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遭遇战”来形容武汉的抗疫。一年多前，没有人知道武汉会成为人类遭遇新冠病毒大规模侵袭的第一战场。2020年冬春之交的武汉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坐标系。
　　描绘历史很难全然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这意味着一种记忆的捕捉。新闻报道、自媒体、统计数字、文件、影像等等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仍只能传递不完整的信息。只有危机时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才有可能将这些瞬息闪烁的历史断片一一组合，唤回其中不断消逝的深层意义。
　　作为记录者，仅仅一年时间很难让我们去概括宏观的改变。但我们身处变化之中。这其中，个体感受千差万别：庆幸的，幸福的，释然的，平静的，想要回报社会的，还有每日以泪洗面的。
　　2020年的武汉，在每个亲历者心中刻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这是历史的意义不断失落又被重寻的过程。历史就在我们心中。

康复

　　钱珞珈买了一台单车机，每天骑一会。他感觉像看着自己的右腿从没有知觉到慢慢能走路，身上慢慢长回40斤肉。
　　去年1月，钱珞珈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在雷神山医院的重症病房住了四十多天，插管、做气管切开，上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和ECMO（体外膜肺氧合），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
　　“你知道鹰会重生么？老鹰在40岁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喙敲掉，拔掉自己的指甲和羽毛，等待长出新的喙和指甲、羽毛。然后老鹰就能再活30年，活到70岁。”这是人编造的传说，但是钱珞珈很喜欢。他在清醒后读到这个故事，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老鹰，即将迎来重生。
　　既然死过一次，那就看淡生死吧。他是因为送父亲去医院而感染上新冠的，“这就是命运，是惩罚我这么多年不在父母身边。”出院后，钱珞珈一直在家中休养，不急于重新工作。
　　他恢复得还不错。肺部的纤维化吸收了大部分，四肢也慢慢有了力气。他还与治疗自己的上海医生保持着联系，“生病的感觉忘记了，但这些医生不能忘。”
　　另一位重症康复患者裴阿姨则清晰地记得自己呼吸急促的感受。出院后，她心有余悸，到哪儿都戴着口罩。裴阿姨家中有三人感染新冠。她以为自己不出门就和这个病毒没关系，不料因为年夜饭，被自己的舅舅传染了。
　　她今年61岁，退休金每月两千多元。她还在一个私营厂打工，每个月工资四千，只要全月无休，就能多拿150元的全勤奖。这些钱她要用来照顾自己中风的丈夫和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
　　“去年有半年没工作，又生病了，你觉得很艰难么？”我问。裴阿姨想了想说，“如果那十几万的医疗费是自己出的，那真是这一辈子最艰难的时候了。”最初她不知道治疗费是全免的。她最惦记的是刚发病那会儿，儿子自费给她买了三万多元的药，包括抗生素和丙球蛋白等。她总想着儿子也不富裕，自己能不能把三万多元还上。
　　过了几天，我去拜访易凡医生。他曾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从中心医院转院到肺科医院，再转院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分管的病区，光ECMO就上了两轮。
　　他仍在复健中，很关心其他患者的现状。我先把裴阿姨惦记三万块的事情告诉他，又把采访对象的症状说给易凡听。比如裴阿姨，她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但仍乏力和失眠。原来能做半天家务，现在给30平米的小屋子拖个地就出一身汗。
　　乏力、失眠、气促是采访中最常被提及的症状，它们也出现在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中，方案给出了康复建议。
　　易凡是外科医生，左手尚未恢复到可以执刀。他想做些事情去帮助新冠肺炎患者康复。他对我说，他认为康复还是需要一些系统训练的，比如在网上搜索“呼吸操”，“中日友好医院的那套，别看就那几个动作，真的还挺有用。”
　　有几位康复的患者婉拒了采访，哪怕化名，他们也不愿提及自己曾经感染新冠肺炎。有一位在疫情后被公司辞退，至今待业;有一位虽然复工，却被同事避开，自己触碰过的桌椅总会第一时间被喷上消毒液。我和一位滴滴司机聊起这些歧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也怪不得别人歧视，万一复阳了怎么办？”
　　今年1月21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从全球疫情来看，复阳主要有三种可能：检测失误、再次感染和病毒再次活跃。若属病毒重新活跃，暂未发现造成传播的案例。这意味着一个康复并经过了隔离期的患者不具备传染性。当我把这些科学解释告诉滴滴司机后，他叹了口气说，“我们就是怕了。”

