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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末年，当时银元的单位问题，有一两与七钱二分两种主张，争论不决。清季银元制度虽尚属初期形态，始终未能确立银元本位币制，但已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重要的一步。单位问题的论爭几乎与清季银元制度相终始，这是确立健全的银元制度的致命打击。
[关键词]清末;银元;银两;币制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1-0072-03
当时银元的单位问题，有一两与七钱二分两种主张，争论不决。一两银元源于旧有的银两制度，七钱二分银元则仿自流入的外国银元。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官铸未开始以前，这问题尚未被正式提出，及至广：东、湖北等省继仿铸七钱二分银元以后，即有人主张以一两为单位。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专自]的深入论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军机处电询各省督抚，银元应否改铸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巡抚许应暌均电复请仍其旧，不必改铸。这是银元单位论争的开始。当时一般人对于现代货币的知识极缺乏，不知道一国应确立本位货币制度，也不知道单位问题的重要，各省铸造银元，皆因循芍且，以应一时之急。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建议清政府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被拒绝以后，全国上下都主张用银本位制，于是银元单位问题再被提起。
同年（1904年）八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力陈“两”单位的便益：“以前各省所铸银元，均依照墨西哥银元之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中国从前尚未有定划一币制之议，所铸龙元，专为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国银货进口起见，并未为厘定通国国币起见，本属一时权宜之计，臣前年与坤一会奏，曾经陈明七钱二分重者，系依仿洋银办法……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而地丁漕项，为数尤为至纤至繁，每县串票不下数十几万张，每人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忽，畸零繁重，若改两为元，实难折算……若现定者既名为国币，然仍仿墨西哥银元成式，以库平七钱二分为率，则历年墨元已操积重之势，中国权力事势断难阻使不行……兹拟即就鄂铸造库平一两重银币，先行试用，以觇商情民情，兼体察各国商人情形，出纳利弊。”[1]（p.121）综观张之洞之所述，他主张以两为单位的理由：一是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为单位计算，不便更改;二s是以元七钱二分为单位，恐更不能对抗外国银元。而他的办法，则是由湖北先行试铸。张之洞本着维护货币主权的立场，提出以两为单位的银元改革方案，由湖北先行试铸，循序渐进地推行币制改革，深得支持和拥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叶赫那拉●那桐等与袁世凯商量币制，袁亦主张铸造库平一两银元。财政处遂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奏准币制单位，定为库平一两，并经户部奏定银币分量成色章程十条。这是中国首次建立比较完整的现代货币制度。于是造币总厂亦拟随鄂厂之后始铸造以两为单位的各种银元。然而，客观的环境不适于这种新币制的推行，清政府不得不取消原议。