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繁体字”，我尝到了乐趣

　　虽说来到台湾不存在语言障碍，两岸说的都是汉语，但是，在简繁体和书写模式上的差异，仍然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儿。当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缓缓降落时，心情忐忑地出了海关，我的征战“繁体字”之路，便正式开始了。
　　为了缩短作战时间，我率先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游击战。琐碎日常中，这样的机会俯拾即是：街道上的店家招牌、百货公司的商品标价牌、餐厅中的菜单、校园里的贴心标语……只要做个有心人，真可谓“生活处处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起初，环顾四周，面对着无处不在的繁体字，此番滋味只可用二字形容：“心累”——几乎做所有事都得连蒙带猜，磕磕绊绊，整天头昏脑胀，成为一个可怜的“半文盲”。尤其是上课时分，老师的ppt、讲义、板书全部是繁体教学，我在认真听讲、疯狂记笔记的同时，还得在脑海中飞速地作简繁体转换。倘若老师大人兴致大发，再临场飙几句台语，我就只好欲哭无泪、缴械投降了。处于如此劣势又被动的地位，其实我的内心是拒绝的。因此，第二步作战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这项战略部署简单又实用：分别在手机和电脑里下载搜狗输入法的app，随后调节到“繁体”模式，就一切OK了。这样一来，不论是在台湾用messager、line、手机短信与当地同学交流，和大陸好朋友在QQ、微信上继续保持联络，还是周末在word文档上孜孜不倦地“爬格子”，都会始终处于繁体字的环境下，始终处于“温故而知新”的良性循环中。合理使用这一款app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检验识读是否正确，堪称一本近乎完美的简繁体对照大辞典！记得有一次，在QQ上与一死党聊天，没多一会儿她就忍不住吐槽了：“你能不能正常点啊？打简体字，赶紧的！那么多笔画看得人一个头两个大！”唯恐我不从命，还发来了三条“语音加急令”。于是乎，本宝宝只好乖乖就范。不过，瞅着自己愈来愈娴熟的繁体字识别技能，我这心里可是在偷着乐呢！
　　眼瞧前面的铺陈工作接近尾声，最后一步“杀手锏”，终于得以揭开“庐山真面目”了——一头钻进图书馆，大量阅读繁体字小说。记得刚刚到台湾，参观校图书馆那天，特别是翻阅那一整列一整列繁体、竖版、从右往左排版的报纸、杂志、小说时，我不仅非常低效率，而且对繁体字的陌生，更是让这一股别扭劲儿雪上加霜。此后，有了之前的准备工作，我摩拳擦掌地“啃”起精神食粮来，虽仍略显吃力，但“痛并快乐着”，反倒别有趣味。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我阅读了台湾女性主义作家施叔青、黄娟、陈若曦、琦君等人的系列作品，台湾近年来的畅销书《月光三部曲》，还有简·奥斯丁的《爱玛》、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日本推理小说《冻花》等。经过如此一番“头悬梁，锥刺股”的“恶补”，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在繁体字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了。
　　“神功”练成之后，便是坐待收获的时节。最明显的甜头，要数课业负担减轻了不少，拥有了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此外，上台报告时，面对长达几十页的繁体课件，我亦可以底气十足、即兴发挥；行走在招牌和路标林立的街头，再也不会产生“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苍凉之感；参观文学馆、博物馆或艺术馆时，一目十行地读着一旁的简介，内心宁静、愉悦而充实……在征战“繁体字”的过程中，我真切品尝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欢畅。然而，与此同时，更产生了一些零碎的、不成体系的思考。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大陆普遍推行的是简体字。对于古代汉语不感兴趣、或大学不修中文课程的人，繁体字在他生活中的出镜率是少之又少的。换言之，如果将一个大陆人空降到台湾，有高达九成的可能，他将成为台湾社会的“半文盲”（不会认不会写，或只会认不会写）。诚然，相较于繁体字，简体字确实有其自身的优势：笔画少更简洁、书写更省时高效、学习和推广更方便快捷……可是，难道这些就可以成为我们轻视乃至忽略繁体字的理由吗？不，答案是否定的。若论整体的美观、艺术感以及对中华书法文化的传承，繁体字无疑持有一张完胜的王牌。
　　在台湾，身边的同龄人不仅写有一手飘逸的繁体字，还选修了华语文课程来专攻简体字的，不在少数。有时候，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和我比赛，在本子上玩繁体转简体的游戏。问及原因，他们很坦诚地说：“因为，现在简体字是华语世界的潮流啊。”听闻此言，我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可是也抑制不住地暗暗担忧：仅从对我国古老文字的掌握上，大陆已经开始落后于台湾了。
　　以管窥豹，在台湾尤其是南部，对包括繁体字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安平古堡、大天后宫、延平郡王祠以及遍及全岛的妈祖庙，还有盛大、严肃、一丝不苟的孔庙祭典，都是一幕幕形象生动的诠释。台湾人的生活，忙碌而不盲目，在耳濡目染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举手投足间充满了谦谦君子的儒雅和亲和。而我们大陆呢，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效、迅猛、速度，不仅大刀阔斧简化了字体，还大面积地拆除毁坏古迹，甚至在现今的教育体系中，语文的重要性一直远低于英语和数学。真是令人堪忧。
　　走过这条征战“繁体字”之路，抛开最初稚气的喜悦，我心中的那一缕无奈、怅然和忧伤，却久久无法散去。

触碰“高压线”

