触犯的是联合国的有关条款。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的矛盾。谁宣战，谁就容易给人留下“威胁使用武力”的把柄，所以谁也不敢宣而后战。加之《联合国宪章》还规定，各国可以行使自卫权。这两条规定加起来，就产生了二战后独特的现象：交战双方战前从不宣战，而是在仗打起来之后，相互指责对方先动手，同时极力表明自己只是在行使联合国成员国享有的合法自卫权。
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自相矛盾的弊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理想主义，同大国说了算，一票否决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极大。只要占有这个席位，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享有特殊的话语权。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作用更大了，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性也更为彰显。即使是美国这样独往独来的超级大国，在进行重大战略行动前，也要争取首先获得联合国的支持，以求降低其行动的国际政治成本和道义成本。当然，如果他决意开战而又不能得到联合国支持，他也会绕过联合国硬干。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享有的一票否决权，提高了每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内的常任理事国“对表”，交换彼此看法。协调立场。实际上，中国在联合国的这把交椅只属于能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从蒋介石手中将其夺了过来。对此，毛泽东曾经告诫过国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非洲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毛泽东长期与非洲国家建立友谊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几次派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访问非洲，通过交往与援助，增进了友谊。有人认为毛泽东给非洲国家的援助太多，甚至是浪费。其实，正是因为我们慷慨真诚，才换来了非洲兄弟坚定持久的支持，他们才能齐力断金地“用轿子”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笔战略遗产非常重要。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使得我国具有了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只要联合国现行机制不改变，这笔遗产就可以消费下去，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
毛泽东真正的战略遗产是什么呢?我愿谈点自己的看法。遗产就是老一辈人留下的财富!作为遗产的财富，只要有人继承，就会进入消费!毛泽东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些丰富而重要的战略财富仍被今天的我们所享用着。
战略遗产之一：军队听党的话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每次王朝更替，都是武人当政，是根据实力划定权力。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各地红色武装并没有统一的领导，而是各地的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领导武装起义，建立红军。毛泽东像他同期的领导人一样，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之后，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这次改编中，毛泽东决定在部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当时，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在各地共产党人中可能会出现谁的武装多，谁就说了算的局面。所以，他很英明地把战略着眼点放在党管武装上面。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当时，毛泽东的部队只有1000多人，而朱德的队伍有4000多人。毛泽东用意深刻地以党的特别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率队会师。在会师时，他还特意挎上了手枪。这在毛泽东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过后，毛泽东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
毛泽东的这个行为是要说明武装是要由党来领导的。
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更是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且将非组织观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彻底加以肃清。
毛泽东给红军立下的这个规矩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军魂”。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只听党的话，谁也拉不走这支武装。在我军历史上，极少出现成建制的部队投降、叛逃、哗变的事件。毛泽东曾针对张国焘叛逃事件自信地说：“你张国焘可以走，可以离开延安，但是你一个人也带不走，连你的警卫员都不跟你走。”
高级将领叛逃却带不走自己的部队，这里面固然有我军官兵的觉悟问题，但是毛泽东制定的这一“军魂”，则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是如此。
建军八十多年间，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握在党的手里，而有了这支人民军队，党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就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今天，可以说所有共产党人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消费着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份战略遗产。
战略遗产之二：原子弹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但对外影响力却很大。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原子弹这笔战略遗产。
原子弹在世界上一出世，就成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毛泽东的“强国梦”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解密资料表明，毛泽东早在1954年国庆节期间，就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及此事，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设有必要大家都来搞原子弹。因为那样做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
不久，我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请地质部领导刘杰当面汇报。毛泽东还亲自拿起盖革计数器，对着铀矿石探测放射线的强度。最后，他拉着刘杰的手说：“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呀!”
1955年4月，中苏正式签署条约，苏联帮助中国建造发展原子弹必需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至此，中国向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12月，我国制定了发展核工业大纲。毛泽东对秘书说：“太让我兴奋了，1949年全国解放都没有这样高兴!”
1961年9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两天里他们共交谈了三次。蒙哥马利曾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非常忌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以军人的直率接着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听后，手一挥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了。”
第二个问题是问毛泽东对核武器的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太没有意思了。但是，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所以我们也要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
在研制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决心非常大。有苏联人帮助，要搞；没有苏联人帮助，也要搞。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中国有了原子弹，就成了核国家，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就增大许多。陈毅元帅说：“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就直起来了!”
现在，我们每个中国公民还在消费着毛泽东留下的这份战略遗产，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美国人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合作的基本前提是互利，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合作，他们势必也要给予我们有益的回应。这份毛泽东曾经说“不会用”的遗产，的确没有在美国之后第二次付诸实战，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战略安全利益和重要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却是实实在在的。
战略遗产之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他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与其国际影响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机制，《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赋予五大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尽管联合国维护国际安全的记录并非完美无瑕，但是他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的影响力却无人否认。
例如，宣战是交战双方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不宣而战是违反国际道义的。然而，二战后发生的274场局部战争，几乎没有一场是宣战后开始的。难道各国都胆敢公然违反国际法吗?其实各国更怕触犯的是联合国的有关条款。因为《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的矛盾。谁宣战，谁就容易给人留下“威胁使用武力”的把柄，所以谁也不敢宣而后战。加之《联合国宪章》还规定，各国可以行使自卫权。这两条规定加起来，就产生了二战后独特的现象：交战双方战前从不宣战，而是在仗打起来之后，相互指责对方先动手，同时极力表明自己只是在行使联合国成员国享有的合法自卫权。
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自相矛盾的弊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理想主义，同大国说了算，一票否决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力极大。只要占有这个席位，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享有特殊的话语权。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作用更大了，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性也更为彰显。即使是美国这样独往独来的超级大国，在进行重大战略行动前，也要争取首先获得联合国的支持，以求降低其行动的国际政治成本和道义成本。当然，如果他决意开战而又不能得到联合国支持，他也会绕过联合国硬干。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享有的一票否决权，提高了每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内的常任理事国“对表”，交换彼此看法。协调立场。实际上，中国在联合国的这把交椅只属于能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政府，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从蒋介石手中将其夺了过来。对此，毛泽东曾经告诫过国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非洲兄弟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非洲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毛泽东长期与非洲国家建立友谊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几次派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访问非洲，通过交往与援助，增进了友谊。有人认为毛泽东给非洲国家的援助太多，甚至是浪费。其实，正是因为我们慷慨真诚，才换来了非洲兄弟坚定持久的支持，他们才能齐力断金地“用轿子”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笔战略遗产非常重要。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使得我国具有了特殊的国际影响力。只要联合国现行机制不改变，这笔遗产就可以消费下去，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