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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政治哲学陷入了判断者和行动者的两难困境，其原因在于：一是它通过商谈的方式达成共识；二是它在政治哲学评判时所遵循的伦理标准和共通感。元政治学解决了政治哲学的这一困境，它独辟蹊径地以数学本体论为奠基，实现了将政治作为真之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真之政治需要做的是协调政治与国家、政治与主体和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最终清除一种政治的幻想，走出一条通向真之政治的可能性道路。
[关键词]巴迪欧；元政治学；政治哲学；真之政治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122-04
Abstrac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judge and actors. The reason is that one is the way it through negotiations to reach consensus， the second is it follow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judge the ethical standard and common sense. Metapolitics makes mathematics ontology as the foundation， has realized the purposes of political as true of political. To realize the true political needing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and the subject， the political and the philosophy， finally clears up the illusions of a political and out of the way to a possibility road of truth politics.
Key words：Badiou； meta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s of true
一、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对抗
“在今天这个动乱而又混沌的世界里，当资本似乎战胜了自己内部的虚弱，而且存在着的东西悲惨地和不可避免或必然地被表象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1]。在这里，政治就是存在着且不轻松被证实的东西，它在资本主义国家正被表象所遮蔽，以某种政治（une politique）的形式运行。这在巴迪欧看来是无法容忍的。
（一）政治哲学的两难困境
在Metapolitics一书中，巴迪欧提出一种当代政治哲学普遍存在的悖论，即判断者与行动者困境。他着力批评了汉娜·阿伦特和雷诺·达隆妮之类的政治哲学家们所信奉的康德所谓的“应该如何做的原则和判断的原则之间存在冲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些政治哲学家们作为观众以一种观赏、批判的心态旁观里面的人，不仅没有看清人们的真正面目，也忽视了他们所处的情境。因而只有置身于其中的演员才有资格去评价政治，才会免于落入到政治哲学的悖论之中。
新自由主义下的政治哲学之所以采取观众态度的原因就在于，它以商谈的方式建立了一种程序或规范，试图以此来解决不同的意见分歧，最终达成共识。这种通过商谈达成共识的程序性操作，在巴迪欧看来，最终达到的也仅仅是意见。因为在商谈性政治中，意见的达成是以议会和投票的形式达成的，是政治意见折中的结果，而不是真理实现的过程。这里实际上就出现了他对政治做出的重要区分，即一种政治（une politique）和政治（la politique）的区分。前者通常是带有结构或秩序的政治形式，后者则是没有被再现过的真之政治。显然，一种特殊的政治不会是政治本身或真正的政治，因此商谈性政治只能是一种政治，而不是真之政治。今天，商谈性政治却被装扮成普遍政治的样子，处于观众的立场对政治做出裁决。这样看似公正，实则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代议制形式，是从某一部分出发而达到的一种多元差异下的融合，这种情况所达到的民主显然是与巴迪欧的设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 政治哲学的评判标准
巴迪欧致力于批判政治哲学评判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哲学从属于伦理标准。在他看来，阿伦特式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程序，她只是把政治当作一种拥有普遍性经验的客观数据，让哲学承担了思考政治的任务。而这种用哲学思考政治的方式，将会导致其从属于伦理标准。为什么这样说？这主要是因为这种政治的思考方式在巴迪欧看来是一种法利塞主义即伪善，最终达到的只是对意见的计数，而不是真理。因此，他断言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是建立在中立判断之上的，即那种对行动没有任何判断的倾向。这种观点加剧了观众的判断和行动者守则之间的断裂。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哲学让政治从属于伦理标准，也就使得被伦理排斥的东西不能算作是政治，真实的政治失去了其本来面目。举例来说，阿伦特本人很排斥纳粹主义，她不主张将纳粹主义纳入政治，因为罪恶的政治是不能称之为政治的。这在巴迪欧看来正好相反，因为“如果没有勇气将纳粹看成一种政治的话，当代政治不会有丝毫进步”[2]（p.84）。很显然，这种政治自由是有界限的，而标准就是符合伦理。可是这种以伦理标准所衡量的政治哲学是不能囊括全部政治的，这也显然不是普遍政治。
