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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南非拥有两位出色的领导人。德克勒克是一个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他还幸运地遇到了曼德拉。两人摒弃个人恩怨，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带领这个“彩虹之国”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终于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蔚蓝的天空中，六架南非空军的黑斑羚战机呼啸而过，拖曳出新南非国旗的色彩。半圆形广场上人潮如海，肤色种族各异的人们自由交流，自由和幸福写满每张脸庞。
这是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任民选总统。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从此成为历史。在民众的欢呼声中，曼德拉将身边一位白人的手举过头顶，盛赞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儿子之一”。
这位白人就是副总统德克勒克。那天早晨醒来时，他还是南非的总统。而当他就寝时，曼德拉已经接任总统之位。德克勒克在回忆录里说，“自从1989年9月出任南非总统以来，我夜以继日地努力正是为了这一刻。”在担任南非总统的四年时间里，德克勒克就像一位船长，带领着这个国家避开险滩和暗礁，从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将从压迫和非正义的国度转变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1936年，德克勒克诞生在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阿非利卡人家族。童年的德克勒克依偎在母亲的膝下，聆听着先驱们的英雄故事长大。
17世纪，一批荷兰人为了逃离宗教迫害，漂洋过海来到南非。他们的后裔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场主，被称为布尔人（Boer，意为“农民”）。后来，这些布尔人开拓南非内地，成立两个共和国。但是由于英国入侵，先后爆发了两次布尔战争（Boer War）。战争激发了民族认同，这些南非白人形成了统一的阿非利卡民族。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阿非利卡人士成立南非国民党，德克勒克的祖父是该党的创始人之一，父亲曾经多次担任南非政府内阁部长，都是执着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
德克勒克12岁的时候，南非国民党在全国选举中大胜，从此开始长达46年的执政。当时正值“二战”之后，南非经济快速增长，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地区就业，新一代城市黑人开始出现。南非白人仅占总人口的10%，因此担心被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吞噬。作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政党，南非国民党开始实行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白人成为南非白人的工具，不能分享任何政治生活。黑人是种族制度的最底层，法律限制着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工作、吃饭、旅行，可以和什么人结婚。年满16岁的黑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天黑之后不能进入白人居住的城镇。如果无法出示通行证将被逮捕、起诉。
无数热血黑人青年从此走上了激烈反抗的道路。在反抗者中，就有曼德拉。当时的德克勒克并不知道这位黑人律师，他崇拜的是自己的父亲，一位积极推动建立种族隔离法律的狂热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
1961年初，25岁的德克勒克成为一名律师。当年5月31日，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几代阿非利卡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作为一个年轻的阿非利卡人，德克勒克为此狂喜不已。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无法指望新共和国拥有一个平静的未来。许多国际组织都在对南非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内部，黑人民族主义政党——“非国大”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曼德拉放弃传统的非暴力策略，转而选择武装斗争。直到1964年4月，他被指控“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判以无期徒刑。年轻的国民党党员德克勒克衷心拥护国民党的政策。
1972年，36岁的德克勒克被提名为议会候选人，顺利进入南非议会。彼时的南非国民党正处于权力巅峰。就像20多年后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一样，当年的南非被称为“非洲工厂”，经济蒸蒸日上，令当时处于经济衰退的欧洲国家咋舌称羡。
因此，国民党对独特的“南非模式”充满了信心，没有任何压力去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面对国际制裁，南非保持着“光荣的孤立”；对于内部的黑人反抗活动，国民党则以铁腕“维稳”。黑人的悲惨生活被隔离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包括德克勒克在内的许多执政党精英都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
在担任了三年国会议员之后，1978年，42岁的德克勒克被任命为政府部长。同一年，威权政治家博塔担任南非总理。这位强权人物作风硬朗，有“老鳄鱼”的绰号。他在南非议会引入“三院制”，将300万有色人（不含黑人）和90万印度裔纳入体制，与白人分享权力。
新权力分配体制继续将黑人排斥在外，引发了南非历史上最严峻、最持久的危机之一，完全被疏远的年轻黑人成为“愤怒的一代”，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1984年至1985年，南非全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1986年6月12日，南非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暴力和骚乱事件下降，大多数黑人社区的政府和教育工作恢复正常。时任内阁成员的德克勒克认为，为了遏制革命威胁，紧急状态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执政党的精英人士越来越感到，寻找宪制方面的解决方法刻不容缓。
当时在监狱中的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军事胜利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回忆录《漫漫自由路》中这样写道，“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对话的时候到了。”
1989年2月2日，53岁的德克勒克当选国民党主席。在内阁工作的十年里，他先后担任七个部门的部长，获得了大量的经验。不过，他一直被外界视为保守派。
可是，很快他就令人大吃一惊。在当年举行的大选中，德克勒克提出六大改革目标：依靠民众的明确支持使政治程序正常化；消除种族歧视；商讨新的宪政分配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维护法律和秩序；团结不同族群，从而消除不信任。这是南非在种族基础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大选，国民党赢得了多数票。随后，德克勒克被选举为南非共和国第七任总统。在总统就职演讲中，德克勒克向所有南非人民保证，“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和平和公正，那就是和解，那就是大家一起找寻互相接受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大家一起畅谈新南非的前景，那就是走向永恒谅解的宪政和谈。” 就职典礼几天前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示威游行。在此之前，这类活动一直遭到紧急状态相关法令的禁止。这个决定让德克勒克的顾问们感到困惑和担心，因为东欧不少政府由于民众的示威游行而风雨飘摇。而新任总统却坚信，允许示威游行和集会是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和平抗议和示威的禁令无法继续下去。
他通过这一决定，向所有关心南非改革前途的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而清晰的信息：他决心开启民主改革进程，建立法治国家。德克勒克对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分子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年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由于恢复了全世界普遍认可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南非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德克勒克还释放一批高级政治犯，并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也很快被废除。解散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国家安全管理系统，代之以更加符合惯例和有利于民众的协调机制。
