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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在湖南代表团见到了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彭国甫。2011年任科技厅长之前，他曾在岳阳市、岳阳县工作了3年，在湘潭大学工作了20多年，是国内最早研究公共管理学的学者之一。他有着诸多的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人才。当然，他的全国青联委员的身份更加吸引记者。
《中华儿女》：您上任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彭国甫：我上任湖南科技厅厅长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组织起草《创新型湖南建设纲要》。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建设“四个湖南”，即绿色湖南，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法治湖南。我们组织起草这个纲要对湖南省加速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儿女》：湖南省科技厅是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
彭国甫：湖南作为一个中部内陆省份，经济不十分发达，财力不算雄厚，人才资源不算丰富，但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10位，主要是得益于不断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协同创新。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积极整合利用省内省外两种创新资源，使科技创新从过去各唱各调的“独角戏”转变为抱团创新的“交响乐”。比如，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13个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签订了省校（院）战略合作协议，与22家中央驻湘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协同创新联席会议制度，依托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了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中华儿女》：湖南省在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方面开创了许多好的作法，比如“科技银行”，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彭国甫：为了引导商业银行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初创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我们支持长沙银行、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在长沙高新区设立了湖南省首批科技支行，并给每家科技支行设立2000万元的风险补偿基金，为其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贷款承担70%的信贷风险。3家科技银行成立以来，累计向100多家小微企业贷款2个多亿元。
《中华儿女》：我看到您在这次两会上提的建议就有“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您为什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呢？
彭国甫：我担任科技厅厅长不久后，组织厅里抽取了86家企业进行调研，发现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比例达到了7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个数据，湖南，乃至全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率，只有10%到15%。这说明什么呢？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很大的研发潜力可开发。这种潜力充分开发和释放的前提是要彻底转变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产业项目研究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要把科技成果的转化及转化的质量和效益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和根本评价标准。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如我们湖南科技厅在面向产业和民生的项目立项时，就要考虑到成果能否转化和产业化。同时，项目立项还得考虑能否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中华儿女》：请举个例子。
彭国甫：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刺葡萄是一种野生种质资源，湖南省是野生刺葡萄重要原产地之一。在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重点项目“酿酒刺葡萄产业化技术示范”的引导下，课题组努力攻关，并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把小品种做成了大产业。2011年，该项目技术成果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累计新增产值超过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实施中，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神州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开展紧密合作，以产学研合作协议形式进行了实用农业技术开发，不仅推进了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融合，同时也为高校科研、人才培育提供了大平台，实现了高校、企业、农民三方共赢。如今，酿酒刺葡萄种植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农民收入增加，又带动了物流、包装等产业，促进了山区农业经济发展。
《中华儿女》：这方面的工作推动得顺利吗？
