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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后，招致了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对其的批判。他们认为，这个展览使公众对科学产生了负面的印象，并要求史密森尼学会进行一项调查，以确定展览是否影响了观众的科学认知，又将观众引向了何方？通过入口调查和出口调查，最终得出结论：观众进入展厅时若对科学的认知是积极的，那么这种经验便会在参观过程中得以强化和证实，而非完全改变。
关键词 “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科学认知 观众研究
0 引言
1995年，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委托史密森尼学会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进行一项观众研究。自开放以来，这个展览一直受到美国化学学会（展览的主要赞助者）和美国物理学会的批评。争议主要集中在展示内容（主题、图像、展品）和陈列方式（设计、文字、音频、灯光、排列）上。批评者们认为，就美国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地位而言，该展览选取的案例不够中立客观，或明或暗地向公众传达了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对此，馆方策展人员并不认同。他们表示，无论对过去还是对现在，该展览有助于观众全面反思科学。不过，双方都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各自的立场。
于是，史密森尼学会被要求来评判孰是孰非：“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是否使公众对科学产生了负面的印象？又是否如策展人所期望的那样，鼓励观众承担在科学研究之社会导向上的责任？经过充分的讨论，我们最终达成共识，明确了开展观众调查的三个目标：（1）展览的关键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给了观众？（2）观众对科学的认知是否被展览改变了？如果是，那么是以何种方式？（3）观众对展览的总体印象如何？
1 展览概况
“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是一个常设展览，位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层，占地面积达1 100 m2。该展览的序言写明了展览的主旨：
就像政治、商业或宗教一样，科学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今天，它已渗透到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在过去的125年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科技带来了进步。然而20世纪末，人们的认知有了些许变化。他们意识到，科技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危机。本展览探讨了自1876年以来美国人在科技进步上不断变化的看法。
21世纪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对科技作出负责任的选择。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本展览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孤立的科学发现上，而是着眼于促进美国进入科技时代的历史事件上。
展览包括文物、说明、照片和互动展项。按时间顺序排列，分为六个单元：“实验科学来到美国（1876—1920年）”“科学进步（1920—1940年）”“科技用于战争（1940—1960年）”“优于自然（1950—1970年）”“公众眼中的科学（1970年至今）”“展望未来”。
2 研究方法
1995年6月15—21日、7月5—11日，我们采取抽样调查，分别在“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入口和出口对观众进行面对面访谈，其中入口调查共完成413次，出口调查共完成398次。同时，我们还完成了163次跟踪观察。本次观众调查的总有效率为88%。
2.1 访谈调查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众样本进行提问，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观展前后的认知转变。为了尽可能不带预判地捕捉观众参观体验的细微差别，我们主要采取开放式问答，并将反馈信息以数字编码的形式整理，用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首先，所有观众会被询问一系列问题：你以前是否参观过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从哪个渠道得知“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是否要去或已经去过展览对面的“动手科学中心”？你自己或亲属是否接受过科技培训？如何评价科技对生活的影响？该展览会影响你对科技的看法吗？如果会，那么如何影响？如果不会，那么为什么没有影响？该展览试图如何讲述美国的科技？你从展览中的哪些地方找到了相关信息？
接着，我们又在入口调查和出口调查中分别抛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展览主题密切相关：展览中哪件展品最有价值？哪件展品呈现了展览主旨？哪件展品最吸引你？为什么？
最后，我们还调查了观众的个人情况，比如性别、年龄、民族和文化程度、职业类型等。
2.2 追踪观察
我们对部分观众的参观过程进行了全程跟踪，记下观展总时间和每次停留的时间、地点。
3 限制因素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数据收集的时间限制、对照样本的缺失以及访谈的即时性。
由于观众调查在夏季进行，研究结果可能无法代表全年的观众。据调查，夏季观众大部分是新观众，而冬季观众则多为回头客。相对而言，新观众对博物馆及展览的批评较少。[1]
另外，这项研究也没有明确的对照。虽然可与博物馆的总体观众进行比较，但我们无法在博物馆的另一个地点进行访谈，以分辨观众是否自行决定参观“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
出口调查只记录了观众的第一反应，然而有些问题却需要观众花时间来思考他们的所见所闻才能得出结论。
4 研究结果
4.1 观众情况
在数据收集期间（1995年6—7月），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39%的观众参观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1]在所有观众中，12%的觀众是当地居民，82%的观众来自美国的其他地区，另有6%的观众是外国人。与其他观众相比，带孩子的观众尤其喜爱这个展览，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组成的亲子家庭观众达到47%，这可能与展览对面的“动手科学中心”有关。
