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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设立了“开中法”，让商人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明代将食盐官营改为商人特许经营，政府解决了军队的吃喝拉撒问题，老百姓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罪，商人又获了利，可谓一举三得。
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地区。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在明代这里被称为“杀胡口”，蒙古人（汉族人称为胡人）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
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柔和政策，遂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在杀虎口的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那就是张家口，杀虎口被称作“西口”，张家口被称作“东口”。晋商经营食盐生意获利之厚，可见谢肇制的笔记《五杂俎》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就是指山西，是当时有钱人扎堆的地方。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
努尔哈赤十分善待这些晋商，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绫罗绸缎以及其他新奇的玩意儿，受到王爷家眷的喜欢，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
1626年，明朝在“宁远之战”中大败后金，努尔哈赤抑郁而终。明朝上下因为此战胜利士气大振，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封锁关隘，严令禁止任何人与后金做生意，违令者立斩不赦。明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困死塞外苦寒之地的女真人。当时正处在小冰河期，明朝境内多地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各地吃不上饭的流民聚众造反，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
后金所在的东北地区同样闹起了严重天灾，由于纬度更高，气候变冷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春夏干旱无雨，到了冬天又是雪灾，牲畜纷纷冻死，后金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皇太极被逼得没招，明军镇守的宁远、锦州又攻不下来，于是带着后金部队绕到朝鲜半岛打劫了一番，从高丽人那里抢点粮食，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打劫来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皇太极一狠心，发动“宁锦之战”，希望能一举攻克锦州和宁远，这样就可以去关内打劫，不用再待在东北受冻饿之苦，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不为所动，严令封锁边关。
在“宁远大捷”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太极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袁崇焕有多牛，而是明朝边防严查商人越境，晋商前来贩货的频率大幅降低。他生怕晋商彻底中断交易，如果那样的话，别说汉人的锦绣江山，女真人能不能维持生存都是大问题。但就在明朝对后金封锁边关的时候，范永斗和其他七家晋商却依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后金转运其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
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范永斗铁了心跟后金混，他带着最新的明军边关布防图以及后金急需的粮食、御寒的衣物、铁锭、枪械和火药跑去和后金做生意。
清军入关之后，范永斗们继续经商。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朝廷还给了他们每人一顶半官半商的帽子，这就是为后人诟病的山西“八大皇商”。其中，范永斗最受重用，除了在张家口被赐了不少土地，还成了朝廷主持贸易事务的人。也许还觉得封赏得不够，朝廷后来又规定蒙古的贸易往来只能由山西商人经办。不管其他山西商人如何不屑于范永斗等人的行为，事实上，晋商的发达还是沾了八大皇商的光。
范永斗作为八大皇商之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做起各种买卖。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范氏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可见其涉足之广。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永斗的孙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
范毓曾经做过一件让康熙皇帝感动的事。康熙五十九年，准格尔发生叛乱，因为路途和环境过于险恶，运输粮草成了朝廷的头等难题。范毓闻讯，以三分之一的价格承担了运粮的重任。不用说，这趟粮食运下来，范家没少赔银子。朝廷一感动，当时就把进口铜料的业务给了范家。从此，在中国和日本的海面上，出现了插着龙旗的范家运铜船队。
但是，随着日本铜价的飞涨，朝廷收购价的雷打不动，范家进口铜料的生意终于在乾隆年间走到了尽头。康熙一向对范家比较照顾，即使偶然铜料不能及时缴纳，也出于旧情免于追究。但到了乾隆时期，因为实在完不成进口指标（即使完成也要赔进不少银子），当时范家的掌门人范清济不堪巨大亏空，贱卖了经营多年的盐业。但即使如此，朝廷也不允许范家退出铜料进口业务，但是范家此时已到了靠借贷生活而无力承担。最终，范清济被革职查办，随后入狱问罪，家产也被抄一空。
而此时，当初与范永斗一并被御赐为“皇商”的山西商人，早就踪迹皆无。他们曾经拥有其他商人羡慕的特权，但并不知道这份特权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把他们推上浪尖的同时，也失去了驾驭自己命运的权利。九泉之下的范永斗大概从未想过，他辛苦经营的范家商业帝国，会以这样惨淡的方式告别历史舞台。
范永斗及八大皇商，他们原本是纯粹的商人，有意无意中卷入了历史更迭的风波之中。他们为晋商的崛起，创造了海阔天空的生存空间，但在晋商群体中，他们却是孤独的异类。他们陪伴着一个王朝兴起，但最终却毁灭在这个王朝的深渊之中。范永斗及八大皇商，仿佛是历史留给晋商的一段黑色幽默。当他们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遍布全国各地，以及陕西、山西商贾（晋商）联系同乡之谊的山陕会馆供奉的都是以“忠义”而著称的关公。