没有人知道，德克勒克即将迈出更加惊人的一步。1990年2月2日，也就是在执政的第100天，世界媒体记者云集南非首都开普敦，德克勒克将在议会发表演讲。当时，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释放曼德拉。德克勒克在走进议会大厦时对夫人说：“今天过后，南非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演讲中，德克勒克宣布了一揽子改革方案：释放曼德拉，解禁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33个反种族主义统治政党和组织，更大范围地释放非国大囚犯，解除有关媒体和教育的国家紧急状态规定，废除《隔离设施法》，南非法律委员会就未来宪政体系下的人权宪章发表相关报告。
“天哪，他一次就做完了！”一位反对派人士惊呼道。确实，这一系列措施的力度远远超出开明派和反政府人士的最乐观预期。曼德拉评价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对德克勒克的政治胆识和勇敢行为赞不绝口，世界各国领袖纷纷致电祝贺。而德克勒克的自我评价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九天后，曼德拉结束了27年的铁窗生涯。这位白发老人面带微笑，慢步走出了监狱大门。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开普敦的市政厅前欢迎这位自由战士。曼德拉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
曼德拉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同时，曼德拉要求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他呼吁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强调“时至今日，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仍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曼德拉向人群举起拳头，人群中响起一片巨大的欢呼声。
这个场景令坐在电视机前的德克勒克深感不安。“我再次意识到前路极其艰险。”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震撼着我：一段不可逆转的旅程开始了——没人能够预测它的结局。”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南非就是如此。在严密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犹如一个紧扣的高压锅。一揽子改革计划公布，就像将锅盖揭起。国内压抑已久的政治力量沸腾起来，冲突广为扩散，骚乱、抗议游行和罢工造成了更多死亡。
1990年3月26日，警察向示威游行队伍开枪，导致8名黑人抗议者死亡。非国大强烈抨击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并要求安全部队立即从黑人居住区撤离。但是德克勒克认为，民主进程的谈判应当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地方治安必须维护。非国大决定取消原定4月初举行的与政府的会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面谈，就应当如何应对当前局势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整个南非和全世界都心急如焚，期待着非国大和政府之间的正式谈判。所有人都清楚：政府拥有权力和威信，而非国大则有群众基础。如果不达成和解，和平无望，新的权力分配也无从谈起。最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
1990年5月2日至4日，第一次历史性会议在南非总理官邸——格鲁特舒尔庄园召开。政府和最大反对党详细列出了双方有分歧的事项，为和解与解决相关问题打下基础。双方签订了《格鲁特舒尔备忘录》（GrooteSchu·r Minute），承诺共同维持稳定局势，创造和平的谈判环境。会谈取得了成功，但严重冲突的局面仍然令谈判双方剑拔弩张。非国大认为，安全部队不是鼓动或参与了暴力行为，就是在预防和调查过程中消极怠慢。德克勒克本人也受到了质疑。这些都造成了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两人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德克勒克甚至一度摔掉后者的电话。
暴力仍然在全国范围肆虐，不断有人在冲突中丧生。恰在此时，安全部门揭露了非国大有一项代号为“乌拉行动”的计划。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非国大领导人授权制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下工作网，为革命做准备。非国大开始与政府和谈后，“乌拉行动”仍然保留下来，以防宪制谈判失败。
另一方面，白人政府认为，必须保证对整个变革过程的掌控，因此设想了改革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巨大风险，并就局势恶化情况下的替代计划展开讨论。在谈判过程中，曼德拉一直指责，安全部队内部有一支邪恶的“第三部队”，它就是一直在全国肆虐的暴力行为的罪魁祸首。德克勒克否认并反唇相讥。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一面坐在一起商谈如何缓解国内的暴力局面，一面又质疑对方的诚意，相互的评价越来越低。德克勒克认为曼德拉虚伪、狡诈，曼德拉则认为，德克勒克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是要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不准备为结束白人统治制度而进行谈判”。
整个谈判进程一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两位互疑的政治家却维系着脆弱的关系，小心地推动谈判进行下去。先是德克勒克解除了全国的紧急状态，不久非国大也单方面宣布暂停武装斗争。随后，双方在比勒陀利亚再次举行会谈，就释放囚犯、特赦政治犯、继续在政治程序正常化前提下修订安全法规等方面达成一致。双方签订了《比勒陀利亚备忘录》，这是和谈道路上一块重要基石。 在这些和解之举的促进下，南非开始重建与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德克勒克先后访问欧美各国，获得了它们对南非改革的支持。在经历长达40年的对抗和日盛严重的孤立状态后，南非已经能够再次坦然面对国际社会了。
德克勒克的支持者们看到，改革正在产生回报。当时受到国际制裁的南非经济已经有十年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停滞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德克勒克认为，在国民感觉到其物质条件持续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才更容易实现宪政改革。解除制裁，使得南非出口激增，经济回暖。
1991年初，政府和非国大又签订《达尼埃尔·弗朗索瓦·马兰协议》，双方进一步达成共识：所有政党都应以和平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不得诉诸武力；民众有权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表达意见，但任何一方都务必摈弃在群众活动中附带暴力和恐吓，任何政党都不得私设军队，等等。
南非似乎正在向美好的未来奔跑。
可是，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的几个月里，国内暴力持续不断。
曼德拉认为，暴力正在阻碍谈判，政府就是暴力行为背后的黑手，而德克勒克不作为，甚至“试图踩着黑人的尸骨前进”。德克勒克则认为，曼德拉和非国大不能践行其承诺。南非局势仍然在相互指责之中继续恶化。
1991年4月5日，非国大给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在四天内满足罢免国防部长、解散镇暴部队等七项要求，否则将中断宪制谈判。德克勒克拒绝了这些要求。南非政府邀请所有党派和利益集团开会，讨论暴力和恐吓问题，也遭到非国大的拒绝。形势严峻，谈判成果几乎要毁于一旦。
就在这时，又爆发了“因卡塔门”丑闻。因卡塔自由党是一个以祖鲁族为主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以争取黑人解放为宗旨，但是它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非问题，因而赢得了政府的好感。20世纪80年代，政府将因卡塔自由党确定为对抗非国大的重要盟友，向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资金，还对该党所在地的警察进行了特殊训练。某些受训人员参与了对多位非国大成员的谋杀。这更加激化了非国大与因卡塔的矛盾，黑人流血冲突蔓延到约翰内斯堡周围黑人居住区。
德克勒克被质疑为政治需要而纵容、怂恿因卡塔自由党，以坐收渔翁之利。虽然他百般辩解，但是媒体揭露的丑闻人证俱在，使德克勒克狼狈不堪，两年来精心塑造的改革派形象大受污损。他不得不对内阁进行人事调整，撤掉国防部长和法律秩序部长，宣布成立“公共暴力与恐吓预防调查委员会”，彻查暴力根源。
德克勒克还受到来自白人极右翼力量的抨击。白人极右翼力量对德克勒克的改革极端不满，攻击德氏是白人“叛徒”，出卖白人利益。1991年8月，500多名极端派武装分子以武力阻止德克勒克在阿非利卡人聚居的小城发表讲话。德克勒克动用警察力量，当场击毙3人。白人改革派与白人极右派的矛盾白热化。
在国家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尤其是那些身负领导责任者。德克勒克遭受白人内部极右翼力量的攻击，曼德拉也遭到黑人内部激进势力的攻击。要保持理性的和解精神，不被极端力量左右，是对领导人的巨大挑战，也是对一个国家的艰巨考验。
南非经受住了考验。在暴力冲突的同时，各方仍然保持密切接触。1991年9月14日，来自政府、非国大、因卡塔自由党以及工会等多方面代表，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协议规定了政党组织、警察、国家和平秘书处、地方及区域和平委员会的行为准则。
三个月后，“民主南非大会”正式召开。执政党第一次和其他南非党派举行正式和谈，标志着南非开始进入制宪谈判阶段。会议气氛热烈而和谐，几乎像狂欢节一样。各党派都在发言中表明了在谈判中将要采取的关键立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