此外，参观该展览的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占55%，女性占45%）。观众大多受过良好教育，69%的人至少拥有大学学历。人口学研究基于所有访谈观众，由于入口调查和出口调查的观众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所以综合二者进行分析。 大多数观众并非来自博物馆所在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因此首次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占61%，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已经参观过博物馆多次，30%的人来过1～3次，9%的人来过4次及以上。
11%的观众在参观前就听说过这个展览。其中，25%的人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得知，其余的人则从报纸、杂志、服务台、宣传册、导游等渠道了解。只有极少数的人（约0.7%）接触过并谈及相关的负面评论。
4.2 觀众认知
在访谈中，每位观众都被问到：“你认为科技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并请选择1～10之间的数字进行打分，其中1代表有非常消极的影响，10代表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如图1所示，大多数观众持正面评价，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37）。研究还表明，入口调查中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44），出口调查中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30），可见观众对科学的认知并没有受到展览的影响。在另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调查中，72%的受访者非常或比较同意“科学研究利大于弊”，其中90%的人认为这是既定事实。[2]
为什么展览没有改变观众对科学的认知？首先，个体对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基本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根据追踪观察，观众在展厅中的平均参观时间为15.7 min（标准差为15.6），停留次数为11.4（标准差为11.3），每次停留约1 min。
其次，该展览符合或至少没有反驳大众的普遍认知。我们列出了一些展览目标，请首席策展人亚瑟·莫勒拉（Arthur P. Molella）对以下9个观点作出评价：“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其中，A和H旨在探讨展览的复杂性，B和F旨在探讨观众对科学认知的变化，C和E旨在探讨关于科学的公共责任，G和I旨在探讨科学家的道德责任，D旨在探讨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A.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的基本概念太复杂了，无法理解。（不同意）
B.过去的科学研究与公众的态度无关。（同意）
C.科学研究的方向应该由科学家来决定。（不同意）
D.科学研究并不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非常不同意）
E.公众对合理使用科技负有责任。（非常同意）
F.当今的科学研究与公众的态度无关。（非常不同意）
G.科学家不必顾及其研究成果的负面影响。（非常不同意）
H.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科学发现的潜在风险和收益。（同意）
I.公众应具有科学家需对他们的发现负责的认识。（同意）
我们暂且不讨论展览对观众认知的影响，只关注观众与策展人对上述关键信息的一致程度。如图2所示，我们将观众的观点整理成一个意见量表，该量表的平均数为6.7（标准差为1.4）。换句话说，74%的观众基本认同策展人的看法。
观众认知与策展人认知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共责任和参与强度方面。同时我们注意到，观众与策展人在同一观点的强度上，即“不同意”与“非常不同意”、“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有所不同。例如，对于E，策展人表示“非常同意”，而63%的观众表示“同意”，只有15%的观众表示“非常同意”。同样，对于F，策展人表示“非常不同意”，而64%的观众表示“不同意”，只有8%的观众表示“非常不同意”。总体来看，除了对于D，观众的态度表达一般都不太强烈。
对比入口调查与出口调查后，我们发现观众的认知在观展前后没有明显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参观前观众即与策展人的观点高度一致，而为了显著改变整体平均值，就意味着展览要极大地转变观众的认知。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出现这种重大转变的可能性非常小。[3]
在出口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该展览会影响你对科技的看法吗？”运用回归分析可知，在同等条件下，回答为肯定的观众的意见评分比回答为否定的观众高0.4。换句话说，承认受到展览影响的观众（60%）比不承认受到展览影响的观众（40%）在认知上更接近策展人。
那么哪些观众受到了展览的影响呢？只有两个因素会对观众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年龄[4]；二是参观频率。30岁以下及偶尔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比年长及经常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更容易受到展览的影响。我们认为前者对展览主题没有先前认知，而后者则可能对历史和公共责任问题有过充分的思考。
该展览引发了观众对科学历史、道德责任和公众角色的思考。在参观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少，就越容易受到展览的影响。在入口调查中发现，在对科学的认知问题上观众的意见评分明显受到影响。在同等条件下，那些怀疑科技影响力的观众的意见评分比其他人高0.4。并且相对而言，30岁以下的观众对科技的影响更易产生怀疑。所有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44），30岁以下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39（标准差为1.47），30岁及以上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87（标准差为1.39）。
因此，这个展览并没有改变观众对科学的基本认知，也没有改变观众对展览的关键认知。然而如果观众之前没有思考过相关问题，那么展览可能会促使观众调整自己的想法，使之更容易接受展览的立场。
4.3 展览效果
