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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其中，有一条通过日本留学生吸收西方思想的特殊路径，本论文考察清末留日学生所创办的著名杂志《译书汇编》，通过对其刊载内容进行整理分类，分析留日学生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过程中的特征和变化。译书汇编社的杂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且四个阶段的变化体现出译书汇编社的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思想过程中主体意识和目的性不断增强，对国外思想的吸收和传播有明确的目的性。
关键词：译书汇编；西学东渐；留日学生；转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10-0030-03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而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又称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有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然而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有一条特殊的路径，即通过日本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其中的主力军是当时的留日学生。然而，由于当时历史背景，当时留日学生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有其特殊性，本论文将考察当时的留日学生所创办的著名杂志《译书汇编》，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考察研究，分析留日学生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过程中的特征和变化。相信通过对《译书汇编》的考察，有助把握清末民初，中国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当时的文化传播特性。
1 “西学东渐”三阶段
清朝末期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中国开始在科学技术等方面落于下风，在国际舞台上，从东方大国落为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而在中国闭关锁国，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确加快了发展的脚步，各类解放生产力的工业革命此起彼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思想文化方面也取得巨大的成就。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中国也开始被动或主动地开始学习西方，中西方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交流。在近代化的历程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被称“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从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主逐渐转向思想文化的吸收传播。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持续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犹如当头棒喝，举国震惊，西方传教士作为文化传播的主力在国内开展许多的翻译工作，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国内有识之士也开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该阶段主要以科学技术等实用科学为主。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该阶段开始大规模吸收西方思想文化，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致力于西学的输入，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但伴随着留日浪潮的兴起，该阶段的文化传播展现出新的特点。首先，通过日本吸收西方思想的比重明显增大，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吸收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路上，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结社办报，积极翻译日本以及西方的思想著作，并传播回国内，且其重点也从技术转向立宪思想政体制度等社会科学的领域。在该阶段留日学生所其重要作用，不可忽视。第三阶段，民国建立，学术氛围趋向自由，封建文化反扑，但思想界和学术界涌现了新生力量积极传播西学，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也得以传播。
2 留日浪潮
