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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葛兆光先生认为：先秦道家思想可以划分为三派：古道者之学，以范蠡的《国语·越语下》为代表，认为“天道”确认那些解决现世问题的权威性;黄帝之学，以《黄帝书》《管子》为代表，对宇宙观念、制度建设、个人生存各个方面的理论思考;老莊之学，通过宇宙之道的体验，追寻对天道、世道、人道的全面而终极的理解，偏向对于“人”的内在精神超越和自由境界的探寻。[1]由此看出道家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哲学流派，在发展过程经历了很多阶段，各个阶段的道家虽然在本质上归流于老庄思想，但又都带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充满了相互融合、彼此促进。
（一）道家对于人性价值的解读模式
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是历史的变革时期，社会混乱、民众痛苦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在这种当政者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的时候，道家首次“人”、“心”作为关注点，反映了那特定时代的如何安顿生命的迫切需求，对它们的重视即时对生命的重视。到了庄子的战国时代，对于“心”的论说才由隐藏性的题材发展成为受到热烈关切的哲学议题。道家提高了人的高度，将“人”从儒家的封建礼数中解放出来，谱写了一曲曲关于乱世中个人生命的悲歌。从杨朱开始，道家瞄准时代下个人的人性价值，以及对政治的高度敏感而转向关注个人生命的心路历程。杨朱的两个基本思想：“人人为自己”和“轻物重生”，和墨子“兼爱”思想正好相反，老子则通过知晓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来保全生命;庄子则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一己与外界、生与死，超越了自己以外的世界。[2]价值转换和价值重估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珍视个体生命、个体意识的存在，庄子借用多种寓言阐释个体差异的现实意义，呼唤对于这种特殊性的理解和尊重。他在 《应帝王》中写到混沌的好友为帮助他开窍，混沌反倒流血而死;鲁侯把海鸟供养在笼中，海鸟郁郁死去，都表现了庄子呼吁社会对异事物的宽容，期待社会多元局面的产生。
道家不仅重视“人和”的传播思想，还从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视野出发提出“天和”，可以说，道家所关注的人间和谐是由宇宙的和谐推衍而来的，其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说也是以宇宙和谐与宇宙秩序为主要依据的。希望道家给我们的启示能在人人迷失在商品拜物教的浪潮之际，再次激发人们充实生命内涵的自觉与自我的要求。
（二）道家偏重人内传播的价值取向
彼得斯认为完美的交流不可能。“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那么怎么判断我们已经真正的交流呢？……如果后续的行动比较协调，那就是实现了真正的交流……我们不应该问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相互爱护，公正而宽厚地对到彼此吗？”[3]他认为一个人无法通过交流去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先秦的道家的传播思想在这一点是和他有着神奇的共鸣。老子曾经发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劝告，当然是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的，我们不能把老子这句话当作宿命论去理解，不能用他的话语硬套现在的社会。
老子认为，在人的物质还相当低下的年代，首先不能忙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当务之急是展开自我内心的对话。道家的神秘主义思想起源于老子，他们认为道深不可测，难以捉摸，可传而不可受。老子告诫说，“道”无法通过一般逻辑认知系统加以把握或传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4]“道”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它的传播方式是偏重于人内传播的，在于个体本身的证悟，而不在于外界的灌输。对于意义而言，存在一定的空间是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而只能用“意会”这一“绝对精神”的经验方式来体认。语言是人之为人的另一重要标志，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思想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老子却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56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81章）。从老子对语言的高度质疑中，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天之道不可能被人之言所承载。庄子“得鱼忘筌”的语言再次印证道家只是把语言当做工具，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底层意思就会踢开这个辅助的阶梯。从本质上来说，道家对语言传播的态度和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看法如出一辙：词语是标记，指向外部现实与内部现实。其关键作用是解释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人包裹在肉体之中，词语也包裹在外壳之中。[5]语言是一个黑箱，人们在用它来交流时，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正确地找到里面承载的相对应的东西，或你所需要的东西。道家正是秉承这样的一种对语言媒介审慎的态度，所以它更偏重于人的内向传播，强调谨言慎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减少社会信息的混乱，保障准确信息秩序的建立。
（二）道家跨越天人之际的批判意识