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度支部以“惟原拟一两银币与各省旧铸龙元重量不同，奏定以来，外间多以为不便行用……鄂厂银币前照一两分量试铸，未甚行用，旋即收回镕毁…美墨日本及南洋诸岛所用银元，皆为合库平七钱二分上下。从前各省铸造龙元，其重量即与之相仿，沿江沿海各处，习用已久。若新币照此鼓铸，自可无滞碍之虞。即用以折合铜币制钱，如大银币元折合七分二厘之小银币十角，小银币一角折合十文之铜币十枚，铜币一枚折合制钱十文，均以十进位，亦易于操纵…因民所利，则下令如流水之原，似不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以便推行……即现在作为通用银币，以及筹画金本位办法，亦似无窒碍。”[]（.159）遂于是年七月初九日颁布《新币分两成色章程》。但是，银元单位问题并未随上述章程的颁布而即告解决。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就银元单位和成色问题征询各省督抚意见，当时各省均有复奏，计主张用一两的11省，主张用七钱二分的八省。主张足色十成的四省，主张九成的四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清政府不得已下令会议政务处及资政院总裁等会同妥议。终因议论纷纭，数月无结果，至是年八月专使美国大臣唐绍仪回国，奏请实行商约，速定币制。同年（1908年）九月十一日，会议政务处、资政院会奏《遵议画一币制通用一两银元并拟铸造成色摺》，日：“用一两与七钱二分，犹未折衷一……综计各省督抚覆奏各节，主用一两者十一省之多;而主用七钱二分者，不过八省;其余或主兼用两元，或主改用七钱。”21（.177“夫论国体，则宜求独立，而不可弃主权以从人。论民情则宜顺大同，而不可徇商场以改俗，此为今日立法之根本，即为异日行币之权舆….从前铸造龙圆，原为抵制墨银起见，国币果能特定，人情熟不信从。至于生计程度，或有币重用奢币轻用俭之说，顾主币必兼辅币而行，五钱更较七钱为便，况小民日用多资钱数，但使铜币无碍于流行，则俗侈无因而助长。如谓财政之宜，银元价近千钱，子母相权，进位较为直捷，不知法偿苟无限制，则市价常有低昂，况公私出人之数，无不以两合钱，若令悉改为圆，则卷尾抹零，适滋纷纠。或就法理而论，谓币应计枚，不应计量， 然以圆为币，固可论枚。以两为圆，亦可计数， 既无展转折扣之烦，正合重如其文之法。再推而论之，各国交际之间，则洋款向以银两折还，关税亦以库平伸算，洋商贸易概合银盘，镑价盈亏，亦依银市，用两则可悉仍旧贯，利于推行。至于海关流入之墨银，洋行发行之钞票，现虽骤难禁止，终当拟议及之。又况铸造一两银币，财政处奏明有案。湖北新疆等省通行有章，即度支部原议，亦有用银本位则用两尚无大害之说。今本此定议，并采两江督臣端方所奏，多铸五钱银币，一体通行。以此两种为无限法货，再铸每枚一钱及五分两种以辅助之……至度支部前年奏准试铸七钱二分银币，意取顺民所习，轻而易举，以为暂时通用之法。若议画一币制之法，以垂永久，臣等熟权轻重，向来习用之两钱分厘，势难改废，币制重量，自以库平一两较为合宜。”[22）0（.178）同日上谕：“中国两钱分厘，习用已久，实难废改。从前财政处奏定银币重量，亦以两计，著即定为大银币一枚，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重之银币，以便行用。并附铸减成之库平一钱暨五分小银元，以资补助。其两种银币按九八足银铸造，两种小银元，按八八中足银铸造。此项银币，除与外国订有约文照旧核算外，京外大小各衙]库款收发悉归一律，永不准再有补平补色倾镕火耗平余各名目。’”[2]（p.182） 这个谕旨颁发以后，争论数年的单位成色问题，似乎要告一段落。但因未逾两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故，政局变动，过去的成案，都成了具文。上海总商会上书度支部说：“近改国币，侧闻各大臣持议不一，主张两本位者，或以主权立论，咸谓宜以两计。商等谓主权之行于货币，在有不用外币之实力，不在故矫外币之重量，扰国内之物价以徇之。且度量衡各自有法，计两乃衡法，货币则有自环法，混衡法于环法，比附无理，而民生日用，实受其弊，鄂铸之一两银币，终难行用，可为前车。”