　　在来台湾之前，老师特地上了一节“行前教育”，话题核心是“专心读书，少谈政治”。毕竟，“台海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敏感地带，众人皆知。然而，阴差阳错中，愚蠢的我竟然撞上了这根“高压线”——选课时看串了行，点击“确定”后发现出错立马退选，弹出的对话框却是“该课程限制此操作”。“好吧，”我满脸黑线地耸了耸肩，“这门‘经济与政策发展趋势’宝宝是上定了！”
　　不出所料，第一次去上这门课，我就尝到了苦果。当点名核对人数时，任课的刘老师注意到我的学号是以“V”开头的，不同于其他同学的“S”。而且我两个字的名字，在全台湾几乎全部三个字的取名习惯中显得鹤立鸡群。“所以这位同学你是……”“我是大陆的交换生。”“OK。”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热情地笑：“欢迎你来台湾。”或者好奇地追问：“来自大陆哪一个省呢？”他只是迅速扫视了我一眼，冷漠地点了点头。不过，这种微妙的困惑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掠过心间，很快我就被新发的教材《世界大时局》吸引住了眼球，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 　　“这本教材的内容我不会全部讲，里面有一些观点和论调很偏颇。相信你们有能力去识别真相。”刘老师大概三十出头的年纪，温文尔雅。听到这里，我却心里“咯噔”一下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因为这本书是中国作家编写的，想必大家都心中有数。”语气中飘散着一丝不屑。此时此刻，我瞬间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如坐针毡”。有懊恼有焦躁有愤怒，对，没错，就是愤怒。一向自诩客观、理智、冷静的我，原来潜藏着那么虔诚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且竟然如此炽热。后来几个星期的课堂上，我尽力保持平常心，认真听课，认真记笔记。在听刘老师说“他们中国”“我们台湾”这些敏感又刺耳的字眼时，只好强压住胸中的熊熊怒火，不停地告诫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
　　据同修这门课的同学说，这位刘老师是台大毕业，麻省理工的法学和经济学博士，旅美五年后回校任教的。“我们很崇拜他，”后排的一个女生一脸花痴样，“你觉得呢？”“无感啊。”我摊开手，努力让一个礼貌的微笑在脸上勉强维持两秒以上，一边的内心OS则是，“呵呵，选他的课是我今生最大的失误，好吗？”不料，老天爷似乎听见了我的独白，很快赐予我一个袒露“真心”的机会。犹然记得那节课上的是《瑞典合作主义社会模式》，刘老师抛出了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瑞典这一套国家机制？”被提问的几名台湾同学，有的说“民主”，有的说“自由”，有的说“人性化”。窗外，三月初的天空很澄澈，木棉花盛开得如火如荼，阳光倾洒进教室，带来一种柔媚、微醺的律动。我一手托腮，轻眯起双眼，静静享受着这一刻的美好。然后，我听见了自己的名字。
　　“董玥同学，你认为这一套机制在中国适用吗？”不止一次，听见他置之度外地说“中国”，仍无法减弱我最初强烈的反感。坐直身子从梦游中切换模式，我定定地看着他。想看出这个提问里究竟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挑衅。然后，我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理清要点和逻辑，摆出了一个不卑不亢、招牌式的公关微笑——“显而易见，当然不适用。它不仅不适用于大陆，也不适用于台湾。因为，它根植的土壤在瑞典。而大陆、台湾乃至整个中国的国情与瑞典是完全不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世界那么广阔，瑞典的体制并不是‘民主’‘自由’‘人性化’唯一的代名词。”我有条不紊、一气呵成。从未如此得意于自己气定神闲的语速和字正腔圆的平翘舌音。真该拍下他那一刻的表情，哈哈哈，让我后来暗爽了好久。
　　转眼修这门《经济与政策发展趋势》将近两个月了。上台讲演的小组报告已做了三次。渐渐地，我和同组的欣岑、立舫、聿诚关系亲近了许多。有一次，课间和欣岑聊天，她说：“期中报告谈中美在南海是否会开战，你的发言好棒哦。”“没有啦，”我摆摆手，“只是比较感兴趣而已。”“刘老师在我面前夸你哦，说这个中国女孩子有见解，台风也不错。给我们组打了很高的分数呢。”欣岑是这门课的“课程小老师”，相当于“学生助理”的角色。刘老师和她私下里的交谈内容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后来，又做了一次上台报告和课堂检测，我继续一丝不苟地完成。除了尽学生的本职义务之外，还有一种必须证明“大陆今非昔比”的冲动，在汹涌地起伏翻滚。这真是一种狂热又奇妙的激情。
　　现在，我终于可以明显感受到刘老师的善意了。他会在欣岑统计订购资料人数时提醒说：“你同桌刚才也举手了，你好像只忙着数教室另一边的同学，有把她算进去吗？”（那个“同桌”就是我）他会在介绍互联网的功用时，向我详细询问淘宝网在大陆有多火，然后吐槽台湾网购市场的萎靡。他会在讲人大的“民主集中制”时让我谈看法，我知道他不认同，但他的神情不再冷漠，而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平和。甚至，他会在一段用于课堂提神的插曲中，问我习不习惯这里的饭菜、这里的生活作息，有沒有买“台南蜜饯”回去作伴手礼？诸如此类零零碎碎却很温馨的互动和关怀。
　　我知道，我根本无力改变他“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的政治立场。但是至少用自身的努力，让他改变了对我个人的态度。或许，亦扭转了他对大陆某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未可知。如今身在台湾，愈发觉得“要展现出最好的状态”，不仅仅是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更关乎一种身份、一种责任、一种荣誉、一种信仰。
　　今天，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再一次和他偶遇。我说“老师早安”，他向我招手，亲切地点头微笑。而初见时那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样仿佛还恍然如昨。走回座位上，我拿出牛肉生菜夹蛋起司和椰果奶茶，一边悠闲地吃早餐，一边想：“烦恼终究会成为过去。无比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是的，无比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小尴尬中的感动

　　作为中国大陆的交换生，在台湾想要绕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便会出其不意地邂逅一些小尴尬。其中虽有不甚美好的回忆，但也不乏一些温馨和感动的片段。
　　建国老师教我《现代文学》。第一次上课点名，他见我学号的开头字母是V（代表交换学生），便彬彬有礼地问道：这位同学，请问你是哪里人？”当听闻我来自中国大陆时，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在讲课过程中，提到我国的文学作品或著名作家时，我发现，他的表达方式有些奇怪。他会先流利地说：“《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然后，突然就转入了“结巴”模式，“是中国……大陆……欸……是……中国大陆的作家。”起初我十分困惑，一句简单的国籍介绍怎么让他如此纠结？时间久了，和前后同学渐渐熟悉，我才豁然开朗。“上个学期，建国老师在上课时，”芸嫚说，“从来都是直呼‘中国’的。总是讲，台湾怎样怎样，中国怎样怎样，分得很清楚。这也难怪，我们这边好多人都这样说。现在，哈哈，冷不丁就改成中国大陆了！”
　　经她一提醒，我对此更留心了。果不其然，后来讲到新月派闻一多的“三美”理论、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两岸对《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奎斯）翻译的差别等等，建国老师都会出于惯性地只说“中国”，然后略一愣神，又在后面加上“大陆”。显而易见，在台湾归属权的议题上，两岸的分歧一直存在。而台南，堪称民进党的“万年票仓”，生于斯长于斯的建国老师，无疑是“深绿”。可是在讲课时，他会顾及我的情绪，默默改用“中国大陆”——这个较为温和、折中的称呼。此举无关政治导向，却体现了个人的修养与风度，令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更加用功地学习《现代文学》，想借此表达对他的敬爱之情。期末考结束后发试卷，建国老师微笑着对我说：“申论题答得很好喔。”之后，还让我当堂朗读。那一刻，我甭提有多暗爽啦。 　　还有一件趣事是发生在《经济与政策》公选课上。那天，第三小组上台作关于“中国”的报告。其中一个男生J同学，负责介绍经济发展专题。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其他原因，他想脱离PPT即兴举例时，冲口而出的竟然是：“我们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乍一下，我还以为幻听了：在台湾，公开承认自己归属中国的“勇士”，可真心不多哇！而坐在我斜前方的刘老师，这会儿也不忙着打分数、写评语了，猛地抬起头，直愣愣地向他行“注目礼”。J同学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挠了挠头，略显慌张地改口说：“欸……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国台湾……”哇塞，管他是不是口误，反正又是一枚惊天大彩蛋啊！班里顿时一阵骚动，我心花怒放，再也忍不住了，哧哧哧地笑出了声。J同学旁边的一个男生，笑得比我还夸张，目光相遇时，还俏皮地挤了挤眼。
　　后来，和志工伯瑞聊到这件事，伯瑞说：“也许那个J同学家偏蓝吧。台湾虽然有人主张独立建国，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支持‘九二共识’的。”“那你呢？半年前大选，你投了谁的票？蔡英文吧？”因为和他已经相当熟了，所以聊天时我也不会过分禁忌什么。“欸……”伯瑞傻笑了两声，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个问题，我保持沉默喔……对了，《史记》的期中考拟答你有准备吗？需不需要我帮忙找资料呢？”瞬间，我嘴角抽搐，脸上挂起三条黑线：“呵呵，小伙子，你已经暴露了好吗？”不过，转念一想，伯瑞这么做也挺机智，因为政治的分歧而徒增尴尬、影响彼此的友谊，确实没必要嘛。又想起之前他送给我们交换生的日本小点心，真是美味可口，天下一绝啊。身为吃货的我吐吐舌头，便知趣地闭了嘴。
　　在台湾，不仅可以吃到正宗的日本小点心，还可以轻松买到许多日本的衣服、书籍、化妆品、唱片、首饰等等。台湾女生的打扮，也有跟风东京时尚女郎的趋势。甚至到路边一家小餐馆用餐，店里正播放着日本的歌曲；搭一次计程车外出，司机却在收听日本电台的节目。相比于两岸隔绝的近四十年，日本在台湾五十年的殖民似乎更得民心。对此，我曾忍不住向大陆的好友倾诉，她痛骂：“台巴子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当日爹美爹的狗，也是没谁了。”虽言语刺耳，但也代表了一大批大陆民众的心声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历代文选》的庄千慧老师，她的一番话说得我十分感动。
　　当时，一位同学在发言时谈及那段往事，用了“日治时期”的措辞。庄老师打断他，说：“你认为是‘日治时期’吗？我倒觉得是‘日据时期’。如果你说‘日治’，就是承认了日本政府当年在台湾的合法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往往过分夸大了那时日本的贡献。那所谓的‘贡献’，也仅仅是殖民者在为自身谋福利。同学们，你们应该去好好研读台湾史，睁大眼睛，看看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是多么悲惨、多么落魄、多么没有自尊可言。”还有一次，在作课堂报告时，庄老师问台上的女生圣婕：“你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找到的？”答曰：“百度。”又指了指我，补充道：“就是他们那边最大的搜索引擎。”庄老师两手一拍，露出两颗小虎牙，笑得亲切又可爱：“哎呀，你怎么能说‘他们’呢？多生疏呀！要说‘对岸’，懂不懂？‘对岸’！”话音刚落，圣婕不好意思地推了推眼镜，全班也哄堂大笑起来。
　　身处台湾，心头常常会涌起五味杂陈的情愫，有失落、有恼怒、有困惑。然而，平淡如水的日子里，这些宝贵的经历，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抛开宏大的政治议题，其实，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啊：一样地念唐诗、品宋词、习书法、说汉语、写汉字……甚至，两岸的年轻人会追一样的星，唱同一首歌。公选课上，全班同学一起唱的那首《知足》，仍舊萦绕在耳畔：“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
　　夏日的五月，正逢台湾的雨季。然而，每每忆及这些小尴尬中的感动、这些点点滴滴，我的心情却如正午的骄阳，异常绚丽、灿烂、明媚。

