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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主流价值文化（以下简称“西方价值文化”）是一种对当代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成熟价值文化形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文化（以下简称“中国价值文化”）虽然已具雏形，但尚在构建之中。因此很有必要对当代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是为了中国价值文化在构建中更好地学习、吸收、借鉴和比照西方价值文化，而最终不仅是为了构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现实、面向中国和人类未来的价值文化，而且也是为了使我们所构建的价值文化成为超越当代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价值文化的人类先进价值文化。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这种比较的重要性，端正对待西方价值文化的态度，确定我们比较的最终目的。
一、比较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以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时期（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约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苏联解体，说明了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失败，标志着冷战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两极格局结束，前后共44年）。冷战时期，世界存在着两种鲜明对立的价值文化，即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文化。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似乎顷刻之间就会走向趋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中国迅速崛起，使世界没有走向单极化，而是走向多极化。在今天的世界，虽然西方的价值文化仍然是世界最强势的价值文化，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等优势极力推行使之渗入全世界，但西方的价值文化并没有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相反各国对西方价值文化越来越保持警惕，并努力发展本土文化与之相抗衡，抵御其渗透。应该说，今天的世界价值文化没有两极化的格局，但却正在走向多极化。不过，这种多极化更主要地体现为非西方价值文化的多极化。就是说，世界的多极化格局是一极的西方价值文化（当然今天的西方价值文化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美国与欧共体之间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与多极的非西方价值文化的格局。
在非西方价值文化中，中国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是最具有与西方价值文化相抗衡和较量的价值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苏东剧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之后快速腾飞。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特别是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文化。中国的经济强大和文化自觉势必使中国价值文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多极价值文化中凸显出来。无论中国有意与否，中国价值文化正在成为抵御西方价值文化向全世界渗透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价值文化在其世界化的过程中日益显露出它自身的弊端、缺陷和局限，如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极权主义”（阿伦特语）、“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表明，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文化不仅没有使西方近代以来构建的社会进入启蒙思想所设想的天堂，相反，使西方社会因为这种价值文化的问题而始终无法摆脱自身固有的问题。特别是当这种价值文化渗透全世界的时候，整个人类会因为它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以及消费和享乐主义而加速走向毁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则是试图克服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价值文化的问题而问世的。我们要构建的价值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价值文化的对立物。在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处于弱势地位，没有现实化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现实化为主流价值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针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确立的更适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以这种价值观为依据完全有可能构建克服资本主义价值文化弊端和缺陷的人类先进价值文化。
但是，西方价值文化源自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文化，它是作为西方基督教教会、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对立物并且战胜它们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应当承认，这种价值文化是自近代以至20世纪人类先进的成熟价值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的一种强势价值文化。我们要构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新价值文化，必须学习、吸收、借鉴和比照人类一切优秀的价值文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西方价值文化即资本主义价值文化是当代世界有广泛影响的强势价值文化，更需要我们学习借鉴。中国当代价值文化，如果追根溯源，其构建的历史差不多一百年。虽然其构建走过一些弯路，但它已具雏形，特别是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的自觉构建，加快了它走向成熟、完备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对它与西方已经成熟的价值文化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的价值文化的丰富和完善，也有助于我们的构建更加自觉，更加有针对性，有更加明确的超越目标。
另一方面，从当代人类现实看，在西方价值文化强势影响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价值文化都受其渗透甚至控制。除伊斯兰世界之外，只有中国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才有可能而且正在与之相抗衡，并且正在遏制其无孔不入的势头。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抵制的方式，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这是一种无能的简单的排斥方式，是不能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我们采取的却是一种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凭借实力竞争的方式与之交往、抗衡和比拼，并力图超越它。马克思当年就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法弥补的“软肋”和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全盘接受它相反要超越它的根据。但是，我们要超越它，就必须知己知彼。如果我们看到它的优势和问题，并学习它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和克服它的问题，并吸取它的经验教训，那么我们就会更有力量超越它。我们今天进行比较就是弄清楚它的优势和问题，目的就是吸收其合理内容，并努力避免形成类似它的那些“软肋”和弊端。 二、应持的比较态度
我们需要而且必须与西方价值文化进行比较，但我们也需要和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进行这种比较。如果态度不对，我们的比较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也会有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价值文化构建。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态度进行中西价值文化比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我们过去常常将西方资本主义现实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理想相比较，由此简单地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并且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一概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在当时中国封闭的情况下，人们似乎还相信这样的结论，但当国门打开、人们亲眼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后，人们便有了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的。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或还在建设过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概否定的排斥，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也有些人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好的、阳光的一面，没有看到它坏的、阴暗的一面，更没有看到它深刻的内在危机，因而盲目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些人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弊端，而没有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强大优势，因而以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可以不理会西方，不借鉴它的经验教训，甚至主张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方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所有这些态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是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平心静气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比较分析，准确把握各自的比较优势和问题，从而从西方价值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全面认识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状况。前文已谈及，西方价值文化是近代西方价值文化的历史延续，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价值体系。这种价值文化有其巨大的优势，但也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根本性的弊端，而且随着它日益向西方以外世界渗透，这种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首先必须清楚地看到西方价值文化的这种两面性。
近代西方价值文化是战胜西方基督教价值文化、封建专制价值文化登上历史舞台的。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是当时的先进价值文化。其先进性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把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由、平等和追求个人利益（幸福）的基本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既受天主教教会的思想和精神统治，同时又受封建等级制的束缚。中世纪后期，欧洲人又受到专制主义的政治压迫。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等级森严，人们普遍没有个人的自由，人们不能追求和享受世俗的幸福，而只能通过尘世的苦修苦炼指望死后进入天堂。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启蒙运动中确立的自由主义价值文化彻底斩断了人身上的各种羁绊，使人获得了独立自主性，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并且肯定和保证了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和至高无上性。