[1]（p.123）因此，宣统元年（1909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再议币制，又主张实行元单位，认为过去采用两单位缺点甚多，难以实行。同年正月十四日，度支部奏称币制重要，宜策万全，经会议政务处议准由度支部设局调查。二月十二日，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奏请铸一两及七钱二分之银币以一元半合九七库平实银一两，以期一举两便。四月初六日，度支部奏准暂铸通用银币，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颁定《币制则例》，该条例规定了以元（七钱二二分）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废除银两制度，并确定成色，停止各省自由铸造，将铸币权统一归中央。不久复奏进币样，雕刻祖模，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宁鄂两厂开始铸造新式大清银币，定期十月发行，而辛亥革命爆发，所有铸成的银币，提充军饷，陆续随市价流通市面，仅成为通用银元之一种，于是若干年来的晚清币制改革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告一段落。终清朝一代各省还只是铸造通用银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世珩著《划一币制议》，主张新币单位用两。他说：“盖一国圜法，莫不自有向来计数起级之旧制。虽一旦设立新币，亦必仍沿旧来习惯起数之制，以为根.抵，而新旧通贯，计数乃便……中国向来民用，授受存付之间，凡遇银款，莫不以两为计数之初级。或曰几两，或曰几百两，或曰几千两，或日几万两。实未尝闻有以七钱二分为计数之法，而日几七钱二分，几十之七钱二分，几百之七钱二分，几千之七钱二分者也。今若改立新币，不沿用本国从前以两计数之习惯，而反就他国重七钱二分一元之制度，则凡举国公私款项受付出人，向来为银几百两，或几千万两者，至此时将以新币抵付。吾知必以每币七钱二分者，以相为临时核算之支付。既须核算支付，则所为新立计数之圜法，将因斯而仍转为秤量之圜法矣。其流弊实易滋，其改定如未改也。且一国圜法，新改以后，所有金银铜三等，无论如何必须有一种与旧制稍有出人之处。此在各国均为万无可免之事。而筹画之间，避重就轻，必使此与旧习稍有参差之一端，出于价值最低之一种，而后民用亦无不便，积久自能相安。今新立币制，金银两种价值均高，万不可使于旧来价格稍有差异。惟铜币一种，所以补助金银，以御零纖之用。故前文所拟币制，以银一两为起数，而以十递折，下至铜币极小之数，以一厘止。所有银币一枚，折以铜币千枚。较之旧日银质一两，可兑铜钱一千二三百枚者，不无小有参差。然其差在铜位十枚中，不过差之二三。如上及于银，则相差之数必十倍于此。上及于金，则相差之数必数十位于此。此尤不得不加以审慎者也。况币制既立，法偿有限，铜位之用，专驭零纖，绝不便储积之事。新旧相较，虽名相差，而受付既足相均，出入又同一律。以名而言，较旧差十之二三。以实而计，则今日十枚即隐含旧日十二三枚之实值。此盖骤观之而似与昔相差者，而细审之乃可决其于昔毫无轩轾出人之弊者也。”[3]（.I30）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盛宣怀在致山东巡抚孙宝琦函文中，明确主张废两论元，每银元重五钱。他认为：“论元不应再论分量”“银元重量无关出人”“但求套搭合度而已”。盛宣怀考虑到中国当时宜实行银本位制，“惟铜元目前价甚低，若欲强定十进位，则银元宜轻不宜重”。他说：“以五钱银质换铜元百枚，适当其值……币制划一之后，断不可再作一两论，非废两不能一律论元，此至要也。”（178）