如上所述，在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国内兴起留日热潮，大批优秀学子赴日。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均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留日浪潮的兴起也并非偶然，有其原因和历史必然性。首先，张之洞陈述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1]，相比西方，日本与中国地理距离更近因此路费更省，学费生活费也比欧美低。中日文化习俗相近，又共同使用汉字，使留学生能更快适应当地生活。而且，清末政府推行“新政”，作为国策奖励游学，而且当时日本政府也企图示好于中国，积极吸引中国留日学生，暂且不论其文化侵略的初心，此举确实促进当时中国留学生赴日。第一批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13人是清朝驻日公使所招募。其后，清政府实施“新政”，派遣留日学生作为其中一环得以推行。起初以政府派遣的“公费生”为主，后来自费去日本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根据统计，“1896年留日学生为13人，1898年为61人，1901年为274人，1902年增至608人，1903年增至1300人，1904年增至2400人”[2]，而顶峰时期甚至达到了8000人，其盛况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统计，1896年至1911年之间，从日文翻译的译本多达958种，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译本为778种，占总数的81.2%，而自然科学和技术相关的译本仅占18%。可见当时的留日学生积极创立以翻译团体为首的各类社团，创办报纸杂志，翻译介绍日本以及欧美政治思想经典名著，致力于介绍西方政体制度和思想文化，掀起了日本书籍的翻译风潮，他们心怀晚清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以探索救国之路为己任。他们的翻译成果也在中国国内出版，给当时的中国社会以极大影响。可见，经由日本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是重要途径之一，其中，主力军是当时留日学生，他们主要通过结社创报来传播西方思想。
3 《译书汇编》的创办与发展
当时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杂志，从内容和形式都是有所创新。一时期，如雨后春笋，遍地而生。据先行研究考证，20世纪初，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杂志数量多达70～80种左右。其中，翻译类杂志可列举：《译书汇编》、《游学编译》等。综合类杂志，可列举：《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云南》、《河南》等。虽然数量众多，但是质量确实有些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杂志发行的时间并不长。无论从发行时间，数量或者内容的质量，以及对国内的影响等多方面来考虑，都不得不提留日学生创办的首本翻译类杂志《译书汇编》。冯自由先生在《革命逸史》中，称杂志为“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而张静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也认为，《译书汇编》对“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居功至伟”，可见该杂志对中国国内的思想启蒙的贡献不可磨灭。 该杂志创刊于1900年12月6日，1900年发行一册，1901年发行8册，1902年发行12冊，1903年改名为《政法学报》，再发行8册。且据考证当时的发行量至多不过千余份，经过日本人坂崎斌负责编辑印刷后，由处于在日本东京牛込区喜久井町二十番地的译书汇编发行所发行，而后通过待派处售卖，五处待派处分别是位于上海大东门市内的王氏育才书塾、上海北市抛球场的广学会、苏州玄妙观前的文经楼书坊、香港九如坊南的张存德堂以及横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的清议报馆，四处在国内，仅一处在日本，可见该杂志主要面向国内。由于出版时间已过百年，而且数量不多，故文本材料难以入手。笔者经过多方面搜寻考证，现得知国图可查阅1901出版的第四、五、六、七、八册以及1902年出版的十二册，而台湾学生书局所出版的《中国史学丛书》中，刊载了吴相湘主编多方寻找得到的第一、二、七、八册杂志。由此可知，第三册、第九册以及改名为《政法学报》后发行的八册杂志尚无处可寻。
本论文基于现有能够入手本文材料，展开研究和分析，将该杂志分为四个阶段。呈现出翻译，翻译 编译，著作的变化过程，体现出留日学生的主体性。
第一阶段：1900年出版的第一册以及1902年出版的第二～九册；
第二阶段：1902年出版的第一册至第八册；
第三阶段：1902年出版的第九册至第十二册；
第四阶段：1903年4月起改名为《政法学报》后出版的八册。
首先是第一阶段，举创刊号为例，创刊号刊载了十篇译文。其中政治法律类的译文如下：《社会行政法论》（德国海尔司烈所著）、《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所著）、《政治学》（美国伯盖司所著）、《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所著）。历史类的译文如下：《近世政治史》（日本有贺长雄所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所著）、《近世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所著）。思想文化类的译文如下：《民约论》（法国卢骚所著）、《权利竞争论》（德国伊耶陵所著）、《万法精理》（德国孟德斯鸠所著）。其中六篇为欧美的著作，四篇为日本的著作，可见多选自时人公认的经典之作。但是都并未标明译者。其中，杨廷栋所译《民约论》在《译书汇编》的第一、二、八、九期上刊载后，又发行单行本，作为国内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对当时社会的民主民权思想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是1902年出版的第一册至第八册，其中刊载的译文如下：介绍各国政体制度：《欧洲财政史》、《欧美日本政体通览》（赤门外史编辑）、《警察学》（宫国忠吉著）、《法律学纲领》、《欧美各国财政及组织》、《最近俄罗斯政治史》、《日本财政之过去及现在》（小林丑三郎著）、《外交通义》；其他：《支那化成论》（户水宽人识）、《论理学》（高山林次郎著）。