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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陕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化大省，它规定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我们设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以延安文艺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航向；以“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唐诗唐书为中心构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西安为中心，借助“一带一路”转动当代中国文化之轴。
关键词 陕西文化 民族文化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3-0068-08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2015年春节前夕，总书记回陕西视察时又指出：“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轩辕黄帝陵等远古历史，有周、秦、汉、唐等10多个政权上千年的建都史，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伟大革命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习近平总书记回陕视察讲话》） 显然，习总书记的讲话明确地指出了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民族自信建设的关键时期，陕西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从其中汲取营养，参与创建民族文化，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一、文化自信建设的必然性与迫切性
总书记提出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由于自近世以来，中华文化的危机日渐严重，而西方话语越来越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从16世纪至18世纪，近代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崛起，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经过自下而上的中央体制改革，最终在数百年时间里崛起，从而一跃使欧洲成为主宰全球命运的主体。“帝国主义的扩张，应当理解为近代西方诸国（加上日本），在亚洲、非洲、美洲各地及大洋洲许多岛屿的侵略与经营。从大洋航道开拓以来，经过四个世纪，到19世纪末，大约人类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欧洲人，已凌驾于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类之上，占有其土地，奴役其人民，掠夺资源。”①鸦片战争是西方与中国的第一次对决，这场战争带给中国的冲击是全面的，不仅在军事与外交上中国长期处于无能的地位，而且对于自己的文化以及与西方文化的相处之道也长期停留在迷茫的摸索之中。更重要的是，战后的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势力长驱直入。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第二波西潮的冲击则更令国人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虽然中国过去曾经多次遭遇外来文化的入侵，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的文化兼容；另一种则是如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无文明的侵入，然而，最终不是外来文化中国化，就是这些异族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与以上外来文化侵入不同，19世纪末期的这次西方文明的侵入是既有实力，又有文明，在这种强势的西潮东卷之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建立的文化自信完全被颠覆。至“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不言而喻，“东亚病夫”称谓里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化失去核心地位之后，来自西方他者的挑战，导致中华民族产生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危机。
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成为社会的热点思想资源，曾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教文化，面临着全面坍塌的境地。同样，中国文化的另一资源构成——道家文化，亦不再是知识阶层的主题话语；不言而喻，中国化的佛教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种种迹象。显然，儒释道三家文化皆不能迅速转型为中华民族提供稳固的文化心理结构，那么中华文化的希望究竟何在？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各种主义在中国轮番轰炸上演之际，也是中国人民探寻民族文化重构的重要历史阶段，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选择、斗争中，直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纠缠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整全性危机的暂时克服。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革命意识形态，如果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的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但1949年以后的30年中，这一转型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惯性。”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11页。文革时期，以“破四旧”名义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摧坏是这种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至1979年之后，中国大陆世俗化大潮涌起，这股风潮冲击了建国30年来建构起来的共和国文化。所谓共和国文化是指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此文化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体制化的灌输，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当前虽然它的基本框架已经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推进受到冲击，但是这种文化心理却长久未能消除，而“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大众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戏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636页。