在身份转换中坚守理性与尊严

　　在台湾的日常，经常会面临着个人和国家之间的身份转换。这种体验，于我而言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这其中，有苦涩、有愤怒，也有惊喜和自豪。
　　因为同修《哲学概论》这门课，我和后排的品妤逐渐熟识。她是那种活泼奔放型的女生，从一开始简单的课程交流，到随意的闲聊，她应该是我在那个班上最亲密的同学了。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她的关系会愈来愈好（事实上也正有这种趋势），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彻底搅乱了这一切。那天的课上，教《哲学概论》的邱老师，竟然出言诋毁大陆，言辞十分可笑：中国大陆只允许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店里几乎看不到康德、尼采、黑格尔、洛克的著作；中国大陆的言论管控非常恐怖，群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一味地附和政府；建议大家有空去看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重点关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罪恶嘴脸，并跟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作一个对比……听到她“满嘴跑火车”的恶意攻击，我仿佛被点穴一般石化在座位上，又震惊又气恼。这位邱老师，说实话，平日里是一个挺温文尔雅的老太太，怎么谈及两岸分歧的时候，就像被魔鬼附身一般，那么偏激、那么缺乏理性呢？为人师表，竟然如此误导学生，的确令人发指。
　　课间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转过头，一边吃起司蛋糕一边和品妤聊天。“你相信邱老师的话吗？”这一次我明显的闷闷不乐。“相信啊，”品妤的眼睛透露出笃定不疑的神色，“你们中国，不是一直都这个样子吗？”我再一次震惊了。之前的交往中，彼此不触及政治，因此二人相谈甚欢。但没想到，现在她却如此裸露地批判甚至蔑视大陆，那种语调浸透了怜悯、不屑。我有一种深深的被侵犯和被羞辱感。“可是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随后，我努力保持镇静，详细地一一作出了解释。然而，她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就去和其他同学谈笑风生了。下一周上课前，当我走进教室，她并未像从前一样热情地打招呼，而是在目光相遇时，不自然地将头扭向了一边。后来的日子里，我更加专注地听讲、记笔记、上台发言，却在邱老师与我微笑互动时，由起初的热情回应转变为冷若冰霜、公事公办。我更加认真地完成作业与考试，用事实展现出实力，却在品妤再一次主动搭讪时，继续保持着“拒之于千里之外”的高冷。因为，对于从骨子里不懂得尊重我和我同胞的人，根本没有与之沟通、和解的必要。 　　相似的不愉快的经历，还发生在一堂经济公选课上。那天刘老师在讲北欧国家的运行机制，然后话锋一转向我发问道：“董玥同学，你认为这样的机制适合于中国大陆吗？”我想，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实际国情，运行机制怎么能生搬硬套呢？所以，毫无戒备地回答：“当然不适合啊。”不料刘老师竟追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国家政府非常廉洁，而你们的政府却贪污人民的钱财吗？”话音未落，全班便爆发出了一阵怪异的大笑。当时，我恼怒得差点想破口大骂，还好冲动之余想起一句话“以暴制暴是弱者的表现”。“我认为不适合，是由于那套机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加思考的‘拿来主义’是愚蠢的。至于贪污腐败的问题，邪不压正，大陆政府已对那些害群之马进行了严厉的彻查惩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曾因贪污7000万锒铛入狱，人尽皆知，希望老师您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可以吗？”说完之后，前所未有的畅快，我目不转睛地瞪视着他。刘老师尴尬地笑了笑，说：“回答的思路很清晰嘛。好，我们来讲下一个专题。”
　　后来的经济公选课上，我可以感觉到刘老师态度的转变，由无视、敌意、漠然，到友好、和谐的交流互动。在例行“世界时事报导”环节时，班里搜集有关中国大陆新闻的同学，人数也在逐渐增多。甚至有一次，抽到的四位同学从“北上广房价飙升”、“520之后的两岸发展趋势”，聊到“中美南海争端”，简直像一个小型的“中国大陆”新闻专场。也许，刷存在感并不是靠语言暴力；也许，赢回尊严的最佳方法是保持客观、公正，以理服人。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也会在台湾同学的推荐下，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有一次，同修《现代文学》的叶柔学姐邀请我，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谊会。那天晚上，我和诗谕、佩仪、语柔、尔芹、丽欣等一众小伙伴玩得很开心，甚至一度忘记了彼此迥异的口音和成长背景。她们带我去各个楼层品尝美食、唱歌、跳舞，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在二楼的联谊厅，我们偶遇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美国小伙子Clyde。当时，他正捧着一本类似于《轻松学中文》的入门教材，读得津津有味。语柔似乎与他很熟，清脆地打招呼：“Hey， Clyde， nice to meet you. Look， this is my friend Dong Yue.”（嗨，你好，这是我朋友董玥。）只见那美国小伙站起身，伸出长臂猿般毛茸茸的大手，露出了一个公关的笑容。随后，他指着教材，问语柔：“Angela， help me please. What does it mean？Hah， it is so confusing！”“（问一下，这个词啥意思？太难了。）”
　　没想到，“百事通”语柔也被难住了。突然，她一拍脑袋，把那个词拿给我看，原来是超级简單的“七点一刻”。“It means a quarter past seven. Do you understand？”Clyde绅士地向我致谢。然而，在得知我是来自大陆的中国女孩时，他的态度竟始料不及地猛然热烈起来，一时间竟令人难以招架。“Wow， you are from China， right？”他张开双臂，作拥抱状，两排整齐炫白的牙齿赫然在目，“China is so great and beautiful！”浅褐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仿佛整张脸都在发光。后来，我向他具体介绍了中国北方的一些口语，他听了频频点头，不停地说：Good！Very Good！一番愉快的聊天中，全程都是在谈中国的古迹、美景和繁荣的近况。Clyde的话题一个接着一个，简直停不下来。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对中国的喜爱，他的语气让我真切地体悟到做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前仰后合的欢笑时，我无意间瞥见了身旁台湾小伙伴们的神情：有些尴尬，有些怅然，有些落寞。
　　其实，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误解、讨厌，大部分是源于“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从未踏上过大陆的土地，也从未身临其境地领略过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们在经济停滞不前、并愈加落后的当下，常常怀着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畸形情感，潜意识里自动过滤掉现实，夸大一些历史阴暗面，只愿意相信某些媒体或绿营人士刻意的抹黑与丑化。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遥望茫茫不可知的未来时、在一场无稽之谈的春秋大梦里，继续保持着那夜郎自大的、可笑的优越感吧。
　　而作为大陆人民的我们，对此只需保持冷静与理性，在不卑不亢中坚守和捍卫尊严，便已足矣。时间，自会给历史一个最公正的裁决。

