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当今的社会问题，道德滑坡就是其中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官德不彰，诚信缺失，公众之间的信任感减弱等方面，甚至有人说现在社会进入了“人人互害”的模式。尤其是，作为老师和医生群体的道德失守，让人们对当下的道德状况颇为忧虑。
　　面对道德窘境，常会出现两种状况：一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缺少反躬自省；二是觉得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度问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道德近似说教，对于解决问题毫无裨益。这样的状况容易导致人们在出现问题时相互指责，还容易导致对制度的迷恋，好像制度建立好了，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建立制度大家认为是实干，道德建设纯粹是空谈。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不愿意谈道德，一方面，是因为道德比较抽象，没有看到其发挥实际作用；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道德没有问题。关于扶老人被讹的事情，笔者曾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分析，说为什么老人要讹扶他的人，原因是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该分析称，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而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所以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
　　这样的分析貌似找到了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其实转移了焦点，把老人身上的道德污点摘得一干二净。如果照这样的逻辑，太多事情与人的道德无关了。比如，货车在高速上侧翻，周围的村民不仅不来帮忙，反而争相哄抢。笔者是否可以这样分析：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可能是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或者贫富不均，否则村民也不至于去哄抢；也可能与法律的刚性不足有关，如果法律能够及时惩戒，类似的事也不会反复发生。总之这不是道德问题。
　　然而，不论是扶老人被讹，还是哄抢货物等，都与人的道德水平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能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能够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很多制度确实需要亟待完善，但如果没有了基本的是非善恶，制度总是有空子可钻。
　　当下的一些腐败官员，在官方的评价里，“道德败坏”一词引人注目，他们的劣迹也足以佐证。在官员腐败的过程中，权力不受约束自然是重大原因，但官员自身的道德素养不容忽视。王岐山曾指出，领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
　　而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清廉自守。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晚清的政治生态可以说极其糟糕，卖官鬻爵，贿赂成风，但曾国藩凭借自己的道德品格给后人做出了表率。作家唐浩明在接受采访时便称：“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不过，不管是圣人，还是超人，对于现在的多数人来讲都可望而不可即。我们不苛求现在的人做道德的完人，因为这并不是当下道德规范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求人们守住道德的底线，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哲学家何怀宏说，要“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共和之德’”。以此看来，除了良好的制度，个人道德的提升不容忽視。现在反腐正酣，无论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还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暗含了这个意思。而对于一个平常人，与其指责他人“互害”，不如将做一个高尚的人，有利于社会的人作为一种人生的价值追求。
　　图：王俭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