至此，当代中国面临着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传统文化余脉尤存，在1980年代之后又复活过来；另一方面，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涌动；第三方面，共和国文化在“在近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已经渗透到全民族（大陆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了新的国民性（心理，性格）。”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随后，1990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大潮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思想意识冲击相当大。文化的多元化意味着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愈来愈频繁，但是却存在着价值观念混乱的现象，民族文化自信迫切需要重建。然而，“一民族的兴衰存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自信力’。所以失掉了‘自信力’的犹太人虽然有许多资产阶级掌握着欧洲的经济枢纽，但他们很不容易收复国土。反之，经了欧洲的重创，和凡尔赛条约宰割的德意志，她却能本着她的民族‘自信力’向着复兴之途迈进。”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7页。从五四启蒙运动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忘记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重建，民族复兴的梦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20世纪初叶，西方文明侵入古老的中国之际，敦煌与新疆等西部地区的中国文明征服了西方学者，他们不远万里，深入到沙漠腹地，寻找中华文明。在我们看来，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吸引始终是物质、制度层面上的，而当中国的物质文明兴盛起来之际，重振中华文化的时刻到来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世界越来越注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共同的风俗、服饰、饮食、建筑——总之，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黏合剂。”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这一切均表明重构民族文化自信势在必行。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五千年，先后历经秦汉、隋唐两大发展高峰期，从汉帝国的覆灭到隋唐帝国再度焕发出来的中华文明，这期间用了270年，而从鸦片战争到2008年中西势力趋于均衡，这中间走过168年。比起270余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华文明的边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看来，今天中华文明的第三个黄金时期已到来。 二、陕西文化特色
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是以时间维度来观照，然而，文化的发展不是单线演进的，而是立体推进的，所以不研究地域文化就难以全面阐述中国文化的历程。在我们看来，陕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化大省，它规定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它们都曾经是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最基本的出发点。然而，陕西地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赡，吸收哪些文化因子去构建民族文化，是需要认真斟酌的。在我们看来，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厘清陕西文化的特色和精神；由此来论证它们可否为中华文化自信建设提供内在驱动力。
首先，陕西是中华民族原始初创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尽管这些年来关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存在着多元论调，出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起源的北方论；以关中（陕西）河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观；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说；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说等言论。然而，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指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地方）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毋庸置疑的是民族原始初创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两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专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所谓摇篮是文化综合体形成的核心地区，发祥地是指这个地方存在着史前的人类活动遗迹，民国时期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半坡遗址均表明陕西有最早的人类活动。中华民族以华夏族为主干，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中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其他民族，经过长久的融合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所谓民族文化，即是种族文化，它规定着这个民族的内在个性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外在风俗和精神气质。丹纳讲：“一件范围如此广阔，面目如此众多的出品，前后约历四百年之久的绘画，产生大量杰作而在所有的作品上印着一个共同特征的艺术，是整个民族的出品；所以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华夏族的先祖，比较可靠的是神农与黄帝。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山海经》里则描绘黄帝集部落酋长和上帝形象于一身，因此是华夏族群文化的象征性起源人物，是人神共祖的老祖宗。毋庸置疑，陕西的黄帝文化确立了华夏文化的民族认同感，中华文化就是在轩辕黄帝这一族群的旗帜下，将海内外华人凝聚在其周围，不断吸纳其他族群文化，也不断将临近的族群文化同化于华夏，从而为华夏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故此，今天，“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梦。”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交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其次，在陕西产生了中华儒释道、史学等原创性文化，这些原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对世界文明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一般而言，文化是依靠国家力量不断进行凝聚、推动而形成，因此，国家的中心就是文化的中心，这也就是陕西文化为什么在全国的地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原因所在了。“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页。在陕西所建立的周秦汉唐王朝，是古代中国的主要构成部分。周礼确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它是华夏民族文化最核心的部分，“秦汉思想的形成与大一统帝国要求新的上层建筑相关。所谓‘新’的意味，正式地摆脱极为久远的氏族传统结构和意识形态，由分散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原氏族部落基础上的邦国（春秋时期），逐步合并成为真正地域性的、以中央集权为标志的统一的专制大帝国（由战国‘七雄’到秦汉），绚烂多彩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学说、流派，正是在这个急剧动荡的过渡时期中产生和发展。”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董仲舒罢黜百家，尊儒学、倡孝道、重宗法，从而使先秦儒学思想转变为中国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
