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冯宾符做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说他是官儿却不像官儿，说他是出版家似乎有点不够格，说他是商人则更不像。报纸上介绍他时用过“国际问题专家”头衔。
　　１９５０年，我们举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后，换过几个住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无量大人胡同６号外交部宿舍大院里的那栋二层小楼，我家住一层，有四间互相联通的房间，其中最大一间房子，就是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
　　小楼二层有个阳台，据说这座小楼的原主人梅兰芳曾在那里练过嗓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他还在这小楼里接待过瑞典王室贵宾。
　　父亲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每天都要放在案头的是新华社的《参考资料》，有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个版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开始父亲不让我看，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书桌后面是几个大书柜，里面除去父亲自己常用的参考书外，出版社受权出版的“内部图书”也占了相当大空间。当时出版社除了出版《世界知识》杂志外，还出版国际问题图书，而出版供党政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图书”，更是一项重要任务。我记得翻开“内部图书”封面，首页大都醒目地印着读者范围规定，比如“本书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读”，或“供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等等。我在上大学期间，有时忍不住“偷偷”地读这些书，不经意间享受了“局级”乃至“部级”以上的干部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点诚惶诚恐。
　　父亲的宇写得很漂亮，即便是听报告或开会的记录，也依然保持着工整的字迹。记得我读过他做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笔记，觉得毛主席讲话好生动啊！不过，等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小册子正式出版，才发现笔记内容和书上写的根本对不上号。
　　尽管紧连书房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座，但平时进到父亲书房来聊天的人却不多，常见的一位是中宣部副部长姚臻，他来显然不单纯是为了闲聊叙旧，因为他负责国际宣传，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是“文革”前“独此一家”的权威性国际问题出版社。记得１９５８年春，姚臻来我家较频繁，好像是为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不久，当年第１２期《世界知识》就发表了辑录的《毛泽东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并被《人民日报》转载。可惜，这位非常精干、年轻有为的人士，却在“文革”中含冤自杀。
　　另一位是我的堂兄冯彬。他当时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经常来向父亲讨教，父亲也乐意跟他聊。叔侄俩都爱抽烟，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的，靠在一旁的我常常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现在所谓二手烟的“熏陶”。
　　有一次，我正就读的清华大学请父亲做国际形势报告，地点就在那座庄严雄伟的标志性建筑物、圆顶的清华大礼堂，我和同学们排队进礼堂就座，来得迟一些的学生只好站在后面听，或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当时我有一种幸运感：吸引全校上万名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经常在家里听到。
　　父亲白天要工作，所以写文章都利用晚饭后到深夜那段时间，经常写到夜里两三点或三四点，由于精疲力尽，放下笔倒头就呼呼大睡。这令年轻时就患有神经衰弱的我羡慕万分！
　　“文革”开始，父亲因患肝癌而卧床不起，病榻就设在他的书房。即便这样，前来抄家的造反派也没放过他，在他的病榻两头贴上标语，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倒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等，把病重的父亲气得咬牙切齿，禁不住怒吼道：“说《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的人，才、才是真‘败国贼’！”。
　　其实，要说“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恐怕其级别至少应在“部长级”以上，父亲似乎还不够格呢。
　　“文革”中所受冲击致使父亲病情急速恶化。在父亲去世后，母亲生怕书房里藏有什么“毒草”，匆匆忙忙将几大书柜“内部图书”还给出版社，出版社也不知如何處理，后来听说全烧了。
　　与此同时，父亲连续记了几十年的日记，还有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的日记，统统都被姐姐烧了。“文革”后说起这个事儿，大家都感到真是太可惜了。
　　父亲书房没什么摆设。墙上仅挂着一块匾额，内容是钱起的《湘灵鼓瑟》诗，那是鲁迅先生为父亲题写的。茶几上只摆着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小温度计，那是父亲访苏带回来的。
　　如今，那只温度计已经不见了，鲁迅的“手迹”则依然挂在我的书房，不过，只是一个复制品，真迹在二十多年前就捐献给鲁迅博物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