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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二女夭折。剩下的五个儿子，大哥二哥生于老家海城，三哥、我和弟弟生在树基沟。树基沟是一个矿山，招工时父亲从老家赶来，几年后，母亲也带着大哥二哥投奔到这里。
父亲说，母亲除了带来两个儿子，还有两样东西：一把剪刀，一个袜板。
剪刀是生活必需品，缝缝补补离不开它。袜板也很有用，一家人的袜子都靠它来织补。其实，对母亲最有用的东西是纺车。母亲有纺线织布的手艺，在老家都是靠这个过活。但她知道矿山都发劳动用品，用不上纺车。而她要照顾孩子，伺候父亲，料理家务，即使将纺车带来也无暇使用。
春秋两季，母亲天天下地，疯了似的劳作。春天去挖野菜，人吃，猪也吃。秋天则是拣地，矿区外的沟沟坎坎旱地水田，无不留下她瘦小的身影，仿佛米勒笔下的拾穗者。
这个季节，一整天都难见到母亲。一觉醒来，往往是饭菜热在锅里，母亲却早已走去田野，到晚上则迟迟不归。甚至一连几天，母亲住在几十里外的村庄，白天拣了苞米、谷子，夜晚就用手搓下来，分门别类装进口袋，直到带去的口袋都满了，才背回家来。有时夜雨滂沱，以为母亲不会回来，她却敲响了门。
夏天，居民区外北山脚下的河套哗哗作响，水落石出。这时，母亲就会把全家人的衣服盛在水盆里，一次次举向头顶，与邻家婶娘一起，沿着学校边上那条小路走到河套。邻家多有女儿帮忙，惟独母亲只身一人。如此，母亲就将家鹅赶上，让鹅儿在水中游泳，自己在石上洗衣。如果是棉衣棉裤或父亲下井穿黑的作业服，母亲还要带上那个光滑白亮的棒槌。
我手拿书本坐在院子里，望着母亲的背影，常常感到羞愧。心想，幸亏母亲不是小脚，不然那将是怎样一串足迹!这时，我也会想起早天的姐姐。母亲说这是命。
父亲在矿上工作，一二三班倒。即便这样，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铁道南的山坡上也辟了大大的菜园：一个人干不过来，母亲就去帮忙。苞米、大豆、高粱、地瓜、白菜、萝卜、土豆，甚至旱炯。自己吃不了，就拿到集上卖，或是送给亲戚邻居。不仅如此，家里还养了鸡鸭鹅狗猪，在那个年代，颇有奔小康的意思，但背后的艰辛难与外人道。
比如白天天气预报说无雨，夜里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刚刚躺下的母亲立即起身，第一个冲出门去，将烟叶盖起，将柴禾抱进屋里，将鹅鸭赶人圈中，回来时她已浑身湿透!父亲上夜班，母亲是惟一的将领。
母亲一度有轻生的念头，她受不了病魔的纠缠，也受不了父亲的打骂。母亲藏有一块红矾，这让我很害怕。
那时，父亲脾气不好，入井开矿自是辛苦，班后还要上山打柴，下田种地。尽管母亲服前伺后，温酒炒菜，稍有不顺，父亲也会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母亲只好忍气吞声，或是哭着跑出家门，我和弟弟紧紧追随。母亲说：妈不会死，你和弟弟还没长大呢。我不相信，就扳她的手，看是否攥了红矾。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经常翻箱倒柜，在包裹里，衣服里，甚至鞋肚里，寻找那致命的东西，总是落空。这样的恐惧持续了很久。
邻家的婶娘都是矿山工人，每月拿着几十元工资，生活自主。可母亲没有工作，母亲也曾是矿山的临时工，由于眷顾我们，没坚持到最后转正。她买了一台缝纫机，除了闲时用它为我们做衣裤，还做鞋垫卖钱。她做的鞋垫。不仅结实耐用，而且十分美观。
母亲有设计的天赋，她总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布角组成各种好看的图案。即使没有花布，哪怕是清一色的黑，也要用白线扎出花鸟鱼虫、梅兰竹菊，惹得顾客爱不释手。