然而，陕西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道家经典之作《道德经》产生之地。老子在春秋末年去周入秦，尹喜迎老子入楼观说经著书。《道德经》是老子在楼观台完成的一部道家经典，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老子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反叛，他看到文明对人的异化，认识到纯任自然的状态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他创立了中国的道家文化，经由庄子的发展，最终形成与儒家双峰并峙的中国哲学思想。不仅如此，老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开创了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而这都要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说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到宋元时代，全真教作为道家文化的伟大复兴在陕西形成，并由此推广到全国，这是道家文化在陕西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全真教吸收儒、释、道三教，创造出一种与南方正一道相通的新道派，亦称“全真道”“全真派”和“金莲正宗”。该教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王重阳的内丹说以真性为成仙的根据，吸收融合禅宗和儒家的心性思想，提出成仙必须明心见性，性命双修，宣扬人人皆可成仙，构建起全真教的内丹，心性思想体系。由此看来，《道德经》在陕形成，全真教的中兴，均说明陕西道家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作为一种原创性文化，中华之道，启迪世界。“道”为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整体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哲学”以其飘逸、洒脱、忘我的境界，给世界清明、平和的样态。而作为中国文化的另一构成，中国化的佛教也是在长安完成的。“到了隋唐，中国人就把印度佛教全部消化。于是遂有所谓‘佛教中国化’，亦可谓是中国佛教的兴起。中国人自己开宗创派，最大的有三宗：一是天台宗，一是华严宗，又一是禅宗。”钱穆：《民族与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佛教进入中国不仅是一个信仰系的传播，而是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方式，迫使中国固有的思想系统（儒家与道家）不断与佛教互动，终于融合为中国型的思想体系。 另外，司马迁在长安城内完成的《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写作体式、传统和精神。“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9页。《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学写作体例，成为后世写史的范式，中国文学的传记写作方式也是由《史记》开创而来的，文学中浓烈的历史意识则成为品评中国文学优劣的最高标尺之一。而史公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司马迁的史学著作是真正体现自己的史学思想，沟通宇宙与人事的一部伟大之作。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记录史实，也寄托自己的情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对《史记》的高度评价，彰显着《史记》拥有充沛的个人情感和高标的史学意识。
第三，陕西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丰富性。陕西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文化能够上升为影响全国的统一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长安作为国都的特殊地位。汉唐国都长安作为首善之地，聚集着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融汇全国各地文化，并不断吸取域外文化。当时的汉唐长安形成的都市文化，继而又向全国推广，从而国都的文化又为各地所效法，乃至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在各种文明交流、碰撞中发展的文化。就历史而言，汉唐长安都市文明在古时达到高峰，随着西域的开通，“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宝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班固：《汉书》（四），中华书局，2012年，第3362页。音乐较之隋代，发展为《十部乐》，分别是《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胡舞、音乐与舞蹈相连，《六幺》《苏和香》《回波乐》《胡旋舞》是唐时兴盛的舞蹈。胡服、胡姬、胡食展示出浓郁的西域文化风情。长安都市文化呈现出海纳百川的特征，表现出陕西文化最大的包容性。
从地理环境构成来讲，陕西文化的多元丰富性在全国地域文化中也是少有的。中国文化历来讲南北，在古代东西交流因有河流而便利，而南北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文化交流互动不易，所以文化由南北划分而成常规。陕西一省兼容南北文化，这在全国地域文化中都是少见的。陕西北部是黄土高原，主要地貌为黄土塬与黄土丘陵，与塞外草原毗连为邻。在陕北这个地带先后有鬼方、白狄、匈奴、鲜卑、羯、羌、突厥、党项、女真、回、蒙古等20几个民族在这里与汉族杂居。因此陕北是北方的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明交汇的地带。陕西的南部是秦楚交接地，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在秦岭与巴山间的峡谷中穿行。这里山林苍茫、水量充沛，衍生出千百条大小河流与溪沟，构成这里一派江南水乡旖旎的风光，楚、巴、秦文化交融于此；关中则是八百里秦川，是中原儒教文化发祥地，宋时张载在关中创立儒学分支之一关学，以尊礼贵教、经世致用为核心思想。蓝田三吕制定的《吕氏乡约》成为有宋以来，中国乡村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
第四，延安文艺是新中国文化的航标。“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近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被称为党的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樊为之：《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表现在：首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专门翻译和出版机构，大规模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次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并达到成熟。第三，延安时期规定了中国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709页。毫无疑问，延安是直接并最终催生社会主义中国诞生的革命圣地，它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作为延安时期诞生的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它很快由一个地域文艺转换为国家文学，并规范着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三、文化自信建设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结构中，文化始终居于重要的地位。