其中，每期杂志都不过刊载二至三篇论文，且与第一期不同，不再标明国别，有一部分不再标明作者或译者。但是该阶段所发表的译文并非名噪一时的经典之作，但由于有一部分并未标明作者与国别，难以准确地考证出处。但十篇当中有八篇都是介绍日本和欧美的政体制度以及各类行政机构的相关著作，如《警察学》、《欧洲财政史》、《外交通义》分别涉及了执法、财政与外交等方面。可见，在该阶段内容的选取，目的性更强，并非单纯地向国内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典著作，而是经学致用，通过选择日本以及西方政体、各项制度相关的著作进行翻译，为国内的改革立宪等提供经验之谈和理论依据。而且，先行研究多认为该阶段的内容以“编译”的形式为主，不再是单纯的译文，但都并未加以考证。
第三阶段为1902年出版的第九册至第十二册。从第九册开始，杂志经过改革，采用新的编辑形式。首先在每期刊载卷首刊载照片，介绍日本国情，如第九期刊登了三张照片，分别是日本皇宫二重桥、日本国会议事堂、日本银行内部外部。不仅如此，杂志内容分为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模块，同时各模块所刊载的文章，也不完全是译文，还有译书汇编社社员等人所撰写的文章，以改革后的第九期为例，政法通论模块中刊登有《论研究政法为今日之急务》（攻法子）、政治模块中刊登有《论国家》（攻法子）、《第十九世纪外交通观》（作者不详）、法律模块中刊登有《法典编撰方法论》（赤门生）、《国际法之印度观》（瀧川学人）、经济模块中刊登有《经济原理》（无逸）、《财政概论》（亚粹）、历史模块中刊登有《史学概论》（衮父）。第三阶段，都是社员以笔名，发表其自身的论文与著述。虽然分为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六大模块，但其内容多围绕国家政体制度，介绍欧美与日本的成功经验。例如，先行研究中考证攻法子为译书汇编社的社员吴振麟[3]，他通过《译书汇编》和其后的《政法学报》所发表的论文，首次将“法系”的概念输入中国，并且向国内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法概念和术语，对中国法律系统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其中，衮父乃汪荣宝的笔名，根据先行研究[4]，他所著史学理著作《史学概论》参考了《史学研究法》（坪井九马三著）等日本理论著作。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停刊后回国，积极推动清政府立宪，推动中央官制改革，将理论学以致用，虽然清末局势复杂，在封建势力的阻挡，改革并未能取得其预期效果，但其努力也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阶段，1903年第1～3月并未出版，4月改名为《政法学报》后出版的八册杂志。虽然杂志的文本材料并未入手，但是根据先行研究，该阶段所刊登的内容全为著作，不再以译文为主。并且主要以政治法律理论为主，为中国国内法律理论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成形作出巨大贡献。
4 结语
由此可见，译书汇编社的杂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翻译日本与欧美的经典著作，虽然写明作者与国别但译者不详；第二阶段，以翻译介绍欧美与日本的政治制度与行政机构建设相关著作为主，但只有部分译文标明原作作者，全部未标明译者和国别。内容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但出处难以考证。第三阶段，开始以社员自身的著作为主，从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六大模块在吸收欧美以及日本的理论原理的基础上，加以论述，体现出编译的痕迹。第四阶段，改名为《政法学报》后，所刊登的文章全部为社员的著作。且集中为政治法律的理论著述。从四个阶段的变化，可以体现出，译书汇编社的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思想过程中，主体性的增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刊登内容的选择标准，从第一阶段以经典著作为主，到第二阶段目的增强，不再考虑原著本身的知名程度，而是以介绍政治制度与行政机构建设相关著作为主。第三阶段划分为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六大模块。第四阶段，集中为政治法律理论的著述。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容的形式。第一阶段，标明原著作者与国际，完全以翻译为主，第二阶段，开始模糊翻译翻译与编译的界限，不再完全标明作者，第三阶段，以自身著作为主，但是可以考据出其背后的理论出处，有较重编译的痕迹。第四阶段，明确完全以自身著作为主。
可见，译书汇编社的成员也在创办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经历复杂的变化过程，但可以肯定，对内容选择的针对性不断加强，从翻译到编译再到著述，不再满足于假借他人之口，而是自身著述，可以体现留日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目的性不断增强，对国外思想的吸收和传播有明确的目的性。
参考文献
[1]朱有擜.《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 （上册）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6-17.
[2]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人民出版社，1987：126-127.
[3陈灵海.攻法子与“法系”概念输入中国——近代法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J].清华法学，2017，11（06）：189-206.
