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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八旬退休老人，但20世纪50年代亲历的一段往事，让我终生难忘。
1959年7月，我正被县抽调下乡搞农村中心工作，参加资溪县嵩市公社杜兰大队的夏收夏种“双抢”，实行“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抓好早稻收割和二季晚稻抢时间栽种。8月21日上午，县长江映川和公社书记到村检查“双抢”工作，并通知我回县城，说一个县要派一名管档案工作的干部去北京参观全国档案工作展览，经研究决定让我去。我感到十分高兴。在当时无车的情况下，我收拾行李冒着酷暑步行60多华里赶回县城。
第二天，我坐火车到南昌，住在江西饭店，正碰上抚州地委宋秘书和专署候秘书等参观人员一起到省里报到。这次我省赴京参观团共有98人，省里专门为我们包了一列火车车廂。一上火车，我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以为可能是天热劳累过度或在昌一夜没睡好的缘故。我在火车上感到越来越难受。
到北京后，江西参观团住在北京橡胶厂，我立即到厂医务室看病。医生说我病情严重，要我到海淀区永定路大医院去检查。经医师认真检查后，要立即住院治疗。我说我是资溪来北京参观全国档案工作展览的人员，不幸生了急病，来京未进展厅参观，竟然先住进了医院，回去还不知怎样向领导汇报交代呢！越想越急，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负责治疗我病的张医生当即向国家档案局打电话汇报了我的病情，说我患的是急性传染性肝炎病，只能住院治疗，不能外出参观。我心情十分紧张，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国家档案局领导接电后，立即派来秘书处张明处长和总务处杨处长到我住的医院看望我，对我说：曾局长在得知你来京参观档案展览不幸生病的情况，非常重视关心，特交代要把你的病治好，请你安心住院。我们会及时向江西抚州带队的负责人交代，请他们参观回去后，转告你单位领导，说你（指李恭仁）在北京参观因病住院治疗的一切费用将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决，请江西资溪县有关领导放心。并请你单位领导向你家人转告此事，我们会及时安排处理好你在京生病治疗之事。国家档案局特指派秘书处和总务处两位处长具体负责照护你的病情，直到康复出院。我听了二位处长的一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张处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了一下说：“今年正好是国庆十周年大典庆祝，我不幸生病在京住院，如能早日康复，赶在国庆节前医好病，想去天安门亲眼看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张处长说，你这想法很好，但要主治医生根据你的病情好转情况来作决定才行。张医师接着说，只要小李积极配合治疗，相信会尽快康复出院，实现参加天安门庆祝活动的梦想。为了配合尽快治好病，我特向主治医生借了一本有关肝炎病的书看，并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到9月29号，张医师说我的病已基本好了。他可以给国家档案局领导打电话，为我办出院手续。考虑到北京天气逐渐变凉爽，档案局领导还特意关照给我送来一件呢子大衣，并用小车接我到国务院秘书厅的客房住了一晚。
在国庆节这天，我早上6点就起床，到食堂买了饅头吃，并带好小凳子在门口等候与国务院干部一起排队进入国庆大会场，我和张处长、杨处长一起排队走进天安门广场。按事先用石灰画好的格子座位线坐下。等到上午9点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我和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我心情十分激动，感到无比幸福。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仪仗队举行精彩表演，参观群众举行国庆游行。我在国务院机关方队中游行，经过天安门，亲眼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我见到毛主席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第二天，我又回到医院继续住院，直到10月6日复查完全康复后办理出院手续。我总计住院40天，住院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档案局报销。我满怀感激地写了感谢信，感谢医院大夫精心治疗，感谢档案局领导关照我健康出院。考虑到我因生病没有和江西参观团一起参观全国档案展览而感到遗憾，档案局曾局长就安排我参加国家档案馆新建馆的隆重开馆仪式。于是我又荣幸地受邀参加了开馆仪式。张处长带我见到曾局长，他和蔼可亲地与我亲切握手，又叫处长带我重点参观展厅收藏的各种档案精品。我看到毛主席亲笔所写的《送瘟神》诗词手稿，又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祭母文》。《祭母文》以恳切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苦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深情，读来十分感人。我还看了古代皇帝穿的衣物等古代文物展览。中午，我与开馆仪式的同志一起用餐，并见到国家档案馆的裴馆长。能参加开馆仪式我感到非常幸运。
我出院后心情愉快地在北京游览了公园和动物园，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游览了长城，并到国务院机关干部农场参观和参加收花生的劳动。最后，国家档案局秘书处张明处长还为我在财务上领取200元作为我生病康复的福利补助费。这令我再次热泪盈眶，感到国家档案局领导真是对我太关怀厚爱了！当时，我只说要做好基层档案工作，以实际行动回报各级档案机关单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厚爱。
回县后，我向资溪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王惠生作了全面汇报，王主任说我是有福气的幸运者，是革命老区江西资溪县的机关干部中为数极少的见到毛主席的人员之一，又是第一个参加中央档案馆开馆仪式的资溪人。为此，我向县领导写报告要求正式成立资溪县档案馆，把原来的县档案室改为档案馆。报告很快得到批复。1959年11月20日，我被任命为资溪县首任档案馆副馆长。此后，我积极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县志资料和1950年2月21日资溪突发事件资料及资溪是1933年红军闹革命的红色档案材料，归口档案馆珍藏，为我县文史档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后来我被调任资溪县人民委员会（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但我对文史档案工作总饱含深情，把搜索文史资料作为自己终生追求，为资溪县文史档案事业发挥了一点作用。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1959年7月，我正被县抽调下乡搞农村中心工作，参加资溪县嵩市公社杜兰大队的夏收夏种“双抢”，实行“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抓好早稻收割和二季晚稻抢时间栽种。8月21日上午，县长江映川和公社书记到村检查“双抢”工作，并通知我回县城，说一个县要派一名管档案工作的干部去北京参观全国档案工作展览，经研究决定让我去。我感到十分高兴。在当时无车的情况下，我收拾行李冒着酷暑步行60多华里赶回县城。