曼德拉发表讲话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政权。德克勒克也作出让步，同意在最终宪法生效前，国家由一个按照临时宪法选举出的多党过渡政府管理。
与会党派签署的意向书，包含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全部基本要素的承诺：南非将成为一个统一、民主、无种族歧视、无性别歧视的国家；宪法至高无上；将实行拥有普选权和定期大选的多党制民主；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厦将实现三权分立；南非人民在语言、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将得到尊重。
令与会者感到意外的是，两个最大政党的领导人之间却产生了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裂痕。德克勒克在大会发言中，公开批评非国大言而无信，不信守与政府达成的协议。曼德拉立即予以反击，斥责德克勒克玩弄政治手腕，是“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
这两个在会议开始时亲密握手并表示将一道工作的政治家，此后失去了相互信任。在随后动荡不安的年月里，他们需要克服彼此的敌意，化解僵局，推进谈判。
让德克勒克感到忧虑的是，执政党的民意基础在削弱。
作为当政者，德克勒克一边要同非国大及其他党派谈判，一边要兼顾国家的管理，推进经济改革和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服务。另外，他还必须确保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力稳定，因为这个党是他的权力基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对改革意见不一致，国民党已经分裂。右翼人士退出国民党，建立了保守党。《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签订后，德克勒克对国民党进行改革，所有南非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在建立76年之后，这个力主种族隔离的白人政党，转型成为全民性的非种族化的政党。
但是，随着改革推进，德克勒克为促进谈判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被保守党的宣传斥为妥协让步和离经叛道之举。极右分子则到处制造紧张气氛，唯恐天下不乱。不利的经济环境，肆虐的政治暴力，都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更加深了部分白人对改革前景的恐惧、猜疑和迷茫。
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六周后，国民党在一个地区的补缺选举中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该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根据地。选举结果让国民党和德克勒克本人十分惊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1989年从白人选民那里获得的授权，正在悄然流失。国民党的公信力正在遭到严重的侵蚀。作为一个（种族基础上的）民选政府领导人，德克勒克一直认为，政府在实施重大政策时应该征得选民的授权。 于是，这位政治家决心孤注一掷，决定在1992年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公投，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当时公投的风险很大，如果遭到失败，德克勒克唯有辞职一条路。公民公投对年满18岁的所有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
公投结果，69%的白人选民支持和谈。这表明绝大多数南非白人已经认可了变革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德克勒克获得了继续推进谈判的授权。德克勒克长出了一口气。
公投结果揭晓之日，恰好是德克勒克56岁的生日。德克勒克备受鼓舞，他在获胜演讲中说，“一个国家给予自身超越自我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而这正是白人选民们所做的。”他还将这一天称为“新南非的诞生之日”。德克勒克过于乐观了。在意义重大的制宪大会前夕，危机再次出现。
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原来要解决未来国家的宪政问题，可是政府与非国大在许多问题上相争不下，无法达成协议。于是，原定1992年5月4日上午召开的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推迟到中午12点，然后又推迟到下午2点，最后推迟到下午4点才终于召开，而且在大会结束时出现了僵局。
当天晚上，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一边喝咖啡，一边进行会谈。“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曼德拉对德克勒克说，“我们要挽救这个和平进程。让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至少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遗憾的是，第二天会议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闭幕。
尽管双方努力地赋予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积极的色彩，却掩盖不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极其严重的紧张态势，而它预示着整个变革过程中最岌岌可危的阶段即将到来。
就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非国大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群众示威运动。非国大声称，这是为了抗议政府无限期拖延，通过这个策略向政府表明，南非人民不准备为了自由永远地等待下去。官方则认为，此举目的是通过全国性罢工破坏经济，推翻政府。
不久就爆发了流血事件。因卡塔自由党在一个小镇杀死46名非国大支持者，其中多数都是妇女儿童。非国大指责政府参与了这次大屠杀。在2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上，有人打出了标语口号：“曼德拉，给我们枪！”曼德拉开始同情强硬派，他将国民党比作德国纳粹，发表声明宣布，非国大退出民主南非大会！
德克勒克也很愤怒，他认为非国大提出的一些要求蛮横无理，表示绝不会考虑听从。此时，德克勒克并非没有退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仍然掌握着政府，拥有高效运作的情报组织和治安体系。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掌握着9万“枪杆子”，南非陆军是世界上机动性最高、自给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此前，南非国内外势力多次用使武力推翻白人政权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作为南非国民党的“官二代”，德克勒克有可能将国家体制带到一个危险的方向。假如他真的停止宪政改革，转向依靠军队和安全部门，南非完全有可能沦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南非走到了十字路口。
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南非。
群众示威运动在全国进行，数百万工人参与罢工。一度有6万示威者聚集在政府门前的草坪上，扩音器的声音和人群的咆哮传进了政府大楼。德克勒克对媒体记者说，“没错，我注意到了群体性活动，并且对这些活动对暴力气氛的影响表示担忧，但政府必须继续承担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持续的示威游行必然加剧社会的紧张气氛，迟早会酿成流血悲剧。果然，9月7日，正在首都开会讨论宪制谈判的德克勒克得到消息：数百公里外的比绍发生惨案，警察开枪打死打伤200多人。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最黑暗的时刻是黎明的前奏。比绍的悲剧反而导致和谈的重新开始。非国大联盟的重心因此重新回到了温和派。曼德拉会见了德克勒克。通往谈判的道路再次打开。
20天后，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签订《谅解备忘录》，包括释放政治犯，设立独立机构监督警察行为，禁止公共场合携带武器等。这份文件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立宪的僵局。双方同意将选举产生一个宪法起草机构和一个临时政府。最终宪法必须以绝对多数票通过。这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单一政党，纾解了白人们的担心。
不幸的是，黑人有了分裂。因卡塔自由党宣布退出谈判，不再受协议约束。因卡塔自由党还与其他白人右翼党派组成“南非忧心人士联合会”，要求废除“谅解备忘录”，结束民主南非大会，解散非国大的“民族长矛军”。
“在我们刚刚将非国大重新拉上谈判的列车后不久，其他重要党派却跳了下去。”多年以后，德克勒克回忆起这段往事，苦恼地说，“我们再一次开始了把每个人拉回来的艰难工作。”
德克勒克宣布，将在1993年3月底以前举行一个全新的、包含面广的多边谈判论坛，5月底以前在过渡宪法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底以前将其付诸实施，1994年4月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然而，突然爆出的军队丑闻几乎打断了宪政时间表。
1992年底，一份调查报告披露：政府的某些部队一直在南非和国外非法囤积武器，一直在向因卡塔自由党内的某些成员提供军火和协助，而且参与鼓动和实施暴力，败坏非国大名誉，暗中破坏谈判进程。南非国防军还被控从事过骇人听闻的生化战和试验活动。