文化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宏观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一翼，与狭义的社会建设相平行，与政治、经济等建设同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在我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交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在第一部分，本文已经明确指出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刻到来了，而就本文第二部分所阐述，中华文化发祥在陕西，陕西具有许多中华原创性的文化，并且这些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气质，而且在世界上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陕西地域文化内部包含着今天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它们必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内在的驱动力，按照我们的设想，从陕西文化视域去建设中华民族文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践：
第一，要以延安文艺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航向。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重视学术文化研究，全面推进文化事业建设，积极促进群众文化生活。毋庸置疑，延安时期是我党加强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也是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中国文艺在这个时期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所谓中国气派就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作风就是中华民族的情调，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而这种“民族形式应注意地方形式：应该好好研究各地方的歌、剧、舞，及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形式之特性。”徐迺翔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页。显然，民族性是以地方形式展开的，地方性又是文艺大众性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延安文艺以接地气的形式大放光彩。以柯仲平创作的《查路条》为例，该剧采用了秦腔与郿户曲调，不但不使人觉得陈旧，反而觉得很有些新鲜。显然，陕西地方文艺为延安文艺提供了大量创作的元素。这个时候，不仅传统戏剧京剧、秧歌、梆子、花鼓、皮黄、川剧、秦腔等兴盛起来，而且外国剧种如话剧、歌剧、活报剧等也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延安文艺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在文学，而在音乐上，《黄河大合唱》是民族音乐新形式的伟大胜利，它从北方吼唱起来，“一时做船夫的挣扎，一时作河东父老的哀鸣，最后作黄河的怒吼。歌声时而呜咽，如泣如诉；时而悠悠然，如读悠闲的田园诗；最后真感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白浪滔天，波浪万丈汹涌，到了这里我对作曲者的冼星海真欲五体投地了！”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1页。《黄河大合唱》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民族发出的呼声。 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文化将扮演首席和平使者的角色，走向世界。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重塑自信时代到来的隐喻，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机，使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陕西文化走向世界，从而获得其他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认同。鉴此，西安将迎来它自近代以来的黄金发展时期。作为千年古都，西安凝聚着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长安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帝京的象征，并且经由汉赋、唐诗的凝聚，最终转化为中国人精神上的家园。长安是中华文化的故乡，海内博雅君子涉足于此，一则为寻古访胜，二则为搜求购买碑帖，清乾隆年间山东人赵均在其《游碑林日记》里描述：“秦人射利贩宇遍天下，凡穷乡村塾，皆知碑洞，固奇观也。历常巷到学宫，多列帖肆，充积为堵墙。”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282～283页。不惟如此，“自古以来，长安是世界各地旅人所想往的城市，就像它的名字‘长安’一样，它是一座永久之都。”[日]妹尾达颜：《长安都市规划》，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页。今天的青龙寺曾是日本僧人空海留学之地，大慈恩寺是玄奘印度访学归来后翻译佛经之地。历史上的长安城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如今它作为中华文化的故乡，凝聚着中华文化最精髓的东西。因此，今天，我们借助丝绸之路，从长安到罗马，到巴黎、维也纳，到世界各大城市，可以让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明再次交相辉映。
以上，我们从当代中国文化所要创建的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主体（核心价值观），形式（文学艺术），中心点（西安城市）这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的问题。当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是多方面的，我们所论述的也仅是以陕西地域文化为对象，去创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容，而其他地域的文化同样具有创建中华文化自信的可能性。只是源于陕西地域文化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及其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摇篮，理所当然地应当参与到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来。