彭国甫：比较顺利但也不容易。因为涉及到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和突破。因为这些工作打破了惯例，也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一些科技研发者也许现在还不太情愿。但只有利益相关，才能血肉相连。我相信：只要多沟通、多引导，建立健全产学研利益协调机制，让科技研发者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中尝到甜头，体现价值，一定会得到科技工作者的理解和支持，一定会由“要我转化”转变为“我要转化”。
《中华儿女》：你做事执着的个性在大学当领导时就是这样吗？
彭国甫：改革，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容易，都要有激情、勇气和智慧才行得通。我是从一个穿着草鞋的农村孩子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是湘潭大学土生土长的第一位党委书记。我没有什么“靠山”和“关系”，如果说有，我最大的“靠山”和最硬的“关系”就是党组织和老百姓。所以，我做事总是全力以赴要把事做成做好。我在大学当党委书记期间，确实觉得大学改革很艰难。但对于认准了的大事，即使再难，也得硬着头皮干到底，直到干成为止。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干成了一些大事、难事、好事和实事。这种习惯和性格对于后来去地方工作很有好处。
《中华儿女》：你离开湘潭大学后曾在岳阳任市委副书记、岳阳县委书记三年，你觉得那段工作经历对你的从政生涯是否有很大帮助？
彭国甫：帮助确实很大。当教授专家和当县委书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常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不少老百姓眼里，县委书记就是我们党的形象在基层的代表或化身。当县委书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所有的大事情都要管，都要负责任，天天与老百姓零距离交往，没有什么退路。
《中华儿女》：当县委书记时，你最难忘的事情有哪些？
彭国甫：难忘的事太多了。从时间先后来说，首先就是帮助洞庭湖渔民解困的事情。那是2008年12月5日晚上，我到岳阳县上任的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岳阳的洞庭湖上生活着一个群体——洞庭湖上以打渔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船上，过着朝不保夕、居无定所的生活，这些渔民有本省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省的，他们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都没人管也管不了，很多渔民甚至连户口都没有。听到这个情况，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特困群体。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我还是决定改变第二天到新开镇调研的计划，安排到东洞庭湖调研，一定要亲自去看个究竟。 《中华儿女》：你当时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彭国甫：12月6日一清早，我就带着有关部门的同志走上了渔民的“连家船”。对这个群体，我总结了三句话：一船的文盲、一船的病人（都患有血吸虫病）、一船的穷光蛋。我到了一户人家的船上去看，为了不让小孩掉进水里，他们把一个三岁多的小孩用绳子栓在船中央的一个拄子上，小孩就绑在上面，只能在船上转。我还到了另一家人的船上，有十多口人，这家人的小孩因为没有户口在外面打不了工，和岸上的人谈恋爱了，没有户口结不了婚。看到渔民生活的真实场面，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中华儿女》：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大不大？
彭国甫：非常大！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牵涉面很广，之前地方政府不是没有想过解决这些问题，但推进很慢，效果不是很明显。很多人劝我不要惹这件事，说这是一个马蜂窝，但我就不信这个邪，无论是凭党性，还是凭良心、凭感情，都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一重大民生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视野，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这更加坚定了我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中华儿女》：这么困难的问题，你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先从哪里找突破口？
彭国甫：渔民上岸，定居是关键，我们第一步先解决上岸的房子问题。那时已是12月底，我要求，保证质量，多管齐下，建好安置点，过年前让第一批渔民在岸上过年。在地方干大事难事，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只发话不率先垂范是干不成的。我和县长及所有县委常委在工地上24小时轮流值班、指挥协调。修建住房也是24小时三班倒，一边建房，一边铺水管、电路和电视网络。20天时间，我们在中洲建成了第一个渔民安置点。两层的楼房建起来了，可解决20户人家居住。每户人家前面还有一块田地，可种庄稼。
《中华儿女》：渔民们在过年前搬进去了？
彭国甫：对！春节前三天，第一批试点的20户渔民欢欢喜喜搬进了新家。他们的家具、生活用品、过冬物资，都是我们发动机关干部职工捐赠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像，春联贴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看到这些，我既高兴，又担忧。他们还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说明他们离现在的社会生活很遥远。
《中华儿女》：其他的渔民现在都住上楼房了吗？
彭国甫：是的。刚才说的20户渔民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试点。这个试点很成功，我们总结了经验并进行推广。后来，我们又新建了4个渔民新村集中安置渔民，同时也整合了现有住房资源分散安置了部分渔民。到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岳阳县东洞庭湖区366户无房户渔民全部实现了上岸定居。
《中华儿女》：怎么让渔民在上岸之后逐步融入社会？
彭国甫：那就要逐步解决他们的户口、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让他们上岸之后住得安心，致富有望。现在，在水上长年漂泊的岳阳渔民都有了一个稳定的、温暖的、有希望的家。我们的渔民上岸工作成了全省的试点。中央学习实践活动巡回检查指导组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华儿女》：通过解决渔民上岸这个事情，你的收获是什么？
