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他去世前三四个月，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知道我来，已经预先准备好要交给我的一些书。我怕他累，不像往常那样在先生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那天早早退出来。先生执意送到门口，跟我说：明炜，四海为家。
　　我一开始被先生称呼“小小宋”，因为我爸爸是小宋。我也确实是最小的一个学生，跑腿的，帮先生送稿，陪着他去看上海弄堂里的老先生老朋友；我其实也是最受宠的，先生和老师、师兄们都把我当个小弟弟看，偶尔住在先生家里，先生晚上都要给我一碟好吃的牛油曲奇，别的师兄据说没有这个待遇的。那都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期。先生家就像自己家似的，我们从厨房进出，有活就干，没活就听先生谈天。先生从来没送过我出门。直到我去美国，先生那天拿着他的斯蒂克，一定要送出来，几次要他回去，我就跑了，他几次都喊住我：这次你走得远了，自己出门在外，一定当心，要吃好！
　　曾在先生家的客厅出入六年。此后八年很少回国，到先生府上，先生都以客待之，时常要我讲美国主流思想界现在都在弄些什么。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回国。先生干脆说：四海为家！结果取得博士学位那年，我还是留在美国工作。

先生毕生把人字写得端正，不仅是自己做好，而且他嫉恶如仇。

　　这许多年来，总有约稿，让我写写先生。我也好像时常听到先生在客厅里，抽烟停歇的时候，看我一眼，认真地说：小小宋，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写点东西。我不算勤奋，写东西比不过几位大师兄。到了博士毕业后，开始全部精力放在英文写作上。但我还是经常地想起先生，我编的一些期刊，合作者也是复旦的师姐，我们就把这些期刊的献词，作为给先生的纪念。依然，有关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快乐和愤怒，他的认真与顽皮，他的嫉恶如仇和赤子童心的爱，我都记得。我不会忘，在我二十出头的年纪，我认识了贾先生，他在世界观、做人原则、艺术趣味（他不大看得起先锋派，喜欢关心现实的，又亲近苏俄的象征主义，我也逐渐检讨自己完全在英美影响下的超现实主义是否过于颓废），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主要的。
　　陈思和老师把贾先生当作精神上的父亲，对于我，贾先生就是爷爷了——当然先生跟我是平辈相称，绝不会让我叫他爷爷。可事实上，是差不多的。我扶先生去坐公车，谁都以为这是孙子陪着爷爷来了。我们也不揭穿，过一个爷爷和孙子的午后，吃一碗简单的面，先生算是做了件大事——今天去了五角场，或者虹口。
　　熟悉先生的人，以及读过先生书的人，都强调先生把人字写得端正。我读了《狱里狱外》好多遍，听先生讲他自己的故事，我几十卷录音，记录的都是先生怎样把人字写端正。
　　与先生的这个基本信念相关，我想谈一件小事情。先生家里总是宾客盈门，他是朋友多，很好客的。我就记得先生朋友遍天下。有一天下午，我陪先生在九舍里面略走一走，迎面遇到一个老教授。当面撞到了，那个老教授亲热地问候，贾老怎样怎样。先生连介绍都没介绍，然后也没道别，往门口走去。我跟上去。先生低声说：坏人！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先生的语汇中有坏人这个词。慢慢地，他告诉我更多坏人的事情。离得近的，复旦同事里面有到五五年胡风案发，就翻脸不认人的。他又给我讲某某带人去抓胡风，某某文学大师在批斗胡风会议上激动得恨不能要把胡风吃了……还有，先生不会原谅舒芜。舒芜是同一个阵营里的，背后给一刀，一刀致命。此后，舒芜再忏悔，再要原谅，贾先生心里都不会把舒芜当朋友了。
　　先生毕生把人字寫得端正，不仅是自己做好，而且他嫉恶如仇，坏人，吃人的东西，他从不放松对它们的警惕。正是因为他深爱着美好的人生，他也与坏人决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