他们眼中那个失真的大陆

　　在台湾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在校园生活中结识了不少同龄人。他们大多是同班的同学、公选课上同一组的成员，或是社团活动中个性很合拍的伙伴。相处的过程，是一个彼此试着敞开心扉的过程，我也渐渐了解到了他们眼中的“大陆”，究竟是怎样的。
　　宛谕是一个来自高雄的女孩儿，也是我在台湾最喜欢、最合得来的好朋友。她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材纤瘦，蓬松的短发下扑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友善的大眼睛。笑起来两个浅浅的酒窝，微微低头，眉眼间流露出一抹清风般羞涩的可爱。相较于其他同龄人，宛谕应该是一群台湾朋友中，对我们大陆态度最友好的了。她会问我许多网络用语的意思，和我谈论《芈月传》《甄嬛传》，还有她曾经去福建游玩的感触。后来，她还带我去了她的家乡。柔和的风拂过发梢，漫步在绿树成荫的爱河边，木桥旁有荡漾着轻音乐的茶座、有画即时肖像的艺人、有骑着童车的小朋友，还有一些摇着纸扇正闲话家常的老人家……我和宛谕手拉着手，抛开台湾和大陆的地域距离，享受着两个女孩之间简单、纯粹又快乐的友情。后来，宛谕还主动跟我聊及政治：“玥，爸爸说，幸好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中国，可以和自私的美国相抗衡。”那一瞬间，我的心情真比高雄五月的阳光还绚烂。
　　相比于宛谕的亲和，怡人对我们大陆的看法却不尽然。怡人是那种很活泼、逗趣、喜欢没事说两句冷笑话的搞怪女孩儿。有一次，为了朗诵诗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的《白杨树》，她直率地对我说：“你可以把这首诗念一遍给我听吗？因为这是大陆的诗人，我想学习用大陆的普通话读出来，才是最原汁原味的。”后来，相处久了慢慢发现，“女汉子”外表下的怡人，是一个怀抱赤子之心、性情很真的女孩儿。记得一堂课上老师讲到民权，便开始夸赞台湾的教育如何尊重学生的隐私云云。怡人侧过头，悄悄告诉我：“屁啦，我们的教育没那么完美。我上的那所高中，还不是按部就班、明目张胆地贴出名单来公布成绩和排名啊。”然而，如此古怪精灵的怡人，在涉及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时，却流露出了少见的严肃，和我产生了蛮大的分歧。“感觉大陆没有真正的民主吧。”她一边观察着我的神色，一边字斟句酌，“我一直不懂你们的‘民主集中制’到底是什么意思耶。” 　　于是，我花了将近十分钟向她详细解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换来的却依旧是她写满了诚挚的、一脸的懵懂与不解。
　　开安是台南本地人，和我一起上《世界经济与政策发展趋势》这门课，属于那种外冷内热、非常随和易相处的男生。他一米八出头的身高，一手好吉他弹得帅出天际。后来彼此熟悉了，我还乐颠颠地跑去看他们社团的节目《永不放弃》，很热血、很励志。那一刻，突然觉得青春真好，可以有幸认识很多新朋友，可以有机会改写今后的人生。我们也会聊及一些敏感地带。毕竟，陆生在台湾，政治是一道想绕也绕不开的坎。“你们用不了FB、Google，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呢？”开安悄声问。“当然不会，我们有QQ、微信、万能的度娘，而且这年头‘翻个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感觉你们政府管控得很严，不仅信息流通受到阻碍，民众言论也很不自由的样子。”开安略微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继续说，“南海问题上也很霸道欸，有一种强权的感觉。”听见他这么片面甚而荒谬的评价，潜台词明明就是“大陆政府独断专制，大陆民众水深火热”嘛。我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儿，虽不怒形于色，脸上的笑容却控制不住地僵硬起来。
　　不难看出，许多台湾同龄人眼中的大陆，依旧是失真的。他们看待大陆的视角，依旧存在着颇深的误解和偏见。他们眼中的民主，我觉得过于散漫；他们眼中的人权，我觉得过于放纵；他们眼中的自由，我觉得过于无序；他们眼中的一党专政，我觉得是泱泱大国得以统一和发展的根基；他们看我“坐井观天”，我看他们“醉生梦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虽然，在短短半年的相处中，我和台湾的同龄人努力地彼此交换着善意，但是成长环境的大相径庭、意识形态对于个人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仍然是大陆和台湾的年轻一代之间较难跨越的鸿沟。
　　更为可怕的是，在台湾，“文化台独”“去中国化”教育的横行早已司空见惯，将台湾的年轻一代彻底洗脑。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时，“你们中国”“你们外籍生”“我们国家的政府”此类的言辞，常常是从口中自然而然说出的。毫无忌讳，仿佛是自古以来的真理。说者无心，听者的我却很难过。毫不夸张地讲，八成以上的台湾年轻人都是名副其实、极度狂热的“台独分子”。甚至周末去台湾文学馆参观，一个年仅八岁、自来熟的小男孩跑过来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姐姐，对不对？”我点点头，轻轻捏了捏他的小脸蛋，觉得可爱极了。结果，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的好心情瞬间跌落到冰点：“老师说，你们中国很坏，总是欺负台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好可怜，只能举‘中华台北’的旗子。”
　　恍然間，觉得大陆和台湾之间相隔的，不仅仅是近半个世纪的冰冻期，更不仅仅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而已。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哎，就让这一切的正负黑白、是非善恶，交由时间和历史来公断吧。