文化的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即我们必须真正了解中华文化自身的宝藏及中华文化曾经对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学创始人张载曾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知识分子应该有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更应该有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的人格追求和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才有可能为民族文化自信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广大民众也要积极投身到这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活动之中去，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真正创建起来。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陕西文化 民族文化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3-0068-08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2015年春节前夕，总书记回陕西视察时又指出：“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轩辕黄帝陵等远古历史，有周、秦、汉、唐等10多个政权上千年的建都史，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伟大革命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习近平总书记回陕视察讲话》） 显然，习总书记的讲话明确地指出了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民族自信建设的关键时期，陕西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从其中汲取营养，参与创建民族文化，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一、文化自信建设的必然性与迫切性
总书记提出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由于自近世以来，中华文化的危机日渐严重，而西方话语越来越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从16世纪至18世纪，近代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崛起，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经过自下而上的中央体制改革，最终在数百年时间里崛起，从而一跃使欧洲成为主宰全球命运的主体。“帝国主义的扩张，应当理解为近代西方诸国（加上日本），在亚洲、非洲、美洲各地及大洋洲许多岛屿的侵略与经营。从大洋航道开拓以来，经过四个世纪，到19世纪末，大约人类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欧洲人，已凌驾于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类之上，占有其土地，奴役其人民，掠夺资源。”①鸦片战争是西方与中国的第一次对决，这场战争带给中国的冲击是全面的，不仅在军事与外交上中国长期处于无能的地位，而且对于自己的文化以及与西方文化的相处之道也长期停留在迷茫的摸索之中。更重要的是，战后的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势力长驱直入。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第二波西潮的冲击则更令国人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虽然中国过去曾经多次遭遇外来文化的入侵，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的文化兼容；另一种则是如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无文明的侵入，然而，最终不是外来文化中国化，就是这些异族都被中华文化同化。与以上外来文化侵入不同，19世纪末期的这次西方文明的侵入是既有实力，又有文明，在这种强势的西潮东卷之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建立的文化自信完全被颠覆。至“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不言而喻，“东亚病夫”称谓里凝结着中华民族文化失去核心地位之后，来自西方他者的挑战，导致中华民族产生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危机。
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成为社会的热点思想资源，曾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教文化，面临着全面坍塌的境地。同样，中国文化的另一资源构成——道家文化，亦不再是知识阶层的主题话语；不言而喻，中国化的佛教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种种迹象。显然，儒释道三家文化皆不能迅速转型为中华民族提供稳固的文化心理结构，那么中华文化的希望究竟何在？事实上，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各种主义在中国轮番轰炸上演之际，也是中国人民探寻民族文化重构的重要历史阶段，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选择、斗争中，直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纠缠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整全性危机的暂时克服。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革命意识形态，如果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的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但1949年以后的30年中，这一转型不仅没有完成，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惯性。”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11页。文革时期，以“破四旧”名义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摧坏是这种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至1979年之后，中国大陆世俗化大潮涌起，这股风潮冲击了建国30年来建构起来的共和国文化。所谓共和国文化是指新中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此文化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体制化的灌输，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当前虽然它的基本框架已经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推进受到冲击，但是这种文化心理却长久未能消除，而“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大众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戏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636页。
至此，当代中国面临着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一方面，传统文化余脉尤存，在1980年代之后又复活过来；另一方面，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涌动；第三方面，共和国文化在“在近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已经渗透到全民族（大陆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了新的国民性（心理，性格）。”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随后，1990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大潮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思想意识冲击相当大。文化的多元化意味着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愈来愈频繁，但是却存在着价值观念混乱的现象，民族文化自信迫切需要重建。然而，“一民族的兴衰存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自信力’。