其二，它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近代西方价值文化是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形成和确立的，同时它又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政治保障特别是法制保障。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市场主体必须具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主地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平等地凭实力自由竞争。西方近代价值文化之所以主张和保障个人自由平等等权利，正是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的这种需要。虽然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历了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不同形态，但给市场主体提供自由、平等的权利保障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诸多不同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近代价值文化，就是因为它最适应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其三，它推动了西方政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西方近代以前的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灵魂是基督教教义，其核心是天主教会，但是它又与世俗的封建庄园制和封建等级制结合在一起，实行的是教会专制统治。这种等级制和专制制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把人不当人看。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文化一方面为了将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了这种政治格局，建立了以代议制和治律统治的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否认，这种民主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有空洞性和虚伪性的一面，但相对于中世纪的等级制和专制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当代人类世界。
由于近代西方价值文化具有以上突出的先进性，因而它也获得了巨大力量和强大优势。它不仅彻底推翻了西方的天主教会和封建主义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文化，而且通过海外殖民、商品贸易以及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经济和文化的渗透等途径迅速向西方以外的国外传播，破坏甚至摧毁了不少国家本土的主导价值文化，导致这些国家的价值文化陷入混乱。这一历史事实表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文化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影响力，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的强势文化。
西方价值文化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并通过西方社会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使人类社会从贫穷落后的传统文明走向繁荣昌盛的现代文明。毫无疑问，这种价值文化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而根源则在于它的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它致力于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扩大人的独立自主性，刺激和鼓励人向内挖掘潜能向外征服世界，这不仅使人获得了自由，使我们的世界日益成为自由的世界、民主的世界，而且使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使我们的世界日益成为富裕的世界、文明的世界。”[2] 417我们应该承认西方价值文化的基本合理性，也应该承认其巨大历史功绩。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西方价值文化虽然看起来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但其根本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个人解放、自由和幸福，但这种价值体系在使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异化，最终走向了以资本增殖为轴心，资本渗透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资本控制一切。其结果，个人虽然从专制之下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自由，但根据这种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整个地被资本所控制，个人也因此而为新的奴役力量即资本所奴役，且没有真正获得解放、自由和幸福。由此看来，西方价值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价值文化，是一种异化了的社会发展模式。 其次，我们应当承认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有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内容。西方价值文化构建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中间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之后，西方价值文化还在继续构建中走向完善。通过几百年的漫长构建过程，西方价值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最完善的价值文化形态，其中凝聚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智慧，包含了许多具有普适意义的有价值的内容，而且其构建的经验教训也是人类构建价值文化的宝贵遗产。当然，其中也包含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时代局限、地域局限和思想局限。今天，我们构建中国价值文化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吸收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中可利用和借鉴的内容。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就是要发现这些内容，而其前提则是要承认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的价值，切忌简单地否定或不理睬它。
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的价值内容很丰富，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加以清理和呈现。不过，这里我们可以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西方价值文化充分肯定社会成员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各种组织等）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竭力维护个体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西方价值文化存在着过分强调个体本体地位的个体主义偏颇，它忽视人类基本生活共同体（在当代主要是国家）的实体地位和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努力把个体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保障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步。正是这种价值文化的努力，今天个体的享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观念才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
2.西方价值文化努力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环境、提供条件，大大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历史上看，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并不是西方价值文化的功劳，但这种文化是在市场经济兴起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为市场经济提供合理性论证和正当性辩护，构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完全是西方价值文化保驾护航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价值文化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上看，它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市场经济几乎成了整个世界的基本经济形态，也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形态，西方价值文化中包含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促进其发展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制度体系、运行模式和机制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3.西方价值文化把民主作为保障个体自由权利的基本政治形式，致力于构建民主政治。个体的自由权利、市场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政治制度提供可靠的保障，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发现提供这种保障的唯一形式只能是政治民主，而且在近现代作为基本共同体的国家范围内不再可能实行古希腊式的直接参与式民主，而只能实现间接代议制民主。经过一两百年的探索和实践，西方普遍建立了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在今天已经暴露出不少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多数暴政、政治集团操纵、公众参与等），但是这种制度的选择、筹划和建立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至少相对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等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西方价值文化发明的代议制民主虽不完善，但它已经被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用。
