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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胀压力显著减轻、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情况下，中国宏观调控的脚轻轻踩在了油门上。
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温家宝说，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此前一天，央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4000多亿元流动性。
这是中国政府向全球市场发出的一个新信号：中国宏调的着力点将适当调整，以 “点式给油”的方式，保障经济可以实现平稳软着陆。
“未来在整体宏观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加大刺激内需的相关政策。”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此间观察家嗅出更多味道：政策方面的放松，不仅指向当下，一系列举措背后，意在为更大的体制性变革铺路。
政策发力
温家宝是在武汉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当前形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这进一步验证了此前市场对政策的预期：政府预调微调地放松政策已经在悄然展开。
在房地产投资受抑制的情况下，基建投资成为政策发力的方向。
温家宝在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尽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项目；对在建续建项目要进行梳理，分门别类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民间投资也被寄予期望。温家宝提出，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而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则要求妥善处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控制财政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支持有还款能力的项目，避免资金链断裂。
实际上，政府在项目审批方面已经有所松动，自3月底以来，国内基础建设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一大批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项目审批通过，释放出积极的微调信号。
记者注意到，国家发改委网站的“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显示，5月份以来批复了包括创新能力建设、清洁能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及乡村道路工程等大批项目。仅5月8日就批准了4个机场的建设工程。
基础建设一直是中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变量。“决策层是在通过政府支出的加大、大型项目的开工来稳定经济增长，旨在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张汉亚说。
与此同时，刺激消费政策也已有所启动。
5月16日，国务院出台鼓励措施刺激节能产品消费，补贴金额达到人民币363亿元。按照补贴额度10%初步计算，节能推广政策将带动近3000亿元的节能家电消费。
决策层的考虑是，扩大节能产品消费既能稳定增长、扩大内需，又能促进调整结构、节能减排。
需求萎缩
政策的微调源自对经济走势的新判断。4月份略显揪心的经济数据折射出需求端严重不足，中国经济仍在下行趋势中运行。
商务部5月15日公布了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数据。1~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81亿美元，同比下降2.38%，显示外部需求正在放缓。值得关注的是，3、4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持续下滑，3月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速分别为7.2%、9.8%；4月则为4.9%，0.3%。其中，对欧盟出口负增长，对美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增速也降至5%以内。
“急剧下滑的数据，显示出口在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辉煌地位不再。”农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说。
同样快速放缓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受房地产投资下滑影响，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3月的11.9%下降至9.3%，创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前3个月下降0.7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
“综合来看，在不考虑大力度对冲政策的背景下，未来2~3个季度国内投资需求仍将疲弱，经济增速趋势下滑难以避免。”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
而消费作为拉动内需的另一驾马车，在总供应能力收缩、总需求相对疲弱、经济增速趋势下滑的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期望消费提速来支撑经济是不现实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轮经济的调整，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调整的叠加，不会快速回升。
不断蔓延的悲观情绪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看到了一丝转机，他告诉记者，外部环境虽然严峻，但是比预期要好很多，传递到中国的出口上面，还需要一段时间，“总体来说，四、五月份应是个底部。”
“中国经济触底回升是可以预期的，我们预计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会出现反弹，但力度不会很大。”刘元春说。
其判断的依据在于，政策处于微调范畴，同时世界经济虽有好转，避开了最恶劣的情况，还是相对较差，另外中国一些中长期深层次问题，如金融、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成本问题等处于显化期，可能会使潜在经济有一个明显回落。“本身经济参考的标杆已经下调，不要寄希望于经济能迅速回到9%以上。”
放贷纠结
如果说当前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是前期主动调控的结果，货币当局同样不愿意看到的是经济失速。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经济活动被激活的最直接对接环节是信贷，只有钱下去，项目和用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否则只会加大投资数据的水分。
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市场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能在多大程度地提振实体经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张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存准率的下调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外生性货币投放加大，另一个是内生性货币流通速度，即贷款需求增强。
4月新增贷款总量不足7千亿元，张平认为，在目前企业经营困难，产值利润都在急速下降的情况下，贷款即使给企业，企业也不太需求。
不仅是信贷增量的减少，从细分数据可以看出，信贷结构也在进一步恶化。
4月新增信贷只有6818亿元，远远低于3月的1.01万亿元。短期信贷和票据占比上升至68%，而企业的中长期信贷占比萎缩至18.6%，去年同期则将近50%，过去三年需求最差的时点（2009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还有36.7%。这意味着当下的信贷需求，特别是传统贷款大户即大中型国企和政府部门的需求比金融危机时要差得多。
刘元春认为，“很多资金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短期的拆借，维持前期的资金链。”
一位国有银行浙江分行信贷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基本每个月信贷规模都有剩余，不太放得出去，贷款“从此前的资源变成一种负担”。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另一个与“放贷难”并存的问题是，部分银行若隐若现的“惜贷”行为。
在经济趋势下滑的背景下，投资需求的较快滑落应当带来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降。而实际上，在短期利率缓解的背景下，中长期贷款利率维持了相当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或者说“惜贷”倾向阻碍了中长期贷款的供应。