宣统二年（1910年），唐文治上度支部书中说：“夫币自有制，沿袭与否，不系乎分量之异，所取者实系之便利耳。我国生活程度尚不能废一文之钱，自一文始，十进为一铜元，又十进而为一毫，又十进而为一元，大小相维，此为最便。墨银分量，适与十进之准为宜，可以从划一币制之后，定为每千文值一元。一改用两，则起数之点，必需重定。若从十进，则起点较大，生计骤高，物价骤长，于民生不便。若不从十进， 则正币与辅币之比例，数有奇零，人算多一周折。说者谓欧洲之正币辅币亦多不从十进，不知后起者胜于前。自我作法，不妨择至便之途以自处，何必取不便之法而盲从之乎？至调停于用两用元之说者，谓元半适合库平一两，但铸元半之币以代两，则一元之定量仍存，可以十进之。此说实亦甚巧。以愚论之，元半不必别铸一币，但铸半元之辅币，与七钱二分之整元相加，即为库平一两，暂济目前社会未忘计两用银之习，久之计元不计两，则国制固已定矣。故日重量宜以七钱二分為准。夫币为圜法，不与权法相蒙，故无论用两用七钱二分，皆不当以重量载于币冪。此在各种辅币亦无不然，不徒正币而已也。观于现在之大小银币，皆载重量于冪文，何曾实当等重之块金，则亦可知其无谓矣。”31（p.142）同年，汤颧在批评《币制调查研究问题》一书中说：“凡论货币，其首当决定者，为主位问题……今所用主币，为金为银，原文并未声明。要之论用金用银，但既定元为主币，则只能秤之为一元之币，不许复称为若干钱若干分之币。此名之不可不正也。”1313（.22
结语
清季银元制度虽尚属初期形态，始终未能确立银元本位币制，但已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重要的一步。单位问题的论争几乎与清季银元制度相终始，这是确立健全的银元制度的致命打击。本来一两与七钱二分一亦即两与元的单位之争，乃是反映旧币制与新币制之争，而不是什么货币学理论之争。梁启超说：“主一两者与主七钱二分者，皆非有学理以为根据也。叩其说则日取便民之所习安而……夫币制者，欲以齐一国之不齐也。所习既不齐，乃因仍而欲齐之，蔑有当矣。然则欲解决此问题，亦惟有将便习之一念除去，而征信诸学理，按切诸事势而已矣。欲征信诸学理，按切诸事势，则其所当研究之问题有五焉：第一，为交易运带之便，则每枚之重量，以何为最适乎？第二，按照人民生活程度，则每枚重量几何，最能与下级补助币相应乎？第三，为国际汇兑之便，每枚重量，以何为最宜乎？第四，将来行虚金本位制，此种银币，为本位金币之代用，其重量若干，则可以免起格里森林原则（格雷欣法则）之作用乎？第五，施行新币时，其重量若干，则可以免前此债权债务之关系大生混杂乎？吾合此诸问题错综研究之，则拟定本位银币一枚之纯重量为六钱六分六厘。”31（-157）
[参考文献]
[1]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6.
[2]财政部钱币司.币制汇编：第一册.第二编：制造银元铜元时期币制案[M].
[3]财政部钱币司.币制汇编：第三册.第六编：币制论著上[M].
[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 ， 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64.
[关键词]清末;银元;银两;币制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1-0072-03
当时银元的单位问题，有一两与七钱二分两种主张，争论不决。一两银元源于旧有的银两制度，七钱二分银元则仿自流入的外国银元。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官铸未开始以前，这问题尚未被正式提出，及至广：东、湖北等省继仿铸七钱二分银元以后，即有人主张以一两为单位。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专自]的深入论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军机处电询各省督抚，银元应否改铸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巡抚许应暌均电复请仍其旧，不必改铸。这是银元单位论争的开始。当时一般人对于现代货币的知识极缺乏，不知道一国应确立本位货币制度，也不知道单位问题的重要，各省铸造银元，皆因循芍且，以应一时之急。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建议清政府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被拒绝以后，全国上下都主张用银本位制，于是银元单位问题再被提起。