观众的视野往往比较狭窄，展览可能会验证观众的先前认知，这比改变他们的先前认知更为微妙。24%的观众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这种验证功能是博物馆体验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观众参观展览所获得的满足感部分来自其在严肃的公共场合上被肯定的经历。因为观众倾向于参观与他们认知相符的展览，而对那些颠覆认知的展览表现出冷漠或敌意。[3]观众留言本上的话虽然不能准确地反映观众的参观体验，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体现观众对展览的赞同和反对。[5]
在出口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该展览试图如何讲述美国的科技？”如图3所示，23%的观众提及了“科技的进步”。在对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项最新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博物馆在展示美国历史时应当强调哪种思想？”，22%的观众选择了“进步或变革”，17%的观众选择了“自由”，17%的观众选择了“传统”，15%的观众选择了“多样化”，10%的观众选择了“爱国主义”，9%的观众选择了“独立”，4%的观众选择了“军事遗产”，4%的观众选择了“自豪感”，2%的观众选择了“团结”。[6] 通過梳理观众反馈，我们发现许多观众从展览中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科学过程和科学原理。[4]不论学得怎样，通过参观观众对科学的兴趣和信心都有所提高。
最后，我们认为展示内容和陈列方式从情感上影响了观众。有观众表示，这个展览令其充分地认识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方式。[4]
4.4 展览中的观众
研究结果还表明环境对观众参观体验的影响。在出口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展览中哪件展品最有价值？哪件展品呈现了展览主旨？哪件展品最吸引你？”不少观众的回答都与原子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原子时代”展区、第一个核反应堆、长崎原子弹事件的照片、放射性微粒掩蔽所、关于核粒子加速器和核电控制的交互装置。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到了关于基因工程和垃圾填埋场的视频。
观众对核能的关注可能与外部的社会环境有关，而非展览本身。本次调查正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由于媒体对战争史的广泛宣传，使得这一话题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因此，要谈观众的参观体验，就不能脱离他们的先前认知。尽管这个展览想要吸引观众在特定展品前驻足欣赏，但除非它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否则仅凭展示设计本身并不能赋予更多的意义。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围绕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展示内容和陈列方式进行了大量讨论。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声称这个展览挑选的案例有失偏颇，表现出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负面影响。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观众在参观之前对科学的先前认知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在参观之后这种认知将得到强化和证实，而非发生相反的转变。
致谢
特别感谢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斯宾塞·克鲁（Spencer Crew），“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首席策展人、史密森尼学会莱缪尔森发明和革新研究中心主管亚瑟·莫勒拉（Arthur P. Molella），“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教育和观众服务部主任南茜·麦可尼（Nancy McCoy），“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策展人卡林·斯蒂芬斯（Carlene Stephens），以及美国化学学会、D·希尔克（D. D. Hilke）、布鲁斯·洛温斯坦（Bruce Lowenstein）、卡里尔·马什（Caryl Marsh）等对本文的帮助。
文章来源
Andrew J. Pekarik， Zahava D. Doering， Adam Bickford. Visitors’ role in an exhibition debate： "Science in American Life"[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1999（2）： 117-129.
参考文献
[1]Audrey E. Kindlon， Andrew J. Pekarik， Zahava D. Doering. Visitors to history： A report based on the 1994-1995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visitor study[R].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6.
[2]Jon D. Miller， Linda K. Pife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9-1995）[R]. Chicag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Chicago Academy of Sciences， 1995.
[3]Zahava D. Doering， Adam Bickford， David A. Karns， Audrey E. Kindlon.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a didactic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Maps" study[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1999（2）： 88-107.
[4]Andrew J. Pekarik， Zahava D. Doering， Adam Bickford. An assessment of the "Science in American Life" exhibi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R].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5.