彭国甫：每逢过年过节，不少渔民还同我们互发短信问好祝福，我感到很幸福。我深深地感到：只有把工作当作一回事，才会干成事；只有把困难不当作一回事，才会不怕事；只有把老百姓当亲人，老百姓才会把干部当亲人。
责任编辑 陈晰
《中华儿女》：您上任湖南省科技厅厅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彭国甫：我上任湖南科技厅厅长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组织起草《创新型湖南建设纲要》。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建设“四个湖南”，即绿色湖南，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法治湖南。我们组织起草这个纲要对湖南省加速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儿女》：湖南省科技厅是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
彭国甫：湖南作为一个中部内陆省份，经济不十分发达，财力不算雄厚，人才资源不算丰富，但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国第10位，主要是得益于不断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协同创新。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积极整合利用省内省外两种创新资源，使科技创新从过去各唱各调的“独角戏”转变为抱团创新的“交响乐”。比如，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13个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签订了省校（院）战略合作协议，与22家中央驻湘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协同创新联席会议制度，依托国防科技大学成立了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
《中华儿女》：湖南省在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方面开创了许多好的作法，比如“科技银行”，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彭国甫：为了引导商业银行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初创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我们支持长沙银行、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在长沙高新区设立了湖南省首批科技支行，并给每家科技支行设立2000万元的风险补偿基金，为其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贷款承担70%的信贷风险。3家科技银行成立以来，累计向100多家小微企业贷款2个多亿元。
《中华儿女》：我看到您在这次两会上提的建议就有“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您为什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呢？
彭国甫：我担任科技厅厅长不久后，组织厅里抽取了86家企业进行调研，发现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比例达到了7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个数据，湖南，乃至全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率，只有10%到15%。这说明什么呢？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有很大的研发潜力可开发。这种潜力充分开发和释放的前提是要彻底转变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产业项目研究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要把科技成果的转化及转化的质量和效益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和根本评价标准。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如我们湖南科技厅在面向产业和民生的项目立项时，就要考虑到成果能否转化和产业化。同时，项目立项还得考虑能否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中华儿女》：请举个例子。
彭国甫：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刺葡萄是一种野生种质资源，湖南省是野生刺葡萄重要原产地之一。在省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重点项目“酿酒刺葡萄产业化技术示范”的引导下，课题组努力攻关，并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把小品种做成了大产业。2011年，该项目技术成果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累计新增产值超过3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实施中，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神州庄园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开展紧密合作，以产学研合作协议形式进行了实用农业技术开发，不仅推进了高校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融合，同时也为高校科研、人才培育提供了大平台，实现了高校、企业、农民三方共赢。如今，酿酒刺葡萄种植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农民收入增加，又带动了物流、包装等产业，促进了山区农业经济发展。
《中华儿女》：这方面的工作推动得顺利吗？
彭国甫：比较顺利但也不容易。因为涉及到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和突破。因为这些工作打破了惯例，也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一些科技研发者也许现在还不太情愿。但只有利益相关，才能血肉相连。我相信：只要多沟通、多引导，建立健全产学研利益协调机制，让科技研发者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中尝到甜头，体现价值，一定会得到科技工作者的理解和支持，一定会由“要我转化”转变为“我要转化”。