4.西方价值文化意识到最有可能破坏民主、剥夺个体自由权利、造成战乱和损害市场经济的是政治权力，因而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在实践上不断完善法治国家的构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反思人类历史经验后发现，使人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社会不自由、不民主、甚至动荡不安的根源也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于是，他们寻求种种权力的方法，如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民主制约权力，但最终发现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是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下，确立法律特别是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当然，这种法律是基本民主的良法，因此法治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在我们这里所谈的西方价值文化主要有价值的内容中，法治这一条是当代西方以外的世界做得最不成功的，而这一点正是许多国家发生诸多问题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乃至社会公众逐渐认识到了西方价值文化中包含着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因而把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世界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也从西方价值文化中学习借鉴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也许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借鉴中国才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且迅速地强大起来。学习借鉴西方有益，过去学习借鉴了，今后还要学习借鉴。这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事实作出的结论。然而，一直以来，一些人在学习借鉴西方价值文化存在着疑虑，总是将学习和借鉴西方看作是“西化”。当这种疑虑遇上了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时，这种疑虑似乎得到了印证。的确，西方有些反华势力试图分裂中国、使中国全盘西化，我们也应该粉碎这种图谋，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学习借鉴西方的必要性。实际上，问题很简单，西方反华势力用来分裂中国的东西一定不是西方优秀的文化，而只能是西方用来对付别人而自己不用的东西。我们向西方学习借鉴的不是这样的对付中国的东西，而是西方人自己用的且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将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及其构建的有益内容和经验与西方反华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区分开来。还有一些人则将学习和借鉴西方价值文化与弘扬和传承传统价值文化对立起来，似乎两者是不相容的；或者将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以为学习借鉴西方必定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只有学习借鉴当代人类最强势的价值文化以及世界各种价值文化，我们本土的、传统的价值文化才能真正强盛起来。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1] 最后，我们必须既坚持我们应有的立场又克服我们的盲目自信。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是为了学习借鉴西方价值文化，而这种学习借鉴本身又是为了构建中国价值文化，而不是为了“全盘西化”。因此，无论是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的比较还是从西方价值文化中学习借鉴都有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这种基本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自由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我们今天构建的价值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化为价值文化，现实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这种基本立场不能动摇，更不能改变，否则我们构建的价值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的中国价值文化终将成为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这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价值自信。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我们始终不渝地固守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就能构建起中国价值文化，就能解决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人类的一切问题。我们也不要以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努力构建的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已经是人类最先进的价值文化了，不需要再向前发展，不需要向人类已有的优秀价值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文化学习了。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的自信就变成了盲目自信。这种盲目自信注定会损毁我们正在构建的中国价值文化，损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这类盲目自信并不是我们的一种设想，而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常常发生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以为我们在这种绝对真理指导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任何制度都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当国门打开后，就会发现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结果不仅使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导致了被看作是空前浩劫的十年“文革”内乱。这是我们对我们的理论、制度和道路盲目自信导致的苦果。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果，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结果。然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盲目自信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人又对我们的理论、制度和道路有了高度自信，似乎我们不再需要对外开放，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就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文化。应该说，今天的这种自信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形成的，较之过去的盲目自信有了更多的根据和资本。但是，这种自信如果过头，同样会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那么，怎样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时代问题。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双重的任务：其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对接、结合，在有效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中国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成为价值多元时代的中国主流价值文化。这个任务是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但远未完成的任务。其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实践对接、结合，在有效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成为价值观多元时代的世界主流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思潮，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思潮之一。中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兴旺发达的国家。因此，当代中国不仅有解决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责任，而且也肩负着研究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世界性问题的重大使命。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作为具有世界意义、全人类意义的价值观来构建，使之成为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要能以其先进性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抗衡、相竞争，不仅不被自由主义价值观战胜，相反要通过超越它而最终战胜它。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大任务是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也是构建中国价值文化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以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是最先进的、我们的价值文化已经是最先进的、我们的制度已经是最先进的，那就是一种盲目自信。这种盲目自信只会中止我们正在致力于构建的价值文化。我们要把我们的价值文化构建成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世界主流价值文化，我们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信。我们能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的夙愿。
三、比较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
中国价值文化与西方价值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文化，前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而后者是资本主义价值文化。我们对两个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借鉴，是为了吸收它先进合理的内容，使自己丰富、深刻和强大，而终极目的则是为了超越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发展的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文化。前文已经指出，西方价值文化曾经是人类的先进价值文化，今天也仍然是人类最有竞争力的强势价值文化。但是，这种价值文化有它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弊端和缺陷，是一种异化了的价值文化。伴随着这种价值文化向全世界蔓延和扩张，它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这种价值文化需要被超越。今天的人类更先进的价值文化取代西方价值文化，至少需要不同于西方价值文化的非西方价值文化来扼制西方价值文化对全世界渗透，以至克服这种价值文化的霸权主义扩张给人类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
20世纪以来，异化了的西方价值文化日益暴露出它的一些突出问题，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以下三点：第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是完全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以凭实力自由竞争的经济。这种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化，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化”，即缺乏最低的生活保障。20世纪西方实行高福利政策以后，基本解决了社会最弱者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解决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第二，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差不多每隔1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影响更深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原来以为实行了国家干预政策之后，能够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然而，情形并非如此。自1933年以后，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更爆发了2008年源自美国至今仍然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系列事实表明，经济危机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文化的痼疾。第三，恐怖主义盛行。西方国家为了本国或西方世界的利益而对外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扩张和渗透，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和恐怖主义。