不要遗忘

　　沈佳艺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2020年冬天的截图和照片：1月14日，官方宣布出现在武汉的新冠病毒能有限度人传人;1月17日的一张微博求助，求助者的父亲感染病毒性肺炎转院至金银潭医院，但仍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1月19日，沈佳艺带母亲去武汉第六医院看病，拍了一张排长队的照片发朋友圈说，“有点后悔来了，不是肺炎这也要传成肺炎”……
　　1月30日，沈佳艺的母亲住进隔离酒店。她发烧咳嗽，吃盒饭喝中药。朋友劝沈佳艺申请拍个CT、转到定点医院，她说：“现在医院都没地方，非常时期，不好意思占用社会资源。”
　　2021年1月，沈佳艺和朋友聊起去年此时，最活跃的话题是母亲在隔离点里喝的中药是什么成分。她以前不信中药，但母亲好像真是喝中药喝好了，“觉得不可思议，很魔幻。”她说。沈佳艺想起一年前接受采访，她说到母亲在隔离中等待入院安排，说到担心自己已经感染于是对爷爷说不要一起过年，电话打着打着就哭了。“现在想起来，这都不算事了。” 　　很多武汉人都在封城期间流过眼泪，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满屏的求助信息。在采访一些没有感染过新冠、也没有听闻身边人感染的武汉人时，他们都会对某几个求助信息印象深刻：敲锣救母的女孩，为了给孙女和自己求床位而开微博的77岁爷爷，感染后等床位的一家四口等等。
　　“经常哭，就是因为看到网上那些新闻觉得好可怜，心很痛。”武汉人喵喵说。我想起去年2月采访最早从长沙湘雅医院援汉的ICU高年资护士，他们不似武汉本地医生那样会直接收到求助。但每天打开手机看到的都是求助信息，让他们在休息时间难过得落泪。
　　武汉疫情留下了过往传染病没有的叙述方式，比如这些印在互联网上的求助信息，也影响了许多人记忆的侧重。疫情之前，饶星宇不知道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主政官员，疫情后，饶星宇知道了新的省市领导。他在封城期间从未出过家门，至今对去电影院和餐厅还有些担忧。留在家中时，饶星宇在网上读到了社会学家周雪光的疫情观察随笔，觉得有意思，又去读了周雪光的讲义合集《组织社会学十讲》。他还翻了几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最为精彩，全部读完。在伊柳沙墓前，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告诉孩子们如何不变成坏人，他说：“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

亲人

　　1月24日是父亲的祭日，2月4日是母亲的祭日。武汉姑娘璇子的父母皆因新冠肺炎去世于2020年。
　　去年生日那天，她在父母墓前放上了一块“凯司令”生日蛋糕。那是她新尝到的上海老字号西点，“这么好吃的东西，也要给爸爸妈妈尝一尝。”
　　有段时间，无论和朋友们聊什么，璇子总会说到父母，说父亲喜欢听戏、偷偷藏私房钱，说父母每年去恩施做公益，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这一年来，璇子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越来越好。她仍常提到父母，但眼淚少了许多。伤痛隐含在言语间，她却能摁住自己不落泪。因为落泪会让周围的人一起伤心，这并非她所愿。
　　今年1月24日，璇子去给父亲扫墓，邻居Sherry同去。因为封城期间的社区团购，她们成了好朋友。Sherry语速快，声调爽朗，她一边烧纸，一边说：“叔叔阿姨今天初次见面啊，我们这就是认识了啊。我们和璇子是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你们放心啊。”
　　父母去世后，璇子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很少有人提及伤心事，只是拉着她一起吃喝玩耍。
　　璇子给父母相邻的墓主也烧了一些纸。“来看父母来得太频繁了，会叨扰到左邻右舍。”相邻的墓碑上也刻着2020年冬春之交的日期。
　　和璇子相似，小苏的父母因新冠肺炎去世于去年1月底和2月初。我们在去年2月有几次联系，后来她删掉了所有朋友圈，将微信头像换成一个灰白的人像剪影。这一年，小苏在工作中一切如常。但除了上班，她极少出门，不化妆不购物不聚会，有些怕和人聊天。“聊什么呢？大家总要对你表示一下关心吧，但心意到了就好，不需要当面来表达。”
　　“我的感觉和武汉其他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私人记忆大于公共记忆。”小苏说。我能清晰回忆起去年通话的内容，她说母亲留给她最后的样子是走进医院的背影，最后的声音是一条5秒的语音，大意是，我收到你的消息了。她去父亲的病房外偷偷看着他，却不敢让他知道自己来了医院。她问我武汉封城了，会不会就是壮士断腕被放弃了。我说不会的不会的，全国有很多医护都去了武汉。然后自己也忍不住哭起来。电话两头的人，那时都不知道转折点会在何时到来。后来小苏也住院了，得到了甘肃和广东医疗队很好的照顾。
　　璇子说，无法与父母告别是她最大的遗憾。母亲留给她最后的字条是把阳台上的水果和大白菜收好。
　　入院前，小苏的父亲高烧且呼吸困难，在家等待了很久。他把家里保险箱的密码又交代了一次，然后把微信钱包里所有的钱转给了小苏。
　　小苏经常梦到父母望着自己，不说话也不走动。她不会哭，因为这是她的美梦，她希望夜夜都有这样的时刻。