这些犯罪活动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他们强烈反对新总统所提倡的彻底转向，认为软弱的德克勒克是“叛徒”。在他们看来，对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解禁，释放曼德拉，启动和谈，终止秘密行动，解散国家安全管理体系和解除全国紧急状态，都是向黑暗势力的妥协。因此，他们煽动不同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制造普遍对立情绪，目的就是阻挠改革进程。
现在，德克勒克面临着总统任期内最为关键的抉择之一。南非国防军代表着政府最根本的权力保障，并且是德克勒克所发起的宪制进程最后的保障者。当时，他还不确定整个过程是否能够和平地完成。在1994年4月选举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非国大可能会再度发起群体性活动，它的激进派也许会再次占据上风，重启“乌拉行动”和武装斗争。有些地区可能发生分裂活动，还有可能发生右翼暴动。 和前任不同，德克勒克没有担任过军队职务，可是他又必须当机立断。他深知，枪杆子维护不了真正的安全，只有所有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最终，德克勒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6名高级军官被强制退休，继续司法调查。
不久，德克勒克又采取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行动。1993年3月24日，德克勒克向世界宣布，南非已经将全部原子弹都拆卸分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核武能力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南非在受到国际社会孤立的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制造出核武器。德克勒克审时度势，认为保留核能力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销毁核装置的惊人之举得到了国内外欢迎，但是也在军界的某些圈子中引起了愤恨，他们对德克勒克带领这个国家前往的方向表示不满和警惕。
经过艰苦努力，各党派终于再次回到谈判桌前。“民主南非大会”更名为“多党谈判论坛”，代表团总数达到26个，代表性更为广泛。一切似乎都一帆风顺，直到被约翰内斯堡的一声枪响打破。
1993年4月10日，民族之矛组织前指挥官、南非共产党秘书长克里斯·哈尼被一位白人极端主义者枪杀在街头。哈尼是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联盟中一位深得人心的英雄人物。在南非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一悲剧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巨大危机。
德克勒克立刻发表声明，呼吁所有领导人保持克制并约束其追随者。他说，“虽然他和我处于政治争论中对立的两极，但我们都准备通过和平谈判的过程来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他已无法继续这一遗愿，但我们这些生者必须重新致力于和平谈判，致力于创建一个不再重演此类野蛮行径的社会。”
“现在到了全体南非人民同仇敌忾的时候了，”曼德拉也以政治家的姿态挺身而出，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无论来自任何阵营，谁要是希冀摧毁克里斯·哈克为之献出生命的事务——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那便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非国大还是在全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曼德拉解释说，这是为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有所交代”，“这样，就为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
然而在当政者看来，非国大的抗议活动使得南非再次陷入危机。德克勒克甚至说，由于非国大未能管束其追随者，“使得局势仿佛回到了1992年8月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德克勒克一方面安抚民众，一方面宣布控制群众示威的措施，并增派3000名安全部队成员。为此，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之间再次发生激烈争论。
幸运的是，政治暗杀并没有造成极左和极右分子所希望的那种烽火连天的局面。相反，人们大多反应较为冷静。毕竟在这个时代，决定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将不再是种族，而是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几周之后，谈判恢复。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都面临着同样的棘手问题：在自己的阵营中能得到多大支持，能够做出多大让步？
随着一个内容广泛的基本框架渐趋成型，右翼分子越来越躁动不安。数千名右翼分子聚集在谈判会场周围示威抗议，一度强行闯进区域内。数百名身穿卡其布制服的新纳粹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成员占领该建筑，蓄意破坏一番后才散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历史大势面前，极右势力已经无法阻止谈判。绝大多数党派确定：南非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将于1994年4月27日举行。两个月后，议会通过了《过渡执行委员会法案》，按其规定将成立一个多党过渡执行委员会，在选举筹备期间监督政府，以确保政府的行为既不偏向也不妨害任何政党，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氛围。
1993年11月18日早晨，多党谈判论坛最终通过了临时宪法。宪法提出：“对民族团结的追求，为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
过渡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它与所有踏上谈判道路之初的党派的期望都不尽相同。正如德克勒克在闭幕演讲时所说，“尽管我们经历过挫折和失败，尽管有人退出和抵制，尽管可怕的暴力仍在折磨着如此多的同胞，尽管当天有一些重要的政党缺席，但我们仍然证明了，观点和信念大相径庭的人们通过互相妥协、理性的辩论和谈判来达成基本而全面的共识是可能的。”
通往自由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如砥。随着1994年的到来，各种政治势力加紧活动。南非的局势变得充满变数。暴力仍然在继续，几个黑人家园也发生严重骚乱。更让人们焦虑的是，因卡塔自由党和右翼党派拒绝参加大选，南非最大的民族祖鲁族要求独立。
假如祖鲁人独立，假如因卡塔自由党和右翼党派不参加大选，那么南非首次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会对整个宪制进程带来不稳定影响。因此，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积极奔走呼吁，但他们坚持原定的大选日期，毫不动摇。
退出舞台的人
幸运的是，在距离大选仅剩一周时间的时候，谈判出现了转机。在各方作出让步之后，祖鲁人放弃独立要求，因卡塔自由党也答应参加选举。
这是南非国民党第一次参与一个真正建立在非种族基础上的大选。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场景感动了全世界：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黑人老年妇人说，她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而感到自豪。选举在和平环境里顺利进行，再也没有了暴力和流血。
投票结果，非国大以62.6%的选票胜出。国民党则获得20.6%选票，成为南非第二大政党，同时还是第三大黑人政党，因为有50多万黑人投了国民党的票。南非国民党——这个种族隔离制度的始作俑者和后来的废除者——在这次大选中成功转型，一变成为南非最具民族多样性的政党。
直到此时，许多非国大的支持者还在忐忑不安。他们担心国民党会玩弄花样，拒绝接受大选结果，或者策动一场右翼政变。因此，他们紧张地围坐在电视机前，期待着德克勒克的出现。
德克勒克出现在电视画面里，表情平静。无数白人和黑人屏住呼吸，收紧喉咙，注视着这个历史性场面。这位种族隔离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温和地宣布，承认败选，向曼德拉表示祝贺，宣布他准备在新南非的首届民族团结的政府里与曼德拉合作。
四年来历尽艰辛、常常令人心灰意冷的谈判，还有重重困难和危机，这位政治家穿越无数险风恶浪，最终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崭新之地。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出现在非洲大陆。南非转型证明了：即使是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也能够通过妥协、谈判和善意来解决。
国情复杂是许多国家拒绝改革的借口，但是南非改革的艰难复杂不亚于其他国家。在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这个积累了数百年民族恩怨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里，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让所有人都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但同时又不会导致多数统治和压迫，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难题。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南非拥有两位出色的领导人。德克勒克是一个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他还幸运地遇到了曼德拉。这两个互相猜疑的领导人摒弃个人恩怨，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带领这个“彩虹之国”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终于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历史证明，曼德拉成就了德克勒克，德克勒克也成就了曼德拉。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那些视生命为草芥，为个人权力而不惜杀人盈野者，绝非英雄。只有那些顺应世界潮流，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不惜放弃个人权力和地位的人才是伟人。在这个意义上，德克勒克是当之无愧的伟人。