二是政治哲学建立在共通感之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立的根基在于共通感。何谓共通感？共通感即一种共有的感觉，是一种按照善—恶的伦理来区分和规范意见的标准。巴迪欧在他的《伦理学：对恶的理解》中指出，在善恶之中，恶的领域是首要的。因为恶是让共存或区分产生问题的东西。按照阿伦特和雷诺·达隆妮等政治哲学家们的说法，所谓共存的基础是善而非恶，恶就是对在世共存的威胁。他们所做的政治性判断就是抵制恶的活动，这种恶被看作存在的匮乏或力的匮乏。而当代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借助于“共通感”建构自己的共同体。这种共通感不仅预先设定了多元性，而且设定了多元性在主观上是统一的。在这里，连贯性的大写的一取消了彻底的多，这样也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连贯性之路。其中，反犹的意见是不被纳入其中的，纳粹主义也不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因此，基于一种共存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政治所证明的似乎就是被反对的、不符合善的标准就不是政治的。所以，建立在共通感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又让我们回到了判断和行动守则之间断裂的困境，回到了政治哲学从属于伦理标准的窠臼。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打破意见的既定标准，让其以真之政治的形式呈现。 二、元政治学作为真之政治的筹划
（一）以数学本体论为奠基
巴迪欧所说的政治是从社会世界中的实际经验中，高度概括出来的政治，显然异于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因而他所建构的本体论是在一个纯多元状态下实现的，其本体论原则就是所有经验完全是对无限差异的无限应用。也就是说，没有东西是确定的，但在既定情势下的结构是连续的，并且完全可以产生现实效果。
在这个体系中，元结构是一个基本概念。这种元结构是对子集或部分的计数为一，解决了在情势的命名中出现“空”的危险。具体来说，在集合中，有些子集的名称是不可命名的，被计作“空”。既然如此，那么集合是否还具有连贯性呢？巴迪欧认为是可以的。在这里，他借用了康托尔的一个公理性假设即集合可以作为一个连贯性存在。这也就是说，如果集合中的全部元素都能找到一些与其拥有共同特征的元素，那么这些元素也会因其所拥有的共同特征而最终以一个“大写的一”的形式呈现出来。正是基于康托尔的这一假设，巴迪欧进一步得出这种“大写的一”并非先于集合而存在，是一种操作性的结果，即一种呈现或被显现出来的多元。这种多元亦可称之为“情势”。当然，在主体的操作下，我们可以将某些东西看成一类，用巴迪欧的术语就是“计数为一”（compt-pour-un）。他在《存在与事件》中指出：“每一个情势都认可它自己的特殊的计数为一的操作……对于被显现的多而言，其指定了计数为一的体制。”[3]（p.32）正是基于此，我们从“计数从一”的集合中，进行到了下一步的操作，从而得到“元结构”这一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集合中的一些元素被看成是一个部分时，也就表明“计数为一”的这个操作已经被进一步结构化了。这个进一步结构化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一前一后的双重结构，只不过后一个结构也是前一个结构操作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生成的部分，这个新生成的部分既不是集合的全体，也不是某一个元素，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子集。在子集的作用下，原先呈现的情势也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子集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是对情势本身呈现的溢出。为了与原来的情势概念相区别，巴迪欧将之命名为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元结构。由此，“元结构”一词最终以“大写的一”的形式得以呈现，元政治学也以数学本体论为根基避免了落入空的危险。
（二）将元政治学作为一种真理程序
“我们当然期待某些政治有朝一日能为理念提供支撑理念的现实。不过，尽管现在尚未出现这样的政治，我们在做任何事时，都要试图忠实于这个理念，而不是其他”[4]（p.591）。巴迪欧断言，元政治学正是真之政治的名称，因此，实现从一种政治向政治的转变，向真之可能性的过渡，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而这种可能性在他看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真理程序，它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
那什么是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在通常情况下，只有满足条件的政治性事件才能称之为真理程序。对于政治来说，它一方面是集体的，或者说事件只能属于一种集体的多元性，这里集体不是一个数字概念，而是表示一种瞬间的普遍化。正是由于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是一种集体的行动，说明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可能成为思想上的斗士。从这个意义讲，政治不仅保证了真理程序结果的普遍性，也成为其主体的具体构成；另一方面是其只能作为思想而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思想。因此，它是一个主体化的名称，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宣布实际存在的思想。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需要借助于思想，在这里思想充当着真理程序的主体的名称，而所有真理程序都必须从主观方面来考察。