英雄

　　刘莉莉是烈士遗属。武汉抗疫结束后，她替丈夫接受了许多表彰。家门外贴上了“光荣之家”的门牌，家门内一切如旧。丈夫的皮鞋收在鞋柜，床头依旧是双人枕。刘莉莉把丈夫的手机带在身边，因为她习惯于点开微信步数，她不想看到丈夫的微信步数每天都是零。
　　有段时间刘莉莉没法回家，这个家中处处都是共同生活十几年的印记，她一进门就喘不上气。过了三个月，这些如旧的布置反倒安抚了她，丈夫或许并未离开，只是今晚加班不归。
　　她有时会盘算丈夫入院前最后的细节。比如陪丈夫去花市。“他说你总是让我一个人去，你就陪我去一次呢。以前因为工作忙和花市远，怎么说都没答应过他，那一星期怎么回事，就答应了。”这类细节被刘莉莉反复想起，似乎都有了临别的意味。
　　她翻出旧照：丈夫博士毕业留念、丈夫偷拍她做家务、两个人在结婚纪念日去江边吃饭等等。说起这些时她很开心。
　　最痛苦的时候是靠工作度过的。刘莉莉与丈夫都是医务工作者。丈夫过世三天后，刘莉莉回到病房里抢救新冠肺炎患者。“觉得心里快崩溃了，只有上班，只有在忙碌的过程中才能不去想这些事。”曾与刘莉莉一起工作的援鄂医生告诉我，刘莉莉很坚强，每天工作有条不紊，不提丈夫的事情，也不哭。
　　采访当天，刘莉莉回忆了一些患者，也一同讨论了当下的常态化防控，与任何一个接受采访的抗疫医护没什么不同。她都是一个人独处时哭，这一年眼睛都哭“瞎”了。“可能今后几年我都接受不了他走了。他自己还有抱负。他说我们两个人老了就回老家去住。至少一直觉得可以相处一辈子吧。”

　　刘莉莉有时会在回溯丈夫的救治细节时感到遗憾，又很快打断自己的思绪，“那个时候治疗都是摸索阶段，他也是帮助了探索治疗的过程吧。”刘莉莉的话把我的记忆拉回去年2月对姜利的采访，她当时描述了危重症救治的艰难，然后说：“医生认识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代价是一条一条的生命。”

善良

　　2020年6月，北京一家医院对一些武汉医生做了心理评估，结果最不好的是一位从2019年12月开始治疗新冠患者的护士长，她一直工作到4月底。
　　她无法立刻适应从高密度工作中进入日常。“可能就是从高压状态离开后带来应激综合征吧，”她说。这位护士长不看和武汉疫情相关的报道，也不愿回忆那段经历。她照顾的不是重症患者，记忆中没有太多猝然离世，但一闭眼就是自己每天从早到晚奔波和响个不停的手机。梦里她总是在求人，求别的病区借出一些医疗器材——有借无还的那种借，求医务处再调一些人手，求医院多弄两套防护物资。
　　医务处处长刘旺的心理评估结果仅好于护士长，他被诊断为短期内有双相情感障碍。
　　“去年6月还是疫情结束不久吧，现在当然好多了，就是慢慢排解。”刘旺说。他极少向人倾诉，因为每说出一次就是增加一遍痛苦的回忆。
　　医生负责救人，刘旺负责保障救人的资源，也要为没救成的患者料理后事。遇上殡仪馆运力不足，他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从殡仪馆打到区领导。