[5]Andrew J. Pekarik. Understanding visitor comments： The case of "Flight Erne Barbie"[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1997（1）： 56-68.
[6]Stacey Bielick， Zahava D. Doering， Anne Kazimirski， Andrew J. Pekarik. Public perception of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Background studie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R].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8.
关键词 “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科学认知 观众研究
0 引言
1995年，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委托史密森尼学会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进行一项观众研究。自开放以来，这个展览一直受到美国化学学会（展览的主要赞助者）和美国物理学会的批评。争议主要集中在展示内容（主题、图像、展品）和陈列方式（设计、文字、音频、灯光、排列）上。批评者们认为，就美国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地位而言，该展览选取的案例不够中立客观，或明或暗地向公众传达了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对此，馆方策展人员并不认同。他们表示，无论对过去还是对现在，该展览有助于观众全面反思科学。不过，双方都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各自的立场。
于是，史密森尼学会被要求来评判孰是孰非：“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是否使公众对科学产生了负面的印象？又是否如策展人所期望的那样，鼓励观众承担在科学研究之社会导向上的责任？经过充分的讨论，我们最终达成共识，明确了开展观众调查的三个目标：（1）展览的关键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被传递给了观众？（2）观众对科学的认知是否被展览改变了？如果是，那么是以何种方式？（3）观众对展览的总体印象如何？
1 展览概况
“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是一个常设展览，位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层，占地面积达1 100 m2。该展览的序言写明了展览的主旨：
就像政治、商业或宗教一样，科学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今天，它已渗透到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在过去的125年里，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科技带来了进步。然而20世纪末，人们的认知有了些许变化。他们意识到，科技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危机。本展览探讨了自1876年以来美国人在科技进步上不断变化的看法。
21世纪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对科技作出负责任的选择。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本展览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孤立的科学发现上，而是着眼于促进美国进入科技时代的历史事件上。
展览包括文物、说明、照片和互动展项。按时间顺序排列，分为六个单元：“实验科学来到美国（1876—1920年）”“科学进步（1920—1940年）”“科技用于战争（1940—1960年）”“优于自然（1950—1970年）”“公众眼中的科学（1970年至今）”“展望未来”。
2 研究方法
1995年6月15—21日、7月5—11日，我们采取抽样调查，分别在“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入口和出口对观众进行面对面访谈，其中入口调查共完成413次，出口调查共完成398次。同时，我们还完成了163次跟踪观察。本次观众调查的总有效率为88%。
2.1 访谈调查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众样本进行提问，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观展前后的认知转变。为了尽可能不带预判地捕捉观众参观体验的细微差别，我们主要采取开放式问答，并将反馈信息以数字编码的形式整理，用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首先，所有观众会被询问一系列问题：你以前是否参观过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从哪个渠道得知“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是否要去或已经去过展览对面的“动手科学中心”？你自己或亲属是否接受过科技培训？如何评价科技对生活的影响？该展览会影响你对科技的看法吗？如果会，那么如何影响？如果不会，那么为什么没有影响？该展览试图如何讲述美国的科技？你从展览中的哪些地方找到了相关信息？
接着，我们又在入口调查和出口调查中分别抛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展览主题密切相关：展览中哪件展品最有价值？哪件展品呈现了展览主旨？哪件展品最吸引你？为什么？
最后，我们还调查了观众的个人情况，比如性别、年龄、民族和文化程度、职业类型等。
2.2 追踪观察
我们对部分观众的参观过程进行了全程跟踪，记下观展总时间和每次停留的时间、地点。
3 限制因素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数据收集的时间限制、对照样本的缺失以及访谈的即时性。
由于观众调查在夏季进行，研究结果可能无法代表全年的观众。据调查，夏季观众大部分是新观众，而冬季观众则多为回头客。相对而言，新观众对博物馆及展览的批评较少。[1]
另外，这项研究也没有明确的对照。虽然可与博物馆的总体观众进行比较，但我们无法在博物馆的另一个地点进行访谈，以分辨观众是否自行决定参观“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
出口调查只记录了观众的第一反应，然而有些问题却需要观众花时间来思考他们的所见所闻才能得出结论。
4 研究结果
4.1 观众情况