基于政治的集体性特性所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政治展现为一种程序的无限性，而政治自身也在展现这种程序的无限性。如同主体的普遍性一样，只有政治才能在瞬间召唤这种无限性。这主要是因为真之政治作为一种无限性，它拒绝有限性，充分考虑了过程本身的所有可能。这种政治把所有人的思想都至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以此展现其无限性，而这时的政治环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最后需要确认的条件就是政治和情势状态之间，或者说政治与国家的关系。情势状态作为一种元结构，是一种在情势之中的操作。它会在其中对其部分和子集进行编码，从而对情势之中的所有子集的计数施加影响。那国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一旦存在，就会召唤国家权力。这种召唤并不代表国家会听命于政治的控制，而是国家极有可能会超越政治权力的界限，表现为一种超级权力。就此而言，政治性事件及其引发的真理程序的真正特征在于，政治性事件将情势状态或国家漂浮不定的权力固定下来，并用一种尺度来衡量它的超级权力。正是政治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才进一步彰显了将政治冠以一种真之政治称号的可能性。
三、实现真之政治的目标
（一）政治与国家保持距离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的目的仅仅是实现某种功能，即让某种意见或共识流行起来。而在巴迪欧看来，只有在国家性和社会性秩序缺乏的地方才会有政治的真理程序。在这里，政治可以表述为一种独特的远离国家的集体性实践操作。
如前所述，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情势的无限性通常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无限性，国家的无限性则代表着一种权力的无限性。现实生活中，正是国家的存在导致自由平等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究其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既无法得到完全控制，也无法衡量其滥用的程度。为了避免国家对权力的滥用，元政治学或真之政治主张远离国家，以此对国家的过剩权力进行不断修正。也就是说，元政治学的目的就是实现一种自由政治，即政治摆脱国家压制的可能性。就此而言，自由平等理念的实现也是对普遍政治的实现，即最终走向一个大写的一。而实现这个大写的一，需要在政治和国家之间的裂缝中进行操作。具体来说，政治的目标最终会通过民主原则的终结而导致国家形象的消亡。民主在这里就作为某一政治（une politique）的范畴，担当着国家的特有标准（经济、民族、民主），这种某一政治即巴迪欧所说的资本主义议会制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通常以建构国家关系的主观标准，使得某种特殊政治得以顺利运行。资本主义中的“国家”构成了一种绝对优先于各种情势的超级权力，各种情势已经被看作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则是整体的附属。此时代议制下的国家不再被斗争所困扰，而是成为拥护资本主义的坚实根基，其职责是为资本主义做辩护。处于这种政治情势下的人们只会为自己多谋一些权力，而不是揭露普遍性和真理。“所以，正像包括哲学的所有场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在这样一种固有的过程中，什么都不能认识到”[1]。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这种政治进行批判性反思，坚决抵抗国家的权力逻辑。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同国家的斗争或行动中完成的。 （二）主体的积极介入
阿尔都塞对巴迪欧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开端即是对其初始点的否定”[5]（p.145）。谢林的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巴迪欧。他起初是阿尔都塞主义者，后来通过与初始点的疏离而表达了自己的明确立场。通过总结1968年五月风暴后的经验教训，巴迪欧提出了实现真之政治的理念，即通过主体关联的方式去解放大众，将资本主义代议制清除干净。
在此，巴迪欧坚称在阿尔都塞那里，所有理论都是通过概念来诠释的，但是主体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观念，即一种非存在的标志。当然，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在没有主体的过程中，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下分辨出政治而不至于退回到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一直强调要将政治实践同意识形态和科学实践区分开来，认为政治既非科学，也非意识形态。在这里，巴迪欧认为，在阿尔都塞那里不存在主体，只存在过程。他用一种关系中的过程取代了主体观念，以此成为区分的标准。进一步说，在阿尔都塞那里不会有政治性主体，因为具有革命性的政治不可能是一种国家功能，但主体可以是一种国家功能。而在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其主体观念，将个体隶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主体询唤”（interpellation en sujet）。正是阿尔都塞对待主体的消极态度，激发了巴迪欧后来思考革命的主体问题。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主体不仅存在，而且还起着积极作用。是否可能思考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阿尔都塞提出了拓扑结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里，多元决定是政治领域的真理，在多元决定下，虽然经济的客观秩序和主体的国家秩序都没有得到确定，但却可以在此情势中，追寻到一个真实的轨迹。