“现在银行对贷款风险防范意识很强。中长期贷款减少除了受到存贷比的制约外，主要是这方面原因。”某国有银行负责人指出。目前不仅中小企业没有赚钱效应，国企也一样，没有好的抵押品，银行不敢贷。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国企的盈利状况不容乐观，1~4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690.1亿元，同比下降8.6%。
“很显然，所谓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并非银行业‘嫌贫爱富’所造成，而是没有赚钱效应吸引，也没有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何志成说。
中长期贷款量跌价升的状态，无疑给当前的实体经济以及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更大困难。刘元春担心，银行为了完成指标可能进行变相的票据融资，持续下去，由于资金放缓，导致整个经济进一步放缓。
给调结构更大空间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矛盾，是产能过剩与超额库存现象，尤其是建材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与房地产的高额库存（包括在建）。在土地、房产、包括建材都不再具有（优质）抵押品资质后，银行业贷款很难在短期内有效增长。
近些年的经济调控，中国主要是去库存化，很少经历去产能化的过程，在张汉亚看来，在目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适当减速也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给调结构争取更大的空间。”
政府需要容忍和保护“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
未来央行一方面要加强可贷资金的投放，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当局通过调整资金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其贷款能力。“不一定要降息，但是对息改费这部分不规范的银行收费，可以适当减少一些，而这需要外生的力量，监管部门需要相对加强动作。”刘元春说。
同时，货币政策在松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资金放出去的结构，让资金尽量增加中长期贷款需求。引导信贷投放向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中西部经济倾斜。
“尤其希望我们的中长期贷款不是大量贷给政府基建项目，如果更多的是贷给企业搞固定设备投资，哪怕用机器取代人工，取代以前高耗能设备投资，中国将看到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曙光。”范剑平说。
在范剑平看来，中国政府要实现“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既需要有针对性的调控，也离不开地方和企业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深化改革，出台实质性减税措施，加大保障房和医院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为民间资本开放更多领域。
德勤中国全国客户与市场战略主管合伙人陈建明在目前由华夏幸福基金承办的“2012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上同样指出，最恰当的宏调政策，是政府及时发现阻碍民资发展的瓶颈，并通过恰当干预去加以消除。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部分领域已经有所突破。铁道部近日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强调，对民间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将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而即将召开的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则有望就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营改增”税制优惠政策，减少企业税负出台实质性措施。
在刘元春看来，未来财政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会加强，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例会相对增长，“这种力度不会特别大，不会有新的类似于4万亿的刺激政策。”
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温家宝说，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此前一天，央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4000多亿元流动性。
这是中国政府向全球市场发出的一个新信号：中国宏调的着力点将适当调整，以 “点式给油”的方式，保障经济可以实现平稳软着陆。
“未来在整体宏观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加大刺激内需的相关政策。”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此间观察家嗅出更多味道：政策方面的放松，不仅指向当下，一系列举措背后，意在为更大的体制性变革铺路。
政策发力
温家宝是在武汉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当前形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这进一步验证了此前市场对政策的预期：政府预调微调地放松政策已经在悄然展开。
在房地产投资受抑制的情况下，基建投资成为政策发力的方向。
温家宝在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尽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项目；对在建续建项目要进行梳理，分门别类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民间投资也被寄予期望。温家宝提出，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而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则要求妥善处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控制财政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支持有还款能力的项目，避免资金链断裂。
实际上，政府在项目审批方面已经有所松动，自3月底以来，国内基础建设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一大批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项目审批通过，释放出积极的微调信号。
记者注意到，国家发改委网站的“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显示，5月份以来批复了包括创新能力建设、清洁能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及乡村道路工程等大批项目。仅5月8日就批准了4个机场的建设工程。
基础建设一直是中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变量。“决策层是在通过政府支出的加大、大型项目的开工来稳定经济增长，旨在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张汉亚说。
与此同时，刺激消费政策也已有所启动。
5月16日，国务院出台鼓励措施刺激节能产品消费，补贴金额达到人民币363亿元。按照补贴额度10%初步计算，节能推广政策将带动近3000亿元的节能家电消费。
决策层的考虑是，扩大节能产品消费既能稳定增长、扩大内需，又能促进调整结构、节能减排。
需求萎缩
政策的微调源自对经济走势的新判断。4月份略显揪心的经济数据折射出需求端严重不足，中国经济仍在下行趋势中运行。
商务部5月15日公布了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数据。1~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81亿美元，同比下降2.38%，显示外部需求正在放缓。值得关注的是，3、4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持续下滑，3月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速分别为7.2%、9.8%；4月则为4.9%，0.3%。其中，对欧盟出口负增长，对美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增速也降至5%以内。
“急剧下滑的数据，显示出口在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辉煌地位不再。”农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说。
