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出版社工作不久，就知晓了降先生的大名。一是因为他在山西学术界的名气，二是因为他也曾在出版社工作过，后来又去西藏，成为“援藏”者。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自然让人刮目相看。
　　1993年的“元好问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召开，我陪导师姚奠中先生参会，降先生也是受邀代表。几天下来，无论是小组讨论，还是大会发言，抑或是学术考察，降先生都十分活跃，他在不同场合阐释、印证、求证他在《元遗山新论》中所持的观点与立场，思想的锋芒不时闪现。尤其是临近闭会的宴席上，降先生即兴赋诗一首，并登台吟诵，博得全场喝彩。会上会下，他不以学者自居，与我们几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有问必答，答必精彩。记得山西去的除姚奠中先生、李正民先生外，还有杨文、王云绮、路云亭；新结识的则有安徽师大的胡传志、江西财大的龙建国等。其中胡传志在元好问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后来与降先生也多有交集。
　　2003年，我有幸成为降先生《话说山西》一书的责编。这本书是作为旅游书策划的，意在用有限的篇幅，言简意赅地将山西的历史、人文等向读者展示。降先生从领命到交稿，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有编辑的底功，交来的稿子非常好编。他又请张颔先生题写书名，为图书造势。现在回过头来看，本书是降先生研究山西历史文化的结晶，他后来的《山西史纲》及其修订本就是在此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降先生从山西省社科院《晋阳学刊》主编的职位上退休后，被三晋文化研究会聘为学术顾问，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三晋石刻大全》《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等都由三晋出版社出版。作为出版项目的负责人，我与降先生时有接触。令我感动的是，每每在稿件质量、稿件加工、出书时间、出版经费等方面与研究会有摩擦时，降先生都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以自己当过编辑的经历现身说法，替我疏通化解，求得有关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如今，《三晋石刻大全》已出版七十余卷，降先生功莫大焉！
　　在主持《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写期间，降先生曾向山西教育出版社的杨文和华育公司的王云绮约过稿。小丛书出版后，有点薄酬，因为都是熟人，便按年齿长幼每月轮流做东，我们戏称为“四人帮”。大概一年之后，又将我与王云绮共同的同学——太原师范学院的王晓枫拉入，“四人帮”变成“五人小组”。每次吃饭，地点都选在降先生家附近，南官巷的“芙蓉酒楼”、并州路的“一尊黄牛”“二十七号院”这几家去得最多。降先生有时要一小瓶竹叶青，有时以茶代酒，写作心得、出版动态、文坛轶事、养生健身、山南海北，无所不谈。有一次他刚从美国看儿子回来，问及风土人情，答曰：跟咱们这里差不多，圣诞节商品打折，也是写着“杀嘎了”。见我们一头雾水，他便进一步解释：“SALE”，那不是汉语拼音“sa”（杀）“le”（了）？太原话：杀嘎了！杀嘎了！包袱一抖，我们几个忍俊不禁，大笑不已，竟招来邻桌侧目。
　　降先生寓所距出版大厦很近，每周他都要到大厦旁的浴池沐浴，浴后总要上十一层坐坐。或在继红兄办公室，或在我办公室，清茶一杯，寒暄几句，浏览一下样书，有称心的立马拿上，不中意的翻也不翻，并不屑一顾：“这世道，什么人也能出书，尽在那里胡说八道！”有堪入目者，马上沉浸，进入书中，边抽烟，边喝茶，别人的话浑然不觉。临行下令：“又该谁请客了？你给检点检点。”不需客套，飘然而去，轻轻地走，正如轻轻地来。
　　天有不测，我们的聚会停滞在2017年的早春。得知降先生大病，我和继红兄、原晋兄第一时间赶到省人民医院。降先生仍那么乐观，笑谈病情，毫不隐讳。随后王云绮与杨文也结伴相探，并数算该谁请客了。降先生出院后确实有一阵子体质不错，又能独自出行，只是日渐清癯。我们本想等他再养一养，再行叙旧，不料当年11月份就又入院。我和云绮去看他时，他又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秋怀老师正用手机播放他最爱听的俄罗斯歌曲《海港之夜》：“唱啊，朋友们，明晨要启航，驶向雾蒙蒙大海洋。唱啊，唱得欢，白发老船长，快来同我们一起唱。啊，别了，亲爱的海港，明晨将启程远航。天色刚发亮，回看码头上，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忧伤的音乐，消瘦的軀体，坚强的意志，英明的决定，无不令人潸然泪下。
　　他是我的学长，我的忘年交，我的朋友，我的作者，是令我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