在数据收集期间（1995年6—7月），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39%的观众参观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1]在所有观众中，12%的觀众是当地居民，82%的观众来自美国的其他地区，另有6%的观众是外国人。与其他观众相比，带孩子的观众尤其喜爱这个展览，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组成的亲子家庭观众达到47%，这可能与展览对面的“动手科学中心”有关。
此外，参观该展览的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占55%，女性占45%）。观众大多受过良好教育，69%的人至少拥有大学学历。人口学研究基于所有访谈观众，由于入口调查和出口调查的观众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所以综合二者进行分析。 大多数观众并非来自博物馆所在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因此首次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占61%，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已经参观过博物馆多次，30%的人来过1～3次，9%的人来过4次及以上。
11%的观众在参观前就听说过这个展览。其中，25%的人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得知，其余的人则从报纸、杂志、服务台、宣传册、导游等渠道了解。只有极少数的人（约0.7%）接触过并谈及相关的负面评论。
4.2 觀众认知
在访谈中，每位观众都被问到：“你认为科技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并请选择1～10之间的数字进行打分，其中1代表有非常消极的影响，10代表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如图1所示，大多数观众持正面评价，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37）。研究还表明，入口调查中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44），出口调查中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30），可见观众对科学的认知并没有受到展览的影响。在另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调查中，72%的受访者非常或比较同意“科学研究利大于弊”，其中90%的人认为这是既定事实。[2]
为什么展览没有改变观众对科学的认知？首先，个体对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基本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根据追踪观察，观众在展厅中的平均参观时间为15.7 min（标准差为15.6），停留次数为11.4（标准差为11.3），每次停留约1 min。
其次，该展览符合或至少没有反驳大众的普遍认知。我们列出了一些展览目标，请首席策展人亚瑟·莫勒拉（Arthur P. Molella）对以下9个观点作出评价：“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其中，A和H旨在探讨展览的复杂性，B和F旨在探讨观众对科学认知的变化，C和E旨在探讨关于科学的公共责任，G和I旨在探讨科学家的道德责任，D旨在探讨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A.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的基本概念太复杂了，无法理解。（不同意）
B.过去的科学研究与公众的态度无关。（同意）
C.科学研究的方向应该由科学家来决定。（不同意）
D.科学研究并不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非常不同意）
E.公众对合理使用科技负有责任。（非常同意）
F.当今的科学研究与公众的态度无关。（非常不同意）
G.科学家不必顾及其研究成果的负面影响。（非常不同意）
H.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科学发现的潜在风险和收益。（同意）
I.公众应具有科学家需对他们的发现负责的认识。（同意）
我们暂且不讨论展览对观众认知的影响，只关注观众与策展人对上述关键信息的一致程度。如图2所示，我们将观众的观点整理成一个意见量表，该量表的平均数为6.7（标准差为1.4）。换句话说，74%的观众基本认同策展人的看法。
观众认知与策展人认知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共责任和参与强度方面。同时我们注意到，观众与策展人在同一观点的强度上，即“不同意”与“非常不同意”、“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有所不同。例如，对于E，策展人表示“非常同意”，而63%的观众表示“同意”，只有15%的观众表示“非常同意”。同样，对于F，策展人表示“非常不同意”，而64%的观众表示“不同意”，只有8%的观众表示“非常不同意”。总体来看，除了对于D，观众的态度表达一般都不太强烈。
对比入口调查与出口调查后，我们发现观众的认知在观展前后没有明显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参观前观众即与策展人的观点高度一致，而为了显著改变整体平均值，就意味着展览要极大地转变观众的认知。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出现这种重大转变的可能性非常小。[3]
在出口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该展览会影响你对科技的看法吗？”运用回归分析可知，在同等条件下，回答为肯定的观众的意见评分比回答为否定的观众高0.4。换句话说，承认受到展览影响的观众（60%）比不承认受到展览影响的观众（40%）在认知上更接近策展人。
那么哪些观众受到了展览的影响呢？只有两个因素会对观众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年龄[4]；二是参观频率。30岁以下及偶尔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比年长及经常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更容易受到展览的影响。我们认为前者对展览主题没有先前认知，而后者则可能对历史和公共责任问题有过充分的思考。
该展览引发了观众对科学历史、道德责任和公众角色的思考。在参观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少，就越容易受到展览的影响。在入口调查中发现，在对科学的认知问题上观众的意见评分明显受到影响。在同等条件下，那些怀疑科技影响力的观众的意见评分比其他人高0.4。并且相对而言，30岁以下的观众对科技的影响更易产生怀疑。所有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67（标准差为1.44），30岁以下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39（标准差为1.47），30岁及以上观众的平均评分为8.87（标准差为1.39）。