但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并不是一个政治的行动者，而是从哲学王国里推导出来的这些结论。他曾在1982年的《Théorie du sujet》中提出：“所有的诸如此类的存在都无一例外是实践……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成为主体。”[6]（p.38）当然，这里的主体不是我们通常那般理解，而是基于两个判断：一是主体具有稀有性。“只有当事件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常规，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对于新的事件采取某种态度，也唯有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才能浮现出来（se relever）”[7]（p.22）。二是主体是一种个体联合（incorporation）。“即一旦个体忠实于原始陈述，那么个体就会被联合到作为主体的真理的身体之中……在那个真理的身体之中，所有的个体都被联合为大写的主体（Sujet）”[7]（p.23）。因此，要实现真之政治，就是通过主体的介入来解放捆绑大众的锁链，并对所有在空的边缘上的多展开出来的独特性进行肯定。正是通过这种独特性，政治建构了自己的新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主体介入。
（三）哲学置于政治的前提之上
从一开始，哲学与政治之间就有着根本性的关系。这可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讨的城邦问题。哲学与政治的联系一方面表现为哲学为政治找寻基础，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政治先于哲学存在。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定义：一是作为“理论实践的哲学”，这个定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同科学相对照的阶级斗争的再现或政治再现”，这也说明了哲学依赖于政治。如果哲学能够记录政治所发生的东西，正是因为哲学不是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思想的独立性活动，这种活动以真实的政治事件即阶级斗争为前提。需要说明的是，哲学没有特定对象，尤其是政治对象，是一种内在行为。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科学没有主体，但有客体，其特征是对其客体的概念建构。而政治与哲学一样是没有客体的，也没有任何客观性标准。政治的客观性标准只能通过党性、阶级立场和战斗活动等确定。正是借助于哲学，政治与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在巴迪欧看来，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哲学的任务本身就包含在对政治事件的形式描绘中，即政治的拓扑中。它可以通过对政治事件和国家的理解，按照可能的标准对先前的类型进行质疑。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哲学将政治理解一种独特的思想，而哲学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握政治。“政治具有一种忠实地稳固化地为其长期命名的能力。在政治前提之下，政治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概念空间，证明其与这种稳固化的命名是一致的。严格来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的”[8]（p85）。
四、结语
元政治学以实现真之政治为目的，这是元政治学异于当代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准确地说，真之政治是在同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在同国家保持距离，主体介入和借助哲学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巴迪欧所创建的元政治学正是试图对不能做出回答的时代寻找一个答案或一种可能性。借用保罗·策兰的诗来表达就是：“在两难之中 在乱涂乱抹的本子上 轻弹 世界飒飒作响 它只系于你”[1]。当然正如齐泽克所批评的那样：“巴迪欧的政治谋划在我们对理想的探索中与典型的康德式的‘虚假无限’悖论相纠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认清巴迪欧的康德主义。对巴迪欧而言，政治行为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没有代表的存在，也就是说，一种在其状态中不再被重叠的境况。”[9]（p.224）至此，他的元政治学理念也显现出了一种复苏的乌托邦幻想。
[参 考 文 献]
[1][法]阿兰·巴迪乌.哲学与政治[J].杜小真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12）.
[2]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M]. trans. by Jason Barker. Verso. 2005.
[3]Alain Badiou， L’Etre et L’Evénement[M]. Paris： Seuil， 1988.
[4][法]阿兰·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M].曹丹红，胡蝶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5][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Alain Badiou.Théorie du sujet[M].Pairs：Seuil，1982.