淡然下的脆弱与不安

　　一个学期以来，渐渐融入台湾本地人的生活圈，我发现在他们故作淡然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颗脆弱与不安的心。
　　我的导师光明是一个风趣健谈、十分快活的“小老头”。他常常是白T加牛仔裤的随意穿搭，推着脚踏车在校园里漫步。光明老师年轻时在新竹清华念博士，曾是一位响当当的大学霸呢。和他接触多了之后，我就不再紧张拘束了。一天晚上，我从南门路的“金玉堂”购买完生活用品回家，穿过校园时，迎着昏黄的路灯，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边朝我招手，一边乐呵呵地踱了过来。原来是光明老师，他正准备回林森路的家。往学校正门口走的路上，光明老师和我亲切地攀谈着，甚至聊到了最近异常敏感的两岸局势，让我悄悄地大吃一惊。“小英政府就是在画大饼，玩文字游戏，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嘛。”他直言不讳地说，“政客为了自己的目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真令人气愤。”
　　我瞧他似乎不是深绿阵营的“脑残粉”，便斗胆接话：“那您支持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吗？”光明拍了拍半秃的脑袋，狡黠地一笑：“我一介草民支持不支持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台湾一直很被动，只是大国强权之间博弈的棋子而已。左右逢源，得罪了哪一方都不行。不容易啊。”“您也不要过于担心啦。我觉得台湾很美丽很和乐啊。”看到平时“老不正经”的“小老头”秒变严肃脸，我赶紧安慰道。“不，这只是粉饰太平罢了。台湾曾经的光辉岁月早就不在了。什么‘亚洲四小龙’，都成了‘亚洲四小虫’了，到处看旁人脸色行事。”他大力地摆摆手，“年轻人现在哪有什么干劲，全社会起步工薪22k，拼死拼活干了四五年，可能还在原地打转呢。政府真是不作为。下学期，我儿子要去上海交大念书，让他去感受感受大陆年轻人的干劲。整天醉生梦死的，抱着‘小确幸’的心理，能有什么出息？”
　　其实，不仅是光明老师，学校里还有不少老师，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身为台湾人深深的焦虑感。记得有一次，在楼道里等电梯时偶遇王琅老师，她教我《中国文学史》。王老师身段小巧，穿着素色的连衣裙，略施粉黛的脸上荡漾着温婉的笑容。从搭乘电梯到研究室门口，一路上她都很热情地与我聊天。“听说，你们可能是近几年最后一批交换学生了。我们与大陆一批姊妹学校的交换生项目，好像都要暂停。”“啊！”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所以报纸上的传言是真的了？”“我也不太清楚欸，不过应该有几分依据。小英上台以后，陆客少了很多，台湾的旅游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呢。”王老师轻轻地叹了口气，继续说：“我猜想，小英政府是在试探大陆政府的底线吧，甚至不惜赌上台湾的前途，挺冒险的。”临别时，她还禁不住感叹：“还好你交换到我们台南大学，成功大学可是出了名的‘深绿’。最近台海关系愈发紧张，台湾年轻人敌对大陆的情绪高涨，估计那边陆生的日子不太好过。”
　　虽然，如王老师所言，台南大学的校园氛围较为温和。但是，本地学生对我的“侧目而视”依然时有发生。起初，我把这归结为“台独思想将其彻底洗脑”。后来才渐渐体悟到，这更是面对大陆的日益崛起，台湾年轻人找寻不到定位、看不到明朗未来的脆弱与不安。在经济公选课上，一位K同学在作关于中国的小组报告时，常常口出狂言，大谈“专制”“暴政”“贪污腐败”“泯灭人权”“丧失民主”之类的言论，听得我怒火中烧，冲口质问他：“你白长了二十年，根本没去过中国大陆，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说三道四？”才中止了一场谬论。 　　另外，在一次博雅教育讲座上，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家过来演讲，提及一款电子设备时，问现场有多少台湾人知晓，大家面面相觑，举手的人寥寥无几。这位华人企业家就说：“二十年前，中国大陆比台湾信息滞后。现在，情况恰恰相反。同学们，我上个礼拜在安徽合肥大学作演讲，这个问题的结果是全场举手啊！”他没有意识到现场突如其来的“低气压”，继续坦言相告：“举一个最小的例子，你为什么打电动打不过大陆的玩家？不是你手速慢，是你先天不足，技术设备就跟人家没法比嘛。”演讲结束后，一个台湾同学提问：“中国市场对您企业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迅速得到秒回：“失去了中国市场，我可以直接去申请破产保护了。”不知是我多想还是太过敏感，记忆中，那一场讲座的气氛，远远不及之前的几次活跃。
　　现在的台湾，不再是一座无忧无虑的美丽岛了。身处于风起云涌的国际情势中，本土的各个政党，却仍旧在闭关自守玩角力游戏。多年来台湾经济持续开倒车，全民医保的政府赤字岌岌可危；和大陆的关系百转千回，如今愈发微妙紧张；美爹又在一旁火上浇油，以倾销“美猪”为契机，虎视眈眈地不断施加压力……于是，身处于台湾社会，不难感受到一股负面、消极、被动的情绪。甚至有人将古董级的“阿Q精神”发扬光大，变身一只只埋头沙土的鸵鸟，得过且过，自顾自地做着一场黄粱美梦。
　　他们的脆弱与不安，作为异乡人的我，只有同情，却始终无法感同身受。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只祝愿，台湾的明天会更好！

用友情去填平那湾浅浅的海峡

　　斯茜是我在台湾的同班同学。她中等的个子，纤细的身材，一头柔顺的长发斜扎成低马尾，配上小巧的水晶钻发饰，俏皮中不失端庄。开学没几天，我就发现她常化不露痕迹却十分精致的淡妆。穿着方面也很讲究，或是学院风的飘飘长裙，或是阳光又fashion的运动款，可淑女，可萝莉。当这样的女生不善言辞、不苟言笑时，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股独特的气场，让人觉得不容易亲近。因此，尽管坐了近半个学期的邻桌，我对她的了解却并不比初识时强多少。这样的情况，直到那一天才有所改善。
　　“董玥，诗歌剧展活动，我们被分在同一组喔，”《中国文学史》的课间，我的胳膊被人小心翼翼地摇了一下，抬起头，竟然是斯茜，“希望我们今后可以合作愉快喔！”她的声音轻缓而甜美，就像热带丛林中蜿蜒而过的一道清凉的小溪。“好喔，没问题。”我同样报以真诚的微笑。就这样，我们打开了话匣子。从那以后，只要坐邻桌，课间时，斯茜总会主动侧过身，开心地找我聊天。对话时，她的双眸炯炯有神，如同两颗黑宝石般美丽。她的目光专注，却并不会给人以压迫感，因为当你望向她的眼睛时，便会捕捉到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羞涩与温柔。斯茜的话不多，但是一个很棒的受访者和聆听者。此外，她对自己的情感宣泄似乎十分克制，你从不会见到她捧腹大笑，或附带一些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她总是静如处子般的，将自己变成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笔下精美的人物肖像画。
　　虽然和斯茜的关系愈来愈近，但我还是有所戒备的。起因便是她的Facebook头像。当好友申请栏里出现“杨斯茜”三个字时，我的注意力却立即被她的和服装吸引了。照片里的她盘着头发，身穿一袭做工精良的、柠檬黄碎花和服，淡粉色的腰带在背后叠成整齐的小包样式。她稍侧过身，踩着木屐，那一抹恬静的浅笑，活脱脱一个江户时代日本少女的形象。我呆愣了两秒钟，机械地按了“同意”键，一丝微妙的情愫却在心底悄悄蔓延开来。后来，再遇见斯茜时，她往日的温良、娴静、谦恭在我的眼里不再大放异彩，反而在时刻提醒我：“呵！一个背亲忘祖的亲日派！”有一次，我试探性地问她：“你会说日语吗？”她毫无察觉地微笑：“会的不多喔。不过我阿公的日语很好呢，他少年时期接受的是日本的系统教育。”转而谈及日据时期，她竟没有丝毫痛惜，反而跟我说起那时日本在台湾修建的铁路、建设的工程，言辞间的欣羡之情一览无余。
　　不得不说，对于“日据时期”的态度分歧，让我与她产生了隔阂。虽然仍会聊天，但我却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热情似火了。直到《现代教育思潮》课上，听黄俊杰老师讲起“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深刻的成长烙印”时，我不由得联想到斯茜——她应该也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才形成了那样的观点吧。从这一层面来看，她是无罪的，她也是一个可怜的被蒙蔽者啊！后来，斯茜主动邀请我一起去吃午餐。席间，她轻咽一口汤，放下筷子，突然一脸期待、郑重其事地说：“董玥，你不会忘记我的，对吗？回大陆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吗？以后，我给你写信，你要来台湾参加我的婚礼，好不好？”一连串的请求充满了诚挚，她的目光清澈得毫无杂质。那一瞬間，我彻底地释然了。
　　不久前，斯茜约我结伴去图书馆五楼放映厅看电影。那天，她穿着雅致的黑纱连衣裙、银灰色的公主鞋，撑着太阳伞从木棉树下走来时，台南午后的阳光正大片大片地洒向大地，正如我们灿烂、明媚的心情。看的影片名叫《回忆中的玛尼》，由宫崎骏工作室制作，讲述了一个孤女在城堡中的玛尼的帮助下，逐渐打开心扉的温馨故事。结束时，我瞥见了斯茜微微发红的眼圈和紧握在手中的面纸。原来，在她一直以来平静如水的外表下，也有一颗细腻、敏锐、善感的心呀！而我们终于彼此敞开心扉，则是周五考完试后、那个在“唐人馆”促膝长谈的夜晚。“唐人馆”是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装饰古风古韵、环境优雅惬意，播放的音乐亦舒缓诗意，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风。那天，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我们一边品尝着石锅拌饭、椰果奶茶、冰镇变蛋汤、冰激凌小甜点，一边分享着各自的成长经历、一些沉埋于心的烦恼，还有一些又酸又甜的女生之间的小八卦。在台湾普遍两到三个孩子的家庭模式里，同是独生女的斯茜，似乎和我有着更多相似的想法和感受。交换完青春期的小秘密后，她还略有些怯怯地说：“好奇怪，这些话我还是第一次和同龄人倾诉呢。以前都只和妈妈说。”临别时，夜空中满天星光。一阵微风吹来，树叶轻轻地摇曳，在栅栏旁投下一片片黑影。她叮咛我路上小心，我嘱咐她回家早点休息，我们的神情自然又亲密，仿佛早已相识多年。 　　这，就是我和斯茜之间的情谊。从小心翼翼地走近、不动声色地隔阂，再到亲密无间地“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路走来，如此复杂而奇妙。蓦然回首，我不免颇有感触：也许，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但也无须把站在对立面的他人想得太坏。取代一味的敌视、疏远、冷漠，我们反倒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去包容，用行动去默默地感化。毕竟，“友如作画须求淡，山似论文不喜平”——友情，依旧可以是纯粹的。或许，它更易填平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吧？