所以失掉了‘自信力’的犹太人虽然有许多资产阶级掌握着欧洲的经济枢纽，但他们很不容易收复国土。反之，经了欧洲的重创，和凡尔赛条约宰割的德意志，她却能本着她的民族‘自信力’向着复兴之途迈进。”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7页。从五四启蒙运动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忘记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重建，民族复兴的梦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20世纪初叶，西方文明侵入古老的中国之际，敦煌与新疆等西部地区的中国文明征服了西方学者，他们不远万里，深入到沙漠腹地，寻找中华文明。在我们看来，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吸引始终是物质、制度层面上的，而当中国的物质文明兴盛起来之际，重振中华文化的时刻到来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世界越来越注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共同的风俗、服饰、饮食、建筑——总之，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黏合剂。”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这一切均表明重构民族文化自信势在必行。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五千年，先后历经秦汉、隋唐两大发展高峰期，从汉帝国的覆灭到隋唐帝国再度焕发出来的中华文明，这期间用了270年，而从鸦片战争到2008年中西势力趋于均衡，这中间走过168年。比起270余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华文明的边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看来，今天中华文明的第三个黄金时期已到来。 二、陕西文化特色
长期以来，我们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是以时间维度来观照，然而，文化的发展不是单线演进的，而是立体推进的，所以不研究地域文化就难以全面阐述中国文化的历程。在我们看来，陕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化大省，它规定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一些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它们都曾经是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最基本的出发点。然而，陕西地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赡，吸收哪些文化因子去构建民族文化，是需要认真斟酌的。在我们看来，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厘清陕西文化的特色和精神；由此来论证它们可否为中华文化自信建设提供内在驱动力。
首先，陕西是中华民族原始初创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尽管这些年来关于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存在着多元论调，出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起源的北方论；以关中（陕西）河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观；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说；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说等言论。然而，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指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地方）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毋庸置疑的是民族原始初创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据最近考古学家一般之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两时代遗址之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在山、陕一带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自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及至新石器时代，当专以渭水盆地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所谓摇篮是文化综合体形成的核心地区，发祥地是指这个地方存在着史前的人类活动遗迹，民国时期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半坡遗址均表明陕西有最早的人类活动。中华民族以华夏族为主干，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中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其他民族，经过长久的融合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所谓民族文化，即是种族文化，它规定着这个民族的内在个性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外在风俗和精神气质。丹纳讲：“一件范围如此广阔，面目如此众多的出品，前后约历四百年之久的绘画，产生大量杰作而在所有的作品上印着一个共同特征的艺术，是整个民族的出品；所以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华夏族的先祖，比较可靠的是神农与黄帝。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山海经》里则描绘黄帝集部落酋长和上帝形象于一身，因此是华夏族群文化的象征性起源人物，是人神共祖的老祖宗。毋庸置疑，陕西的黄帝文化确立了华夏文化的民族认同感，中华文化就是在轩辕黄帝这一族群的旗帜下，将海内外华人凝聚在其周围，不断吸纳其他族群文化，也不断将临近的族群文化同化于华夏，从而为华夏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故此，今天，“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梦。”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交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其次，在陕西产生了中华儒释道、史学等原创性文化，这些原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对世界文明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一般而言，文化是依靠国家力量不断进行凝聚、推动而形成，因此，国家的中心就是文化的中心，这也就是陕西文化为什么在全国的地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原因所在了。“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页。在陕西所建立的周秦汉唐王朝，是古代中国的主要构成部分。周礼确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它是华夏民族文化最核心的部分，“秦汉思想的形成与大一统帝国要求新的上层建筑相关。所谓‘新’的意味，正式地摆脱极为久远的氏族传统结构和意识形态，由分散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原氏族部落基础上的邦国（春秋时期），逐步合并成为真正地域性的、以中央集权为标志的统一的专制大帝国（由战国‘七雄’到秦汉），绚烂多彩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学说、流派，正是在这个急剧动荡的过渡时期中产生和发展。”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董仲舒罢黜百家，尊儒学、倡孝道、重宗法，从而使先秦儒学思想转变为中国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