自“9.11事件”发生以来，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困扰西方乃至全人类的恶魔，生活在今天世界的人类，特别是西方人，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发生恐怖活动，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成为恐怖活动的牺牲品。这样一种全人类性的人人自危状况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导致恐怖主义滋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恐怖主义的猖獗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外扩张，特别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经济上掠夺、政治和军事上的干预、文化上的渗透有着密切的关联。 西方价值文化的这些显性问题的深刻根源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有三个最为突出且难以克服的痼疾：一是“原子化”问题。所谓“原子化”问题，就是近代以来自西方扩散至全球的现代化以孤立的个体为社会的实体，一切以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利益为轴心，不考虑共同体或社群，更不考虑全人类。这就是所谓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问题。二是资本化问题。市场经济原本是一种经济形态，其机制和原则只适用于经济领域。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渐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不受制约的资本逻辑和力量足以使整个社会和人的心灵彻底物化和奴化。资本不仅已经渗透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借助经济实力也渗透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用桑德尔的话说，现代社会使得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成为一个市场社会”[3] 引言。三是极权化问题。西方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操纵和控制，人们内心批判向度的丧失，导致各个领域的一体化。正是因为实现了对内心的操控，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状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极权主义社会。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缠绕、相互支撑。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现代西方文明至少存在以下三大弊端：一是人性堕落，个人贬值；二是精神消亡，文化消解；三是幸福的因素变成了不幸的源泉[4] 3-4。
所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表明，西方价值文化虽然可以带来人类的繁荣，但这是以人类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类身体生物学结构加速变异为沉重代价的。西方价值文化的巨大物化力量，正在摧毁一切与之抗衡的异己力量，消除扩散途中的障碍和阻力，使这种价值文化迅速世界化。西方价值文化是一种加速人类毁灭的社会发展模式，伴随着西方模式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其负面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大。在西方价值文化的弊端及其后果日益显现的今天，非西方国家再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更不能搞所谓全盘西化，而是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抵制西方模式的扩张和渗透。
改变西方价值文化霸权主义格局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而且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到今天为止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从分散的人群走向一体的世界的历史，是人类世界化的过程。人类世界化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人类从小群体逐渐走向更大群体直至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内在动力在于，人类追求生活得更好的本性以及这种本性本身所包含的实现这种本性的根本手段即理性。这种一体化的趋势不是外在地强加于各国的，而是各国自愿作用和参与下促成的。全球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世界会成为一个世界性极权主义式的国家。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集权式、专制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压制个性发展，阻碍社会进步。因此，世界的一体化只能是分权式的、民主式的，是多元主体的。作为世界主体的国家即使在各个方面都与世界接轨，也仍然能够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和自己的民族特色；仍然能够拥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完整性。人们把作为世界主体的国家比作一体世界中的“极”，这是十分恰当的。多元主体的世界就是一种多极的世界。只有世界的多极化，才会有世界的多样化，而世界越是多样化，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就越是必要、越是有意义，各国的相互需要也会增强，各国的联系会越紧密，世界就越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可以实现本民族乃至人类更好地发展，也可以为西方模式突破自身不可克服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从而实现整个人类价值体系、发展模式和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此，整个世界就会更绚丽多彩，更充满生机和活力。“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比一个一统的世界更美好，更能满足人类幸福的需要 [5] 371。”
应当承认，约200年来非西方的一些国家一直在寻求非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迄今尚未成功。因此，有必要对非西方国家寻求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模式的历史及其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为寻求超越西方模式的先进模式提供借鉴。
今天世界格局的形成是近代人类国家化过程的结果。在近代以前，世界一些地区已经有了国家，但这些国家不仅不是近现代意义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还是不完全的国家，如西欧的一些国家还正在从罗马天主教皇的控制下摆脱出来，还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西方近代的殖民扩张和一系列社会革命，一方面大大加速了罗马教廷控制力的衰落和西欧国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国家意识的觉醒和独立国家的形成，与此同时也在促使各个国家先后步入国家现代化轨道，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换。殖民扩张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导致了殖民地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国家独立的要求，引发了殖民地的普遍反抗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运动。这种反抗和斗争最有意义的后果就是使民族国家逐渐获得独立。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大多是通过摆脱西欧殖民主义统治实现的，因而这些国家对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持敌视和抵制态度，力图找到非西方的本国发展道路。
非西方国家寻求非西方价值文化的历程，最早也许可以追溯18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到20世纪达到高潮，直至今天还在延续。非西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很早就意识到了西方模式的问题，并致力于寻求非西方之路。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意识到了西方模式的诸多弊端甚至根本缺陷。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之外的非西方国家尚未找到一种真正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模式，它们要么流产或失败了，要么名义上是非西方的而实质上是西方的，要么由于构建非西方模式的失败而陷入动乱或战乱。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俄国十月革命及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长达70多年的非西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最终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宣告失败；拉美国家从19世纪上半叶就独立自主的民族发展之路，并不断致力于构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200年后的今天，拉美模式并没有最终形成，更谈不上超越西方，倒是走上了“边缘化的依附性道路”[6]；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民主主义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印度的独立，但也没有真正为印度找到一条成功的非西方发展之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致力于救亡图存，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都力图找到非西方的发展之路，今天中国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使人们看到了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遏制西方文化恶意渗透的希望。 剖析200年来许多非西方国家寻求自己的非西方发展模式不成功的原因，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要构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成功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搞全盘西化，也不能对西方模式盲目抵制，而必须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超越。搞全盘西化，即使成功（如日本），那就进入了西方世界的阵营，这样就很难突破西方模式的局限。西方模式有强大的优势和影响力，甚至还很有诱惑力。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果没有超过它的更先进模式，是不可能阻挡住它的扩张和渗透的，而盲目抵制的结果只会使本国的价值和文化陷入混乱。西方模式存在着致命性的问题，因而非西方国家必须超越它。而要超越它就必须学习、吸收和借鉴它。今天，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就是要认清双方各种的优势和问题，从而更深入地向它学习和借鉴，以便最终超越它。
需要注意的是，超越西方价值文化，并不是要战胜它、消灭它，而是为了推进人类价值文化的整体进步，同时也通过竞争和超越推动西方价值文化自身的改进和完善。习近平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他强调：“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1]我们今天构建价值文化，就要有这种宽容精神，要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我们要吸取近代以来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的教训，我们不搞价值文化沙文主义，也不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或西方）中心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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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朝安.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J].拉丁美洲研究，2005，（3）.