陈鼓应先生说，中国哲学对人生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常常落到伦理道德的圈子，这样一来，思想范围常常被框在某些格式上。老子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扩大了这一局限”，他能从“宏观出发”，着眼于“整个宇宙”来审视问题。[6]上一节提到过道家否定了语言这一人类认知、理解外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工具都被否定掉了，那我们将何以“知道”、“说道”、“传道”呢？老子的回答可谓釜底抽薪：道本不可知、不可言、不可传。《道德经》四十八章又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认为，我们获得的关于外在物象的越来越多的知识不仅不能使我们逼近并最终把握道，反而会使道愈加被遮蔽在其中，就像它总是被遮蔽在言语中之中娜娜，我们也必将因多辞繁说和所谓知识的累积而和道渐行渐远。
道家认为一切狂妄自大和肆意妄为，皆由于无知，更可怕的是由于对自身无知的无知。相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背景下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呈现在道家眼中的宇宙及其生命流转法则显然透露着神秘的灵魅气息。作为宇宙的普遍法则，与道家所说的道不同，无论多么发达的媒介传播技术不仅没有丝毫的生命气息和神秘性可言，而且可以被人们完整知晓、精确言说，但人类发自心灵深处的对宇宙的敬畏意识似乎已经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在老子哪里，人与万物是相融相通的，以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生命本源，那就是到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39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51章）
庄子坚决反对任何以有效性为最终价值取向的技术理性对人性的侵占和剥夺。在他看来，真正的圣人应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齐物论》），而破除名枷利锁的关键之一则在于绝仁弃义，即摒弃掠取名利的虚伪手段，彻底摆脱工具理性法则对人性的束缚和控制。唯有如此，方能保持一颗不为外物役使、不为功利诱惑的自然本真，亦即庄子所说的逍遥“无待”的“游世”之心。另外，庄子极力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他消解以人类为中心的万物存在秩序的力气是其独特的“齐物论”思想。“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秋水》）他认为，万物的存在是齐一的，相互之间并无大小贵贱之别，他们在天地间皆有其存在依据和价值。唯有处于世界中心的自我才拥有圆满自足的存在形态。从根本上看，在现象层面的相互依待的万物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天赋尺度，各自都有其自足的天性和圆满的生命形态。质言之，万物平等。当今社会，在新媒体的语境下，权威的消解，媒介同路的激增，多元意见的表达，去中心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应当承认万物皆有其生存的正当性，不能凭借对于万物的片面知解而把生命意志强加给他物。
（指导老师 庄晓东）
注释：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6
[3]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
[4]见朱谦之：《老子校释·道德经》，中华书局，1984年，第14章，52页
[5]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
[6]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页
（一）道家对于人性价值的解读模式
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是历史的变革时期，社会混乱、民众痛苦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在这种当政者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的时候，道家首次“人”、“心”作为关注点，反映了那特定时代的如何安顿生命的迫切需求，对它们的重视即时对生命的重视。到了庄子的战国时代，对于“心”的论说才由隐藏性的题材发展成为受到热烈关切的哲学议题。道家提高了人的高度，将“人”从儒家的封建礼数中解放出来，谱写了一曲曲关于乱世中个人生命的悲歌。从杨朱开始，道家瞄准时代下个人的人性价值，以及对政治的高度敏感而转向关注个人生命的心路历程。杨朱的两个基本思想：“人人为自己”和“轻物重生”，和墨子“兼爱”思想正好相反，老子则通过知晓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来保全生命;庄子则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一己与外界、生与死，超越了自己以外的世界。[2]价值转换和价值重估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珍视个体生命、个体意识的存在，庄子借用多种寓言阐释个体差异的现实意义，呼唤对于这种特殊性的理解和尊重。他在 《应帝王》中写到混沌的好友为帮助他开窍，混沌反倒流血而死;鲁侯把海鸟供养在笼中，海鸟郁郁死去，都表现了庄子呼吁社会对异事物的宽容，期待社会多元局面的产生。
道家不仅重视“人和”的传播思想，还从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视野出发提出“天和”，可以说，道家所关注的人间和谐是由宇宙的和谐推衍而来的，其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说也是以宇宙和谐与宇宙秩序为主要依据的。希望道家给我们的启示能在人人迷失在商品拜物教的浪潮之际，再次激发人们充实生命内涵的自觉与自我的要求。
（二）道家偏重人内传播的价值取向
彼得斯认为完美的交流不可能。“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那么怎么判断我们已经真正的交流呢？……如果后续的行动比较协调，那就是实现了真正的交流……我们不应该问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相互爱护，公正而宽厚地对到彼此吗？”[3]他认为一个人无法通过交流去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先秦的道家的传播思想在这一点是和他有着神奇的共鸣。老子曾经发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劝告，当然是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的，我们不能把老子这句话当作宿命论去理解，不能用他的话语硬套现在的社会。