在台北街头居安思危

　　来到台湾的这半年时光，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今非昔比”。曾经跻身“亚洲四小龙”全盛时期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说台南给人的是一种宁静与安适，那么台北作为都市的代表，现在的它早已荣耀不再。
　　站立在台北的街头，会有一种恍然穿梭到十年前台湾电影中的错觉。这种似曾相识，这种唏嘘感叹，带来一缕繁华落尽后顾影自怜的悲伤。遥想当年，台北在无数台湾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俊男靓女的欢歌、灯红酒绿的围绕，是一个多么光怪陆离、珠光宝气的伊甸园啊。蓦然回首，台北又曾在多少摄影师的镜头下，显示了她的妩媚妖娆，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火热融合、多么高大的东方龙头的形象啊。如今呢，台北只堕落为勉强与内地的二三线城市比肩而已。不论从经济、交通、人民生活的便利程度，一线的北上广早已狂甩它十八条街。
　　然而，身临其境后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相对比，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的同时，更多的却是后怕，是居安思危的体悟。记得在和房东蔡阿姨闲聊时，她说：“当年，大概是80年代后期吧，两岸才开通探亲没多久。我是较早一批去中国大陆的。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破败，放眼望去城市建筑死气沉沉的，市民的穿着、谈吐还有整个的精神状态，感觉土气、落后、闭塞得要命。”听到这番颇为刺耳的评价，我并没有升腾起“护主心切”的悲愤。相反，我的内心是很平静的，因为蔡阿姨说的是事实——在我开始有记忆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家的生活虽然衣食无忧，但是电脑、手机这些最基本的通讯工具却一个也没有。周末时，能够和爸妈去游乐场玩一玩碰碰车、蹦蹦床，去“永和大王”点一笼小笼包开开胃，就已经是极大的奢侈了。
　　翻看从前的家庭相册，其中有一张，大概是1995年吧，25岁的老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留影。那“乡村老干部”的杀马特发型，那“乡村老干部”的土老帽着装，还有那一脸稚气未落、懵懂又无知的乡村青年的傻笑，让我初看时便控制不住地扶床大笑了30秒。老爸当年的那趟北京之旅照了不少照片，其中北京街头的陈旧落后、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大潮、市民们令人跌破眼镜的“爪哇”式穿着打扮，无一不散发着一股扑面而来、陈腐穷酸的原始气息。作为首都的北京尚且如此，那么，当年整个大陆的窘迫自然是可想而知了。难怪阅读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系列，每每谈及“九七大限”时，都很容易寻觅出其中轻视大陆的意味。
　　谈论台湾，自然很难不提香港。“港台地区”常常被联合拿来和中国大陆作比较。前两天，我看了香港90年代的老电影《英雄本色》和《天若有情》，具体剧情暂且不论，只消说那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那宽阔马路上泛滥成灾的名牌轿车群、那金碧辉煌的国际大饭店、那菜肴丰盛且精致，一盏盏水晶吊灯旋转着妖媚的光影，法兰绒地毯上飘走着绅士和名媛的高档酒会……与此同时的大陆呢，我想起了儿时家乡老街上嘈杂的菜市场，一根细绳吊着昏黄的电灯泡，摇摇曳曳地照着蔫头巴脑的麻辣鹅、麻辣肠、五香豆腐干、热炒蚕蛹，摊主一边挥舞着苍蝇拍，一边拿毛巾擦汗，酸菜凉粉的怪味道窜满了一整条街。近二十年时光轮转，上学期室友去香港游玩回来，本想听她详细讲一讲香港的见闻，她却拍着手乐呵呵地说：“香港也就不过如此嘛。要我说，还比不得我们大上海的气派呢！”
　　如今，港台地区俯瞰大陆的时代，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往事。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近乎神速的发展，震惊了整个世界。不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对大陆极高的经济依存度，强有力地说明了大陆的绝对主导地位。只是，我常常在想，面对他人的没落，带给我们的仅仅是简单的自信心的提升吗？是否更应该是冷静地审视自身，汲取前车之鉴，引以为戒呢？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产业转型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东西部贫富差距大的问题，国际角逐场上被多方夹攻的问题……这些，都是影响我们得以继续强劲发展的隐患啊。
　　短短二三十年，可以让台湾由“亚洲四小龙”堕落成“亚洲四小虫”，可以让香港人由对大陆充满优越感，沦陷为产生病态的焦虑、不安和嫉妒情绪。命运的昼息夜转往往出乎人的意料。如果想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就应正视现存的问题，并致力于全面解决它们。
　　毕竟，居安思危，永远不会过时。