《中华儿女》：你做事执着的个性在大学当领导时就是这样吗？
彭国甫：改革，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容易，都要有激情、勇气和智慧才行得通。我是从一个穿着草鞋的农村孩子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是湘潭大学土生土长的第一位党委书记。我没有什么“靠山”和“关系”，如果说有，我最大的“靠山”和最硬的“关系”就是党组织和老百姓。所以，我做事总是全力以赴要把事做成做好。我在大学当党委书记期间，确实觉得大学改革很艰难。但对于认准了的大事，即使再难，也得硬着头皮干到底，直到干成为止。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干成了一些大事、难事、好事和实事。这种习惯和性格对于后来去地方工作很有好处。
《中华儿女》：你离开湘潭大学后曾在岳阳任市委副书记、岳阳县委书记三年，你觉得那段工作经历对你的从政生涯是否有很大帮助？
彭国甫：帮助确实很大。当教授专家和当县委书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常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不少老百姓眼里，县委书记就是我们党的形象在基层的代表或化身。当县委书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所有的大事情都要管，都要负责任，天天与老百姓零距离交往，没有什么退路。
《中华儿女》：当县委书记时，你最难忘的事情有哪些？
彭国甫：难忘的事太多了。从时间先后来说，首先就是帮助洞庭湖渔民解困的事情。那是2008年12月5日晚上，我到岳阳县上任的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岳阳的洞庭湖上生活着一个群体——洞庭湖上以打渔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船上，过着朝不保夕、居无定所的生活，这些渔民有本省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省的，他们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都没人管也管不了，很多渔民甚至连户口都没有。听到这个情况，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一个特困群体。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我还是决定改变第二天到新开镇调研的计划，安排到东洞庭湖调研，一定要亲自去看个究竟。 《中华儿女》：你当时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彭国甫：12月6日一清早，我就带着有关部门的同志走上了渔民的“连家船”。对这个群体，我总结了三句话：一船的文盲、一船的病人（都患有血吸虫病）、一船的穷光蛋。我到了一户人家的船上去看，为了不让小孩掉进水里，他们把一个三岁多的小孩用绳子栓在船中央的一个拄子上，小孩就绑在上面，只能在船上转。我还到了另一家人的船上，有十多口人，这家人的小孩因为没有户口在外面打不了工，和岸上的人谈恋爱了，没有户口结不了婚。看到渔民生活的真实场面，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中华儿女》：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大不大？
彭国甫：非常大！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牵涉面很广，之前地方政府不是没有想过解决这些问题，但推进很慢，效果不是很明显。很多人劝我不要惹这件事，说这是一个马蜂窝，但我就不信这个邪，无论是凭党性，还是凭良心、凭感情，都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一重大民生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视野，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这更加坚定了我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中华儿女》：这么困难的问题，你们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先从哪里找突破口？
彭国甫：渔民上岸，定居是关键，我们第一步先解决上岸的房子问题。那时已是12月底，我要求，保证质量，多管齐下，建好安置点，过年前让第一批渔民在岸上过年。在地方干大事难事，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只发话不率先垂范是干不成的。我和县长及所有县委常委在工地上24小时轮流值班、指挥协调。修建住房也是24小时三班倒，一边建房，一边铺水管、电路和电视网络。20天时间，我们在中洲建成了第一个渔民安置点。两层的楼房建起来了，可解决20户人家居住。每户人家前面还有一块田地，可种庄稼。
《中华儿女》：渔民们在过年前搬进去了？
彭国甫：对！春节前三天，第一批试点的20户渔民欢欢喜喜搬进了新家。他们的家具、生活用品、过冬物资，都是我们发动机关干部职工捐赠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像，春联贴的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看到这些，我既高兴，又担忧。他们还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说明他们离现在的社会生活很遥远。
《中华儿女》：其他的渔民现在都住上楼房了吗？
彭国甫：是的。刚才说的20户渔民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试点。这个试点很成功，我们总结了经验并进行推广。后来，我们又新建了4个渔民新村集中安置渔民，同时也整合了现有住房资源分散安置了部分渔民。到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岳阳县东洞庭湖区366户无房户渔民全部实现了上岸定居。
《中华儿女》：怎么让渔民在上岸之后逐步融入社会？
彭国甫：那就要逐步解决他们的户口、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让他们上岸之后住得安心，致富有望。现在，在水上长年漂泊的岳阳渔民都有了一个稳定的、温暖的、有希望的家。我们的渔民上岸工作成了全省的试点。中央学习实践活动巡回检查指导组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华儿女》：通过解决渔民上岸这个事情，你的收获是什么？
彭国甫：每逢过年过节，不少渔民还同我们互发短信问好祝福，我感到很幸福。我深深地感到：只有把工作当作一回事，才会干成事；只有把困难不当作一回事，才会不怕事；只有把老百姓当亲人，老百姓才会把干部当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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