老子认为，在人的物质还相当低下的年代，首先不能忙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当务之急是展开自我内心的对话。道家的神秘主义思想起源于老子，他们认为道深不可测，难以捉摸，可传而不可受。老子告诫说，“道”无法通过一般逻辑认知系统加以把握或传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4]“道”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它的传播方式是偏重于人内传播的，在于个体本身的证悟，而不在于外界的灌输。对于意义而言，存在一定的空间是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而只能用“意会”这一“绝对精神”的经验方式来体认。语言是人之为人的另一重要标志，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思想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老子却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56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81章）。从老子对语言的高度质疑中，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天之道不可能被人之言所承载。庄子“得鱼忘筌”的语言再次印证道家只是把语言当做工具，只要我们能够得到底层意思就会踢开这个辅助的阶梯。从本质上来说，道家对语言传播的态度和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看法如出一辙：词语是标记，指向外部现实与内部现实。其关键作用是解释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人包裹在肉体之中，词语也包裹在外壳之中。[5]语言是一个黑箱，人们在用它来交流时，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正确地找到里面承载的相对应的东西，或你所需要的东西。道家正是秉承这样的一种对语言媒介审慎的态度，所以它更偏重于人的内向传播，强调谨言慎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减少社会信息的混乱，保障准确信息秩序的建立。
（二）道家跨越天人之际的批判意识
陈鼓应先生说，中国哲学对人生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常常落到伦理道德的圈子，这样一来，思想范围常常被框在某些格式上。老子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扩大了这一局限”，他能从“宏观出发”，着眼于“整个宇宙”来审视问题。[6]上一节提到过道家否定了语言这一人类认知、理解外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工具都被否定掉了，那我们将何以“知道”、“说道”、“传道”呢？老子的回答可谓釜底抽薪：道本不可知、不可言、不可传。《道德经》四十八章又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认为，我们获得的关于外在物象的越来越多的知识不仅不能使我们逼近并最终把握道，反而会使道愈加被遮蔽在其中，就像它总是被遮蔽在言语中之中娜娜，我们也必将因多辞繁说和所谓知识的累积而和道渐行渐远。
道家认为一切狂妄自大和肆意妄为，皆由于无知，更可怕的是由于对自身无知的无知。相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背景下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呈现在道家眼中的宇宙及其生命流转法则显然透露着神秘的灵魅气息。作为宇宙的普遍法则，与道家所说的道不同，无论多么发达的媒介传播技术不仅没有丝毫的生命气息和神秘性可言，而且可以被人们完整知晓、精确言说，但人类发自心灵深处的对宇宙的敬畏意识似乎已经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在老子哪里，人与万物是相融相通的，以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生命本源，那就是到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39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51章）
庄子坚决反对任何以有效性为最终价值取向的技术理性对人性的侵占和剥夺。在他看来，真正的圣人应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齐物论》），而破除名枷利锁的关键之一则在于绝仁弃义，即摒弃掠取名利的虚伪手段，彻底摆脱工具理性法则对人性的束缚和控制。唯有如此，方能保持一颗不为外物役使、不为功利诱惑的自然本真，亦即庄子所说的逍遥“无待”的“游世”之心。另外，庄子极力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他消解以人类为中心的万物存在秩序的力气是其独特的“齐物论”思想。“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秋水》）他认为，万物的存在是齐一的，相互之间并无大小贵贱之别，他们在天地间皆有其存在依据和价值。唯有处于世界中心的自我才拥有圆满自足的存在形态。从根本上看，在现象层面的相互依待的万物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天赋尺度，各自都有其自足的天性和圆满的生命形态。质言之，万物平等。当今社会，在新媒体的语境下，权威的消解，媒介同路的激增，多元意见的表达，去中心化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应当承认万物皆有其生存的正当性，不能凭借对于万物的片面知解而把生命意志强加给他物。
（指导老师 庄晓东）
注释：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6
[3]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
[4]见朱谦之：《老子校释·道德经》，中华书局，1984年，第14章，52页
[5]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
[6]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