那时，我和哥哥都在矿上工作和学习，母亲怕我们难为情，常常躲在集市的一角。中午也不去谁家吃饭，而是自己带了馍馍，或是买一碗豆腐脑悄悄吃掉。就这样，母亲不仅攒下了一些零钱贴补家用，还时常偷着给我。
从小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却很重视。她不像父亲，父亲虽然有文化，但对我们的学习漠不关心。他说，井下出矿石，地里长庄稼，人不吃饭不行，学问是鸟。
母亲却不这样认为。那时我倾心于书画艺术，也每每为文学着迷，需要笔墨纸砚、书籍画册。母亲就用平时积攒的零钱给我买。我写的字作的画挂在家里，她看了很高兴，还常常问我这些字都念什么。告诉了她，她就默念几遍。如果报刊发表我的文章，她就让我读给她听，时常会心一笑。
母亲身染多种疾病，还做过一次胆结石手术。那是一个冬天，腊月里，母亲病情加重，矿区医院不敢留，父亲和三哥就背着母亲去省城医院，家里只留我和弟弟。喂鸡喂鸭，洗衣做饭倒也罢了，只是临近年关，各种活计纷至沓来，让我和弟弟不知所措。好在邻居帮忙，才使我们家与往年一样，有了节日的气氛。
为了感谢邻居，我给他们每家画了年画，写了春联。苍天悯人，我的母亲也终于死里逃生，腊月十五的晚上，回到了家。
1996年冬天，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大哥家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还有母亲，她得了肺癌，且是晚期。我哄骗母亲说是肺炎，吃些药打些针就好了。母亲说，那就回家吃药吧。我说光吃药不行，这里离医院近，打针方便。我明知母亲去日无多，只是想在她老人家膝前多尽一点孝心，母亲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呢!我们仿佛在捉迷藏。
母亲住了40多天就回到父亲身边去了。她不愿意拖累我们，尽管我们兄弟愿意，她还是心疼那打针钱——因为没有工作，她的医药费矿山只承担一半。
这就是我的母亲，生活在贫困之中。却仍然爱着善良，直到她67年朴素人生的最后的瞬息。
父亲说，母亲除了带来两个儿子，还有两样东西：一把剪刀，一个袜板。
剪刀是生活必需品，缝缝补补离不开它。袜板也很有用，一家人的袜子都靠它来织补。其实，对母亲最有用的东西是纺车。母亲有纺线织布的手艺，在老家都是靠这个过活。但她知道矿山都发劳动用品，用不上纺车。而她要照顾孩子，伺候父亲，料理家务，即使将纺车带来也无暇使用。
春秋两季，母亲天天下地，疯了似的劳作。春天去挖野菜，人吃，猪也吃。秋天则是拣地，矿区外的沟沟坎坎旱地水田，无不留下她瘦小的身影，仿佛米勒笔下的拾穗者。
这个季节，一整天都难见到母亲。一觉醒来，往往是饭菜热在锅里，母亲却早已走去田野，到晚上则迟迟不归。甚至一连几天，母亲住在几十里外的村庄，白天拣了苞米、谷子，夜晚就用手搓下来，分门别类装进口袋，直到带去的口袋都满了，才背回家来。有时夜雨滂沱，以为母亲不会回来，她却敲响了门。
夏天，居民区外北山脚下的河套哗哗作响，水落石出。这时，母亲就会把全家人的衣服盛在水盆里，一次次举向头顶，与邻家婶娘一起，沿着学校边上那条小路走到河套。邻家多有女儿帮忙，惟独母亲只身一人。如此，母亲就将家鹅赶上，让鹅儿在水中游泳，自己在石上洗衣。如果是棉衣棉裤或父亲下井穿黑的作业服，母亲还要带上那个光滑白亮的棒槌。
我手拿书本坐在院子里，望着母亲的背影，常常感到羞愧。心想，幸亏母亲不是小脚，不然那将是怎样一串足迹!这时，我也会想起早天的姐姐。母亲说这是命。
父亲在矿上工作，一二三班倒。即便这样，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铁道南的山坡上也辟了大大的菜园：一个人干不过来，母亲就去帮忙。苞米、大豆、高粱、地瓜、白菜、萝卜、土豆，甚至旱炯。自己吃不了，就拿到集上卖，或是送给亲戚邻居。不仅如此，家里还养了鸡鸭鹅狗猪，在那个年代，颇有奔小康的意思，但背后的艰辛难与外人道。