同年（1904年）八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力陈“两”单位的便益：“以前各省所铸银元，均依照墨西哥银元之重，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中国从前尚未有定划一币制之议，所铸龙元，专为行用各口岸，抵制外国银货进口起见，并未为厘定通国国币起见，本属一时权宜之计，臣前年与坤一会奏，曾经陈明七钱二分重者，系依仿洋银办法……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钱分厘计算，而地丁漕项，为数尤为至纤至繁，每县串票不下数十几万张，每人丁漕，多者几两几钱，少者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忽，畸零繁重，若改两为元，实难折算……若现定者既名为国币，然仍仿墨西哥银元成式，以库平七钱二分为率，则历年墨元已操积重之势，中国权力事势断难阻使不行……兹拟即就鄂铸造库平一两重银币，先行试用，以觇商情民情，兼体察各国商人情形，出纳利弊。”[1]（p.121）综观张之洞之所述，他主张以两为单位的理由：一是中国一切赋税皆以两为单位计算，不便更改;二s是以元七钱二分为单位，恐更不能对抗外国银元。而他的办法，则是由湖北先行试铸。张之洞本着维护货币主权的立场，提出以两为单位的银元改革方案，由湖北先行试铸，循序渐进地推行币制改革，深得支持和拥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叶赫那拉●那桐等与袁世凯商量币制，袁亦主张铸造库平一两银元。财政处遂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奏准币制单位，定为库平一两，并经户部奏定银币分量成色章程十条。这是中国首次建立比较完整的现代货币制度。于是造币总厂亦拟随鄂厂之后始铸造以两为单位的各种银元。然而，客观的环境不适于这种新币制的推行，清政府不得不取消原议。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度支部以“惟原拟一两银币与各省旧铸龙元重量不同，奏定以来，外间多以为不便行用……鄂厂银币前照一两分量试铸，未甚行用，旋即收回镕毁…美墨日本及南洋诸岛所用银元，皆为合库平七钱二分上下。从前各省铸造龙元，其重量即与之相仿，沿江沿海各处，习用已久。若新币照此鼓铸，自可无滞碍之虞。即用以折合铜币制钱，如大银币元折合七分二厘之小银币十角，小银币一角折合十文之铜币十枚，铜币一枚折合制钱十文，均以十进位，亦易于操纵…因民所利，则下令如流水之原，似不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以便推行……即现在作为通用银币，以及筹画金本位办法，亦似无窒碍。”[]（.159）遂于是年七月初九日颁布《新币分两成色章程》。但是，银元单位问题并未随上述章程的颁布而即告解决。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就银元单位和成色问题征询各省督抚意见，当时各省均有复奏，计主张用一两的11省，主张用七钱二分的八省。主张足色十成的四省，主张九成的四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清政府不得已下令会议政务处及资政院总裁等会同妥议。终因议论纷纭，数月无结果，至是年八月专使美国大臣唐绍仪回国，奏请实行商约，速定币制。同年（1908年）九月十一日，会议政务处、资政院会奏《遵议画一币制通用一两银元并拟铸造成色摺》，日：“用一两与七钱二分，犹未折衷一……综计各省督抚覆奏各节，主用一两者十一省之多;而主用七钱二分者，不过八省;其余或主兼用两元，或主改用七钱。”21（.177“夫论国体，则宜求独立，而不可弃主权以从人。论民情则宜顺大同，而不可徇商场以改俗，此为今日立法之根本，即为异日行币之权舆….从前铸造龙圆，原为抵制墨银起见，国币果能特定，人情熟不信从。至于生计程度，或有币重用奢币轻用俭之说，顾主币必兼辅币而行，五钱更较七钱为便，况小民日用多资钱数，但使铜币无碍于流行，则俗侈无因而助长。如谓财政之宜，银元价近千钱，子母相权，进位较为直捷，不知法偿苟无限制，则市价常有低昂，况公私出人之数，无不以两合钱，若令悉改为圆，则卷尾抹零，适滋纷纠。或就法理而论，谓币应计枚，不应计量， 然以圆为币，固可论枚。以两为圆，亦可计数， 既无展转折扣之烦，正合重如其文之法。再推而论之，各国交际之间，则洋款向以银两折还，关税亦以库平伸算，洋商贸易概合银盘，镑价盈亏，亦依银市，用两则可悉仍旧贯，利于推行。