[7][法]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Alain Badiou，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Norman Madarasz，Albany[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9]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下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桂兰]
[关键词]巴迪欧；元政治学；政治哲学；真之政治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122-04
Abstract：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judge and actors. The reason is that one is the way it through negotiations to reach consensus， the second is it follow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judge the ethical standard and common sense. Metapolitics makes mathematics ontology as the foundation， has realized the purposes of political as true of political. To realize the true political needing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and the subject， the political and the philosophy， finally clears up the illusions of a political and out of the way to a possibility road of truth politics.
Key words：Badiou； metapolitics；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s of true
一、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对抗
“在今天这个动乱而又混沌的世界里，当资本似乎战胜了自己内部的虚弱，而且存在着的东西悲惨地和不可避免或必然地被表象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1]。在这里，政治就是存在着且不轻松被证实的东西，它在资本主义国家正被表象所遮蔽，以某种政治（une politique）的形式运行。这在巴迪欧看来是无法容忍的。
（一）政治哲学的两难困境
在Metapolitics一书中，巴迪欧提出一种当代政治哲学普遍存在的悖论，即判断者与行动者困境。他着力批评了汉娜·阿伦特和雷诺·达隆妮之类的政治哲学家们所信奉的康德所谓的“应该如何做的原则和判断的原则之间存在冲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这些政治哲学家们作为观众以一种观赏、批判的心态旁观里面的人，不仅没有看清人们的真正面目，也忽视了他们所处的情境。因而只有置身于其中的演员才有资格去评价政治，才会免于落入到政治哲学的悖论之中。
新自由主义下的政治哲学之所以采取观众态度的原因就在于，它以商谈的方式建立了一种程序或规范，试图以此来解决不同的意见分歧，最终达成共识。这种通过商谈达成共识的程序性操作，在巴迪欧看来，最终达到的也仅仅是意见。因为在商谈性政治中，意见的达成是以议会和投票的形式达成的，是政治意见折中的结果，而不是真理实现的过程。这里实际上就出现了他对政治做出的重要区分，即一种政治（une politique）和政治（la politique）的区分。前者通常是带有结构或秩序的政治形式，后者则是没有被再现过的真之政治。显然，一种特殊的政治不会是政治本身或真正的政治，因此商谈性政治只能是一种政治，而不是真之政治。今天，商谈性政治却被装扮成普遍政治的样子，处于观众的立场对政治做出裁决。这样看似公正，实则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代议制形式，是从某一部分出发而达到的一种多元差异下的融合，这种情况所达到的民主显然是与巴迪欧的设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 政治哲学的评判标准
巴迪欧致力于批判政治哲学评判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哲学从属于伦理标准。在他看来，阿伦特式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程序，她只是把政治当作一种拥有普遍性经验的客观数据，让哲学承担了思考政治的任务。而这种用哲学思考政治的方式，将会导致其从属于伦理标准。为什么这样说？这主要是因为这种政治的思考方式在巴迪欧看来是一种法利塞主义即伪善，最终达到的只是对意见的计数，而不是真理。因此，他断言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是建立在中立判断之上的，即那种对行动没有任何判断的倾向。这种观点加剧了观众的判断和行动者守则之间的断裂。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哲学让政治从属于伦理标准，也就使得被伦理排斥的东西不能算作是政治，真实的政治失去了其本来面目。举例来说，阿伦特本人很排斥纳粹主义，她不主张将纳粹主义纳入政治，因为罪恶的政治是不能称之为政治的。这在巴迪欧看来正好相反，因为“如果没有勇气将纳粹看成一种政治的话，当代政治不会有丝毫进步”[2]（p.84）。很显然，这种政治自由是有界限的，而标准就是符合伦理。可是这种以伦理标准所衡量的政治哲学是不能囊括全部政治的，这也显然不是普遍政治。
