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急诊室的门，吴曦心里一凉：“完了”。
　　偌大的急诊室空无一人，没有大夫，没有病人，病例散落一地，风撞击着窗户，发出“咣咣咣”的声音。桌椅东倒西歪，四处透露着“逃离”的痕迹。
　　这是2003年4月2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被隔离的前夕。感染了“非典”的急诊科护士吴曦到急诊室来拿几套输液器，被这个景象吓着了。
　　有一个词瞬间划过她的脑海：“灾难”！

首例病人

　　2003年4月5日，星期六。与往常—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人满为患。在几个月前刚刚启用的临时留观室内，有几位发烧病人。
　　临近中午时分，一位老太太由儿子搀着，走进了大夫席小芳的诊室。席小芳当天原本不值班，但同事有事，跟她换了个班。
　　患者叫秦玉馥，64岁，说话不太利索，主诉是头晕，前几天曾摔倒过。随行的儿子说，主要是来看一下脑血管病。席小芳给她测了下血压，50～80，低得厉害，血氧也偏低。
　　席小芳开了几个单子，让她去拍一个胸片，查一下血，再查一下脑血管。秦玉馥由儿子带着，在分布于各处的检查项目间走来走去，几乎走遍了大半个门诊楼。来去之间，每次都要经过人口密集的门诊大厅。
　　下午两点钟左右，秦玉馥的片子出来了。肺部两边的纹理都很重，但跟一般的肺炎又不太一样。席小芳跟人说，这个人如果有接触史，就是“非典”了。
　　当时“非典”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三条：接触史、发烧、肺部有阴影，而“接触史”是最重要的参考。这与当时官方宣布北京全是“输入性病例”有关。但在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看来，接触史其实很难讲清楚。“你怎么知道你没接触呢？对面过来一个人，一口吐沫溅到你身上，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者？”
　　席小芳说，当时在人民医院的临时留观病房，早有一些发烧患者，但因为没有接触史，不能诊断为“非典”。
　　秦玉馥说自己没有接触史。席小芳就按一般的肺炎来处理，把她安排在抢救室治疗。当时，抢救室还有三位患者，一位患心脏病，一位是脑血管病，还有一位是肾病。这位心脏病患者后来转至心内科治疗，导致该科十多位医护人员感染。
　　4月7日，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赶至人民医院，通报了一个让该院始料不及的信息：此前一直说没有接触史的秦玉馥，事实上是一位“非典”死者的家属。在其继母死于“非典”之后，家中已有四人发病。并且，秦玉馥曾在继母病重时去医院探望，还参加了葬礼。
　　秦玉馥为何隐瞒不报？她自己的说法是不知继母患的是“非典”。院方的分析则是，这名患者曾在其他医院坦白病情而被拒收，因而对说出实情心有顾虑。
　　事实上，早在4月5日，作为人民医院4位有“非典”诊断资格的医生之一，朱继红已经基本上确认秦玉馥是“非典”患者。只是在当时，“非典”确诊需要一个逐级上报的流程：人民医院有4位医生，可以诊断疑似病例；疑似病例做出后，上报给院专家组，由其会诊，变成临床诊断病例；再上报给疾控中心，由其最终确诊。
　　朱继红说。人民医院急诊科后来诊断的很多“非典”，病例上写的都不是“非典”，而是“肺炎”，就是顾及到这一流程。
　　秦玉馥很快被从抢救室转移出来，安排到急诊科北门东侧的一间小房。这原是一个废弃的空间，距离抢救室和留观室都在30米以内。
　　秦玉馥被确诊后，把席小芳吓了一跳。北京市当时已有传言，说只要接触“非典”必然得病，得了病一般就活不了。于是，她几乎买遍了所有据传可以抗“非典”的药，每天洗手七八次。