至于海关流入之墨银，洋行发行之钞票，现虽骤难禁止，终当拟议及之。又况铸造一两银币，财政处奏明有案。湖北新疆等省通行有章，即度支部原议，亦有用银本位则用两尚无大害之说。今本此定议，并采两江督臣端方所奏，多铸五钱银币，一体通行。以此两种为无限法货，再铸每枚一钱及五分两种以辅助之……至度支部前年奏准试铸七钱二分银币，意取顺民所习，轻而易举，以为暂时通用之法。若议画一币制之法，以垂永久，臣等熟权轻重，向来习用之两钱分厘，势难改废，币制重量，自以库平一两较为合宜。”[22）0（.178）同日上谕：“中国两钱分厘，习用已久，实难废改。从前财政处奏定银币重量，亦以两计，著即定为大银币一枚，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重之银币，以便行用。并附铸减成之库平一钱暨五分小银元，以资补助。其两种银币按九八足银铸造，两种小银元，按八八中足银铸造。此项银币，除与外国订有约文照旧核算外，京外大小各衙]库款收发悉归一律，永不准再有补平补色倾镕火耗平余各名目。’”[2]（p.182） 这个谕旨颁发以后，争论数年的单位成色问题，似乎要告一段落。但因未逾两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故，政局变动，过去的成案，都成了具文。上海总商会上书度支部说：“近改国币，侧闻各大臣持议不一，主张两本位者，或以主权立论，咸谓宜以两计。商等谓主权之行于货币，在有不用外币之实力，不在故矫外币之重量，扰国内之物价以徇之。且度量衡各自有法，计两乃衡法，货币则有自环法，混衡法于环法，比附无理，而民生日用，实受其弊，鄂铸之一两银币，终难行用，可为前车。”[1]（p.123）因此，宣统元年（1909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再议币制，又主张实行元单位，认为过去采用两单位缺点甚多，难以实行。同年正月十四日，度支部奏称币制重要，宜策万全，经会议政务处议准由度支部设局调查。二月十二日，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奏请铸一两及七钱二分之银币以一元半合九七库平实银一两，以期一举两便。四月初六日，度支部奏准暂铸通用银币，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颁定《币制则例》，该条例规定了以元（七钱二二分）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废除银两制度，并确定成色，停止各省自由铸造，将铸币权统一归中央。不久复奏进币样，雕刻祖模，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宁鄂两厂开始铸造新式大清银币，定期十月发行，而辛亥革命爆发，所有铸成的银币，提充军饷，陆续随市价流通市面，仅成为通用银元之一种，于是若干年来的晚清币制改革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告一段落。终清朝一代各省还只是铸造通用银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刘世珩著《划一币制议》，主张新币单位用两。他说：“盖一国圜法，莫不自有向来计数起级之旧制。虽一旦设立新币，亦必仍沿旧来习惯起数之制，以为根.抵，而新旧通贯，计数乃便……中国向来民用，授受存付之间，凡遇银款，莫不以两为计数之初级。或曰几两，或曰几百两，或曰几千两，或日几万两。实未尝闻有以七钱二分为计数之法，而日几七钱二分，几十之七钱二分，几百之七钱二分，几千之七钱二分者也。今若改立新币，不沿用本国从前以两计数之习惯，而反就他国重七钱二分一元之制度，则凡举国公私款项受付出人，向来为银几百两，或几千万两者，至此时将以新币抵付。吾知必以每币七钱二分者，以相为临时核算之支付。既须核算支付，则所为新立计数之圜法，将因斯而仍转为秤量之圜法矣。其流弊实易滋，其改定如未改也。且一国圜法，新改以后，所有金银铜三等，无论如何必须有一种与旧制稍有出人之处。此在各国均为万无可免之事。而筹画之间，避重就轻，必使此与旧习稍有参差之一端，出于价值最低之一种，而后民用亦无不便，积久自能相安。今新立币制，金银两种价值均高，万不可使于旧来价格稍有差异。惟铜币一种，所以补助金银，以御零纖之用。