二是政治哲学建立在共通感之上。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建立的根基在于共通感。何谓共通感？共通感即一种共有的感觉，是一种按照善—恶的伦理来区分和规范意见的标准。巴迪欧在他的《伦理学：对恶的理解》中指出，在善恶之中，恶的领域是首要的。因为恶是让共存或区分产生问题的东西。按照阿伦特和雷诺·达隆妮等政治哲学家们的说法，所谓共存的基础是善而非恶，恶就是对在世共存的威胁。他们所做的政治性判断就是抵制恶的活动，这种恶被看作存在的匮乏或力的匮乏。而当代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借助于“共通感”建构自己的共同体。这种共通感不仅预先设定了多元性，而且设定了多元性在主观上是统一的。在这里，连贯性的大写的一取消了彻底的多，这样也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连贯性之路。其中，反犹的意见是不被纳入其中的，纳粹主义也不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因此，基于一种共存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政治所证明的似乎就是被反对的、不符合善的标准就不是政治的。所以，建立在共通感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又让我们回到了判断和行动守则之间断裂的困境，回到了政治哲学从属于伦理标准的窠臼。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打破意见的既定标准，让其以真之政治的形式呈现。 二、元政治学作为真之政治的筹划
（一）以数学本体论为奠基
巴迪欧所说的政治是从社会世界中的实际经验中，高度概括出来的政治，显然异于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因而他所建构的本体论是在一个纯多元状态下实现的，其本体论原则就是所有经验完全是对无限差异的无限应用。也就是说，没有东西是确定的，但在既定情势下的结构是连续的，并且完全可以产生现实效果。
在这个体系中，元结构是一个基本概念。这种元结构是对子集或部分的计数为一，解决了在情势的命名中出现“空”的危险。具体来说，在集合中，有些子集的名称是不可命名的，被计作“空”。既然如此，那么集合是否还具有连贯性呢？巴迪欧认为是可以的。在这里，他借用了康托尔的一个公理性假设即集合可以作为一个连贯性存在。这也就是说，如果集合中的全部元素都能找到一些与其拥有共同特征的元素，那么这些元素也会因其所拥有的共同特征而最终以一个“大写的一”的形式呈现出来。正是基于康托尔的这一假设，巴迪欧进一步得出这种“大写的一”并非先于集合而存在，是一种操作性的结果，即一种呈现或被显现出来的多元。这种多元亦可称之为“情势”。当然，在主体的操作下，我们可以将某些东西看成一类，用巴迪欧的术语就是“计数为一”（compt-pour-un）。他在《存在与事件》中指出：“每一个情势都认可它自己的特殊的计数为一的操作……对于被显现的多而言，其指定了计数为一的体制。”[3]（p.32）正是基于此，我们从“计数从一”的集合中，进行到了下一步的操作，从而得到“元结构”这一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集合中的一些元素被看成是一个部分时，也就表明“计数为一”的这个操作已经被进一步结构化了。这个进一步结构化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一前一后的双重结构，只不过后一个结构也是前一个结构操作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生成的部分，这个新生成的部分既不是集合的全体，也不是某一个元素，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子集。在子集的作用下，原先呈现的情势也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子集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是对情势本身呈现的溢出。为了与原来的情势概念相区别，巴迪欧将之命名为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元结构。由此，“元结构”一词最终以“大写的一”的形式得以呈现，元政治学也以数学本体论为根基避免了落入空的危险。
（二）将元政治学作为一种真理程序
“我们当然期待某些政治有朝一日能为理念提供支撑理念的现实。不过，尽管现在尚未出现这样的政治，我们在做任何事时，都要试图忠实于这个理念，而不是其他”[4]（p.591）。巴迪欧断言，元政治学正是真之政治的名称，因此，实现从一种政治向政治的转变，向真之可能性的过渡，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而这种可能性在他看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真理程序，它具备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
那什么是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在通常情况下，只有满足条件的政治性事件才能称之为真理程序。对于政治来说，它一方面是集体的，或者说事件只能属于一种集体的多元性，这里集体不是一个数字概念，而是表示一种瞬间的普遍化。正是由于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是一种集体的行动，说明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可能成为思想上的斗士。从这个意义讲，政治不仅保证了真理程序结果的普遍性，也成为其主体的具体构成；另一方面是其只能作为思想而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思想。因此，它是一个主体化的名称，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宣布实际存在的思想。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需要借助于思想，在这里思想充当着真理程序的主体的名称，而所有真理程序都必须从主观方面来考察。基于政治的集体性特性所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政治展现为一种程序的无限性，而政治自身也在展现这种程序的无限性。如同主体的普遍性一样，只有政治才能在瞬间召唤这种无限性。这主要是因为真之政治作为一种无限性，它拒绝有限性，充分考虑了过程本身的所有可能。