　　在采访刘旺前，我极少关注到医院的行政工作者。我以為亲历残酷时刻的都是医生，特别是重症医生和救护车随车医生，他们往往面对患者非生即死的情境。事实并非如此。刘旺的电脑屏幕上可以看到全院的所有监控，哪里有患者倒下，他都清清楚楚。
　　2月上旬的一晚，医院门口停满了远超负荷的转院患者。那晚，他要赶紧把几百号患者安排进病房，还要妥善处理当晚去世的患者，“每一个死者我都看到了。”
　　抗疫期间，刘旺是调配全院医护资源的指挥官。“党员先上”的原则帮助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当时要求上发热门诊的人都换成党员了，每一批人我都跟他们讲，这是你们奉献的时候”，刘旺说。
　　疫情结束后，刘旺变得很喜欢问别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疫情是对人性的考验。中南医院的彭志勇对我说，他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自己通过了这个考验。这让我想起过去在武汉疫情中的一些采访。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会去不同的病区里带头插管，因为有医疗队不敢做插管吸痰等开放性操作。他在采访中引用加缪《鼠疫》里的“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唯一的法宝是正直”，说这不是英雄主义，医生就是做这个的，这是医生的责任。
　　正直和责任感存在于无数奋战在武汉的医者身上。武汉市第七医院是江南（武汉长江以南的区域）第一个改造完成并提前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第七医院医疗资源有限，住院楼都是1955年修建的老楼。这样一家薄底医院最先被推到新冠疫情的最前线。
　　改造尚未全部完成时，听闻七院成为定点医院的患者已经排队到了街对面。七院院长严佑琴说起那段日子就会哭，当时病床一扩再扩，B超室也用来做病房，“但扩到最后实在是无能为力，没有地方能够安置……我自己作为一个感染科的医生，还是觉得自己很渺小。”
　　我提到七院的作为会被刻在历史里，她和同事们正直面历史。严佑琴说她想不到那些，宏大叙事不贴近她的本心，“我们能做好这些事，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充满了善良，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

历史底稿

　　去年冬春，记者宋炅在武汉待了一百多天，在汉时他频繁喝酒，离汉后他也喜欢找朋友喝酒。他酒量差，两瓶啤酒就犯晕，晕了就和朋友们傻乐，然后回家睡觉。
　　去武汉时他写过日记，害怕会忘记经历的事，却没几天就搁笔。回忆每一天的经历并非易事。当他想记录得准确些，就去重听采访录音，录音里是患者的喘息声，他没法听完。
　　宋炅是武汉人。经过去年，武汉在他心中被切割成了两种模样，是热闹又爽朗，是混乱又空寂。解封后的武汉日渐归复前者，后者像一场梦，但又真切地存在于记忆中。
　　时隔一年，他再去河北做疫情报道，有些提不起力气。既是因为相信所有问题都会得到有效解决——再不会有武汉在疫情初期的被动，这是武汉留给其他城市的经验;也因为不觉得还有什么事一定要去记录，即使错过了也不会遗憾，“当时在武汉就是生怕错过什么，我一定要拼命记录更多”，回京之后，他对许多突发新闻都兴致寥寥。这种状态在离汉的外地记者中并非个案。疫情中有许多做出深度报道的纸媒记者，2020年下半年在工作中都有懈怠。很难说出个缘由，外界也没有给他们太多压力，但就是提不起工作兴致。
　　一位记者在离汉后半个月的隔离期中写完了日记，“跟自己交代清楚了”，她说。她很少再想起武汉，除了年末时翻了翻这一年的采访本，“2月1日、2月4日、4月4日，原来是这样度过的。人真是健忘，当时的情绪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再读又觉得愧疚。”
　　封城一周年前后，我问了几个记者去年此时在做什么。有的人在汉口火车站、中心医院、百步亭社区采访，有的人准备来武汉。而柳铭错过了来武汉的时机。 　　柳铭犹豫过要不要来武汉。犹豫的原因很多：担心被感染，不希望家人担忧，不知道防护物资是否足够等等。他去过很多突发事件现场，地震、爆炸、火灾，但都不像传染病这般可能将每一个人卷入其中。

