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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人，上世纪60年代生于温州苍南县，高中未毕业即投入时代的商业大潮。对四次创业，三次惨败的他来说，大起大落不足为奇。
初战告捷到身无分文
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渔村。高中还没毕业，我就选择了经商。第一次来深圳是1985年，那年我刚满21岁。我来深圳卖文化用品，包括文件夹、文件袋等等，但卖的最多的还是一种用塑料做的标语口号牌，那时深圳很多地方贴的像“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标语，都是我们的产品。我的利润不错，毛利能赚到70%。
除了做文化用品之外，我还做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编织袋的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编织这种袋的活计，让他们获得赚钱的机会。之后《温州日报》报道了我的事迹，我还相继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青年，温州市杰出青年代表以及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
然而，失败随着1989年的一宗大单来临。当时，我在河南签订了1.2亿元的大单，这宗大单是在河南的一家化肥公司帮助下取得的，这家化肥公司其实是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很多化肥厂，由于这家公司的权力，我才获得它下面众多化肥厂的订单，条件是每只编织袋给化肥公司5分钱的回扣，而当时每只编织袋才1元钱。我们提供了1000万只编织袋之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由于合同不是同化肥公司签订的，而是和各个生产厂家签的，该公司置身事外，而各个厂家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在经历了种种努力之后，仍有300多万收不回来。最困难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向厂家要求1000元生活费，他们也拒绝给付。
1990年是等待和绝望的一年，但我没有等来早该到来的货款，而为我辛辛苦苦编织出编织袋的乡亲们的工钱不能不付。在处理完债务之后，最终我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只好离开家乡。
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来深圳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做租房中介，收取佣金。当时，深圳做这种中介的公司很少，除了一家国营的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做这项业务外，没有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为了生意做得名正言顺，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香港)房地厂开发公司，之所以在香港注册，是因为当时在国内不可能注册到这样的公司。
当时，深圳的房租挺高，100平米住房的月租约2800元，租的人还很多，我们生意火爆异常，公司十几个员工忙得晕头转向。多的时候，公司一天能做十几单，租到房的客户欢天喜地，对我们千恩万谢。不用本金，我几乎是坐地收钱，到1992年春天，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
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公司有些员工知道租房中介的好处后，纷纷辞职自己去做小老板，跟我抢生意，我就开始炒起楼花。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一般炒一套楼花能赚5000至10000元，罗湖的许多小区我都炒过，最多的是东乐花园，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30套。一年后，我的资产达到六七十万。
1993年初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到处都在盖房，似乎只要盖了房钱就来了。我们就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惠阳县一家房地产公司在看了我们一大堆买房资料之后，对我们非常看好，他们出地，我们建房，利润三七分成。我们计划在今天的惠阳市政府的斜对面盖一个26层的大楼，叫“温州大厦”，准备卖给温州人。没想到，我们刚打了地基，6月份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到9月份银根紧缩，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我们的“温州大厦”最终成了个烂尾楼。
尽管我的钱又赔个精光，但我还不死心，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新机会。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五六万，而在惠阳基本上不存在炒作，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谁知，车子还没落地就被没收了，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我的愤怒无以复加：车子没有落地，如果不行，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向我索取10万元钱？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至今我回想起这事，心都在滴血，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当时我真是想不通：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
小小传呼机救了我的命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1995年还比较小。一天，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便宜的寻呼机，然后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寻呼机转让。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有人来买，我赚到了几十块钱。有了这个尝试之后，我就花了200元在报上登了个分类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我再次到统建楼那个柜台拿货。这样，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
不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我琢磨，要想发财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同时，必须找到技术人员，懂得改频。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台湾商人，专门在日本收购二手寻呼机，更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几个懂得改频技术的工程师。有了这两大资源，我不再做零售了，改做批发。我向那个台湾商人购买二手机，再请那几个工程师给我改频，然后将改装好的寻呼机批发给零售商。