这种政治把所有人的思想都至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以此展现其无限性，而这时的政治环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最后需要确认的条件就是政治和情势状态之间，或者说政治与国家的关系。情势状态作为一种元结构，是一种在情势之中的操作。它会在其中对其部分和子集进行编码，从而对情势之中的所有子集的计数施加影响。那国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一旦存在，就会召唤国家权力。这种召唤并不代表国家会听命于政治的控制，而是国家极有可能会超越政治权力的界限，表现为一种超级权力。就此而言，政治性事件及其引发的真理程序的真正特征在于，政治性事件将情势状态或国家漂浮不定的权力固定下来，并用一种尺度来衡量它的超级权力。正是政治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才进一步彰显了将政治冠以一种真之政治称号的可能性。
三、实现真之政治的目标
（一）政治与国家保持距离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的目的仅仅是实现某种功能，即让某种意见或共识流行起来。而在巴迪欧看来，只有在国家性和社会性秩序缺乏的地方才会有政治的真理程序。在这里，政治可以表述为一种独特的远离国家的集体性实践操作。
如前所述，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情势的无限性通常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无限性，国家的无限性则代表着一种权力的无限性。现实生活中，正是国家的存在导致自由平等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究其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既无法得到完全控制，也无法衡量其滥用的程度。为了避免国家对权力的滥用，元政治学或真之政治主张远离国家，以此对国家的过剩权力进行不断修正。也就是说，元政治学的目的就是实现一种自由政治，即政治摆脱国家压制的可能性。就此而言，自由平等理念的实现也是对普遍政治的实现，即最终走向一个大写的一。而实现这个大写的一，需要在政治和国家之间的裂缝中进行操作。具体来说，政治的目标最终会通过民主原则的终结而导致国家形象的消亡。民主在这里就作为某一政治（une politique）的范畴，担当着国家的特有标准（经济、民族、民主），这种某一政治即巴迪欧所说的资本主义议会制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通常以建构国家关系的主观标准，使得某种特殊政治得以顺利运行。资本主义中的“国家”构成了一种绝对优先于各种情势的超级权力，各种情势已经被看作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则是整体的附属。此时代议制下的国家不再被斗争所困扰，而是成为拥护资本主义的坚实根基，其职责是为资本主义做辩护。处于这种政治情势下的人们只会为自己多谋一些权力，而不是揭露普遍性和真理。“所以，正像包括哲学的所有场景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在这样一种固有的过程中，什么都不能认识到”[1]。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这种政治进行批判性反思，坚决抵抗国家的权力逻辑。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同国家的斗争或行动中完成的。 （二）主体的积极介入
阿尔都塞对巴迪欧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开端即是对其初始点的否定”[5]（p.145）。谢林的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巴迪欧。他起初是阿尔都塞主义者，后来通过与初始点的疏离而表达了自己的明确立场。通过总结1968年五月风暴后的经验教训，巴迪欧提出了实现真之政治的理念，即通过主体关联的方式去解放大众，将资本主义代议制清除干净。
在此，巴迪欧坚称在阿尔都塞那里，所有理论都是通过概念来诠释的，但是主体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观念，即一种非存在的标志。当然，我们还要回答的是在没有主体的过程中，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下分辨出政治而不至于退回到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一直强调要将政治实践同意识形态和科学实践区分开来，认为政治既非科学，也非意识形态。在这里，巴迪欧认为，在阿尔都塞那里不存在主体，只存在过程。他用一种关系中的过程取代了主体观念，以此成为区分的标准。进一步说，在阿尔都塞那里不会有政治性主体，因为具有革命性的政治不可能是一种国家功能，但主体可以是一种国家功能。而在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其主体观念，将个体隶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主体询唤”（interpellation en sujet）。正是阿尔都塞对待主体的消极态度，激发了巴迪欧后来思考革命的主体问题。事实上，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主体不仅存在，而且还起着积极作用。是否可能思考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阿尔都塞提出了拓扑结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里，多元决定是政治领域的真理，在多元决定下，虽然经济的客观秩序和主体的国家秩序都没有得到确定，但却可以在此情势中，追寻到一个真实的轨迹。但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并不是一个政治的行动者，而是从哲学王国里推导出来的这些结论。他曾在1982年的《Théorie du sujet》中提出：“所有的诸如此类的存在都无一例外是实践……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成为主体。”