第二天，我坐火车到南昌，住在江西饭店，正碰上抚州地委宋秘书和专署候秘书等参观人员一起到省里报到。这次我省赴京参观团共有98人，省里专门为我们包了一列火车车廂。一上火车，我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以为可能是天热劳累过度或在昌一夜没睡好的缘故。我在火车上感到越来越难受。
到北京后，江西参观团住在北京橡胶厂，我立即到厂医务室看病。医生说我病情严重，要我到海淀区永定路大医院去检查。经医师认真检查后，要立即住院治疗。我说我是资溪来北京参观全国档案工作展览的人员，不幸生了急病，来京未进展厅参观，竟然先住进了医院，回去还不知怎样向领导汇报交代呢！越想越急，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负责治疗我病的张医生当即向国家档案局打电话汇报了我的病情，说我患的是急性传染性肝炎病，只能住院治疗，不能外出参观。我心情十分紧张，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国家档案局领导接电后，立即派来秘书处张明处长和总务处杨处长到我住的医院看望我，对我说：曾局长在得知你来京参观档案展览不幸生病的情况，非常重视关心，特交代要把你的病治好，请你安心住院。我们会及时向江西抚州带队的负责人交代，请他们参观回去后，转告你单位领导，说你（指李恭仁）在北京参观因病住院治疗的一切费用将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决，请江西资溪县有关领导放心。并请你单位领导向你家人转告此事，我们会及时安排处理好你在京生病治疗之事。国家档案局特指派秘书处和总务处两位处长具体负责照护你的病情，直到康复出院。我听了二位处长的一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张处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了一下说：“今年正好是国庆十周年大典庆祝，我不幸生病在京住院，如能早日康复，赶在国庆节前医好病，想去天安门亲眼看毛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张处长说，你这想法很好，但要主治医生根据你的病情好转情况来作决定才行。张医师接着说，只要小李积极配合治疗，相信会尽快康复出院，实现参加天安门庆祝活动的梦想。为了配合尽快治好病，我特向主治医生借了一本有关肝炎病的书看，并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到9月29号，张医师说我的病已基本好了。他可以给国家档案局领导打电话，为我办出院手续。考虑到北京天气逐渐变凉爽，档案局领导还特意关照给我送来一件呢子大衣，并用小车接我到国务院秘书厅的客房住了一晚。
在国庆节这天，我早上6点就起床，到食堂买了饅头吃，并带好小凳子在门口等候与国务院干部一起排队进入国庆大会场，我和张处长、杨处长一起排队走进天安门广场。按事先用石灰画好的格子座位线坐下。等到上午9点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我和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我心情十分激动，感到无比幸福。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仪仗队举行精彩表演，参观群众举行国庆游行。我在国务院机关方队中游行，经过天安门，亲眼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我见到毛主席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第二天，我又回到医院继续住院，直到10月6日复查完全康复后办理出院手续。我总计住院40天，住院的一切费用由国家档案局报销。我满怀感激地写了感谢信，感谢医院大夫精心治疗，感谢档案局领导关照我健康出院。考虑到我因生病没有和江西参观团一起参观全国档案展览而感到遗憾，档案局曾局长就安排我参加国家档案馆新建馆的隆重开馆仪式。于是我又荣幸地受邀参加了开馆仪式。张处长带我见到曾局长，他和蔼可亲地与我亲切握手，又叫处长带我重点参观展厅收藏的各种档案精品。我看到毛主席亲笔所写的《送瘟神》诗词手稿，又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祭母文》。《祭母文》以恳切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苦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深情，读来十分感人。我还看了古代皇帝穿的衣物等古代文物展览。中午，我与开馆仪式的同志一起用餐，并见到国家档案馆的裴馆长。能参加开馆仪式我感到非常幸运。
我出院后心情愉快地在北京游览了公园和动物园，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游览了长城，并到国务院机关干部农场参观和参加收花生的劳动。最后，国家档案局秘书处张明处长还为我在财务上领取200元作为我生病康复的福利补助费。这令我再次热泪盈眶，感到国家档案局领导真是对我太关怀厚爱了！当时，我只说要做好基层档案工作，以实际行动回报各级档案机关单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厚爱。
回县后，我向资溪县人委办公室主任王惠生作了全面汇报，王主任说我是有福气的幸运者，是革命老区江西资溪县的机关干部中为数极少的见到毛主席的人员之一，又是第一个参加中央档案馆开馆仪式的资溪人。为此，我向县领导写报告要求正式成立资溪县档案馆，把原来的县档案室改为档案馆。报告很快得到批复。1959年11月20日，我被任命为资溪县首任档案馆副馆长。此后，我积极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县志资料和1950年2月21日资溪突发事件资料及资溪是1933年红军闹革命的红色档案材料，归口档案馆珍藏，为我县文史档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后来我被调任资溪县人民委员会（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但我对文史档案工作总饱含深情，把搜索文史资料作为自己终生追求，为资溪县文史档案事业发挥了一点作用。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