然而，陕西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道家经典之作《道德经》产生之地。老子在春秋末年去周入秦，尹喜迎老子入楼观说经著书。《道德经》是老子在楼观台完成的一部道家经典，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老子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反叛，他看到文明对人的异化，认识到纯任自然的状态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他创立了中国的道家文化，经由庄子的发展，最终形成与儒家双峰并峙的中国哲学思想。不仅如此，老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开创了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而这都要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说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到宋元时代，全真教作为道家文化的伟大复兴在陕西形成，并由此推广到全国，这是道家文化在陕西的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全真教吸收儒、释、道三教，创造出一种与南方正一道相通的新道派，亦称“全真道”“全真派”和“金莲正宗”。该教以《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王重阳的内丹说以真性为成仙的根据，吸收融合禅宗和儒家的心性思想，提出成仙必须明心见性，性命双修，宣扬人人皆可成仙，构建起全真教的内丹，心性思想体系。由此看来，《道德经》在陕形成，全真教的中兴，均说明陕西道家文化的繁荣与昌盛。作为一种原创性文化，中华之道，启迪世界。“道”为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整体观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哲学”以其飘逸、洒脱、忘我的境界，给世界清明、平和的样态。而作为中国文化的另一构成，中国化的佛教也是在长安完成的。“到了隋唐，中国人就把印度佛教全部消化。于是遂有所谓‘佛教中国化’，亦可谓是中国佛教的兴起。中国人自己开宗创派，最大的有三宗：一是天台宗，一是华严宗，又一是禅宗。”钱穆：《民族与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佛教进入中国不仅是一个信仰系的传播，而是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方式，迫使中国固有的思想系统（儒家与道家）不断与佛教互动，终于融合为中国型的思想体系。 另外，司马迁在长安城内完成的《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写作体式、传统和精神。“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9页。《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学写作体例，成为后世写史的范式，中国文学的传记写作方式也是由《史记》开创而来的，文学中浓烈的历史意识则成为品评中国文学优劣的最高标尺之一。而史公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司马迁的史学著作是真正体现自己的史学思想，沟通宇宙与人事的一部伟大之作。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记录史实，也寄托自己的情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对《史记》的高度评价，彰显着《史记》拥有充沛的个人情感和高标的史学意识。
第三，陕西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丰富性。陕西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文化能够上升为影响全国的统一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长安作为国都的特殊地位。汉唐国都长安作为首善之地，聚集着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融汇全国各地文化，并不断吸取域外文化。当时的汉唐长安形成的都市文化，继而又向全国推广，从而国都的文化又为各地所效法，乃至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在各种文明交流、碰撞中发展的文化。就历史而言，汉唐长安都市文明在古时达到高峰，随着西域的开通，“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宝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班固：《汉书》（四），中华书局，2012年，第3362页。音乐较之隋代，发展为《十部乐》，分别是《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胡舞、音乐与舞蹈相连，《六幺》《苏和香》《回波乐》《胡旋舞》是唐时兴盛的舞蹈。胡服、胡姬、胡食展示出浓郁的西域文化风情。长安都市文化呈现出海纳百川的特征，表现出陕西文化最大的包容性。
从地理环境构成来讲，陕西文化的多元丰富性在全国地域文化中也是少有的。中国文化历来讲南北，在古代东西交流因有河流而便利，而南北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文化交流互动不易，所以文化由南北划分而成常规。陕西一省兼容南北文化，这在全国地域文化中都是少见的。陕西北部是黄土高原，主要地貌为黄土塬与黄土丘陵，与塞外草原毗连为邻。在陕北这个地带先后有鬼方、白狄、匈奴、鲜卑、羯、羌、突厥、党项、女真、回、蒙古等20几个民族在这里与汉族杂居。因此陕北是北方的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明交汇的地带。陕西的南部是秦楚交接地，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在秦岭与巴山间的峡谷中穿行。这里山林苍茫、水量充沛，衍生出千百条大小河流与溪沟，构成这里一派江南水乡旖旎的风光，楚、巴、秦文化交融于此；关中则是八百里秦川，是中原儒教文化发祥地，宋时张载在关中创立儒学分支之一关学，以尊礼贵教、经世致用为核心思想。蓝田三吕制定的《吕氏乡约》成为有宋以来，中国乡村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
第四，延安文艺是新中国文化的航标。“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近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被称为党的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樊为之：《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表现在：首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专门翻译和出版机构，大规模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次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并达到成熟。第三，延安时期规定了中国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709页。毫无疑问，延安是直接并最终催生社会主义中国诞生的革命圣地，它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作为延安时期诞生的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它很快由一个地域文艺转换为国家文学，并规范着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三、文化自信建设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结构中，文化始终居于重要的地位。