比如白天天气预报说无雨，夜里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刚刚躺下的母亲立即起身，第一个冲出门去，将烟叶盖起，将柴禾抱进屋里，将鹅鸭赶人圈中，回来时她已浑身湿透!父亲上夜班，母亲是惟一的将领。
母亲一度有轻生的念头，她受不了病魔的纠缠，也受不了父亲的打骂。母亲藏有一块红矾，这让我很害怕。
那时，父亲脾气不好，入井开矿自是辛苦，班后还要上山打柴，下田种地。尽管母亲服前伺后，温酒炒菜，稍有不顺，父亲也会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母亲只好忍气吞声，或是哭着跑出家门，我和弟弟紧紧追随。母亲说：妈不会死，你和弟弟还没长大呢。我不相信，就扳她的手，看是否攥了红矾。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经常翻箱倒柜，在包裹里，衣服里，甚至鞋肚里，寻找那致命的东西，总是落空。这样的恐惧持续了很久。
邻家的婶娘都是矿山工人，每月拿着几十元工资，生活自主。可母亲没有工作，母亲也曾是矿山的临时工，由于眷顾我们，没坚持到最后转正。她买了一台缝纫机，除了闲时用它为我们做衣裤，还做鞋垫卖钱。她做的鞋垫。不仅结实耐用，而且十分美观。
母亲有设计的天赋，她总用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布角组成各种好看的图案。即使没有花布，哪怕是清一色的黑，也要用白线扎出花鸟鱼虫、梅兰竹菊，惹得顾客爱不释手。
那时，我和哥哥都在矿上工作和学习，母亲怕我们难为情，常常躲在集市的一角。中午也不去谁家吃饭，而是自己带了馍馍，或是买一碗豆腐脑悄悄吃掉。就这样，母亲不仅攒下了一些零钱贴补家用，还时常偷着给我。
从小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却很重视。她不像父亲，父亲虽然有文化，但对我们的学习漠不关心。他说，井下出矿石，地里长庄稼，人不吃饭不行，学问是鸟。
母亲却不这样认为。那时我倾心于书画艺术，也每每为文学着迷，需要笔墨纸砚、书籍画册。母亲就用平时积攒的零钱给我买。我写的字作的画挂在家里，她看了很高兴，还常常问我这些字都念什么。告诉了她，她就默念几遍。如果报刊发表我的文章，她就让我读给她听，时常会心一笑。
母亲身染多种疾病，还做过一次胆结石手术。那是一个冬天，腊月里，母亲病情加重，矿区医院不敢留，父亲和三哥就背着母亲去省城医院，家里只留我和弟弟。喂鸡喂鸭，洗衣做饭倒也罢了，只是临近年关，各种活计纷至沓来，让我和弟弟不知所措。好在邻居帮忙，才使我们家与往年一样，有了节日的气氛。
为了感谢邻居，我给他们每家画了年画，写了春联。苍天悯人，我的母亲也终于死里逃生，腊月十五的晚上，回到了家。
1996年冬天，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大哥家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还有母亲，她得了肺癌，且是晚期。我哄骗母亲说是肺炎，吃些药打些针就好了。母亲说，那就回家吃药吧。我说光吃药不行，这里离医院近，打针方便。我明知母亲去日无多，只是想在她老人家膝前多尽一点孝心，母亲又何尝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呢!我们仿佛在捉迷藏。
母亲住了40多天就回到父亲身边去了。她不愿意拖累我们，尽管我们兄弟愿意，她还是心疼那打针钱——因为没有工作，她的医药费矿山只承担一半。
这就是我的母亲，生活在贫困之中。却仍然爱着善良，直到她67年朴素人生的最后的瞬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