改频寻呼机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当时，一个没有改频的二手寻呼机，只要20元就能买到，改频之后可以在中国使用，每台价格上涨十几倍。以一种卡片机为例，这种机形很像卡片，很薄，外观漂亮，很畅销，我们进货时每台20元，变频后卖给供货商，每台300元，赚15倍。就这样，许多零售商还追着我抢着要货。由于我货源充足，可以源源不断的供货，到1997年，我的事业达到一个顶峰，好歹也算是个千万富翁了。
尽管生意做得非常顺利，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寻呼机无疑是夕阳产业，被手机取代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必须另找投资方向。另一方面，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必须想办法充电。1998年我来到北大，开始旁听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并在1999年正式读了MBA。这时候，寻呼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越来越薄，到2000年，我放弃了这个行业。
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又做了两次较大的投资，一是对教育产业的投资，当时有关教育产业潜力无限的呼声很大，我试图和北大及牛津商学院合作，做企业营销管理培训，另一项是投资阳江的一个飞机驾驶培训学校，当时对国家可能对私人飞机开放天空有过种种猜测，飞机驾驶培训的诱人前景让我做了这项投资，这两项投资都不够成功，赔了一些钱，但真正让我元气大伤的，是B股市场。
2001年2月19日，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在多个无量涨停板之后，我在朋友的怂恿下，重金杀入B股。谁知数月后B股跳水，我的股票全部被套。3年多的熊市让我越套越深，我的资产缩水了2／3。
最好的守业就是创业
三次惨败，我历尽沧桑。痛定思痛，我决心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抛弃过去想依赖一两次机会迅速暴富的心理，脚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点一点积累做起来。
2002年初，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将剩下的资金投资入股了位于西乡的一家叫伟伯的数码像机生产厂，这一次投资比较成功，到现在我的本金已全部收回来了，股权也增值了。这年下半年，依托这家数码相机厂，我公司开始经营九九加一牌的数码相机。考虑到自己的资金实力、产品定位以及数码相机具体的市场环境，我们没有做那种大投入的市场推广，也没有搞什么连锁加盟，而是集中做电子商务。我们自己有一个九九加一网，同时我们在阿里巴巴、淘宝网等都开有网上商店。我们18个品种的数码像机和摄像头，全部是针对低端客户，低价是我们的优势。
对于公司的电子商务，我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不期望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那种大起大落，我已经经历太多。我现在更愿意踏实地做我的诚信品牌，因为做电子商务，首要是诚信，没有诚信，谁也不可能与你网上做生意。所幸我们的艰辛付出有了收获，在去年阿里巴巴网上的诚信排行榜上，我公司排在了第一名。最近，我联合几个在深圳做生意的温州朋友，谋求一次大的动作，相信此举成功后，我们公司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有句古话，叫“创业难，守业更难”。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发展越来越迅速的今天，不存在守业，只存在创业，最好的守业就是不断创业。曾经的挫折给我带来了不断创业的经验，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我的成功，永远蕴藏在下一轮更高层次的创业之中。
编辑：王晓华
初战告捷到身无分文
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渔村。高中还没毕业，我就选择了经商。第一次来深圳是1985年，那年我刚满21岁。我来深圳卖文化用品，包括文件夹、文件袋等等，但卖的最多的还是一种用塑料做的标语口号牌，那时深圳很多地方贴的像“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标语，都是我们的产品。我的利润不错，毛利能赚到70%。
除了做文化用品之外，我还做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编织袋的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编织这种袋的活计，让他们获得赚钱的机会。之后《温州日报》报道了我的事迹，我还相继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青年，温州市杰出青年代表以及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
然而，失败随着1989年的一宗大单来临。当时，我在河南签订了1.2亿元的大单，这宗大单是在河南的一家化肥公司帮助下取得的，这家化肥公司其实是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很多化肥厂，由于这家公司的权力，我才获得它下面众多化肥厂的订单，条件是每只编织袋给化肥公司5分钱的回扣，而当时每只编织袋才1元钱。我们提供了1000万只编织袋之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由于合同不是同化肥公司签订的，而是和各个生产厂家签的，该公司置身事外，而各个厂家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在经历了种种努力之后，仍有300多万收不回来。最困难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向厂家要求1000元生活费，他们也拒绝给付。
1990年是等待和绝望的一年，但我没有等来早该到来的货款，而为我辛辛苦苦编织出编织袋的乡亲们的工钱不能不付。在处理完债务之后，最终我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只好离开家乡。
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来深圳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做租房中介，收取佣金。当时，深圳做这种中介的公司很少，除了一家国营的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做这项业务外，没有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为了生意做得名正言顺，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香港)房地厂开发公司，之所以在香港注册，是因为当时在国内不可能注册到这样的公司。
当时，深圳的房租挺高，100平米住房的月租约2800元，租的人还很多，我们生意火爆异常，公司十几个员工忙得晕头转向。多的时候，公司一天能做十几单，租到房的客户欢天喜地，对我们千恩万谢。不用本金，我几乎是坐地收钱，到1992年春天，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
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公司有些员工知道租房中介的好处后，纷纷辞职自己去做小老板，跟我抢生意，我就开始炒起楼花。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一般炒一套楼花能赚5000至10000元，罗湖的许多小区我都炒过，最多的是东乐花园，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30套。一年后，我的资产达到六七十万。