同样快速放缓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受房地产投资下滑影响，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3月的11.9%下降至9.3%，创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前3个月下降0.7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
“综合来看，在不考虑大力度对冲政策的背景下，未来2~3个季度国内投资需求仍将疲弱，经济增速趋势下滑难以避免。”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
而消费作为拉动内需的另一驾马车，在总供应能力收缩、总需求相对疲弱、经济增速趋势下滑的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期望消费提速来支撑经济是不现实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轮经济的调整，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调整的叠加，不会快速回升。
不断蔓延的悲观情绪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看到了一丝转机，他告诉记者，外部环境虽然严峻，但是比预期要好很多，传递到中国的出口上面，还需要一段时间，“总体来说，四、五月份应是个底部。”
“中国经济触底回升是可以预期的，我们预计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会出现反弹，但力度不会很大。”刘元春说。
其判断的依据在于，政策处于微调范畴，同时世界经济虽有好转，避开了最恶劣的情况，还是相对较差，另外中国一些中长期深层次问题，如金融、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成本问题等处于显化期，可能会使潜在经济有一个明显回落。“本身经济参考的标杆已经下调，不要寄希望于经济能迅速回到9%以上。”
放贷纠结
如果说当前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是前期主动调控的结果，货币当局同样不愿意看到的是经济失速。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经济活动被激活的最直接对接环节是信贷，只有钱下去，项目和用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否则只会加大投资数据的水分。
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市场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能在多大程度地提振实体经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张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存准率的下调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外生性货币投放加大，另一个是内生性货币流通速度，即贷款需求增强。
4月新增贷款总量不足7千亿元，张平认为，在目前企业经营困难，产值利润都在急速下降的情况下，贷款即使给企业，企业也不太需求。
不仅是信贷增量的减少，从细分数据可以看出，信贷结构也在进一步恶化。
4月新增信贷只有6818亿元，远远低于3月的1.01万亿元。短期信贷和票据占比上升至68%，而企业的中长期信贷占比萎缩至18.6%，去年同期则将近50%，过去三年需求最差的时点（2009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还有36.7%。这意味着当下的信贷需求，特别是传统贷款大户即大中型国企和政府部门的需求比金融危机时要差得多。
刘元春认为，“很多资金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短期的拆借，维持前期的资金链。”
一位国有银行浙江分行信贷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基本每个月信贷规模都有剩余，不太放得出去，贷款“从此前的资源变成一种负担”。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另一个与“放贷难”并存的问题是，部分银行若隐若现的“惜贷”行为。
在经济趋势下滑的背景下，投资需求的较快滑落应当带来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降。而实际上，在短期利率缓解的背景下，中长期贷款利率维持了相当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或者说“惜贷”倾向阻碍了中长期贷款的供应。
“现在银行对贷款风险防范意识很强。中长期贷款减少除了受到存贷比的制约外，主要是这方面原因。”某国有银行负责人指出。目前不仅中小企业没有赚钱效应，国企也一样，没有好的抵押品，银行不敢贷。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国企的盈利状况不容乐观，1~4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690.1亿元，同比下降8.6%。
“很显然，所谓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并非银行业‘嫌贫爱富’所造成，而是没有赚钱效应吸引，也没有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何志成说。
中长期贷款量跌价升的状态，无疑给当前的实体经济以及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更大困难。刘元春担心，银行为了完成指标可能进行变相的票据融资，持续下去，由于资金放缓，导致整个经济进一步放缓。
给调结构更大空间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矛盾，是产能过剩与超额库存现象，尤其是建材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与房地产的高额库存（包括在建）。在土地、房产、包括建材都不再具有（优质）抵押品资质后，银行业贷款很难在短期内有效增长。
近些年的经济调控，中国主要是去库存化，很少经历去产能化的过程，在张汉亚看来，在目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适当减速也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给调结构争取更大的空间。”
政府需要容忍和保护“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
未来央行一方面要加强可贷资金的投放，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当局通过调整资金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其贷款能力。“不一定要降息，但是对息改费这部分不规范的银行收费，可以适当减少一些，而这需要外生的力量，监管部门需要相对加强动作。”刘元春说。
同时，货币政策在松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资金放出去的结构，让资金尽量增加中长期贷款需求。引导信贷投放向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中西部经济倾斜。
“尤其希望我们的中长期贷款不是大量贷给政府基建项目，如果更多的是贷给企业搞固定设备投资，哪怕用机器取代人工，取代以前高耗能设备投资，中国将看到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曙光。”范剑平说。
在范剑平看来，中国政府要实现“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既需要有针对性的调控，也离不开地方和企业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深化改革，出台实质性减税措施，加大保障房和医院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为民间资本开放更多领域。
德勤中国全国客户与市场战略主管合伙人陈建明在目前由华夏幸福基金承办的“2012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上同样指出，最恰当的宏调政策，是政府及时发现阻碍民资发展的瓶颈，并通过恰当干预去加以消除。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部分领域已经有所突破。铁道部近日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强调，对民间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将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而即将召开的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则有望就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营改增”税制优惠政策，减少企业税负出台实质性措施。
在刘元春看来，未来财政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会加强，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例会相对增长，“这种力度不会特别大，不会有新的类似于4万亿的刺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