危险的短缺

　　而此时的临时留观室，已是危机四伏。
　　临时留观室又叫“天井”，是一个由四面墙围起的空地。空地上方加一个盖子，就成了一个建筑。没有窗户，通风靠门和盖子上的换气扇，根本无法形成对流。天井于2002年12月份投入使用，里面配有20张床、25张输液椅。供不应求时，还会在过道上加几把椅子。床与床、椅子与椅子之间的距离很小，大多不足半米。
　　这是急诊科空间局促的真实写照。作为一家接诊量在北京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人民医院位于寸土寸金的西二环，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SARS期间担任人民医院院长的吕厚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民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一直都超过100%。为了寻找发展空间，各个科室都在绞尽脑汁。
　　据席小芳回忆，从4月初开始，天井里的发热患者逐日增多。由于无法满足“接触史”这个条件，这些人一开始被当成一般患者看待，直到被确诊为“非典”。在这段时间，病毒借着这个密不透风的环境，肆意传播。
　　吕厚山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一时期人民医院发热病人的增多，与北京市对各大医院的一个“秘密分工”有关。他回忆说，北京市曾经召集各大医院开了一个会议，对其接待“非典”患者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协和医院管外国人，北大医院管医务人员，北医三院管老师和学生，人民医院则管市民。
　　在吕厚山看来，这件事情的蹊跷在于，在这次“分工”中被赋予重任的人民医院，没有被邀请参与这次会议。 　　吕厚山说，这一“分工”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市民如果到其他医院看病，就会被拒，并被建议去人民医院。
　　而《人民日报》此前刊登的一篇内参，让人民医院不敢拒收这些患者。这篇被几位高层传阅过的内参，批评了人民医院的一次拒收行为。在参加中央的一次会议时，吕厚山因此被三次点名，三次站起来道歉。
　　而在他看来，这次被批评的“拒收”行为，只不过是建议这位患者到其他医院就诊，以避免在“非典”步步紧逼的人民医院受到感染。
　　4月10日，天井里4位护士倒下。从第一位患者确诊到医护人员感染，只用了3天时间。此前因对“非典”不了解而大意的医护人员，从此开始拉紧了防护的弦。这时，防护装备的短缺开始浮出水面。
　　吴曦说，口罩、手套、护目镜、专用隔离衣都是接触“非典”患者时必要的防护装备。但在当时，她既没有专用的隔离衣，护目镜也是两人共用。每次进入污染区，她只能穿一种手术用的隔离衣，薄薄一层。在这种情况下，好多医护人员都不得不连续几天穿着同一条裤子进出污染区。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找到后勤部门，说明情况，对方说没货。时任院长吕厚山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时曾表示，一开始不知道要穿防化衣，等知道时已经买不到，想自己做也买不到白布。
　　在今年2月18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吕厚山给出了另—个说法：不是没有防护装备，而是各科室间分配不均。“我们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只是有的科室领得多，有的科室领的少。多的用不完，少的不够用。这事也不好管，后勤的人也不知道谁在第一线。”他说，“非典”过后进行清理的时候，还翻出有的科室库存的口置。
　　有时还有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一次，有一个推车过来，说是要发消毒的东西，结果推车的只照两张相就走了。“当时特别想把脏口罩摁到他脸上。”吴曦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不断倒下，加上有的人托病不来上班，正常的上班秩序已经受到影响。吴曦当时被分配到监护室，负责护理几位感染的医护人员。有一天，到了4小时的交班时间，却不见人来接班，只好继续干下去。这时候，她就有种预感，自己会感染“非典”。进得来，出不去
　　第一个患者确诊后，人民医院就开始联系传染病专业医院，希望把患者转出去。这家1918年创办的综合性医院，到2003年仍然没有设感染科。
　　在4月8日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吕厚山得到了承诺：北京市已经启动“非典”运送、转诊绿色通道，非专业性医院一旦发现“非典”，马上转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了这份文件。在文件的上面，吕厚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目前信息不畅，资源不能共享，人才不能调度”“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建国以来对医务人员最大的考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人民健康、国际形象、社会发展”……
　　但患者就是转不出去。等了一整天救护车，也没见踪影。吕厚山说，当时，那些传染病医院里住满了艾滋病、肝病病人，根本转不过去。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市制定的很多文件，落实时都遇到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
　　患者转不出去，只能自己建“非典”病房。4月8日，人民医院第一个“非典”病房建成。被称为“一号SARS病房”。朱继红给吕厚山写了一封信，要求去SARS病房。吕厚山在信上批示：“向朱继红医师学习。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朱继红近半个月的SARS病房生活从此开始了。本--来说好了有替换，但到时候根本没人替。吃饭时，送饭的人远远地把饭送到警戒线，人走后，朱继红才能过去拿。
　　悲观的情绪无处不在。有个刚调来人民医院两个月的护士，承受不了长期没人替换的压力，濒临崩溃，提出要离开SARS病房。朱继红对她说，如果明天还没有人替，我就带着你们出去。但这位护士还是没能熬到第二天就不干了。当时，这种行为被视为辞职，或者被开除。
　　后来，人民医院又建了SARS二号病房和三号病房，共有床位67张。三号病房建成时，已是4月20日，距离医院隔离还有4天。
　　4月17日，人民医院最重要的传染源——天井被关闭。4月18日，发烧门诊开通，当天有80多位发烧病人前来就诊，第二天增至100多人。其中20多人被确诊为SARS。
　　这些源源不绝的新患者，让建起的三个隔离病房几乎形同虚设。朱继红说，虽说隔离病房住了很多人，但更多的人没住进隔离病房，传染源不仅没切断，还在逐日增加。在医院整体隔离的最后几天，人民医院接诊了8000多名患者。
　　另外，隔离的条件也非常简陋。有的区域不得不靠大立柜隔离。急诊走道上也躺着SARS病人，普通的病人在旁边走来走去。
　　4月21日，吴曦不幸也感染了。与此前感染的医护人员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不同，吴曦已经没有人照顾。她说，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此时的人民医院。已经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自保尚且困难，更无暇顾及他人。
　　此时，一个重大的课题摆在了人民医院的决策者面前：医院要不要整体隔离？