蔚蓝的天空中，六架南非空军的黑斑羚战机呼啸而过，拖曳出新南非国旗的色彩。半圆形广场上人潮如海，肤色种族各异的人们自由交流，自由和幸福写满每张脸庞。
这是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任民选总统。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从此成为历史。在民众的欢呼声中，曼德拉将身边一位白人的手举过头顶，盛赞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儿子之一”。
这位白人就是副总统德克勒克。那天早晨醒来时，他还是南非的总统。而当他就寝时，曼德拉已经接任总统之位。德克勒克在回忆录里说，“自从1989年9月出任南非总统以来，我夜以继日地努力正是为了这一刻。”在担任南非总统的四年时间里，德克勒克就像一位船长，带领着这个国家避开险滩和暗礁，从惊涛骇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将从压迫和非正义的国度转变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一、“对话的时候到了”
1936年，德克勒克诞生在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阿非利卡人家族。童年的德克勒克依偎在母亲的膝下，聆听着先驱们的英雄故事长大。
17世纪，一批荷兰人为了逃离宗教迫害，漂洋过海来到南非。他们的后裔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场主，被称为布尔人（Boer，意为“农民”）。后来，这些布尔人开拓南非内地，成立两个共和国。但是由于英国入侵，先后爆发了两次布尔战争（Boer War）。战争激发了民族认同，这些南非白人形成了统一的阿非利卡民族。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一些坚持民族主义的阿非利卡人士成立南非国民党，德克勒克的祖父是该党的创始人之一，父亲曾经多次担任南非政府内阁部长，都是执着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
德克勒克12岁的时候，南非国民党在全国选举中大胜，从此开始长达46年的执政。当时正值“二战”之后，南非经济快速增长，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地区就业，新一代城市黑人开始出现。南非白人仅占总人口的10%，因此担心被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吞噬。作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政党，南非国民党开始实行严酷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白人成为南非白人的工具，不能分享任何政治生活。黑人是种族制度的最底层，法律限制着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工作、吃饭、旅行，可以和什么人结婚。年满16岁的黑人必须携带身份证，天黑之后不能进入白人居住的城镇。如果无法出示通行证将被逮捕、起诉。
无数热血黑人青年从此走上了激烈反抗的道路。在反抗者中，就有曼德拉。当时的德克勒克并不知道这位黑人律师，他崇拜的是自己的父亲，一位积极推动建立种族隔离法律的狂热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
1961年初，25岁的德克勒克成为一名律师。当年5月31日，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几代阿非利卡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作为一个年轻的阿非利卡人，德克勒克为此狂喜不已。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无法指望新共和国拥有一个平静的未来。许多国际组织都在对南非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内部，黑人民族主义政党——“非国大”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曼德拉放弃传统的非暴力策略，转而选择武装斗争。直到1964年4月，他被指控“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判以无期徒刑。年轻的国民党党员德克勒克衷心拥护国民党的政策。
1972年，36岁的德克勒克被提名为议会候选人，顺利进入南非议会。彼时的南非国民党正处于权力巅峰。就像20多年后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一样，当年的南非被称为“非洲工厂”，经济蒸蒸日上，令当时处于经济衰退的欧洲国家咋舌称羡。
因此，国民党对独特的“南非模式”充满了信心，没有任何压力去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面对国际制裁，南非保持着“光荣的孤立”；对于内部的黑人反抗活动，国民党则以铁腕“维稳”。黑人的悲惨生活被隔离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包括德克勒克在内的许多执政党精英都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
在担任了三年国会议员之后，1978年，42岁的德克勒克被任命为政府部长。同一年，威权政治家博塔担任南非总理。这位强权人物作风硬朗，有“老鳄鱼”的绰号。他在南非议会引入“三院制”，将300万有色人（不含黑人）和90万印度裔纳入体制，与白人分享权力。
新权力分配体制继续将黑人排斥在外，引发了南非历史上最严峻、最持久的危机之一，完全被疏远的年轻黑人成为“愤怒的一代”，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1984年至1985年，南非全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1986年6月12日，南非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暴力和骚乱事件下降，大多数黑人社区的政府和教育工作恢复正常。时任内阁成员的德克勒克认为，为了遏制革命威胁，紧急状态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执政党的精英人士越来越感到，寻找宪制方面的解决方法刻不容缓。
当时在监狱中的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军事胜利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回忆录《漫漫自由路》中这样写道，“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对话的时候到了。”
二、“天哪，他一次就做完了！”
1989年2月2日，53岁的德克勒克当选国民党主席。在内阁工作的十年里，他先后担任七个部门的部长，获得了大量的经验。不过，他一直被外界视为保守派。
可是，很快他就令人大吃一惊。在当年举行的大选中，德克勒克提出六大改革目标：依靠民众的明确支持使政治程序正常化；消除种族歧视；商讨新的宪政分配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维护法律和秩序；团结不同族群，从而消除不信任。这是南非在种族基础上举行的最后一次大选，国民党赢得了多数票。随后，德克勒克被选举为南非共和国第七任总统。在总统就职演讲中，德克勒克向所有南非人民保证，“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和平和公正，那就是和解，那就是大家一起找寻互相接受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大家一起畅谈新南非的前景，那就是走向永恒谅解的宪政和谈。” 就职典礼几天前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示威游行。在此之前，这类活动一直遭到紧急状态相关法令的禁止。这个决定让德克勒克的顾问们感到困惑和担心，因为东欧不少政府由于民众的示威游行而风雨飘摇。而新任总统却坚信，允许示威游行和集会是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和平抗议和示威的禁令无法继续下去。
他通过这一决定，向所有关心南非改革前途的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而清晰的信息：他决心开启民主改革进程，建立法治国家。德克勒克对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分子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年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由于恢复了全世界普遍认可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南非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德克勒克还释放一批高级政治犯，并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也很快被废除。解散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国家安全管理系统，代之以更加符合惯例和有利于民众的协调机制。
没有人知道，德克勒克即将迈出更加惊人的一步。1990年2月2日，也就是在执政的第100天，世界媒体记者云集南非首都开普敦，德克勒克将在议会发表演讲。当时，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释放曼德拉。德克勒克在走进议会大厦时对夫人说：“今天过后，南非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演讲中，德克勒克宣布了一揽子改革方案：释放曼德拉，解禁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33个反种族主义统治政党和组织，更大范围地释放非国大囚犯，解除有关媒体和教育的国家紧急状态规定，废除《隔离设施法》，南非法律委员会就未来宪政体系下的人权宪章发表相关报告。