[责任编辑：任 环，李利林]
一、比较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以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时期（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约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苏联解体，说明了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失败，标志着冷战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两极格局结束，前后共44年）。冷战时期，世界存在着两种鲜明对立的价值文化，即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文化。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似乎顷刻之间就会走向趋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中国迅速崛起，使世界没有走向单极化，而是走向多极化。在今天的世界，虽然西方的价值文化仍然是世界最强势的价值文化，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等优势极力推行使之渗入全世界，但西方的价值文化并没有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相反各国对西方价值文化越来越保持警惕，并努力发展本土文化与之相抗衡，抵御其渗透。应该说，今天的世界价值文化没有两极化的格局，但却正在走向多极化。不过，这种多极化更主要地体现为非西方价值文化的多极化。就是说，世界的多极化格局是一极的西方价值文化（当然今天的西方价值文化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美国与欧共体之间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与多极的非西方价值文化的格局。
在非西方价值文化中，中国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是最具有与西方价值文化相抗衡和较量的价值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苏东剧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之后快速腾飞。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特别是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文化。中国的经济强大和文化自觉势必使中国价值文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多极价值文化中凸显出来。无论中国有意与否，中国价值文化正在成为抵御西方价值文化向全世界渗透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价值文化在其世界化的过程中日益显露出它自身的弊端、缺陷和局限，如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极权主义”（阿伦特语）、“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等等。所有这些问题表明，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文化不仅没有使西方近代以来构建的社会进入启蒙思想所设想的天堂，相反，使西方社会因为这种价值文化的问题而始终无法摆脱自身固有的问题。特别是当这种价值文化渗透全世界的时候，整个人类会因为它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以及消费和享乐主义而加速走向毁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则是试图克服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价值文化的问题而问世的。我们要构建的价值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价值文化的对立物。在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处于弱势地位，没有现实化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现实化为主流价值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针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确立的更适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以这种价值观为依据完全有可能构建克服资本主义价值文化弊端和缺陷的人类先进价值文化。
但是，西方价值文化源自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文化，它是作为西方基督教教会、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对立物并且战胜它们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应当承认，这种价值文化是自近代以至20世纪人类先进的成熟价值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的一种强势价值文化。我们要构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新价值文化，必须学习、吸收、借鉴和比照人类一切优秀的价值文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西方价值文化即资本主义价值文化是当代世界有广泛影响的强势价值文化，更需要我们学习借鉴。中国当代价值文化，如果追根溯源，其构建的历史差不多一百年。虽然其构建走过一些弯路，但它已具雏形，特别是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的自觉构建，加快了它走向成熟、完备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对它与西方已经成熟的价值文化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的价值文化的丰富和完善，也有助于我们的构建更加自觉，更加有针对性，有更加明确的超越目标。
另一方面，从当代人类现实看，在西方价值文化强势影响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价值文化都受其渗透甚至控制。除伊斯兰世界之外，只有中国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才有可能而且正在与之相抗衡，并且正在遏制其无孔不入的势头。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抵制的方式，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这是一种无能的简单的排斥方式，是不能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我们采取的却是一种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凭借实力竞争的方式与之交往、抗衡和比拼，并力图超越它。马克思当年就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法弥补的“软肋”和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全盘接受它相反要超越它的根据。但是，我们要超越它，就必须知己知彼。如果我们看到它的优势和问题，并学习它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避免和克服它的问题，并吸取它的经验教训，那么我们就会更有力量超越它。我们今天进行比较就是弄清楚它的优势和问题，目的就是吸收其合理内容，并努力避免形成类似它的那些“软肋”和弊端。 二、应持的比较态度
我们需要而且必须与西方价值文化进行比较，但我们也需要和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进行这种比较。如果态度不对，我们的比较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也会有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价值文化构建。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态度进行中西价值文化比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我们过去常常将西方资本主义现实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理想相比较，由此简单地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并且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一概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在当时中国封闭的情况下，人们似乎还相信这样的结论，但当国门打开、人们亲眼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后，人们便有了一种受欺骗的感觉。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的。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或还在建设过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历史事实证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概否定的排斥，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也有些人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好的、阳光的一面，没有看到它坏的、阴暗的一面，更没有看到它深刻的内在危机，因而盲目主张“全盘西化”；还有一些人只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弊端，而没有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强大优势，因而以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可以不理会西方，不借鉴它的经验教训，甚至主张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方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所有这些态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是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平心静气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比较分析，准确把握各自的比较优势和问题，从而从西方价值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全面认识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状况。前文已谈及，西方价值文化是近代西方价值文化的历史延续，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价值体系。这种价值文化有其巨大的优势，但也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根本性的弊端，而且随着它日益向西方以外世界渗透，这种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首先必须清楚地看到西方价值文化的这种两面性。
近代西方价值文化是战胜西方基督教价值文化、封建专制价值文化登上历史舞台的。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是当时的先进价值文化。其先进性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把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由、平等和追求个人利益（幸福）的基本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既受天主教教会的思想和精神统治，同时又受封建等级制的束缚。中世纪后期，欧洲人又受到专制主义的政治压迫。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等级森严，人们普遍没有个人的自由，人们不能追求和享受世俗的幸福，而只能通过尘世的苦修苦炼指望死后进入天堂。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启蒙运动中确立的自由主义价值文化彻底斩断了人身上的各种羁绊，使人获得了独立自主性，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并且肯定和保证了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不可剥夺性和至高无上性。