博弈隔离

　　早在4月14日，王杉就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建议对人民医院整体隔离。
　　王杉时任人民医院副院长，在班子所有成员中排名最后。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此前，他探访了几家医院，认为人民医院非隔离不可。
　　4月14目，王杉闯入人民医院“非典”指挥部，说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人民医院的疫情就要大爆发。负责人问他怎么办，他说隔离。负责人问，那么多人怎么隔离？王杉说要关几个病房。负责人接着说，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治疗。而王杉认为，传染病出现的时候，第一重要的不是治疗，而是切断传染途径，控制传染源。
　　4月18日，王杉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力主隔离。
　　这封信通过他的一个朋友传送到了高层。写信前，这位朋友问他，你愿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王杉说，我愿意。 　　吕厚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曾就隔离一事，向一路之隔的卫生部医政司反映过。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你们医院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力，你把医院关了，你考虑一下后果，别意气用事。
　　人民医院隔离以后，还有人对王杉说，“你要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影响负责任。”
　　4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代表北京市委常委来人民医院调查，王杉陪同。经过3个小时的调查，曾光给出了两个结论：一、人民医院的建筑格局和医疗流程设计不适合收治SARS病人；二、人民医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
　　当天，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医院开现场办公会。王杉讲了人民医院的情况，并“以自己的党性和脑袋担保自己所说属实”。他说，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人民医院，就是犯罪。
　　当天晚上，曾光给王杉来电话，“为什么你们的领导都反对隔离？”
　　吕厚山说，对于一个有着85年历史的医院来说，隔离要考虑很多因素。“这里面有多少责任哪：这个责任谁来负？经济损失谁管？不经过上级同意，擅自关医院，政治责任谁负？”
　　SARS后，人民医院连续3年财务赤字。
　　4月23日，王杉又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建议马上对人民医院隔离。信中说，人民医院已有9个病房感染SAKS，如果不隔离，将会造成更大面积的院内及社会感染。他提出三条建议，一、全面停诊；二、将现有留院的SARS及疑似SARS病^，全部转出；三、对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进行集中隔离、检疫。
　　在这封信的左上角，他写上“十万火急”四个字。
　　当天中午，北京市西城区公安人员找到王杉，向他咨询有关隔离的建议。晚上六点多，吕厚山去北京市政府开会，会上宣布了对人民医院隔离的决定。
　　当晚24点，人民医院正式进入隔离状态。

记录本

　　人民医院共隔离了1554人，包括工作人员942人、病人293人、陪住205人、家属宿舍楼109人，其他人员5人。王杉说，这个“其他人员”，指的是没能在指定23日24时之前撤离的几个“号贩子”。
　　当天晚些时候，防化兵进入人民医院消毒，医院里顿时白茫茫一片。
　　人民医院隔离之前，SARS患者已经被转移出院。吴曦被转到了胸科医院。临走之前，她跟^，要了纸和笔，她要把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记录下来。
　　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怎么样解除隔离？当时，解除隔离的条件有两个：一、连续14天一个区域里没有再发烧的人；二、连续14天此区域人员没有跟外界接触。
　　当时，人民医院有三道封锁线：最外面一道是公安；第二道是保安；第三道是卫生监督。任何与外界的接触，必须经西城区防治非典前指总指挥和王杉两人的同意。
　　王杉此时的职务，是隔离期间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共有4人，负责人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魏丽惠担任，实际上主要的工作由王杉负责。

　　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王杉，突然间冒出来，并且脾气火爆，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也有人说他自找苦吃。
　　按照上述两个标准，要想将1554人一起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于是，王杉提出了分区隔离，要求以病房为单位，其中的病人、家属、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的人员不能与其他区交流，要什么给什么，就是不许出来。
　　隔离的第一天，有人提出隔离区内的医护人员，应该体现人民医院的乐观精神，组织了一些集体活动。王杉知道后非常生气，制止了这种行为。
　　王杉说，那一段时间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说话非常冲。跟人要人，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几个“干净人”。第二句就是，你干得了干不了？“当时那个状态，跟在战场上—样。”
　　有的职工不愿意进发热观察室，他放下狠话，“就是我父母发热，也要进去！”
　　隔离区内定期开视频会议。在5月4日的一段视频中，他点名批评了几个不遵守纪律的人，其中有一人是他多年的朋友。
　　之后，一些区域陆续达到了接触隔离的条件。王杉要将名单上报给西城区指挥部，批准了以后，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出院，包括走哪条道，坐哪个电梯，都有具体的设定。
　　5月16日零时，人民医院被整体解除隔离。
　　5月28日，吴曦解除隔离。但她的那个“非典”期间的记录本，一直没敢再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