[6]（p.38）当然，这里的主体不是我们通常那般理解，而是基于两个判断：一是主体具有稀有性。“只有当事件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常规，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对于新的事件采取某种态度，也唯有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才能浮现出来（se relever）”[7]（p.22）。二是主体是一种个体联合（incorporation）。“即一旦个体忠实于原始陈述，那么个体就会被联合到作为主体的真理的身体之中……在那个真理的身体之中，所有的个体都被联合为大写的主体（Sujet）”[7]（p.23）。因此，要实现真之政治，就是通过主体的介入来解放捆绑大众的锁链，并对所有在空的边缘上的多展开出来的独特性进行肯定。正是通过这种独特性，政治建构了自己的新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主体介入。
（三）哲学置于政治的前提之上
从一开始，哲学与政治之间就有着根本性的关系。这可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讨的城邦问题。哲学与政治的联系一方面表现为哲学为政治找寻基础，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政治先于哲学存在。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定义：一是作为“理论实践的哲学”，这个定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同科学相对照的阶级斗争的再现或政治再现”，这也说明了哲学依赖于政治。如果哲学能够记录政治所发生的东西，正是因为哲学不是政治理论，而是一种思想的独立性活动，这种活动以真实的政治事件即阶级斗争为前提。需要说明的是，哲学没有特定对象，尤其是政治对象，是一种内在行为。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科学没有主体，但有客体，其特征是对其客体的概念建构。而政治与哲学一样是没有客体的，也没有任何客观性标准。政治的客观性标准只能通过党性、阶级立场和战斗活动等确定。正是借助于哲学，政治与科学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在巴迪欧看来，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哲学的任务本身就包含在对政治事件的形式描绘中，即政治的拓扑中。它可以通过对政治事件和国家的理解，按照可能的标准对先前的类型进行质疑。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哲学将政治理解一种独特的思想，而哲学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握政治。“政治具有一种忠实地稳固化地为其长期命名的能力。在政治前提之下，政治为哲学提供了一个概念空间，证明其与这种稳固化的命名是一致的。严格来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的”[8]（p85）。
四、结语
元政治学以实现真之政治为目的，这是元政治学异于当代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准确地说，真之政治是在同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在同国家保持距离，主体介入和借助哲学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巴迪欧所创建的元政治学正是试图对不能做出回答的时代寻找一个答案或一种可能性。借用保罗·策兰的诗来表达就是：“在两难之中 在乱涂乱抹的本子上 轻弹 世界飒飒作响 它只系于你”[1]。当然正如齐泽克所批评的那样：“巴迪欧的政治谋划在我们对理想的探索中与典型的康德式的‘虚假无限’悖论相纠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认清巴迪欧的康德主义。对巴迪欧而言，政治行为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没有代表的存在，也就是说，一种在其状态中不再被重叠的境况。”[9]（p.224）至此，他的元政治学理念也显现出了一种复苏的乌托邦幻想。
[参 考 文 献]
[1][法]阿兰·巴迪乌.哲学与政治[J].杜小真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12）.
[2]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M]. trans. by Jason Barker. Verso. 2005.
[3]Alain Badiou， L’Etre et L’Evénement[M]. Paris： Seuil， 1988.
[4][法]阿兰·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M].曹丹红，胡蝶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5][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M].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Alain Badiou.Théorie du sujet[M].Pairs：Seuil，1982.
[7][法]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Alain Badiou，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Norman Madarasz，Albany[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9]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下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