其二，它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近代西方价值文化是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形成和确立的，同时它又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政治保障特别是法制保障。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市场主体必须具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主地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平等地凭实力自由竞争。西方近代价值文化之所以主张和保障个人自由平等等权利，正是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的这种需要。虽然西方的自由主义经历了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不同形态，但给市场主体提供自由、平等的权利保障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诸多不同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近代价值文化，就是因为它最适应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
其三，它推动了西方政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西方近代以前的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政治。这种政治的灵魂是基督教教义，其核心是天主教会，但是它又与世俗的封建庄园制和封建等级制结合在一起，实行的是教会专制统治。这种等级制和专制制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把人不当人看。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价值文化一方面为了将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了这种政治格局，建立了以代议制和治律统治的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否认，这种民主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有空洞性和虚伪性的一面，但相对于中世纪的等级制和专制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当代人类世界。
由于近代西方价值文化具有以上突出的先进性，因而它也获得了巨大力量和强大优势。它不仅彻底推翻了西方的天主教会和封建主义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成为西方的主流价值文化，而且通过海外殖民、商品贸易以及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经济和文化的渗透等途径迅速向西方以外的国外传播，破坏甚至摧毁了不少国家本土的主导价值文化，导致这些国家的价值文化陷入混乱。这一历史事实表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文化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影响力，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的强势文化。
西方价值文化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并通过西方社会深刻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使人类社会从贫穷落后的传统文明走向繁荣昌盛的现代文明。毫无疑问，这种价值文化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而根源则在于它的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它致力于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扩大人的独立自主性，刺激和鼓励人向内挖掘潜能向外征服世界，这不仅使人获得了自由，使我们的世界日益成为自由的世界、民主的世界，而且使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使我们的世界日益成为富裕的世界、文明的世界。”[2] 417我们应该承认西方价值文化的基本合理性，也应该承认其巨大历史功绩。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西方价值文化虽然看起来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但其根本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个人解放、自由和幸福，但这种价值体系在使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异化，最终走向了以资本增殖为轴心，资本渗透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资本控制一切。其结果，个人虽然从专制之下获得了解放，也获得了自由，但根据这种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整个地被资本所控制，个人也因此而为新的奴役力量即资本所奴役，且没有真正获得解放、自由和幸福。由此看来，西方价值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价值文化，是一种异化了的社会发展模式。 其次，我们应当承认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有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内容。西方价值文化构建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中间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之后，西方价值文化还在继续构建中走向完善。通过几百年的漫长构建过程，西方价值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最完善的价值文化形态，其中凝聚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智慧，包含了许多具有普适意义的有价值的内容，而且其构建的经验教训也是人类构建价值文化的宝贵遗产。当然，其中也包含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时代局限、地域局限和思想局限。今天，我们构建中国价值文化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吸收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中可利用和借鉴的内容。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就是要发现这些内容，而其前提则是要承认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的价值，切忌简单地否定或不理睬它。
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的价值内容很丰富，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加以清理和呈现。不过，这里我们可以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西方价值文化充分肯定社会成员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各种组织等）在社会中的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竭力维护个体的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西方价值文化存在着过分强调个体本体地位的个体主义偏颇，它忽视人类基本生活共同体（在当代主要是国家）的实体地位和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努力把个体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保障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步。正是这种价值文化的努力，今天个体的享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观念才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
2.西方价值文化努力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环境、提供条件，大大促进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历史上看，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并不是西方价值文化的功劳，但这种文化是在市场经济兴起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为市场经济提供合理性论证和正当性辩护，构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完全是西方价值文化保驾护航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价值文化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上看，它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市场经济几乎成了整个世界的基本经济形态，也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形态，西方价值文化中包含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促进其发展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制度体系、运行模式和机制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3.西方价值文化把民主作为保障个体自由权利的基本政治形式，致力于构建民主政治。个体的自由权利、市场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政治制度提供可靠的保障，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发现提供这种保障的唯一形式只能是政治民主，而且在近现代作为基本共同体的国家范围内不再可能实行古希腊式的直接参与式民主，而只能实现间接代议制民主。经过一两百年的探索和实践，西方普遍建立了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在今天已经暴露出不少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多数暴政、政治集团操纵、公众参与等），但是这种制度的选择、筹划和建立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至少相对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君主制、贵族制、寡头制等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西方价值文化发明的代议制民主虽不完善，但它已经被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用。
4.西方价值文化意识到最有可能破坏民主、剥夺个体自由权利、造成战乱和损害市场经济的是政治权力，因而强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在实践上不断完善法治国家的构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反思人类历史经验后发现，使人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社会不自由、不民主、甚至动荡不安的根源也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于是，他们寻求种种权力的方法，如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民主制约权力，但最终发现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是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下，确立法律特别是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当然，这种法律是基本民主的良法，因此法治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在我们这里所谈的西方价值文化主要有价值的内容中，法治这一条是当代西方以外的世界做得最不成功的，而这一点正是许多国家发生诸多问题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乃至社会公众逐渐认识到了西方价值文化中包含着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因而把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世界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也从西方价值文化中学习借鉴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也许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借鉴中国才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并且迅速地强大起来。