[4]陈永霞.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J].史学月刊，2012，（05）：110-122.
关键词：译书汇编；西学东渐；留日学生；转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10-0030-03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而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又称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有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然而中国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有一条特殊的路径，即通过日本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其中的主力军是当时的留日学生。然而，由于当时历史背景，当时留日学生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有其特殊性，本论文将考察当时的留日学生所创办的著名杂志《译书汇编》，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考察研究，分析留日学生传播西方思想文化过程中的特征和变化。相信通过对《译书汇编》的考察，有助把握清末民初，中国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当时的文化传播特性。
1 “西学东渐”三阶段
清朝末期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中国开始在科学技术等方面落于下风，在国际舞台上，从东方大国落为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而在中国闭关锁国，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确加快了发展的脚步，各类解放生产力的工业革命此起彼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思想文化方面也取得巨大的成就。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中国也开始被动或主动地开始学习西方，中西方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交流。在近代化的历程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被称“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从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主逐渐转向思想文化的吸收传播。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持续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犹如当头棒喝，举国震惊，西方传教士作为文化传播的主力在国内开展许多的翻译工作，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国内有识之士也开始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该阶段主要以科学技术等实用科学为主。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该阶段开始大规模吸收西方思想文化，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致力于西学的输入，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但伴随着留日浪潮的兴起，该阶段的文化传播展现出新的特点。首先，通过日本吸收西方思想的比重明显增大，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吸收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路上，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结社办报，积极翻译日本以及西方的思想著作，并传播回国内，且其重点也从技术转向立宪思想政体制度等社会科学的领域。在该阶段留日学生所其重要作用，不可忽视。第三阶段，民国建立，学术氛围趋向自由，封建文化反扑，但思想界和学术界涌现了新生力量积极传播西学，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也得以传播。
2 留日浪潮
如上所述，在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国内兴起留日热潮，大批优秀学子赴日。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均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留日浪潮的兴起也并非偶然，有其原因和历史必然性。首先，张之洞陈述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1]，相比西方，日本与中国地理距离更近因此路费更省，学费生活费也比欧美低。中日文化习俗相近，又共同使用汉字，使留学生能更快适应当地生活。而且，清末政府推行“新政”，作为国策奖励游学，而且当时日本政府也企图示好于中国，积极吸引中国留日学生，暂且不论其文化侵略的初心，此举确实促进当时中国留学生赴日。