文化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是宏观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一翼，与狭义的社会建设相平行，与政治、经济等建设同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在我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交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在第一部分，本文已经明确指出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刻到来了，而就本文第二部分所阐述，中华文化发祥在陕西，陕西具有许多中华原创性的文化，并且这些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气质，而且在世界上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因此，陕西地域文化内部包含着今天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建设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它们必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内在的驱动力，按照我们的设想，从陕西文化视域去建设中华民族文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践：
第一，要以延安文艺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航向。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重视学术文化研究，全面推进文化事业建设，积极促进群众文化生活。毋庸置疑，延安时期是我党加强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也是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中国文艺在这个时期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所谓中国气派就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作风就是中华民族的情调，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而这种“民族形式应注意地方形式：应该好好研究各地方的歌、剧、舞，及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形式之特性。”徐迺翔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页。显然，民族性是以地方形式展开的，地方性又是文艺大众性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延安文艺以接地气的形式大放光彩。以柯仲平创作的《查路条》为例，该剧采用了秦腔与郿户曲调，不但不使人觉得陈旧，反而觉得很有些新鲜。显然，陕西地方文艺为延安文艺提供了大量创作的元素。这个时候，不仅传统戏剧京剧、秧歌、梆子、花鼓、皮黄、川剧、秦腔等兴盛起来，而且外国剧种如话剧、歌剧、活报剧等也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延安文艺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在文学，而在音乐上，《黄河大合唱》是民族音乐新形式的伟大胜利，它从北方吼唱起来，“一时做船夫的挣扎，一时作河东父老的哀鸣，最后作黄河的怒吼。歌声时而呜咽，如泣如诉；时而悠悠然，如读悠闲的田园诗；最后真感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白浪滔天，波浪万丈汹涌，到了这里我对作曲者的冼星海真欲五体投地了！”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81页。《黄河大合唱》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民族发出的呼声。 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文化将扮演首席和平使者的角色，走向世界。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重塑自信时代到来的隐喻，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机，使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陕西文化走向世界，从而获得其他文明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认同。鉴此，西安将迎来它自近代以来的黄金发展时期。作为千年古都，西安凝聚着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长安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帝京的象征，并且经由汉赋、唐诗的凝聚，最终转化为中国人精神上的家园。长安是中华文化的故乡，海内博雅君子涉足于此，一则为寻古访胜，二则为搜求购买碑帖，清乾隆年间山东人赵均在其《游碑林日记》里描述：“秦人射利贩宇遍天下，凡穷乡村塾，皆知碑洞，固奇观也。历常巷到学宫，多列帖肆，充积为堵墙。”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282～283页。不惟如此，“自古以来，长安是世界各地旅人所想往的城市，就像它的名字‘长安’一样，它是一座永久之都。”[日]妹尾达颜：《长安都市规划》，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页。今天的青龙寺曾是日本僧人空海留学之地，大慈恩寺是玄奘印度访学归来后翻译佛经之地。历史上的长安城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如今它作为中华文化的故乡，凝聚着中华文化最精髓的东西。因此，今天，我们借助丝绸之路，从长安到罗马，到巴黎、维也纳，到世界各大城市，可以让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明再次交相辉映。
以上，我们从当代中国文化所要创建的方向（社会主义道路），主体（核心价值观），形式（文学艺术），中心点（西安城市）这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的问题。当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是多方面的，我们所论述的也仅是以陕西地域文化为对象，去创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容，而其他地域的文化同样具有创建中华文化自信的可能性。只是源于陕西地域文化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及其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摇篮，理所当然地应当参与到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来。
文化的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即我们必须真正了解中华文化自身的宝藏及中华文化曾经对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学创始人张载曾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知识分子应该有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更应该有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的人格追求和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才有可能为民族文化自信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广大民众也要积极投身到这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活动之中去，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真正创建起来。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