学习借鉴西方有益，过去学习借鉴了，今后还要学习借鉴。这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事实作出的结论。然而，一直以来，一些人在学习借鉴西方价值文化存在着疑虑，总是将学习和借鉴西方看作是“西化”。当这种疑虑遇上了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时，这种疑虑似乎得到了印证。的确，西方有些反华势力试图分裂中国、使中国全盘西化，我们也应该粉碎这种图谋，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学习借鉴西方的必要性。实际上，问题很简单，西方反华势力用来分裂中国的东西一定不是西方优秀的文化，而只能是西方用来对付别人而自己不用的东西。我们向西方学习借鉴的不是这样的对付中国的东西，而是西方人自己用的且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将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及其构建的有益内容和经验与西方反华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区分开来。还有一些人则将学习和借鉴西方价值文化与弘扬和传承传统价值文化对立起来，似乎两者是不相容的；或者将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以为学习借鉴西方必定会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只有学习借鉴当代人类最强势的价值文化以及世界各种价值文化，我们本土的、传统的价值文化才能真正强盛起来。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1] 最后，我们必须既坚持我们应有的立场又克服我们的盲目自信。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是为了学习借鉴西方价值文化，而这种学习借鉴本身又是为了构建中国价值文化，而不是为了“全盘西化”。因此，无论是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的比较还是从西方价值文化中学习借鉴都有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这种基本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自由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我们今天构建的价值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化为价值文化，现实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这种基本立场不能动摇，更不能改变，否则我们构建的价值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的中国价值文化终将成为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这是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价值自信。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我们始终不渝地固守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就能构建起中国价值文化，就能解决当今中国乃至当今人类的一切问题。我们也不要以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努力构建的当代中国价值文化已经是人类最先进的价值文化了，不需要再向前发展，不需要向人类已有的优秀价值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文化学习了。如果我们这样认为，我们的自信就变成了盲目自信。这种盲目自信注定会损毁我们正在构建的中国价值文化，损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这类盲目自信并不是我们的一种设想，而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常常发生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以为我们在这种绝对真理指导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任何制度都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当国门打开后，就会发现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结果不仅使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且导致了被看作是空前浩劫的十年“文革”内乱。这是我们对我们的理论、制度和道路盲目自信导致的苦果。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1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结果，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结果。然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盲目自信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人又对我们的理论、制度和道路有了高度自信，似乎我们不再需要对外开放，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弘扬传统文化，我们就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文化。应该说，今天的这种自信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形成的，较之过去的盲目自信有了更多的根据和资本。但是，这种自信如果过头，同样会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那么，怎样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时代问题。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双重的任务：其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对接、结合，在有效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中国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成为价值多元时代的中国主流价值文化。这个任务是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但远未完成的任务。其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实践对接、结合，在有效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成为价值观多元时代的世界主流价值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思潮，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思潮之一。中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兴旺发达的国家。因此，当代中国不仅有解决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责任，而且也肩负着研究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世界性问题的重大使命。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作为具有世界意义、全人类意义的价值观来构建，使之成为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要能以其先进性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抗衡、相竞争，不仅不被自由主义价值观战胜，相反要通过超越它而最终战胜它。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大任务是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也是构建中国价值文化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以为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是最先进的、我们的价值文化已经是最先进的、我们的制度已经是最先进的，那就是一种盲目自信。这种盲目自信只会中止我们正在致力于构建的价值文化。我们要把我们的价值文化构建成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世界主流价值文化，我们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信。我们能走完这个过程，也许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的夙愿。
三、比较的最终目的在于超越
中国价值文化与西方价值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文化，前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而后者是资本主义价值文化。我们对两个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借鉴，是为了吸收它先进合理的内容，使自己丰富、深刻和强大，而终极目的则是为了超越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发展的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文化。前文已经指出，西方价值文化曾经是人类的先进价值文化，今天也仍然是人类最有竞争力的强势价值文化。但是，这种价值文化有它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弊端和缺陷，是一种异化了的价值文化。伴随着这种价值文化向全世界蔓延和扩张，它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这种价值文化需要被超越。今天的人类更先进的价值文化取代西方价值文化，至少需要不同于西方价值文化的非西方价值文化来扼制西方价值文化对全世界渗透，以至克服这种价值文化的霸权主义扩张给人类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
20世纪以来，异化了的西方价值文化日益暴露出它的一些突出问题，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以下三点：第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是完全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以凭实力自由竞争的经济。这种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化，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化”，即缺乏最低的生活保障。20世纪西方实行高福利政策以后，基本解决了社会最弱者最低生活保障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解决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第二，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差不多每隔1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影响更深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原来以为实行了国家干预政策之后，能够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然而，情形并非如此。自1933年以后，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更爆发了2008年源自美国至今仍然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系列事实表明，经济危机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文化的痼疾。第三，恐怖主义盛行。西方国家为了本国或西方世界的利益而对外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扩张和渗透，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和恐怖主义。自“9.11事件”发生以来，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困扰西方乃至全人类的恶魔，生活在今天世界的人类，特别是西方人，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发生恐怖活动，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成为恐怖活动的牺牲品。