第一批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13人是清朝驻日公使所招募。其后，清政府实施“新政”，派遣留日学生作为其中一环得以推行。起初以政府派遣的“公费生”为主，后来自费去日本留学的人数逐渐增加，根据统计，“1896年留日学生为13人，1898年为61人，1901年为274人，1902年增至608人，1903年增至1300人，1904年增至2400人”[2]，而顶峰时期甚至达到了8000人，其盛况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统计，1896年至1911年之间，从日文翻译的译本多达958种，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译本为778种，占总数的81.2%，而自然科学和技术相关的译本仅占18%。可见当时的留日学生积极创立以翻译团体为首的各类社团，创办报纸杂志，翻译介绍日本以及欧美政治思想经典名著，致力于介绍西方政体制度和思想文化，掀起了日本书籍的翻译风潮，他们心怀晚清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以探索救国之路为己任。他们的翻译成果也在中国国内出版，给当时的中国社会以极大影响。可见，经由日本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是重要途径之一，其中，主力军是当时留日学生，他们主要通过结社创报来传播西方思想。
3 《译书汇编》的创办与发展
当时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杂志，从内容和形式都是有所创新。一时期，如雨后春笋，遍地而生。据先行研究考证，20世纪初，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杂志数量多达70～80种左右。其中，翻译类杂志可列举：《译书汇编》、《游学编译》等。综合类杂志，可列举：《湖北学生界》、《浙江潮》、《云南》、《河南》等。虽然数量众多，但是质量确实有些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杂志发行的时间并不长。无论从发行时间，数量或者内容的质量，以及对国内的影响等多方面来考虑，都不得不提留日学生创办的首本翻译类杂志《译书汇编》。冯自由先生在《革命逸史》中，称杂志为“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而张静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也认为，《译书汇编》对“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居功至伟”，可见该杂志对中国国内的思想启蒙的贡献不可磨灭。 该杂志创刊于1900年12月6日，1900年发行一册，1901年发行8册，1902年发行12冊，1903年改名为《政法学报》，再发行8册。且据考证当时的发行量至多不过千余份，经过日本人坂崎斌负责编辑印刷后，由处于在日本东京牛込区喜久井町二十番地的译书汇编发行所发行，而后通过待派处售卖，五处待派处分别是位于上海大东门市内的王氏育才书塾、上海北市抛球场的广学会、苏州玄妙观前的文经楼书坊、香港九如坊南的张存德堂以及横滨山下町二百五十三番的清议报馆，四处在国内，仅一处在日本，可见该杂志主要面向国内。由于出版时间已过百年，而且数量不多，故文本材料难以入手。笔者经过多方面搜寻考证，现得知国图可查阅1901出版的第四、五、六、七、八册以及1902年出版的十二册，而台湾学生书局所出版的《中国史学丛书》中，刊载了吴相湘主编多方寻找得到的第一、二、七、八册杂志。由此可知，第三册、第九册以及改名为《政法学报》后发行的八册杂志尚无处可寻。
本论文基于现有能够入手本文材料，展开研究和分析，将该杂志分为四个阶段。呈现出翻译，翻译 编译，著作的变化过程，体现出留日学生的主体性。
第一阶段：1900年出版的第一册以及1902年出版的第二～九册；
第二阶段：1902年出版的第一册至第八册；
第三阶段：1902年出版的第九册至第十二册；
第四阶段：1903年4月起改名为《政法学报》后出版的八册。
首先是第一阶段，举创刊号为例，创刊号刊载了十篇译文。其中政治法律类的译文如下：《社会行政法论》（德国海尔司烈所著）、《国法泛论》（德国伯伦知理所著）、《政治学》（美国伯盖司所著）、《政治学提纲》（日本鸟谷部铣太郎所著）。历史类的译文如下：《近世政治史》（日本有贺长雄所著）、《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日本酒井雄三郎所著）、《近世外交史》（日本有贺长雄所著）。思想文化类的译文如下：《民约论》（法国卢骚所著）、《权利竞争论》（德国伊耶陵所著）、《万法精理》（德国孟德斯鸠所著）。其中六篇为欧美的著作，四篇为日本的著作，可见多选自时人公认的经典之作。但是都并未标明译者。其中，杨廷栋所译《民约论》在《译书汇编》的第一、二、八、九期上刊载后，又发行单行本，作为国内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对当时社会的民主民权思想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是1902年出版的第一册至第八册，其中刊载的译文如下：介绍各国政体制度：《欧洲财政史》、《欧美日本政体通览》（赤门外史编辑）、《警察学》（宫国忠吉著）、《法律学纲领》、《欧美各国财政及组织》、《最近俄罗斯政治史》、《日本财政之过去及现在》（小林丑三郎著）、《外交通义》；其他：《支那化成论》（户水宽人识）、《论理学》（高山林次郎著）。其中，每期杂志都不过刊载二至三篇论文，且与第一期不同，不再标明国别，有一部分不再标明作者或译者。但是该阶段所发表的译文并非名噪一时的经典之作，但由于有一部分并未标明作者与国别，难以准确地考证出处。但十篇当中有八篇都是介绍日本和欧美的政体制度以及各类行政机构的相关著作，如《警察学》、《欧洲财政史》、《外交通义》分别涉及了执法、财政与外交等方面。可见，在该阶段内容的选取，目的性更强，并非单纯地向国内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典著作，而是经学致用，通过选择日本以及西方政体、各项制度相关的著作进行翻译，为国内的改革立宪等提供经验之谈和理论依据。而且，先行研究多认为该阶段的内容以“编译”的形式为主，不再是单纯的译文，但都并未加以考证。