故前文所拟币制，以银一两为起数，而以十递折，下至铜币极小之数，以一厘止。所有银币一枚，折以铜币千枚。较之旧日银质一两，可兑铜钱一千二三百枚者，不无小有参差。然其差在铜位十枚中，不过差之二三。如上及于银，则相差之数必十倍于此。上及于金，则相差之数必数十位于此。此尤不得不加以审慎者也。况币制既立，法偿有限，铜位之用，专驭零纖，绝不便储积之事。新旧相较，虽名相差，而受付既足相均，出入又同一律。以名而言，较旧差十之二三。以实而计，则今日十枚即隐含旧日十二三枚之实值。此盖骤观之而似与昔相差者，而细审之乃可决其于昔毫无轩轾出人之弊者也。”[3]（.I30）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盛宣怀在致山东巡抚孙宝琦函文中，明确主张废两论元，每银元重五钱。他认为：“论元不应再论分量”“银元重量无关出人”“但求套搭合度而已”。盛宣怀考虑到中国当时宜实行银本位制，“惟铜元目前价甚低，若欲强定十进位，则银元宜轻不宜重”。他说：“以五钱银质换铜元百枚，适当其值……币制划一之后，断不可再作一两论，非废两不能一律论元，此至要也。”（178）
宣统二年（1910年），唐文治上度支部书中说：“夫币自有制，沿袭与否，不系乎分量之异，所取者实系之便利耳。我国生活程度尚不能废一文之钱，自一文始，十进为一铜元，又十进而为一毫，又十进而为一元，大小相维，此为最便。墨银分量，适与十进之准为宜，可以从划一币制之后，定为每千文值一元。一改用两，则起数之点，必需重定。若从十进，则起点较大，生计骤高，物价骤长，于民生不便。若不从十进， 则正币与辅币之比例，数有奇零，人算多一周折。说者谓欧洲之正币辅币亦多不从十进，不知后起者胜于前。自我作法，不妨择至便之途以自处，何必取不便之法而盲从之乎？至调停于用两用元之说者，谓元半适合库平一两，但铸元半之币以代两，则一元之定量仍存，可以十进之。此说实亦甚巧。以愚论之，元半不必别铸一币，但铸半元之辅币，与七钱二分之整元相加，即为库平一两，暂济目前社会未忘计两用银之习，久之计元不计两，则国制固已定矣。故日重量宜以七钱二分為准。夫币为圜法，不与权法相蒙，故无论用两用七钱二分，皆不当以重量载于币冪。此在各种辅币亦无不然，不徒正币而已也。观于现在之大小银币，皆载重量于冪文，何曾实当等重之块金，则亦可知其无谓矣。”31（p.142）同年，汤颧在批评《币制调查研究问题》一书中说：“凡论货币，其首当决定者，为主位问题……今所用主币，为金为银，原文并未声明。要之论用金用银，但既定元为主币，则只能秤之为一元之币，不许复称为若干钱若干分之币。此名之不可不正也。”1313（.22
结语
清季银元制度虽尚属初期形态，始终未能确立银元本位币制，但已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重要的一步。单位问题的论争几乎与清季银元制度相终始，这是确立健全的银元制度的致命打击。本来一两与七钱二分一亦即两与元的单位之争，乃是反映旧币制与新币制之争，而不是什么货币学理论之争。梁启超说：“主一两者与主七钱二分者，皆非有学理以为根据也。叩其说则日取便民之所习安而……夫币制者，欲以齐一国之不齐也。所习既不齐，乃因仍而欲齐之，蔑有当矣。然则欲解决此问题，亦惟有将便习之一念除去，而征信诸学理，按切诸事势而已矣。欲征信诸学理，按切诸事势，则其所当研究之问题有五焉：第一，为交易运带之便，则每枚之重量，以何为最适乎？第二，按照人民生活程度，则每枚重量几何，最能与下级补助币相应乎？第三，为国际汇兑之便，每枚重量，以何为最宜乎？第四，将来行虚金本位制，此种银币，为本位金币之代用，其重量若干，则可以免起格里森林原则（格雷欣法则）之作用乎？第五，施行新币时，其重量若干，则可以免前此债权债务之关系大生混杂乎？吾合此诸问题错综研究之，则拟定本位银币一枚之纯重量为六钱六分六厘。”31（-157）
[参考文献]
[1]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6.
[2]财政部钱币司.币制汇编：第一册.第二编：制造银元铜元时期币制案[M].
[3]财政部钱币司.币制汇编：第三册.第六编：币制论著上[M].
[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 ， 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