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形态下的苦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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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和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写下了诸多令人困惑难解的作品。本文探析了《变形记》异化形态下的复杂内蕴,及主人公在逼仄境遇中绝望挣扎的复杂心理,以期深刻领悟作家对荒诞悖谬的西方社会的智慧表达。
  关键词:异化;荒诞;变形;人生;心理;探析
  作者简介:李慧玲,女,汉族,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2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是表现主義最具权威性的作家。从宏观的时代背景看,其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影响,对时事漠不关心;从微观的个人环境看,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为人傲慢,性格强势,对子女管教颇严,令懦弱的卡夫卡倍感孤独和压抑。这些独特的经历使卡夫卡对社会和人生有着别样的体悟和考量,其作品常以荒诞的情节、变异的形象和象征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体,以小人物荒诞不经的异化变形、局促逼仄的生存处境引发读者对现实世界进行反观自照,重新审视现实世界的荒诞与悖谬。
  一、异化,触及了社会本相
  《变形记》是卡夫卡表现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写的是一位旅行推销员突变甲虫的荒诞故事。变成甲虫之前,格里高尔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推销员。变成甲虫之后,厄运开始步步降临:先是工作不保,后遭家人厌弃。起初格里高尔并未丧失人性,依然保持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思维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里高尔愈加虫性,家境也每况愈下,捉襟见肘。家人开始将这一切不幸都怪罪在格里高尔身上,视其为累赘、怪物。最终格里高尔在孤独、寂寞与自惭形秽中悄然死去。小说以格里高尔变形后一系列生活细节,包括吃饭、睡觉、爬行等,表达了对西方现代社会“异化的人”的哲理思考与精神探索。通过格里高尔与家人、同事关系的变化勾画了唯金钱利益至上的社会本相,揭示了西方世界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的冷酷现状,以及现代人无法掌握命运,始终生活在孤独、恐惧和灾难之中的生活本质。
  格里高尔由人变虫这一异化情节,引发了系列连锁反应,包含着复杂的内蕴。首先,格里高尔的异化是外在形态的变化,是一目了然的显性异化。不仅令同事、邻居感官上难以接受,而且也足以引起家人心理上的不适与厌恶。这种异化触目惊心,让人惊愕。即便他虫形人性,依然关心家人,渴望回归家庭和人类:比如被妹妹悠扬的琴声吸引,格里高尔爬到了久违的客厅便是有力的佐证,但异形的格里高尔遭到了亲人残酷的拒绝,不被理解,更不被接纳。其次,家人的异化是内在的异化。虽然从外在的形态上体现不出,但他们缺失了人性和情感,早已是人形虫性。这种隐而不知的异化,深入骨髓,使人不寒而栗。父母和妹妹在明确了格里高尔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逐渐冷淡他,直至抛弃他。这给了格里高尔致命的打击,彻底断送了他回归家庭的念头。这一情节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家庭关系的异化,家庭成员间冷漠甚或陌生的关系已昭然若揭,纵使血脉相连又能如何?再次,异化的更是世风民心。老板、秘书主任、邻居,没有人关心格里高尔,更无人同情格里高尔。表明异化现象已渗透到现代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犹如病菌,侵蚀着个人、家庭和社会,并且愈演愈烈。
  卡夫卡把个人感受从描述小人物情节的笔墨中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述。这种高度的客观性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表达方式,即在荒诞的情节中保持冷静,将不合理因素融入到 日常生活细节中。正如卡夫卡所言:越是荒诞,越要细节真实。这使得荒诞艺术突破了文学手法的层面,深入到了哲学的高度。他把现实主义因素融于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把极度夸张变形的手段与抽象的表现相结合,将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悖理、常人与非人并列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1]
  二、变形,遮掩了内心隐秘
  在这个用夸张、变形和抽象手法讲述的现代寓言中,卡夫卡以对甲虫心理状态的描述,展示了现实中小人物生存的尴尬处境。从人物内在的心理深层来看,具有及其 复杂的多层意义:其一表达了对所处时代类似青年的肯定,融入了作家对理想青年的一种思考、一种肯定。作家对变形前的格里高尔十分认同,其背负责任、勤勉谨慎的形象,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一个非理性的逻辑基础,与主人公最终被抛弃,形成强烈反差,引人唏嘘,发人深思;其二,家庭的灾难,社会的悲剧具化为主人公变形后身心所受的损伤与折磨,突出了其身上所承载的现代人共通的生存感受。
  1.变形是绝望的反抗和报复
  尽管作家运用了非理性的荒诞手法,读者仍然从本中可以捕捉到格里高尔某些个性特点:关心家人,富有责任,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但现实中,格里高尔早已身心俱疲、不堪重负。其潜意识里,时时闪现出厌恶与反感情绪:他在床上磨蹭着,心里怨恨着“累人的差事”;他讨厌老板居高临下的姿势,若不是为了生活,他“早就辞职不干了”。通过让自己过寄生生活来向家庭及社会进行报复,变形成为一种自我安慰,更是一种挑衅和反叛。其传递出对社会,对人生和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身处压抑逼仄境遇里的反抗与挣扎。格里高尔以人生为代价,自愿认同于动物,以放弃作人资格的变形进行反抗,揭示出弱小者奋斗抗争又总是失败的悲哀、无奈与绝望!
  2.变形是消极的逃遁与弃绝
  格里高尔企图通过变形,将养家糊口的责任推卸给父亲。变形是其对生活极度厌倦之后的逃离。当家人接连敲门、秘书主任前来探视情况时,卡夫卡写道:“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其中既包含着自我解脱的宽慰,也是弃绝生活欲念的表现。变为异类后,格里高尔终于遂了潜伏于心的夙愿,吓跑了秘书主任,推脱了工作和养家的责任而不必自责。可见变形是格里高尔对自我的弃绝和放逐,是自弃于人类圈子的潜意识的隐晦影像,是心向往之摆脱现状的唯一消极途径。虫化后格里高尔获得了所谓的“自由”,本身就是对传统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否定与颠覆。“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既然出现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局面,而且是无法挽回的,西方社会的前途就是悲观的和渺茫的”。[2]
  除格里高尔之外,《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的人猿,是卡夫卡对身处艰难境遇中犹太民族的真实写照。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和其对犹太民族生存状态的关注密不可分的。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生活在强悍父亲的阴影之下,加之犹太民族这一弱势族裔的出身,形成了孤独、忧郁和懦弱的性格。他恐惧生活,不敢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3]而卡夫卡自己却说:“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4]安德尔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生存空间,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社会归属的尴尬境遇。
  综上所述,个人的不幸、民族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凉交织在一起,冷峻残酷,砭人肌骨。阅读其作,扑面而来的是震惊、恐惧,压抑和困惑。其“以非理性、超时空的形式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对现代社会诸多现象的观察、感受、表述乃至评判。”[5]卡夫卡,这个生活在黑暗中的独行者,用旁观者的冷峻目光清醒地审视着这个异化、荒诞而又冷漠的世界,以异化抗拒现实的重压,以恐惧承受世界的苦痛,用孤独书写着苦涩的人生,以惊世骇俗的艺术构思和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带给我们不同凡响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刘峰等.20世纪影响世界的百部西方名著提要[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1,46.
  [2]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8.
  [3]《卡夫卡:20世界清醒的作者》[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172.
  [4]叶廷芳.卡夫卡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59.
  [5]李慧玲.惊世骇俗的变奏[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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