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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格局调整
第一是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大调整的挑战。
自上世纪“冷战”局面结束近20多年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演进。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多极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力量的一极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会长期存在，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中国逐渐对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这种政治格局力量的调整实质上是利益的再调整。一方面鉴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综合国力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艰难复苏期，也希望中国稳定发展，能共享经济持续发展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立和差异，其战略的实质并非愿意看到一个富强繁荣的中国。包括中国周边某些国家虽然已在并仍继续在中国发展中互利获益，但也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怀有戒心，有的国家不断挑起领海、领土摩擦以及一些国家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态度，都能说明问题所在。还有在中东、西非等地缘政治动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的这种严峻挑战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
第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和严峻性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取得这一成就的同时，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到了“十二五”时期越来越凸显，制约及影响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矛盾越加突出。可以说，历史地看，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
如果说我们在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的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是因为外部因素，那么当前内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具体来讲，一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最近几年，不仅传统产业过剩，如钢铁、水泥等，而且部分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过剩。近几年集中投资，各地规划产业高度雷同，造成产能增长过快，而且新增产能还在不断形成。比如，各地“十二五”规划中有16个省市区把钢铁作为重点发展产业，20个省市区把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产能过剩引发恶性竞争、效益下滑的恶果，必须高度重视，任其发展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还可能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甚至经济危机。二是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据有关数据，未来十年壮年劳动力数量每年将下降1.2%，加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使得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正不断丧失。三是我国出口为主体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未来十年左右复苏艰难，加上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往20%左右的出口增长已成为历史，而内需的接替和培育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四是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将随着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仍将以较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压力和风险将增大，等等。所以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
创新社会管理
第三是广义的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挑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对此，我们要全面、辩证地理解和贯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有可能再次出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少地区因为未能全面、辩证理解和落实讲话精神，而形成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局面的教训。发展是硬道理，决不能理解为发展是惟一的道理，仅靠发展也并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信仰危机，在这些年来信仰危机未能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更值得担忧的是社会普遍出现了诚信危机。包括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再加上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不同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日显突出，社会的和谐稳定及长治久安面临重大挑战。
联系到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的人均GDP、科技水平、军事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地位基本都超过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强调的政治、体制优势，国有资产占比等都不亚于我们现今，它们为什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崩溃了呢？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同体制下的伊朗白色革命，利比亚、埃及等国家政权更替，也值得深思。我们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道路，我们又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期，历史要求并赋予我们重大责任，就是必须在广义的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大有作为。
第四是真正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执政理念、执政方式转变的挑战。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们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是，要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以适应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更好地抓住战略机遇期，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解决和克服。夺取政权时期，革命党多以命令、指挥式的方式行事，而执政党则大不然。执政党必须摆正三个关系：其一是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其二是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其三是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与法律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民主党派人士时就谈到了执政党的问题，他回顾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找到了“民主”这条摆脱政权更替周期律的道路的经典论断。我想，习总书记重提这段谈话，正是执政党对面临现在这种时代性、历史性挑战的高度重视。
做好建言献策
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说，学习十八大精神，落实十八大部署，必须正确、深刻认识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严峻挑战，扎扎实实地做好政策咨询和政策解读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切实可行的高质量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言献策，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要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中心工作的指示精神，全力做好中心建设一流智库的各项工作。要以提高研究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为基础，在培养一流人才上下功夫，不仅要做到国内一流，还要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交流培养人才，提高研究质量。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第一是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大调整的挑战。
自上世纪“冷战”局面结束近20多年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演进。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多极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力量的一极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会长期存在，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中国逐渐对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这种政治格局力量的调整实质上是利益的再调整。一方面鉴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综合国力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艰难复苏期，也希望中国稳定发展，能共享经济持续发展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立和差异，其战略的实质并非愿意看到一个富强繁荣的中国。包括中国周边某些国家虽然已在并仍继续在中国发展中互利获益，但也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怀有戒心，有的国家不断挑起领海、领土摩擦以及一些国家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态度，都能说明问题所在。还有在中东、西非等地缘政治动荡，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的这种严峻挑战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
第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和严峻性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取得这一成就的同时，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到了“十二五”时期越来越凸显，制约及影响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矛盾越加突出。可以说，历史地看，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
如果说我们在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的经济增长下滑主要是因为外部因素，那么当前内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具体来讲，一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最近几年，不仅传统产业过剩，如钢铁、水泥等，而且部分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过剩。近几年集中投资，各地规划产业高度雷同，造成产能增长过快，而且新增产能还在不断形成。比如，各地“十二五”规划中有16个省市区把钢铁作为重点发展产业，20个省市区把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产能过剩引发恶性竞争、效益下滑的恶果，必须高度重视，任其发展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还可能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甚至经济危机。二是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据有关数据，未来十年壮年劳动力数量每年将下降1.2%，加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使得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正不断丧失。三是我国出口为主体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未来十年左右复苏艰难，加上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往20%左右的出口增长已成为历史，而内需的接替和培育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四是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将随着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仍将以较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压力和风险将增大，等等。所以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重要性、紧迫性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
创新社会管理
第三是广义的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挑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对此，我们要全面、辩证地理解和贯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有可能再次出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少地区因为未能全面、辩证理解和落实讲话精神，而形成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局面的教训。发展是硬道理，决不能理解为发展是惟一的道理，仅靠发展也并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信仰危机，在这些年来信仰危机未能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更值得担忧的是社会普遍出现了诚信危机。包括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再加上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不同阶层、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日显突出，社会的和谐稳定及长治久安面临重大挑战。
联系到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的人均GDP、科技水平、军事能力在世界上的排名、地位基本都超过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强调的政治、体制优势，国有资产占比等都不亚于我们现今，它们为什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崩溃了呢？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同体制下的伊朗白色革命，利比亚、埃及等国家政权更替，也值得深思。我们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道路，我们又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期，历史要求并赋予我们重大责任，就是必须在广义的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大有作为。
第四是真正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执政理念、执政方式转变的挑战。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们已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是，要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以适应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更好地抓住战略机遇期，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解决和克服。夺取政权时期，革命党多以命令、指挥式的方式行事，而执政党则大不然。执政党必须摆正三个关系：其一是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其二是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其三是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与法律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民主党派人士时就谈到了执政党的问题，他回顾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找到了“民主”这条摆脱政权更替周期律的道路的经典论断。我想，习总书记重提这段谈话，正是执政党对面临现在这种时代性、历史性挑战的高度重视。
做好建言献策
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说，学习十八大精神，落实十八大部署，必须正确、深刻认识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严峻挑战，扎扎实实地做好政策咨询和政策解读工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切实可行的高质量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言献策，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要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中心工作的指示精神，全力做好中心建设一流智库的各项工作。要以提高研究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为基础，在培养一流人才上下功夫，不仅要做到国内一流，还要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交流培养人才，提高研究质量。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