　　作为记者却不在场的愧疚和对病毒的恐惧，在柳铭心中打架。他留在家中，日夜不眠地查资料、打电话、写报道，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三个月。“除夕那晚一直在写农村防疫的报道，为了第二天就能发出来，就是心里有愧疚，希望弥补吧。”
　　他一度觉得自己太过无力，无法帮助到武汉人，就只能一篇接一篇地写，他写过核酸检测假阴性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反响;也写过养老院内的老人成为被忽视的救治死角，发表当天，有关部门就着手加强医疗资源进入养老院。这之后，他又帮助养老院协调到了一些捐赠物资。还是为武汉做了一点事情的吧，柳铭这样想。愧疚感逐渐变成遗憾，一个职业生涯中永久的遗憾。
　　11月中旬，柳铭去武汉出差。他拍了几张自己所到之处的照片，发在疫情报道的小群里，什么都没说。这些照片有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优抚医院——这是他好朋友报道过的最早承压不明肺炎的小医院。

变化

　　对武汉第七医院来说，疫情后最大的改变大概是，他们保住了本将拆迁的七院。疫情中，武昌区政府调拨了4000万给七院购置医疗器械，七院还收到各地捐赠的医疗物资。“全国人民真的是很善良，还给我们捐了很多日用品，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热水器、还有矿泉水、方便面、卫生巾等等。”严佑琴笑得眼睛弯起来。

　　疫情结束后，武昌区政府决定扶持七院的发展，对七院做整体搬迁，升级医疗功能。许多武汉的医院都在疫情后得到了一些扶持。金银潭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签约共建传染性疾病诊治研究中心，还将新建一个科研大楼。在疫情中承载了武汉市最多重症患者的同济医院，正在建设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
　　去年我在武汉待了不少时候，也几次重返。我很想知道这场战“疫”给武汉留下了什么。《南方周末》早前的报道显示，或许因为仍有对新冠病毒的担忧，武汉市的公共交通使用人次有所下降，私家车销量提高。但我相信这样的时刻终会过去，这不是会刻在历史中的变化。
　　2021年1月初，我去一些社区里拜访曾经的采访对象。社区里新购入了一箱喇叭。工作人员录好音，便骑上电瓶车在社区里兜圈，喇叭里放着：有从石家庄藁城等地返汉的居民，请主动向社区上报。
　　有社区书记告诉我，经历过疫情，社区网格员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摸清楚了，对孤寡老人、贫困家庭等尤为关照。
　　我问友谊社区的书记金义兰是否担心疫情重来，她说不担心，现在的防控工作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经验丰富。“最近疫情防控忙得要死，你这时候来找我真是没空和你说话。”金义兰撂下一句话，就去忙小区进出口检查岗的工作了。
　　武汉各个医院的门诊和急诊都设置了不同级别的预警分診体系。
　　“所以一直是一个准备着的状态吧。”我问。
　　“你这种说法就很容易麻痹大意，我们是当今天就可能有新冠患者来对待，必须有这种状态。”同济医院副院长祝伟说。
　　同济医院没有将改造过的病区复原如常，这些病区仍可以随时启用为包含三区两通道的隔离病房。
　　我有时会向身处河北和吉林的医生或同行打听当地的情况，得到的回复大多是：初期有些混乱但问题不是很大，正在解决中;重症救治压力不大，医疗资源尚能承受。“现在是先通过核酸检测筛出感染者，早发现早治疗，极少出现因为延误治疗而病情恶化的患者。”一位驰援多地新冠疫情救治工作的医生告诉我。
　　去年12月中旬，在太原举行的重症医学年会上，最早一批援鄂的重症医生聚在一起吃了个饭。时任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邱海波举杯道：“去年突然把你们喊来武汉，我心中有愧疚，大家也都没过上春节，希望今年能过个好年。”此刻，那张餐桌上的人都分布在石家庄、沈阳、吉林。
　　这次返汉，我尽可能记述下千差万别的个体感受，虽然仍不能说清去年那场战“疫”给武汉留下了什么。但如今，中国面对新冠疫情时更有策略、更有规律了，这是武汉留给中国的经验。
　　（饶星宇、沈佳艺、刘莉莉、小苏、宋炅、柳铭、刘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