“天哪，他一次就做完了！”一位反对派人士惊呼道。确实，这一系列措施的力度远远超出开明派和反政府人士的最乐观预期。曼德拉评价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世界对德克勒克的政治胆识和勇敢行为赞不绝口，世界各国领袖纷纷致电祝贺。而德克勒克的自我评价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九天后，曼德拉结束了27年的铁窗生涯。这位白发老人面带微笑，慢步走出了监狱大门。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开普敦的市政厅前欢迎这位自由战士。曼德拉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
曼德拉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同时，曼德拉要求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他呼吁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强调“时至今日，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仍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曼德拉向人群举起拳头，人群中响起一片巨大的欢呼声。
这个场景令坐在电视机前的德克勒克深感不安。“我再次意识到前路极其艰险。”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震撼着我：一段不可逆转的旅程开始了——没人能够预测它的结局。”
三、两位互疑的政治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南非就是如此。在严密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犹如一个紧扣的高压锅。一揽子改革计划公布，就像将锅盖揭起。国内压抑已久的政治力量沸腾起来，冲突广为扩散，骚乱、抗议游行和罢工造成了更多死亡。
1990年3月26日，警察向示威游行队伍开枪，导致8名黑人抗议者死亡。非国大强烈抨击政府，要求立即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并要求安全部队立即从黑人居住区撤离。但是德克勒克认为，民主进程的谈判应当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地方治安必须维护。非国大决定取消原定4月初举行的与政府的会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面谈，就应当如何应对当前局势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整个南非和全世界都心急如焚，期待着非国大和政府之间的正式谈判。所有人都清楚：政府拥有权力和威信，而非国大则有群众基础。如果不达成和解，和平无望，新的权力分配也无从谈起。最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
1990年5月2日至4日，第一次历史性会议在南非总理官邸——格鲁特舒尔庄园召开。政府和最大反对党详细列出了双方有分歧的事项，为和解与解决相关问题打下基础。双方签订了《格鲁特舒尔备忘录》（GrooteSchu·r Minute），承诺共同维持稳定局势，创造和平的谈判环境。会谈取得了成功，但严重冲突的局面仍然令谈判双方剑拔弩张。非国大认为，安全部队不是鼓动或参与了暴力行为，就是在预防和调查过程中消极怠慢。德克勒克本人也受到了质疑。这些都造成了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两人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德克勒克甚至一度摔掉后者的电话。
暴力仍然在全国范围肆虐，不断有人在冲突中丧生。恰在此时，安全部门揭露了非国大有一项代号为“乌拉行动”的计划。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非国大领导人授权制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下工作网，为革命做准备。非国大开始与政府和谈后，“乌拉行动”仍然保留下来，以防宪制谈判失败。
另一方面，白人政府认为，必须保证对整个变革过程的掌控，因此设想了改革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巨大风险，并就局势恶化情况下的替代计划展开讨论。在谈判过程中，曼德拉一直指责，安全部队内部有一支邪恶的“第三部队”，它就是一直在全国肆虐的暴力行为的罪魁祸首。德克勒克否认并反唇相讥。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一面坐在一起商谈如何缓解国内的暴力局面，一面又质疑对方的诚意，相互的评价越来越低。德克勒克认为曼德拉虚伪、狡诈，曼德拉则认为，德克勒克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是要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不准备为结束白人统治制度而进行谈判”。
整个谈判进程一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两位互疑的政治家却维系着脆弱的关系，小心地推动谈判进行下去。先是德克勒克解除了全国的紧急状态，不久非国大也单方面宣布暂停武装斗争。随后，双方在比勒陀利亚再次举行会谈，就释放囚犯、特赦政治犯、继续在政治程序正常化前提下修订安全法规等方面达成一致。双方签订了《比勒陀利亚备忘录》，这是和谈道路上一块重要基石。 在这些和解之举的促进下，南非开始重建与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德克勒克先后访问欧美各国，获得了它们对南非改革的支持。在经历长达40年的对抗和日盛严重的孤立状态后，南非已经能够再次坦然面对国际社会了。
德克勒克的支持者们看到，改革正在产生回报。当时受到国际制裁的南非经济已经有十年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停滞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德克勒克认为，在国民感觉到其物质条件持续得到改善的前提下，才更容易实现宪政改革。解除制裁，使得南非出口激增，经济回暖。
1991年初，政府和非国大又签订《达尼埃尔·弗朗索瓦·马兰协议》，双方进一步达成共识：所有政党都应以和平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不得诉诸武力；民众有权通过和平的游行示威表达意见，但任何一方都务必摈弃在群众活动中附带暴力和恐吓，任何政党都不得私设军队，等等。
南非似乎正在向美好的未来奔跑。
四、南非经受住了考验
可是，从1990年末到1991年初的几个月里，国内暴力持续不断。
曼德拉认为，暴力正在阻碍谈判，政府就是暴力行为背后的黑手，而德克勒克不作为，甚至“试图踩着黑人的尸骨前进”。德克勒克则认为，曼德拉和非国大不能践行其承诺。南非局势仍然在相互指责之中继续恶化。
1991年4月5日，非国大给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在四天内满足罢免国防部长、解散镇暴部队等七项要求，否则将中断宪制谈判。德克勒克拒绝了这些要求。南非政府邀请所有党派和利益集团开会，讨论暴力和恐吓问题，也遭到非国大的拒绝。形势严峻，谈判成果几乎要毁于一旦。
就在这时，又爆发了“因卡塔门”丑闻。因卡塔自由党是一个以祖鲁族为主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以争取黑人解放为宗旨，但是它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非问题，因而赢得了政府的好感。20世纪80年代，政府将因卡塔自由党确定为对抗非国大的重要盟友，向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资金，还对该党所在地的警察进行了特殊训练。某些受训人员参与了对多位非国大成员的谋杀。这更加激化了非国大与因卡塔的矛盾，黑人流血冲突蔓延到约翰内斯堡周围黑人居住区。
德克勒克被质疑为政治需要而纵容、怂恿因卡塔自由党，以坐收渔翁之利。虽然他百般辩解，但是媒体揭露的丑闻人证俱在，使德克勒克狼狈不堪，两年来精心塑造的改革派形象大受污损。他不得不对内阁进行人事调整，撤掉国防部长和法律秩序部长，宣布成立“公共暴力与恐吓预防调查委员会”，彻查暴力根源。
德克勒克还受到来自白人极右翼力量的抨击。白人极右翼力量对德克勒克的改革极端不满，攻击德氏是白人“叛徒”，出卖白人利益。1991年8月，500多名极端派武装分子以武力阻止德克勒克在阿非利卡人聚居的小城发表讲话。德克勒克动用警察力量，当场击毙3人。白人改革派与白人极右派的矛盾白热化。
在国家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尤其是那些身负领导责任者。德克勒克遭受白人内部极右翼力量的攻击，曼德拉也遭到黑人内部激进势力的攻击。要保持理性的和解精神，不被极端力量左右，是对领导人的巨大挑战，也是对一个国家的艰巨考验。
南非经受住了考验。在暴力冲突的同时，各方仍然保持密切接触。1991年9月14日，来自政府、非国大、因卡塔自由党以及工会等多方面代表，共同签署了和平协议。协议规定了政党组织、警察、国家和平秘书处、地方及区域和平委员会的行为准则。
三个月后，“民主南非大会”正式召开。执政党第一次和其他南非党派举行正式和谈，标志着南非开始进入制宪谈判阶段。会议气氛热烈而和谐，几乎像狂欢节一样。各党派都在发言中表明了在谈判中将要采取的关键立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
曼德拉发表讲话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政权。德克勒克也作出让步，同意在最终宪法生效前，国家由一个按照临时宪法选举出的多党过渡政府管理。
与会党派签署的意向书，包含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全部基本要素的承诺：南非将成为一个统一、民主、无种族歧视、无性别歧视的国家；宪法至高无上；将实行拥有普选权和定期大选的多党制民主；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厦将实现三权分立；南非人民在语言、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将得到尊重。
