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讲述“中国故事”潮流推动下，关于现实主义的复归问题在文学界反复讨论。这个观点有些可疑，现实的丰富性促进文学生产，用文学回应现实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基本关系，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从来没有退场，又何谈复归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上摇摆，一个时期写什么占据潮头，一个时期又热烈探讨怎么写，总体来看，还是写什么更符合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需要。新中国历经几十年发展变革，生发出数之不尽的创作资源。小说承担“讲故事”的重要功能，作家通过作品呈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形象、文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现实主义。所以，今天的现实主义复归，实质上是写什么主导创作的一种体现。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使得最近两年的小说形成了一片现实主义创作高原，现代主义、先锋主义的“衰落”也就变得在所难免。很多时候，文学在国情、政治等因素影响下，难以按照客观、自由的规律发展。一些作家缺乏问题意识，创作上就容易随大流、一窝蜂。翻阅当下的文学刊物，很多小说不加修饰地表现社会世相、日常生活，或是流于某种人生样态的打捞。个体经验叙事致使文本缺乏精神含量输入，诗性空间被严重压缩，作品写得像新闻复制体。评论家孟繁华认为，这些“在形式上对生活做正面强攻的、不做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得现在的小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境，写得都像报告文学，像非虚构”。无论是刻画现实，还是雕刻人性细节，小说家都应该从艺术品位出发，抵达生活与精神的深处。不一定是所有的小说素材都适用于现实主义，从文体看，短篇小说在反映宏阔时代、社会现实等方面与中、长篇小说相比存在先天短板，这要求短篇小说必须更加张扬艺术表现力。短篇创作的核心在于构筑精神坐标，而不能沦为复述生活的工具。美国作家奥茨说：“业余作者往往想写大事情，表现严肃的主题。但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短篇的生命力正是来自那些有气象的大手笔。
　　方晓的短篇《搭便车》以现代主义笔法揭示一个少年的内心隐秘，给人感觉手笔不凡。作品写实部分不多，重在开掘人物的精神层面，流露出反故事的倾向。主人公石英在母爱缺失和家庭暴力的双重压迫下形成了敏感、孤僻人格，在他眼中，世界是阴暗而变形的，人物关系多以紧张的对立形式存在。所谓内心隐秘，是石英面对这种生活下的矛盾心理：他思念母亲，渴望融入家庭，却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被家庭成员视为“窥视者”；他想逃离，但以他少年的心性又感到无能为力。作者藉由石英对自身精神困境的突围，表达出真实的人性悲伤和成长隐痛。
　　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模糊而含混的，人物语言和行为在这种陌生、异质状态的环境下具有暗示性和不可预知性。石英与他的继母苏丹、妹妹苏蓝（没有血缘关系）搭车到桐城进货，司机孙良是父亲一个没有见过几次面的“熟人”，这种安排让石英产生不好的预感，而继母的不动声色、司机孙良的不怀好意和谋杀案话题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在语言的紧张变奏中使读者对真实故事的期待被间离开来，转而面对晦暗不明的虚构设置。这种陌生化叙事在看似具体而微的细节处停留，比如孙良、医生对待凶案的态度，苏丹、苏蓝不经意间的话语行为，营造出与日常经验很不相同的情境，促使石英的感受发生强制性错位，一次正常的进货在他心中演变为被抛弃甚至走向毁灭的旅程。作者的书写充满着先锋主义特征，他将真相打碎，解构人性积压已久的恐惧和焦虑，疑问的目光聚焦描写本身，赋予笔下人物更多可能性，从而拓展了小说的想象空间。
　　小说作为一门文学艺术，在仿造日常生活的同时又必须超越现实世界，两者达成的艺术张力主要体现为一种诗性的审美取向。《搭便车》的另一美学特征，是对人物的臆想、梦境进行隐喻、象征化处理，呈现出空灵的诗性魅力。母亲无疑是石英内心的阴影，在他的迷梦中，母亲的形象共出现了两次，作者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它：
　　“车外的田野苍茫、阴郁。我似乎看见妈妈正在田野中行走，慢慢走远。”“我看见妈妈在烟火中站起身，向我走来，走近了，就到我眼前了，我伸出手，她不见了。”
　　成人世界的隐秘事件在十五岁少年这里完全可以变成一场触及灵魂的风暴，其影响是抽象而深邃的。作家李洱在谈及童年经验与写作时也描绘过母亲走向田野的画面，这种梦境叙述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在表现人物精神内涵层面具有鲜明的艺术效力。此外，小说随处可见到很多关于生命哲学的思考：
　　“一个女人来到你的生活里，厄运就开始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难。这个世界不就是一个避难所吗，我们从远方来，逃到这里，过客一样歇一歇，然后再逃到另一个远方去。”“我在想，逃跑或逆来顺受，也许没有什么不同。”
　　作者借助这些人物的心灵独白阐释了某种主题，即我们每个人在生活波涛中都会藏有秘密，陷入精神的围城之中，无论逃跑或者逆从，都是命运之羽的偶然振动，世界从来都是寂静无声。
　　总而言之，方晓的《搭便车》一反当下重故事轻精神的创作潮流，刻画出一个与众不同、诗意醇厚的自由世界。但作者大概倚重于小说技巧，全文雕琢痕迹比较明显。在一些语言的运用上，例如苏蓝的成人化语言与她的年岁不符、“多年后”这种句型显得生硬老套，都还值得进一步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