因此，这个展览并没有改变观众对科学的基本认知，也没有改变观众对展览的关键认知。然而如果观众之前没有思考过相关问题，那么展览可能会促使观众调整自己的想法，使之更容易接受展览的立场。
4.3 展览效果
观众的视野往往比较狭窄，展览可能会验证观众的先前认知，这比改变他们的先前认知更为微妙。24%的观众认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这种验证功能是博物馆体验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观众参观展览所获得的满足感部分来自其在严肃的公共场合上被肯定的经历。因为观众倾向于参观与他们认知相符的展览，而对那些颠覆认知的展览表现出冷漠或敌意。[3]观众留言本上的话虽然不能准确地反映观众的参观体验，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体现观众对展览的赞同和反对。[5]
在出口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该展览试图如何讲述美国的科技？”如图3所示，23%的观众提及了“科技的进步”。在对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项最新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博物馆在展示美国历史时应当强调哪种思想？”，22%的观众选择了“进步或变革”，17%的观众选择了“自由”，17%的观众选择了“传统”，15%的观众选择了“多样化”，10%的观众选择了“爱国主义”，9%的观众选择了“独立”，4%的观众选择了“军事遗产”，4%的观众选择了“自豪感”，2%的观众选择了“团结”。[6] 通過梳理观众反馈，我们发现许多观众从展览中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科学过程和科学原理。[4]不论学得怎样，通过参观观众对科学的兴趣和信心都有所提高。
最后，我们认为展示内容和陈列方式从情感上影响了观众。有观众表示，这个展览令其充分地认识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活方式。[4]
4.4 展览中的观众
研究结果还表明环境对观众参观体验的影响。在出口调查中，当观众被问到：“展览中哪件展品最有价值？哪件展品呈现了展览主旨？哪件展品最吸引你？”不少观众的回答都与原子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原子时代”展区、第一个核反应堆、长崎原子弹事件的照片、放射性微粒掩蔽所、关于核粒子加速器和核电控制的交互装置。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到了关于基因工程和垃圾填埋场的视频。
观众对核能的关注可能与外部的社会环境有关，而非展览本身。本次调查正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之前，由于媒体对战争史的广泛宣传，使得这一话题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因此，要谈观众的参观体验，就不能脱离他们的先前认知。尽管这个展览想要吸引观众在特定展品前驻足欣赏，但除非它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否则仅凭展示设计本身并不能赋予更多的意义。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围绕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展示内容和陈列方式进行了大量讨论。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声称这个展览挑选的案例有失偏颇，表现出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负面影响。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观众在参观之前对科学的先前认知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在参观之后这种认知将得到强化和证实，而非发生相反的转变。
致谢
特别感谢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斯宾塞·克鲁（Spencer Crew），“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首席策展人、史密森尼学会莱缪尔森发明和革新研究中心主管亚瑟·莫勒拉（Arthur P. Molella），“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教育和观众服务部主任南茜·麦可尼（Nancy McCoy），“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展览的策展人卡林·斯蒂芬斯（Carlene Stephens），以及美国化学学会、D·希尔克（D. D. Hilke）、布鲁斯·洛温斯坦（Bruce Lowenstein）、卡里尔·马什（Caryl Marsh）等对本文的帮助。
文章来源
Andrew J. Pekarik， Zahava D. Doering， Adam Bickford. Visitors’ role in an exhibition debate： "Science in American Life"[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1999（2）： 117-129.
参考文献
[1]Audrey E. Kindlon， Andrew J. Pekarik， Zahava D. Doering. Visitors to history： A report based on the 1994-1995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visitor study[R].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6.
[2]Jon D. Miller， Linda K. Pife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9-1995）[R]. Chicag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Chicago Academy of Sciences， 1995.
[3]Zahava D. Doering， Adam Bickford， David A. Karns， Audrey E. Kindlon.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a didactic exhibition： "The Power of Maps" study[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1999（2）： 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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