令与会者感到意外的是，两个最大政党的领导人之间却产生了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裂痕。德克勒克在大会发言中，公开批评非国大言而无信，不信守与政府达成的协议。曼德拉立即予以反击，斥责德克勒克玩弄政治手腕，是“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
这两个在会议开始时亲密握手并表示将一道工作的政治家，此后失去了相互信任。在随后动荡不安的年月里，他们需要克服彼此的敌意，化解僵局，推进谈判。
五、危机再次出现
让德克勒克感到忧虑的是，执政党的民意基础在削弱。
作为当政者，德克勒克一边要同非国大及其他党派谈判，一边要兼顾国家的管理，推进经济改革和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服务。另外，他还必须确保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力稳定，因为这个党是他的权力基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对改革意见不一致，国民党已经分裂。右翼人士退出国民党，建立了保守党。《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签订后，德克勒克对国民党进行改革，所有南非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在建立76年之后，这个力主种族隔离的白人政党，转型成为全民性的非种族化的政党。
但是，随着改革推进，德克勒克为促进谈判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被保守党的宣传斥为妥协让步和离经叛道之举。极右分子则到处制造紧张气氛，唯恐天下不乱。不利的经济环境，肆虐的政治暴力，都被右翼势力大肆炒作，更加深了部分白人对改革前景的恐惧、猜疑和迷茫。
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六周后，国民党在一个地区的补缺选举中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该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根据地。选举结果让国民党和德克勒克本人十分惊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1989年从白人选民那里获得的授权，正在悄然流失。国民党的公信力正在遭到严重的侵蚀。作为一个（种族基础上的）民选政府领导人，德克勒克一直认为，政府在实施重大政策时应该征得选民的授权。 于是，这位政治家决心孤注一掷，决定在1992年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公投，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当时公投的风险很大，如果遭到失败，德克勒克唯有辞职一条路。公民公投对年满18岁的所有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
公投结果，69%的白人选民支持和谈。这表明绝大多数南非白人已经认可了变革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德克勒克获得了继续推进谈判的授权。德克勒克长出了一口气。
公投结果揭晓之日，恰好是德克勒克56岁的生日。德克勒克备受鼓舞，他在获胜演讲中说，“一个国家给予自身超越自我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而这正是白人选民们所做的。”他还将这一天称为“新南非的诞生之日”。德克勒克过于乐观了。在意义重大的制宪大会前夕，危机再次出现。
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原来要解决未来国家的宪政问题，可是政府与非国大在许多问题上相争不下，无法达成协议。于是，原定1992年5月4日上午召开的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推迟到中午12点，然后又推迟到下午2点，最后推迟到下午4点才终于召开，而且在大会结束时出现了僵局。
当天晚上，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一边喝咖啡，一边进行会谈。“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曼德拉对德克勒克说，“我们要挽救这个和平进程。让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至少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遗憾的是，第二天会议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闭幕。
尽管双方努力地赋予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积极的色彩，却掩盖不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极其严重的紧张态势，而它预示着整个变革过程中最岌岌可危的阶段即将到来。
就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非国大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群众示威运动。非国大声称，这是为了抗议政府无限期拖延，通过这个策略向政府表明，南非人民不准备为了自由永远地等待下去。官方则认为，此举目的是通过全国性罢工破坏经济，推翻政府。
不久就爆发了流血事件。因卡塔自由党在一个小镇杀死46名非国大支持者，其中多数都是妇女儿童。非国大指责政府参与了这次大屠杀。在2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上，有人打出了标语口号：“曼德拉，给我们枪！”曼德拉开始同情强硬派，他将国民党比作德国纳粹，发表声明宣布，非国大退出民主南非大会！
德克勒克也很愤怒，他认为非国大提出的一些要求蛮横无理，表示绝不会考虑听从。此时，德克勒克并非没有退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仍然掌握着政府，拥有高效运作的情报组织和治安体系。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掌握着9万“枪杆子”，南非陆军是世界上机动性最高、自给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此前，南非国内外势力多次用使武力推翻白人政权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作为南非国民党的“官二代”，德克勒克有可能将国家体制带到一个危险的方向。假如他真的停止宪政改革，转向依靠军队和安全部门，南非完全有可能沦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南非走到了十字路口。
六、枪杆子维护不了真正的安全
全世界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南非。
群众示威运动在全国进行，数百万工人参与罢工。一度有6万示威者聚集在政府门前的草坪上，扩音器的声音和人群的咆哮传进了政府大楼。德克勒克对媒体记者说，“没错，我注意到了群体性活动，并且对这些活动对暴力气氛的影响表示担忧，但政府必须继续承担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持续的示威游行必然加剧社会的紧张气氛，迟早会酿成流血悲剧。果然，9月7日，正在首都开会讨论宪制谈判的德克勒克得到消息：数百公里外的比绍发生惨案，警察开枪打死打伤200多人。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最黑暗的时刻是黎明的前奏。比绍的悲剧反而导致和谈的重新开始。非国大联盟的重心因此重新回到了温和派。曼德拉会见了德克勒克。通往谈判的道路再次打开。
20天后，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签订《谅解备忘录》，包括释放政治犯，设立独立机构监督警察行为，禁止公共场合携带武器等。这份文件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立宪的僵局。双方同意将选举产生一个宪法起草机构和一个临时政府。最终宪法必须以绝对多数票通过。这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单一政党，纾解了白人们的担心。
不幸的是，黑人有了分裂。因卡塔自由党宣布退出谈判，不再受协议约束。因卡塔自由党还与其他白人右翼党派组成“南非忧心人士联合会”，要求废除“谅解备忘录”，结束民主南非大会，解散非国大的“民族长矛军”。
“在我们刚刚将非国大重新拉上谈判的列车后不久，其他重要党派却跳了下去。”多年以后，德克勒克回忆起这段往事，苦恼地说，“我们再一次开始了把每个人拉回来的艰难工作。”
德克勒克宣布，将在1993年3月底以前举行一个全新的、包含面广的多边谈判论坛，5月底以前在过渡宪法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底以前将其付诸实施，1994年4月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然而，突然爆出的军队丑闻几乎打断了宪政时间表。
1992年底，一份调查报告披露：政府的某些部队一直在南非和国外非法囤积武器，一直在向因卡塔自由党内的某些成员提供军火和协助，而且参与鼓动和实施暴力，败坏非国大名誉，暗中破坏谈判进程。南非国防军还被控从事过骇人听闻的生化战和试验活动。
这些犯罪活动是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他们强烈反对新总统所提倡的彻底转向，认为软弱的德克勒克是“叛徒”。在他们看来，对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解禁，释放曼德拉，启动和谈，终止秘密行动，解散国家安全管理体系和解除全国紧急状态，都是向黑暗势力的妥协。因此，他们煽动不同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制造普遍对立情绪，目的就是阻挠改革进程。
