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相关领域重大历史事件的解析，是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途径。正是因为如此，发生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圣杯”。宏观经济学的任何流派，如果不能对大萧条做出解释，就难以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催生了对其自身的研究，同时还引申出将之与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进行比较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的一本新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就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集锦。该书由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主编，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进行共同研究的成果。
读了该书，笔者有以下几点收获和体会。
首先，对两次全球大危机进行全方位的解析和比较，有利于加深对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的认识。该书从经济金融理论、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宏观和微观诸视角对两次全球大危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在各种视角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既阐述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不同点，也归纳概括了两者的共同点。如该书中指出，两次全球大危机中，国际市场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市场价格下降的速度更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金融体系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更大，一些重要商品的金融属性明顯增强。同时，又是由于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使得金融危机影响扩散得更快。这样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加深对经济与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解。
其次，对于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的路径进行分析判断。由于本项研究开展的过程中，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通过对两次危机的比较，也就能够对判断其未来演变的路径提供支持。正如该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回想2010年当主要经济体纷纷恢复经济增长之后，有的机构和学者就开始谈论所谓“后危机时代”。本书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各国的情况看，也确实如此。日本在2009年曾经扭转了经济下降的势头，但在2010年3季度至2011年2季度、2012年2季度至2012年3季度期间又两次陷入衰退；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2012年欧洲多数国家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美国尽管避免了再次出现衰退，但就业人数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再者，对于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回答当前争论的一些问题。在本轮金融危机过后，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也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最近一年多来，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2008年底推出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刺激措施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可能造成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但本书中对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充分说明，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正是由于一开始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使得经济下滑的幅度越来越大；如果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各国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想象经济可能会下降到何种程度，失业会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无疑会对“四万亿”刺激措施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
此外，本书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令人耳目一新。以往我们对技术创新常常只看到其积极影响，但在本书中强调，每一轮大的技术创新活动，都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重大挑战。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危机过程中网络技术对社会管理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该书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应该从两次全球大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例如，该书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指出，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都处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历史高点。鉴于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无疑对中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再比如，该书明确提出，“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这就告诉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是应对危机所必要的，但属于应急之策，长期看还是要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正如大萧条几乎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永久话题一样，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更是会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期待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的一本新书——《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就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集锦。该书由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主编，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进行共同研究的成果。
读了该书，笔者有以下几点收获和体会。
首先，对两次全球大危机进行全方位的解析和比较，有利于加深对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的认识。该书从经济金融理论、货币金融、金融监管、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宏观和微观诸视角对两次全球大危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在各种视角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既阐述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不同点，也归纳概括了两者的共同点。如该书中指出，两次全球大危机中，国际市场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际市场价格下降的速度更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金融体系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更大，一些重要商品的金融属性明顯增强。同时，又是由于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使得金融危机影响扩散得更快。这样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加深对经济与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解。
其次，对于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的路径进行分析判断。由于本项研究开展的过程中，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通过对两次危机的比较，也就能够对判断其未来演变的路径提供支持。正如该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回想2010年当主要经济体纷纷恢复经济增长之后，有的机构和学者就开始谈论所谓“后危机时代”。本书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各国的情况看，也确实如此。日本在2009年曾经扭转了经济下降的势头，但在2010年3季度至2011年2季度、2012年2季度至2012年3季度期间又两次陷入衰退；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2012年欧洲多数国家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美国尽管避免了再次出现衰退，但就业人数至今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再者，对于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回答当前争论的一些问题。在本轮金融危机过后，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也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最近一年多来，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2008年底推出的“四万亿”刺激措施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刺激措施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可能造成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但本书中对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充分说明，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正是由于一开始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使得经济下滑的幅度越来越大；如果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各国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难以想象经济可能会下降到何种程度，失业会严重到何种程度。如果能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无疑会对“四万亿”刺激措施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
此外，本书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令人耳目一新。以往我们对技术创新常常只看到其积极影响，但在本书中强调，每一轮大的技术创新活动，都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重大挑战。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认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危机过程中网络技术对社会管理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该书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应该从两次全球大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例如，该书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指出，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都处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历史高点。鉴于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无疑对中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再比如，该书明确提出，“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这就告诉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是应对危机所必要的，但属于应急之策，长期看还是要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正如大萧条几乎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永久话题一样，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更是会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期待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