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地区。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在明代这里被称为“杀胡口”，蒙古人（汉族人称为胡人）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
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柔和政策，遂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在杀虎口的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那就是张家口，杀虎口被称作“西口”，张家口被称作“东口”。晋商经营食盐生意获利之厚，可见谢肇制的笔记《五杂俎》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就是指山西，是当时有钱人扎堆的地方。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
努尔哈赤十分善待这些晋商，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绫罗绸缎以及其他新奇的玩意儿，受到王爷家眷的喜欢，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
1626年，明朝在“宁远之战”中大败后金，努尔哈赤抑郁而终。明朝上下因为此战胜利士气大振，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封锁关隘，严令禁止任何人与后金做生意，违令者立斩不赦。明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困死塞外苦寒之地的女真人。当时正处在小冰河期，明朝境内多地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各地吃不上饭的流民聚众造反，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
后金所在的东北地区同样闹起了严重天灾，由于纬度更高，气候变冷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春夏干旱无雨，到了冬天又是雪灾，牲畜纷纷冻死，后金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皇太极被逼得没招，明军镇守的宁远、锦州又攻不下来，于是带着后金部队绕到朝鲜半岛打劫了一番，从高丽人那里抢点粮食，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打劫来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皇太极一狠心，发动“宁锦之战”，希望能一举攻克锦州和宁远，这样就可以去关内打劫，不用再待在东北受冻饿之苦，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不为所动，严令封锁边关。
在“宁远大捷”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太极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袁崇焕有多牛，而是明朝边防严查商人越境，晋商前来贩货的频率大幅降低。他生怕晋商彻底中断交易，如果那样的话，别说汉人的锦绣江山，女真人能不能维持生存都是大问题。但就在明朝对后金封锁边关的时候，范永斗和其他七家晋商却依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后金转运其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
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范永斗铁了心跟后金混，他带着最新的明军边关布防图以及后金急需的粮食、御寒的衣物、铁锭、枪械和火药跑去和后金做生意。
清军入关之后，范永斗们继续经商。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朝廷还给了他们每人一顶半官半商的帽子，这就是为后人诟病的山西“八大皇商”。其中，范永斗最受重用，除了在张家口被赐了不少土地，还成了朝廷主持贸易事务的人。也许还觉得封赏得不够，朝廷后来又规定蒙古的贸易往来只能由山西商人经办。不管其他山西商人如何不屑于范永斗等人的行为，事实上，晋商的发达还是沾了八大皇商的光。
范永斗作为八大皇商之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做起各种买卖。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范氏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可见其涉足之广。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永斗的孙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
范毓曾经做过一件让康熙皇帝感动的事。康熙五十九年，准格尔发生叛乱，因为路途和环境过于险恶，运输粮草成了朝廷的头等难题。范毓闻讯，以三分之一的价格承担了运粮的重任。不用说，这趟粮食运下来，范家没少赔银子。朝廷一感动，当时就把进口铜料的业务给了范家。从此，在中国和日本的海面上，出现了插着龙旗的范家运铜船队。
但是，随着日本铜价的飞涨，朝廷收购价的雷打不动，范家进口铜料的生意终于在乾隆年间走到了尽头。康熙一向对范家比较照顾，即使偶然铜料不能及时缴纳，也出于旧情免于追究。但到了乾隆时期，因为实在完不成进口指标（即使完成也要赔进不少银子），当时范家的掌门人范清济不堪巨大亏空，贱卖了经营多年的盐业。但即使如此，朝廷也不允许范家退出铜料进口业务，但是范家此时已到了靠借贷生活而无力承担。最终，范清济被革职查办，随后入狱问罪，家产也被抄一空。
而此时，当初与范永斗一并被御赐为“皇商”的山西商人，早就踪迹皆无。他们曾经拥有其他商人羡慕的特权，但并不知道这份特权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把他们推上浪尖的同时，也失去了驾驭自己命运的权利。九泉之下的范永斗大概从未想过，他辛苦经营的范家商业帝国，会以这样惨淡的方式告别历史舞台。
范永斗及八大皇商，他们原本是纯粹的商人，有意无意中卷入了历史更迭的风波之中。他们为晋商的崛起，创造了海阔天空的生存空间，但在晋商群体中，他们却是孤独的异类。他们陪伴着一个王朝兴起，但最终却毁灭在这个王朝的深渊之中。范永斗及八大皇商，仿佛是历史留给晋商的一段黑色幽默。当他们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遍布全国各地，以及陕西、山西商贾（晋商）联系同乡之谊的山陕会馆供奉的都是以“忠义”而著称的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