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特别强调文 学文献的研究，尤其重视对研究 对象的历代目录著录、版本源流 考述、文字异同校勘以及辨伪的 细致考索。诚然，此种关注是必 不可少的。从历时性层面而言， 当文学尚等同于文献的时候，这 种研究本身即為文学的研究。不 过，文学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中 国学界已经开始接受并运用舶来 的对应 literature 的文学概念了， 这近似于我们今日所言纯文学。 此后，此文学概念深入人心，被 成功运用到中国文学史书写及文 学作品的研究中。以文学的此种 概念为标准，考察文学文献的研 究，二者之间显然不能等同了。 文学文献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
　　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缺失了文献 的文学研究，则被视为游谈无根。 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强调文学文献 考察的根本原因。文学文献研究 意义固然重大，但文学与文献毕 竟不能等同，文献研究也不可能 完全取代文学本身的研究。这正 如一个同心圆，文学文本是圆心， 而文献研究则是外围的圆圈。近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的 研究，大都是围绕这个文学文本 的中心在转圈，取得的成就固然 不少，但毕竟如隔靴搔痒，不但 未能刺穿中心，反而在一层层圆 圈中循环往复，颇有道尽途穷之 感。于是思考转向，干脆直击中心， 关注文本，强调文本细读。
　　其实，文本细读也不是什么 新事物。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 国学界开始用舶来的文学概念尝试从文本外围书写中国文学史的 时候，活跃于英美的大学以及文 学批评界的“新批评”派已经提 出详细的甚至颇为繁琐的文本细 读理论，并成功地用之于实践。 新批评派主张“内部批评”，把文 学文本当作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独 立自足的封闭体，强调从文本的 层次（语音、字形、词义、句式、篇 章结构、整体形象、意蕴与意味等） 对文本进行细致解读。当中国的 文学研究长期徘徊于外围，甚至 沦为庸俗社会学的困境之时，“向 内转”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了。 的确，文本细读的转向意义重大， 因为它直接关注文学文本本身， 让文学研究名副其实。不过，其 缺陷也是明显的，它断然拒绝了 文本与外部的各种联系，将文本 彻底封闭起来进行自身的细密解 剖。而且，这种研究还隐含了一 个前提 ：文本是唯一的，固定不 变的。此前提并不完全符合中国 古代文学的实际，对于抄撰时代 的中国文学文本尤其如此。因此， 尽管文本细读研究法颇具吸引力， 但也不是放之四海的绝对有效。
　　文学文献的研究未能把握文学核心，文本细读又太封闭，固 化了文学文本，遮蔽了文学文本 的多样存在。二者皆有缺陷，仍 需要进行深入反省。如从文献到 文本的复杂演变过程到底如何， 就值得重新思考，而这与文献研 究、文本解读二者皆关系密切。 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多样性以及 由此造成的经典文本的复杂性， 必然会影响到文本的解读与文学 的研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 视，甚或说，这是突破当下古代 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 困境的必由路径。孙少华、徐建 委的《从文献到文本 ：先唐经典 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即为此反省 探索的成功之作。所谓成功，不 唯在对先唐经典文本具体形成过 程的细微考索 ；更重要的是，著 作在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深入挖 掘的诸多问题牵涉文学研究之本 质，其中不少理念是值得深入思 考的。
　　第一，文本的多样性问题。 文献是有歧异的，与此密切关联 的文本必然呈现多样形态。文献 生成后，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歧异。存在歧异的文献，经过不 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编撰者、 不同编撰意图等多种因素的共同 合力影响而最终形成的文本，必 定呈现出多样性，而文本的多样 性又必然带来解读的多样性。这 看似浅显的道理，在以往的古代 文学研究领域却被忽略，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对先唐文 学而言，文献的歧异与文本的多 样性不但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 一种常态。即使不论先秦经典文 本是如何形成的、公共素材如何 产生歧异最终进入经典文本的，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图书 活动也理应得到重视。今天我们 能够看到的先秦经典文本，几乎 全都经过刘氏父子的编订，阅读 习惯、阅读思维、阅读选择、政 治意图等众多因素共同制约了最 终固定文本的呈现（清代四库馆臣 编纂《四库全书》的做法，何尝不是 如此）。即使经历了刘氏父子整理 后“可缮写”的文本，在抄撰时代， 产生变异的可能性仍很大，文本 仍会呈现多样性。一方面，先唐 文本本身“流动”是常态 ；另一 方面，我们习惯于解读的文本是
　　固定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遮蔽了 与文本密切关联的政治、思想等 丰富的文化性。因此，先唐文学 研究必须关注文献的“时代性” 与文本的“历时性”问题，避免 将文献、文本只是作为一个躯壳 而在研究中不由自主地转向思想、 文化阐释道路的弊端。