这样一种全人类性的人人自危状况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导致恐怖主义滋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恐怖主义的猖獗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外扩张，特别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经济上掠夺、政治和军事上的干预、文化上的渗透有着密切的关联。 西方价值文化的这些显性问题的深刻根源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有三个最为突出且难以克服的痼疾：一是“原子化”问题。所谓“原子化”问题，就是近代以来自西方扩散至全球的现代化以孤立的个体为社会的实体，一切以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利益为轴心，不考虑共同体或社群，更不考虑全人类。这就是所谓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问题。二是资本化问题。市场经济原本是一种经济形态，其机制和原则只适用于经济领域。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逐渐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不受制约的资本逻辑和力量足以使整个社会和人的心灵彻底物化和奴化。资本不仅已经渗透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借助经济实力也渗透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用桑德尔的话说，现代社会使得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成为一个市场社会”[3] 引言。三是极权化问题。西方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操纵和控制，人们内心批判向度的丧失，导致各个领域的一体化。正是因为实现了对内心的操控，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状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极权主义社会。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缠绕、相互支撑。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现代西方文明至少存在以下三大弊端：一是人性堕落，个人贬值；二是精神消亡，文化消解；三是幸福的因素变成了不幸的源泉[4] 3-4。
所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表明，西方价值文化虽然可以带来人类的繁荣，但这是以人类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类身体生物学结构加速变异为沉重代价的。西方价值文化的巨大物化力量，正在摧毁一切与之抗衡的异己力量，消除扩散途中的障碍和阻力，使这种价值文化迅速世界化。西方价值文化是一种加速人类毁灭的社会发展模式，伴随着西方模式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其负面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大。在西方价值文化的弊端及其后果日益显现的今天，非西方国家再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更不能搞所谓全盘西化，而是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抵制西方模式的扩张和渗透。
改变西方价值文化霸权主义格局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而且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到今天为止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从分散的人群走向一体的世界的历史，是人类世界化的过程。人类世界化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人类从小群体逐渐走向更大群体直至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内在动力在于，人类追求生活得更好的本性以及这种本性本身所包含的实现这种本性的根本手段即理性。这种一体化的趋势不是外在地强加于各国的，而是各国自愿作用和参与下促成的。全球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世界会成为一个世界性极权主义式的国家。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集权式、专制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压制个性发展，阻碍社会进步。因此，世界的一体化只能是分权式的、民主式的，是多元主体的。作为世界主体的国家即使在各个方面都与世界接轨，也仍然能够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和自己的民族特色；仍然能够拥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完整性。人们把作为世界主体的国家比作一体世界中的“极”，这是十分恰当的。多元主体的世界就是一种多极的世界。只有世界的多极化，才会有世界的多样化，而世界越是多样化，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就越是必要、越是有意义，各国的相互需要也会增强，各国的联系会越紧密，世界就越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各民族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可以实现本民族乃至人类更好地发展，也可以为西方模式突破自身不可克服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从而实现整个人类价值体系、发展模式和生存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此，整个世界就会更绚丽多彩，更充满生机和活力。“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比一个一统的世界更美好，更能满足人类幸福的需要 [5] 371。”
应当承认，约200年来非西方的一些国家一直在寻求非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迄今尚未成功。因此，有必要对非西方国家寻求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模式的历史及其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为寻求超越西方模式的先进模式提供借鉴。
今天世界格局的形成是近代人类国家化过程的结果。在近代以前，世界一些地区已经有了国家，但这些国家不仅不是近现代意义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还是不完全的国家，如西欧的一些国家还正在从罗马天主教皇的控制下摆脱出来，还未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西方近代的殖民扩张和一系列社会革命，一方面大大加速了罗马教廷控制力的衰落和西欧国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国家意识的觉醒和独立国家的形成，与此同时也在促使各个国家先后步入国家现代化轨道，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换。殖民扩张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导致了殖民地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国家独立的要求，引发了殖民地的普遍反抗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运动。这种反抗和斗争最有意义的后果就是使民族国家逐渐获得独立。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大多是通过摆脱西欧殖民主义统治实现的，因而这些国家对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持敌视和抵制态度，力图找到非西方的本国发展道路。
非西方国家寻求非西方价值文化的历程，最早也许可以追溯18世纪初拉丁美洲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到20世纪达到高潮，直至今天还在延续。非西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很早就意识到了西方模式的问题，并致力于寻求非西方之路。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意识到了西方模式的诸多弊端甚至根本缺陷。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之外的非西方国家尚未找到一种真正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模式，它们要么流产或失败了，要么名义上是非西方的而实质上是西方的，要么由于构建非西方模式的失败而陷入动乱或战乱。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俄国十月革命及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长达70多年的非西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最终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宣告失败；拉美国家从19世纪上半叶就独立自主的民族发展之路，并不断致力于构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令人遗憾的是，200年后的今天，拉美模式并没有最终形成，更谈不上超越西方，倒是走上了“边缘化的依附性道路”[6]；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民主主义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印度的独立，但也没有真正为印度找到一条成功的非西方发展之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致力于救亡图存，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都力图找到非西方的发展之路，今天中国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使人们看到了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遏制西方文化恶意渗透的希望。 剖析200年来许多非西方国家寻求自己的非西方发展模式不成功的原因，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要构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成功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搞全盘西化，也不能对西方模式盲目抵制，而必须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超越。搞全盘西化，即使成功（如日本），那就进入了西方世界的阵营，这样就很难突破西方模式的局限。西方模式有强大的优势和影响力，甚至还很有诱惑力。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如果没有超过它的更先进模式，是不可能阻挡住它的扩张和渗透的，而盲目抵制的结果只会使本国的价值和文化陷入混乱。西方模式存在着致命性的问题，因而非西方国家必须超越它。而要超越它就必须学习、吸收和借鉴它。今天，我们对中西价值文化进行比较，就是要认清双方各种的优势和问题，从而更深入地向它学习和借鉴，以便最终超越它。
需要注意的是，超越西方价值文化，并不是要战胜它、消灭它，而是为了推进人类价值文化的整体进步，同时也通过竞争和超越推动西方价值文化自身的改进和完善。习近平指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他强调：“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1]我们今天构建价值文化，就要有这种宽容精神，要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我们要吸取近代以来西方价值文化及其构建的教训，我们不搞价值文化沙文主义，也不以“中国中心论”取代“欧洲（或西方）中心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2]江 畅.幸福与和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M].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4]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M].渠敬东，曹卫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江 畅.理论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6]尹朝安.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J].拉丁美洲研究，2005，（3）.
[责任编辑：任 环，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