1993年初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到处都在盖房，似乎只要盖了房钱就来了。我们就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惠阳县一家房地产公司在看了我们一大堆买房资料之后，对我们非常看好，他们出地，我们建房，利润三七分成。我们计划在今天的惠阳市政府的斜对面盖一个26层的大楼，叫“温州大厦”，准备卖给温州人。没想到，我们刚打了地基，6月份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到9月份银根紧缩，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我们的“温州大厦”最终成了个烂尾楼。
尽管我的钱又赔个精光，但我还不死心，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新机会。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五六万，而在惠阳基本上不存在炒作，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谁知，车子还没落地就被没收了，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我的愤怒无以复加：车子没有落地，如果不行，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向我索取10万元钱？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至今我回想起这事，心都在滴血，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当时我真是想不通：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
小小传呼机救了我的命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1995年还比较小。一天，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便宜的寻呼机，然后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寻呼机转让。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有人来买，我赚到了几十块钱。有了这个尝试之后，我就花了200元在报上登了个分类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我再次到统建楼那个柜台拿货。这样，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
不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我琢磨，要想发财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同时，必须找到技术人员，懂得改频。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台湾商人，专门在日本收购二手寻呼机，更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几个懂得改频技术的工程师。有了这两大资源，我不再做零售了，改做批发。我向那个台湾商人购买二手机，再请那几个工程师给我改频，然后将改装好的寻呼机批发给零售商。
改频寻呼机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当时，一个没有改频的二手寻呼机，只要20元就能买到，改频之后可以在中国使用，每台价格上涨十几倍。以一种卡片机为例，这种机形很像卡片，很薄，外观漂亮，很畅销，我们进货时每台20元，变频后卖给供货商，每台300元，赚15倍。就这样，许多零售商还追着我抢着要货。由于我货源充足，可以源源不断的供货，到1997年，我的事业达到一个顶峰，好歹也算是个千万富翁了。
尽管生意做得非常顺利，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寻呼机无疑是夕阳产业，被手机取代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必须另找投资方向。另一方面，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必须想办法充电。1998年我来到北大，开始旁听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并在1999年正式读了MBA。这时候，寻呼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利润越来越薄，到2000年，我放弃了这个行业。
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又做了两次较大的投资，一是对教育产业的投资，当时有关教育产业潜力无限的呼声很大，我试图和北大及牛津商学院合作，做企业营销管理培训，另一项是投资阳江的一个飞机驾驶培训学校，当时对国家可能对私人飞机开放天空有过种种猜测，飞机驾驶培训的诱人前景让我做了这项投资，这两项投资都不够成功，赔了一些钱，但真正让我元气大伤的，是B股市场。
2001年2月19日，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在多个无量涨停板之后，我在朋友的怂恿下，重金杀入B股。谁知数月后B股跳水，我的股票全部被套。3年多的熊市让我越套越深，我的资产缩水了2／3。
最好的守业就是创业
三次惨败，我历尽沧桑。痛定思痛，我决心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抛弃过去想依赖一两次机会迅速暴富的心理，脚踏实地练好基本功，一点一点积累做起来。
2002年初，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将剩下的资金投资入股了位于西乡的一家叫伟伯的数码像机生产厂，这一次投资比较成功，到现在我的本金已全部收回来了，股权也增值了。这年下半年，依托这家数码相机厂，我公司开始经营九九加一牌的数码相机。考虑到自己的资金实力、产品定位以及数码相机具体的市场环境，我们没有做那种大投入的市场推广，也没有搞什么连锁加盟，而是集中做电子商务。我们自己有一个九九加一网，同时我们在阿里巴巴、淘宝网等都开有网上商店。我们18个品种的数码像机和摄像头，全部是针对低端客户，低价是我们的优势。
对于公司的电子商务，我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不期望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那种大起大落，我已经经历太多。我现在更愿意踏实地做我的诚信品牌，因为做电子商务，首要是诚信，没有诚信，谁也不可能与你网上做生意。所幸我们的艰辛付出有了收获，在去年阿里巴巴网上的诚信排行榜上，我公司排在了第一名。最近，我联合几个在深圳做生意的温州朋友，谋求一次大的动作，相信此举成功后，我们公司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有句古话，叫“创业难，守业更难”。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发展越来越迅速的今天，不存在守业，只存在创业，最好的守业就是不断创业。曾经的挫折给我带来了不断创业的经验，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我的成功，永远蕴藏在下一轮更高层次的创业之中。
编辑：王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