第三阶段为1902年出版的第九册至第十二册。从第九册开始，杂志经过改革，采用新的编辑形式。首先在每期刊载卷首刊载照片，介绍日本国情，如第九期刊登了三张照片，分别是日本皇宫二重桥、日本国会议事堂、日本银行内部外部。不仅如此，杂志内容分为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模块，同时各模块所刊载的文章，也不完全是译文，还有译书汇编社社员等人所撰写的文章，以改革后的第九期为例，政法通论模块中刊登有《论研究政法为今日之急务》（攻法子）、政治模块中刊登有《论国家》（攻法子）、《第十九世纪外交通观》（作者不详）、法律模块中刊登有《法典编撰方法论》（赤门生）、《国际法之印度观》（瀧川学人）、经济模块中刊登有《经济原理》（无逸）、《财政概论》（亚粹）、历史模块中刊登有《史学概论》（衮父）。第三阶段，都是社员以笔名，发表其自身的论文与著述。虽然分为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六大模块，但其内容多围绕国家政体制度，介绍欧美与日本的成功经验。例如，先行研究中考证攻法子为译书汇编社的社员吴振麟[3]，他通过《译书汇编》和其后的《政法学报》所发表的论文，首次将“法系”的概念输入中国，并且向国内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法概念和术语，对中国法律系统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其中，衮父乃汪荣宝的笔名，根据先行研究[4]，他所著史学理著作《史学概论》参考了《史学研究法》（坪井九马三著）等日本理论著作。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停刊后回国，积极推动清政府立宪，推动中央官制改革，将理论学以致用，虽然清末局势复杂，在封建势力的阻挡，改革并未能取得其预期效果，但其努力也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阶段，1903年第1～3月并未出版，4月改名为《政法学报》后出版的八册杂志。虽然杂志的文本材料并未入手，但是根据先行研究，该阶段所刊登的内容全为著作，不再以译文为主。并且主要以政治法律理论为主，为中国国内法律理论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成形作出巨大贡献。
4 结语
由此可见，译书汇编社的杂志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翻译日本与欧美的经典著作，虽然写明作者与国别但译者不详；第二阶段，以翻译介绍欧美与日本的政治制度与行政机构建设相关著作为主，但只有部分译文标明原作作者，全部未标明译者和国别。内容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但出处难以考证。第三阶段，开始以社员自身的著作为主，从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六大模块在吸收欧美以及日本的理论原理的基础上，加以论述，体现出编译的痕迹。第四阶段，改名为《政法学报》后，所刊登的文章全部为社员的著作。且集中为政治法律的理论著述。从四个阶段的变化，可以体现出，译书汇编社的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思想过程中，主体性的增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刊登内容的选择标准，从第一阶段以经典著作为主，到第二阶段目的增强，不再考虑原著本身的知名程度，而是以介绍政治制度与行政机构建设相关著作为主。第三阶段划分为政治通论、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哲理等六大模块。第四阶段，集中为政治法律理论的著述。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容的形式。第一阶段，标明原著作者与国际，完全以翻译为主，第二阶段，开始模糊翻译翻译与编译的界限，不再完全标明作者，第三阶段，以自身著作为主，但是可以考据出其背后的理论出处，有较重编译的痕迹。第四阶段，明确完全以自身著作为主。
可见，译书汇编社的成员也在创办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经历复杂的变化过程，但可以肯定，对内容选择的针对性不断加强，从翻译到编译再到著述，不再满足于假借他人之口，而是自身著述，可以体现留日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目的性不断增强，对国外思想的吸收和传播有明确的目的性。
参考文献
[1]朱有擜.《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 （上册）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6-17.
[2]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M].人民出版社，1987：126-127.
[3陈灵海.攻法子与“法系”概念输入中国——近代法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J].清华法学，2017，11（06）：189-206.
[4]陈永霞.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J].史学月刊，2012，（05）：1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