　　第二，文本的“可靠性”问 题。文本流动带来的文本多样性， 以及一直缠绕在先唐文本上的作 者及成书时代问题，造成了文本 的“不可靠”。如何应对先唐文学 文本的“不可靠”问题，《从文献 到文本》为此提出了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两个重要 特征，对以往的“以文释经”、“以 诗 证 史 ”、“ 以 文 证 史 ”、“ 二 重 证 据法”、“三重证据法”、疑古或信 古等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清理 与深刻反思，指出文学文本不断 被“碎片化”或者说“不可靠性”， 正是文学文本流动性、多样性的 体现，恰恰是文学文本的典型特 征。文学文本的“碎片化”与“完 整性”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 在一种不同范围内的相互转化的 关系，也由此使文学文本的研究成为可能。 第三，文本的“开放性”问题。
　　构的变化的 ；先唐之前的大量集 注是如何被撰录 出来的 ；九经的 文本是如何从抄本过渡到刻本的 ； 独特的《晋书》文本是如何生成的， 又是如何作用于历代读者的阅读 想象，从而形成了后来关于魏晋 时代的“整体历史印象”的。通 过这些个案的细微考察，不仅印 证了文学文本的多样性、复杂性 问题，而且深刻反思了二十世纪 以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 　　先唐经典文本的复杂性在文学文
　　本的多层次性、多系统性以及文
　　本阐释与再书写的“开放性”诸
　　方面均有所反映，文学文本的经
　　典化亦与此密切相关。文学文本
　　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
　　正因为如此，文学文本才具备了
　　反复阐释的可能，由此催生了文
　　学文本的经典化生成。以往的关
　　于文学文本经典化的研究，大多
　　关注文本固化后的外部力量，而
　　对文学文本本身的“开放性”关
　　注不足。《从文献到文本》一书，
　　则以“文本层次”的分析，强调
　　文本本身不同层次对经典的改造
　　及经典化功能。文学文本就是一
　　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唯有了解
　　其中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多系
　　统性以及由此关联的综合研究， 取向问题，二是材料的选择问题。
　　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的 层层累积的过程。
　　第 四 ，文 学 史 的 书 写 问 题 。《 从 文献到文本》一书，从西汉以前 知识领域传播普遍的“公共素材” 入手，考察这些材料是如何进入 文学史的叙述，并影响其叙事结文学史书写，到底是站在精 英知识阶层、一般知识阶层，还 是 以 民 间 立 场 来 书 写 ， 已 有 的 各 种文学史均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 题。先唐文学史主要是站在精英 知识阶层的立场，宋代文学史则 著力突出一般知识阶层，宋代以
　　近二三十年来，尽管中国文 学史著作不断问世，但重写文学 史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因为以 往文学史惯用的书写模式，即以 时间序列的演进和作家作品的对 应的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 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国文学发 展的真实历程。需要思考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书写
　　降的文学史显然是站在民间的立 场，对民间文学关注过多。立场 的不断转变，使文学史书写丧失 了一以贯之的立场，使文学史不 同阶段的分量明显失衡。与此相 关，文学史书写取向问题的另一 个表现，则是文学史是按照每个 时期文学自身发展来书写，还是 按照后人接受视野中每个时期的 文学状况来书写。比如先秦文学 史，大都站在汉代的立场来书写， 或者说是站在刘向、刘歆、班固 的立场进行描述，其中对先秦诸 子九流十家如此清晰的叙述，可 能并不符合先秦时代的实际。再 如魏晋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特别关 注，但那个时代的陶渊明除了以 隐士著称之外，在文学方面可能 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其地位 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被不断建构 起来的。对于此类问题均需要深 刻反思 ：以“人”系“文”的书 写方式，虽然纲举目张，线索清晰， 但书写者往往是站在局外观察历 史，主观性较强，使得其中的“人” 是编写者心目中的“人”，而非历
　　史语境中的“人”，忽略了文本细 节层面蕴含的“人”的时代性思 考 及将时代思潮注入文本的过程。 以往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关注文 本在形成之后的思想价值，忽视 了文本的形成、流变过程中的文 献元素与综合作用，故缺乏“立 体感”与“历史感”。所以，文学 史的书写，在描述作家、作品的 时代作用与意义的时候，需关注 其文学思想、文本形成的综合影 响，揭示各种文献进入其文本的 过程及其产生的文学与学术影响。 由于文本系统的复杂性，研究作 家、作品，对后世史书那些看似“层 累”“增益”的材料，不能轻易剔 除，而是需要对后世书写者“增益” 的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对接受 心理进行分析，以便更为深入地 认识研究对象的原始记载与后世 变化。唯有如此，文学史书写中 的研究对象，才能够“站立”起来， 并得以多维观察。
　　（《从文献到文本 ：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 与流变》，孙少华、徐建委著，上海古 籍出版社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