大陆人，你为何妄自菲薄

　　在台湾经历了一系列事情，有一个疑问在我的心中越來越大：大陆人，你为何妄自菲薄？其实，不少台湾人对大陆既定的“不民主、不自由”的偏激印象，不仅仅由于绿营媒体的刻意丑化，竟然也有一些大陆人从旁添油加醋、曲意逢迎。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记得有一次，教《哲学概论》的邱老师课上说：“在中国，学生全部在政府的强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其他的哲学思想只要和马克思有冲突，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话音未落，教室里顿时发出一片唏嘘。邱老师继续说：“而且在那边，政府都强制要求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宗教比如基督教之类，都是不允许公开传教的。”这一次，唏嘘声更大更响了，坐在我后排的两个女生甚至在窃窃私语：“还好没出生在中国，太不自由了，比希特勒当年的作派还恐怖。”我如坐针毡，疑惑而愤怒地瞪视着邱老师，心中的滋味复杂极了——我很喜欢她的课，很喜欢她生活中的亲切温和，却意外地目睹了她正在发表对大陆的诸多偏见。“这不是我信口雌黄捏造的，是我去年去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时，一个中国的学者恰巧和我邻座，熟悉了之后她亲口向我抱怨的。”课间，我向后排的品妤和淑琴解释道：“实情不是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可以学习各种哲学思想，书店里康德、叔本华、笛卡尔等的著作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有宗教信仰，比如我家奶奶就是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从前活泼友善的她们，目光中闪掠过一丝不信任，微微偏过头冷淡地说：“真的吗？可是老师的说法，也是来自那个你们中国的学者啊。我们到底该相信谁？” 　　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又无言以对的事情，还发生了不止一次。春假期间我独自一人去九份老街游览，在逛一家花茶特产店时，一对夫妇正在和老板聊天，明显的大陆北方口音。只见老板满面红光，口中一直在说：“谢谢，谢谢，很高兴你们喜欢台湾。”侧耳细闻，只听那夫妇中的胖阿姨说：“可不是吗？东北那旮瘩谁想待下去啊，整宿整宿乌烟瘴气的，人的素质嘛，噫，更别提了。”老板笑眯眯地安慰说：“没关系，你们大陆现在非常有钱嘛。”“也得看是大陆的哪个地方啊，”那个东北汉子乐呵呵地接过话，“我告诉你，北上广是对外的招牌，富给外人看的。新疆西藏那些旮旯，照样穷。”我背对着他们，装作专心挑选花茶的样子，其实早已热火攻心。俗话说：“家丑不外扬。”我们大陆确实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可是，政府正在努力改善并成效显著啊。为什么看不到政府的好？为什么看不到西部经济近年来大幅的同比增长？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家园美好、可爱的一面呢？“小姐，你想买些什么？”不知何时，老板已走向前来，温温和和地询问道。瞥了一眼那对夫妇，大包小包花花绿绿的购物袋提满了两手。我向老板抱歉地笑了笑，疾步走出了店门。
　　甚至，在我所就读的国立台南大学，从一些大陆其他学校的交换生身上，也看到了妄自菲薄的影子。我无法理解他们中有些人的心态，仿佛是为了加快融入台湾朋友的圈子，不惜用“迎合台湾同龄人对大陆的偏见，以拉近彼此关系”作为筹码。“你们用不了Google和FB，什么，连line也不行？好可怜哦。”“对啊，政府这么强硬，我们也没办法。”为什么不实话实说，我们可以用微信、微博、QQ，至于FB和line，政府也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翻个墙就OK了，好吗？“天哪，你们从不玩PTT哦，好可惜。”“是啊，我第一次到台湾看PTT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呢。”为什么不坦诚相待，我们有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网易社区、水木清华BBS等等。强大的阵仗和海量的评论，完全可以秒杀弯弯近乎原始级的PTT好吗？“你们的言论很不自由，说领导人的坏话要被抓去坐牢，好可怕哦。”“这肯定比不上台湾啦，你们都敢示威游行包围立法院，真霸气。”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政府自文化大革命后真诚的自省与巨大的改变？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现在网上对政府嬉笑怒骂提建议的帖子不计其数？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陆和小地盘的台湾很不一样，正是在这个铁血、强大、慈严并济的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才拥有如此繁荣昌盛的今天！
　　对于以上这些妄自菲薄的大陆同胞，我只想说，人生在世不可忘根、忘本，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更何况我们大陆还是一块世界瞩目的“黄金宝地”呢。是的，大陆迅猛的发展之下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正如王毅外长所言“我们欢迎真诚的建议，但严正拒绝无端的指责”。作为身在台湾的大陆人，我们可以诚挚地赞扬台湾的种种好处并虚心学习。但这不应以夸大大陆的缺点，甚而扭曲、异化大陆的形象为代价。我们应感恩政府，为人民提供了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蒸蒸日上的物质生活、蓬勃发展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对于那些一边享受着政府提供的无私服务，一边在外夸夸其谈、以泄私愤的国人，真希望他们可以在午夜梦回时，扪心自问：身而为人，最最基本的良心何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理应让世界看见一个真实的中国大陆，一个潜力无穷的经济体，一个蓬勃向上、充满了生命力和进取心的好地方！