现在，德克勒克面临着总统任期内最为关键的抉择之一。南非国防军代表着政府最根本的权力保障，并且是德克勒克所发起的宪制进程最后的保障者。当时，他还不确定整个过程是否能够和平地完成。在1994年4月选举之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非国大可能会再度发起群体性活动，它的激进派也许会再次占据上风，重启“乌拉行动”和武装斗争。有些地区可能发生分裂活动，还有可能发生右翼暴动。 和前任不同，德克勒克没有担任过军队职务，可是他又必须当机立断。他深知，枪杆子维护不了真正的安全，只有所有公民的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最终，德克勒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6名高级军官被强制退休，继续司法调查。
不久，德克勒克又采取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行动。1993年3月24日，德克勒克向世界宣布，南非已经将全部原子弹都拆卸分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废除核武能力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南非在受到国际社会孤立的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制造出核武器。德克勒克审时度势，认为保留核能力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销毁核装置的惊人之举得到了国内外欢迎，但是也在军界的某些圈子中引起了愤恨，他们对德克勒克带领这个国家前往的方向表示不满和警惕。
七、危机重重
经过艰苦努力，各党派终于再次回到谈判桌前。“民主南非大会”更名为“多党谈判论坛”，代表团总数达到26个，代表性更为广泛。一切似乎都一帆风顺，直到被约翰内斯堡的一声枪响打破。
1993年4月10日，民族之矛组织前指挥官、南非共产党秘书长克里斯·哈尼被一位白人极端主义者枪杀在街头。哈尼是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联盟中一位深得人心的英雄人物。在南非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一悲剧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巨大危机。
德克勒克立刻发表声明，呼吁所有领导人保持克制并约束其追随者。他说，“虽然他和我处于政治争论中对立的两极，但我们都准备通过和平谈判的过程来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他已无法继续这一遗愿，但我们这些生者必须重新致力于和平谈判，致力于创建一个不再重演此类野蛮行径的社会。”
“现在到了全体南非人民同仇敌忾的时候了，”曼德拉也以政治家的姿态挺身而出，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无论来自任何阵营，谁要是希冀摧毁克里斯·哈克为之献出生命的事务——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那便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非国大还是在全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曼德拉解释说，这是为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有所交代”，“这样，就为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
然而在当政者看来，非国大的抗议活动使得南非再次陷入危机。德克勒克甚至说，由于非国大未能管束其追随者，“使得局势仿佛回到了1992年8月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德克勒克一方面安抚民众，一方面宣布控制群众示威的措施，并增派3000名安全部队成员。为此，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之间再次发生激烈争论。
幸运的是，政治暗杀并没有造成极左和极右分子所希望的那种烽火连天的局面。相反，人们大多反应较为冷静。毕竟在这个时代，决定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将不再是种族，而是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几周之后，谈判恢复。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都面临着同样的棘手问题：在自己的阵营中能得到多大支持，能够做出多大让步？
随着一个内容广泛的基本框架渐趋成型，右翼分子越来越躁动不安。数千名右翼分子聚集在谈判会场周围示威抗议，一度强行闯进区域内。数百名身穿卡其布制服的新纳粹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成员占领该建筑，蓄意破坏一番后才散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历史大势面前，极右势力已经无法阻止谈判。绝大多数党派确定：南非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将于1994年4月27日举行。两个月后，议会通过了《过渡执行委员会法案》，按其规定将成立一个多党过渡执行委员会，在选举筹备期间监督政府，以确保政府的行为既不偏向也不妨害任何政党，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氛围。
1993年11月18日早晨，多党谈判论坛最终通过了临时宪法。宪法提出：“对民族团结的追求，为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
过渡宪法是妥协的产物，它与所有踏上谈判道路之初的党派的期望都不尽相同。正如德克勒克在闭幕演讲时所说，“尽管我们经历过挫折和失败，尽管有人退出和抵制，尽管可怕的暴力仍在折磨着如此多的同胞，尽管当天有一些重要的政党缺席，但我们仍然证明了，观点和信念大相径庭的人们通过互相妥协、理性的辩论和谈判来达成基本而全面的共识是可能的。”
通往自由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如砥。随着1994年的到来，各种政治势力加紧活动。南非的局势变得充满变数。暴力仍然在继续，几个黑人家园也发生严重骚乱。更让人们焦虑的是，因卡塔自由党和右翼党派拒绝参加大选，南非最大的民族祖鲁族要求独立。
假如祖鲁人独立，假如因卡塔自由党和右翼党派不参加大选，那么南非首次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会对整个宪制进程带来不稳定影响。因此，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积极奔走呼吁，但他们坚持原定的大选日期，毫不动摇。
八、一个有勇气和理智
退出舞台的人
幸运的是，在距离大选仅剩一周时间的时候，谈判出现了转机。在各方作出让步之后，祖鲁人放弃独立要求，因卡塔自由党也答应参加选举。
这是南非国民党第一次参与一个真正建立在非种族基础上的大选。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场景感动了全世界：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黑人老年妇人说，她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而感到自豪。选举在和平环境里顺利进行，再也没有了暴力和流血。
投票结果，非国大以62.6%的选票胜出。国民党则获得20.6%选票，成为南非第二大政党，同时还是第三大黑人政党，因为有50多万黑人投了国民党的票。南非国民党——这个种族隔离制度的始作俑者和后来的废除者——在这次大选中成功转型，一变成为南非最具民族多样性的政党。
直到此时，许多非国大的支持者还在忐忑不安。他们担心国民党会玩弄花样，拒绝接受大选结果，或者策动一场右翼政变。因此，他们紧张地围坐在电视机前，期待着德克勒克的出现。
德克勒克出现在电视画面里，表情平静。无数白人和黑人屏住呼吸，收紧喉咙，注视着这个历史性场面。这位种族隔离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温和地宣布，承认败选，向曼德拉表示祝贺，宣布他准备在新南非的首届民族团结的政府里与曼德拉合作。
四年来历尽艰辛、常常令人心灰意冷的谈判，还有重重困难和危机，这位政治家穿越无数险风恶浪，最终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崭新之地。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出现在非洲大陆。南非转型证明了：即使是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也能够通过妥协、谈判和善意来解决。
国情复杂是许多国家拒绝改革的借口，但是南非改革的艰难复杂不亚于其他国家。在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这个积累了数百年民族恩怨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里，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让所有人都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但同时又不会导致多数统治和压迫，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难题。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南非拥有两位出色的领导人。德克勒克是一个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他还幸运地遇到了曼德拉。这两个互相猜疑的领导人摒弃个人恩怨，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带领这个“彩虹之国”步履蹒跚地走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终于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历史证明，曼德拉成就了德克勒克，德克勒克也成就了曼德拉。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那些视生命为草芥，为个人权力而不惜杀人盈野者，绝非英雄。只有那些顺应世界潮流，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不惜放弃个人权力和地位的人才是伟人。在这个意义上，德克勒克是当之无愧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