大陆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台湾生活的这半年，遇到了不少美好的人与事，但也留下了几许苦涩的回忆。在那些不甚可爱的往事里，相较于某些台湾人的恶意，我更想愤怒地问我们身陷其中的大陆同胞：你，为什么不生气？
　　假期时分，我和Z学姐一起去台北游玩。我俩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台北转运站后，一串计程车正在大排长龙等候载客（这是台湾的规定）。一个胖胖的司机嘴叼一支牙签，穿着大裤衩，摇下车窗，问道：“去哪儿？”听闻我们要去贝壳窝青年旅舍，他不耐烦地点点头，然后粗声大气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噫，怎么又是大陆客？”顿时，我仿佛被人当胸捣了一记闷拳，郁郁寡欢地上了车。不知是因为台北一个路段正在修路只可绕道，还是导航本身出现了错误，总之这位胖司机并没有按照Google Map上的“驾车最短路线”走。在等红绿灯的间隙，Z学姐提出了疑问：“先生，请问前面这个路口不是应该左拐吗？为什么您在直行道上呢？”猝不及防地，他如同被点燃的炮仗，气急败坏地大喊起来：“你懂什么？本来就直走嘛！我一个台北人难道需要你来指路？什么都不懂就不要乱讲了啦！只会看Google Map有什么用？哼，恶心，中国人都这样自以为是！”
　　我坐在后座，看他肥硕的身子伴随着抑扬顿挫的叫骂，隔着略发黄的白色旧T恤，那一圈圈赘肉如水波般震颤着荡漾开来。本想反唇相讥，但坐在副驾驶上的Z学姐抢先说话了：“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冒犯您的，请您原谅。”我一边惊讶于Z学姐的低声下气，一边恼怒于这位胖司机“得理不饶人”式的喋喋不休：“要是听你的话，那方向就完全错掉了，OK？有没有搞错啦，刚才还让我往左拐，真的好好玩，好好笑喔！切，你们中国人最麻烦……”Z学姐呢，竟然在不停地点头，不时发出咯咯的无脑傻笑，其谄媚的态度，就差跪递一份“谢罪书”了。我再也无心观赏街景，“唰”地将手提袋往车座上用力一扔，猛地甩过头，定定地逼视着胖司机投来的目光。那一瞬间，也许是我迄今练习“眼神杀”的巅峰水准了。车厢里突然寂靜了几秒。他一愣，后半截话支吾着没说出来。后来，他似乎想挽回颜面，若无其事地问：“你们两人分别从中国的哪里来？”Z学姐受宠若惊，说：“我是山西人。”我没接话。“那你们两人是同一个年级吗？”“不是，我大三的。”还是Z姓学姐在开心地回答。我依旧无言。面对一个台湾人的恶意攻击，她可以做到这般毫无脾气、卑躬屈膝，今天也算是开了眼界。当一件事远超出自己的理解范围时，我就会选择保持沉默。
　　类似于这种“狂躁症”和“尴尬症”并发的情况，我在阿里山游玩时，更是经历了一次“正面交锋”。那天清晨，我乘坐红色的蒸汽小火车到达观景台、欣赏完如诗如画的日出美景后，悠闲自得地一路散步，向山下停车场走去。一路上绿叶苍翠、山花烂漫，清脆的鸟鸣声在深涧中回响，格外空灵、婉转，如闻天籁。途经一座休息站，我用湿巾擦了擦脖颈处的汗水，跟随人潮涌了进去。站内的店铺鳞次栉比，都在出售台湾当地的特产。我徘徊其间，悉心挑选着送给亲友们的礼物。“小姐，你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家的招牌产品。”我抬起头，一个店主模样的阿姨，四十五岁上下、烫有一头浅栗色的大波浪，正用牙签挑起一小块蜜饯递给我。“不用了，谢谢你。”我礼貌地微笑着，“我只是随便看看喔。”“没关系，你可以先尝尝味道嘛。”她似乎热情有加，硬是怂恿我一口气尝了好几种口味。不巧的是，或过涩或过甜，我全部不中意。“不好意思，我想再去其他店家看看，可以吗？”当她迫不及待地又递过另外一款时，我的内心简直要崩溃。原以为她会顺利“放行”，不料这位老板娘翻脸比翻书还快，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逆转：“切，你们大陆人，只会贪图小便宜。” 　　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刺耳。我惊呆了，甚至以为出现了幻听：“您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欸。”突然觉得自己的衣角被扯了一下，回过头，原来是同游阿里山的一位大陆F学长。他用下巴指了下老板娘，对我默默地摆摆手，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然而，老板娘却得寸进尺，这一次声音嘹亮：“大陆人到店里，只知道白吃白喝占便宜，从不买东西。大陆人素质太低！太低！”“对不起，我们这就走。”F学长一面赔着笑脸，一面好言好语地“和稀泥”，“董玥，你给人家道个歉吧。”天哪，竟然有这样荒谬的事！恼怒到极点后，我反倒很快平静下来，一字一顿地说：“刚才，明明是你在巴结我品尝这品尝那，并非我自愿。另外，顾客有不买的权利，否则你就是强制消费。”老板娘对我怒目而视，嘴唇蠕动着似乎在寻找反击的措辞。“本以为台湾人素质都蛮不错的，原来，你是一个例外。”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店铺。F学长追上来，一副心有余悸状：“其实，你没必要跟她撕破脸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怯笑了一声，搓了搓手，“很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是吗？”我面無表情地吐出这两个字，径直向前走去。
　　是的，面对某些台湾人的恶意，不少大陆人选择了粉饰太平、选择了隐忍不发。这一类现象，在校园、在商场、在捷运站、在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屡见不鲜。或许，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得已而为之；或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中庸思想在作祟。但是，不管原因为何，我只想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得有尊严地活着。适时的发声，适时的反击，是尤其必要的。“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面对挑衅，一味地回避、示好、忍耐并非上策，我们应学习如何机智、巧妙地应对，展现出强硬果敢的一面。而完成这一切的第一步，也是瞻前顾后的民众最难跨越，却必须跨越的一步，正是——
　　大陆人，请表达出我们的愤怒！
　　台湾人，请收起优越感好吗？
　　在台湾，我遇到了许多可亲可爱的人，有友善的同学、有温和的老师，还有一些热情的陌生人。然而，这也只是半年所见所闻的其中一个剖面而已。不愉快的经历依然存在，最为啼笑皆非的，就是从不少台湾人身上感觉到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刚到台南的时候，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路痴”，我真是吃尽了苦头、出尽了洋相。开学第一天，晚上独自一人回家时，我竟然迷路了。只知道家在开山路方向，可硬是记不得往哪儿走，更要命的是手机没电用不了导航。于是乎，只好向路人求助。我一共问了三个路人。其中一对白发苍苍的阿公和阿婆很和蔼，可惜他们的口音听得我眼冒金星。最后问的那个胖阿姨，虽说清了怎么走，但态度非常恶劣，眼神和语气满是不耐烦。我向她道谢后，正准备转身离去时，一个叔叔从店里走出来问：“怎么啦？”她从粗犷瞬间变娇嗔的声音，令人作呕：“哎哟，阿陆仔啦，好讨厌耶。”还有一次，我和同住一栋楼的交换生学长姐们，一起骑车去安平的海边玩。其中一个学长，一不小心摔在了小巷子的路中央。一个年纪五十上下的阿妈，牵着她的小孙女路过，非但没有对那位“亲吻大地”的学长表示同情，还对他说：“你们大陆人好好笑喔，跌倒了就赶快爬起来啊，这样很挡路欸。”充满鄙夷的一席话，让一旁的我目瞪口呆。
　　至于去公车站等车、去便利店充话费、去餐馆用餐等日常中，也会时不时遭遇这些尴尬事。有些台湾人，根本没和我们交谈几句，甚至我们一开口，他们就显示出一副强者俯视弱者、满脸优越的神情。起初，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屈身弹丸之地的台湾人，有什么理由歧视我们呢？他们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究竟从何而来？现在，渐渐融入台湾人的生活，我心中有了一些答案。然而，这些答案不仅没有说服我，更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某些台湾人短浅的目光、狭隘的心胸和可笑的思维模式。
　　他们嘲笑大陆根本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人民对中央领导没有直接选举权。没有人权，集中体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举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民正常生育的权利。好吧，这是目前为止，统计出来的人气最高的一种说法。于是，我只好不遗余力地解释：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和台湾是不同的。台湾面积不及江苏省，人口不及上海市，“一人一票”不管是统计还是监票，都很容易实行，而这在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陆，执行起来会异常困难。
　　另外，大陆国情复杂，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存在，才能上下齐心、繁荣发展。若大陆也像台湾这样，动及举行民众游行抗议、怒及围堵政府机关、电视节目上骂战频发，那么群众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最终导致经济倒退、治安混乱、四分五裂。至于“计划生育”政策，那是为了早日崛起的“中国梦”而“舍小我为大家”。没有国，何有家？一个人如果以所谓的“人权”作幌子，对国家没有一丝责任感的话，这是无比可耻和自私的。况且，国情在不断变化，当下实行的“普遍二胎”政策，正让外界叫嚣的人权问题，不攻自破。
　　一部分台湾人还津津乐道的，就是大陆人用不了Google、用不了脸书、用不了line和instagram，只能在政府强行设置的“墙”内活动，仿佛笼中之鸟根本没有“世界视野”。我的房东阿姨，还曾非常自豪地说：“台湾人可以在网上交往世界各地的朋友哦。”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老美禁止我们的百度、腾讯进驻美国，所以老共就勒令了Google等一系列美国网站退出大陆。这叫“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欺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份中华儿女的血性，台湾人懂吗？而且，对于一个有志走向世界前列的国家而言，建设起属于自己的网络，是至关重要的。某些台湾人，目光短浅，“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份勿忘国耻、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雄心，你们有吗？
　　其实，在交流中，某些台湾人的思维，真的令人不可理喻。他们亲美亲日，向美爹日爹跪求保护，却对同根同源、日益强大的中国大陆视若无睹，充满了敌意。龙应台说过：“面对对岸的崛起，台湾人有普遍的自卑。”自卑不可耻，可是夜郎自大、自我蒙蔽是无比可耻的。我在台湾期间，浏览了不少新闻，也看了不少政论节目，台湾的媒体对于大陆的歪曲、抹黑和谩骂，从未停止过。和学校里的一些同龄人聊天，甚至不得不忍笑回答“大陆普通人家买得起轿车吗”，“大陆的住宅楼有电梯吗”，“台北繁华还是上海繁华”，“大陆人向政府提意见，会坐牢吗”，“大陆人被强制信仰共产主义吗”等一系列雷人的问题。
　　有时候真的觉得，某些台湾人，就像一群没落的贵族。他们，虽然可以通过Google，所谓的“看见世界”；但早就掩耳盗铃、画地为牢，潜意识中只会沉浸在曾经的辉煌里，对醒来后的现实充满了焦虑和恐惧。真正的强者，面对质疑，会冷静自省；面对差距，会迎头赶上。而摒弃有理有据的争论，以暴制暴，强词夺理，是弱者的表现。
　　某些台湾人的优越感，还体现在他们认为“大陆人素质普遍偏低”。更有甚者，认为大陆野蛮人横行，都是一群土里土气的“暴发户”。深入了解后，他们举的例子有“大陆人等公交车不懂排队”。我想问：大陆地大人多，不比你台湾一块弹丸之地。在大陆，经常是同一个站台要停靠十几辆公交车。你倒是说说车还没来，这队事先怎么排啊？还有人抱怨“大陆山寨品泛滥，生产出好多劣质假货”。我想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已经在整治在改善，好不啦？你台湾一边斥责大陆货，一边大批量进口销售，是不是很没骨气，更假更虚伪呢？（有本事跟人家韩国学学，OK？）还有人说“大陆旅行团很扎眼，到处大声喧哗”。我就怒了：现在大批量的陆客，都是六七十岁、没念过多少书的大爷大妈。拜托你们眼光放长远点，多和崛起的中青年一代比，成吗？我们是大地方的人，庞大的14亿人一起进步，不容易，请看到我们的决心和进步。
　　曾经，你们嘲讽我们贫穷落后，现在我们富了，你们就拿民主、拿自由、拿国民素质来说事——总是鸡蛋里挑骨头，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乐此不疲。有些人不是不愿和大陆“同流合污”吗？那当年利比亚、叙利亚撤侨，你们干吗“屈尊”去跪求我们中国爸爸的使馆？如此“高高在上”的台湾，如今的现状又如何呢——停滞不前、民粹横行、乌烟瘴气——所谓的“邦交国”只剩下二十几个；你们的政府承认慰安妇是自愿的；你们的诈骗犯在全世界丢脸；你们的“新南向政策”是在画饼充饥；你们的司机强奸导游、酒后驾驶，还拉上24名大陆游客点火陪葬；你们的蔡“总统”不远万里奔赴巴拿马，却是去见证大陆货轮的首航……
　　真正应该“睁眼看世界”的，不是别人，而是岛上的某些井底之蛙。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台湾人，请收起你的优越感好吗？
　　（标题书法：石定强）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