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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多少读过点书的人，都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篇只有320字的散文能流传1500多年，家喻户晓，传唱不衰，其中必有它的道理。这篇文章连同作者最流行的诗作，大约是我在孩提时代，为习文识字，被父亲捉来读的。当时的印象也就是文字优美，故事奇特而已。直到年过花甲之后，才渐有所悟，一篇好文章原来是要用整整一生去阅读的。反过来，一篇文章也只有经过读者的检验，岁月的打磨，才能称得起经典。凡是经典的散文总是说出了一种道理，蕴涵着一种美感，让你一开卷就沉浸在它的怀抱里。《桃花源记》就是这样的文章。
一般人都将《桃花源记》看作是一篇美文小品。它确实美，朴实无华，清秀似水，而又神韵无穷。但正是因为这美害了它，让人望美驻足，而忽略了它更深一层的含义。就如一个美女英雄或美女学者，人们总是惊叹她的容貌，而少谈她的成绩。《桃花源记》也是吃了这个亏，顶了“美文”的名，始终在文人圈子和文章堆里打转转，殊不知它的第一含义在政治。
陶渊明所处的晋代自秦统一天下已600余年。在陶之前不是没有过政治家。你看，贾谊是政治家，他的《过秦论》剖析暴秦之灭亡何等精辟，但汉武帝召见他时“不问苍生问鬼神”，仍旧穷兵黩武；诸葛亮是政治家，是智者的化身，但他用尽脑汁，也不过是为了帮刘备恢复汉家天下；曹操是政治家，雄才大略，横槊赋诗何其风光，但刚为曹家挣到一点江山底子，转瞬间就让司马氏篡权。陶渊明也不是没有参与过政治，读书人谁不想建功立业？况且他的曾祖陶侃（就是成语“陶侃惜分阴”的那个陶侃）就是一个为晋王朝立有大功的政治家、军事家。
陶渊明曾多次出入权贵的幕府，但是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实在是太黑暗了。东晋王朝气数将尽，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东晋的重臣刘裕为例，未发迹时是一无赖，好赌，借大族刁氏钱不还，刁氏将其绑在树上用皮鞭抽。有一个叫王谧的富人可怜他，便代为还钱。刘发迹，就扶王为相，而将刁家数百人满门抄斩，后来干脆篡位，灭晋建宋。陶渊明曾四隐四出，因家里实在太穷，无力养活六个孩子，公元405年时他已42岁，不得已便第五次出山，当了彭泽县令。这更让他近距离看透了政治。东晋从377年起实行“口税法”，即按人口收税，每人每年缴米三石。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纷纷隐瞒人口，国家收不到税，就抬高收税标准，每人五石。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小民的负担更重，纷纷逃亡藏匿，国库更空。陶一上任，就在自己从政的小舞台上大刀阔斧地搞改革，他从清查户籍入手，先拿本县一户何姓大地主开刀。何家有成年男丁200人，却每年只缴20人的税。何家有人在郡里当官，历任县令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陶是个知识分子，骨子里是心忧国家，要踏破不平救黎民，治天下，年轻时他就曾一人仗剑游四方。你看他的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他绝不只是一个东篱采菊人。所以鲁迅说陶渊明除了“静穆”之外，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一时彭泽县里削富济贫、充实国库的政改实验搞得轰轰烈烈。正是：
莫谓我隐伴菊眠，半醉半醒酒半酣。
翻身一怒虎啸川，秀才出手乾坤转！
但是上层整整的一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哪能容得他这个书生“刑天舞干戚”来撼动呢？邪恶对付光明自然有一套潜规则。当年，干部考察时何家买通“督邮”（监察和考核官员政绩的官员）来找麻烦。部下告诉陶，按惯例这时都要行贿，给点好处。陶渊明大怒：安能为五斗米折腰！连夜罢官而去。
回家之后便写了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回去吧，故乡的田园就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快回呢？让我的心灵受这样的折磨，实在不行。这个世道与我不合，还出去干什么呢？（“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次出去为官对他刺激太大了，他对官府，对这个制度已经绝望。他向往尧舜时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生活；向往《山海经》里的神仙世界；向往古代隐士的超尘绝世。此后，他就这样一直在乡下读书、思考、种地。
终于在他弃彭泽令回家16年之后，在他57岁时写成了这篇320字的《桃花源记》。作者纵有万般忧怨压于心底，却化作千树桃花昭示未来，虽是政治文字却不焦不躁，不偏不激，于淡淡的写景叙事中，铺排出热烈的治国理想，这种用文学翻译政治的功夫真令人叫绝。但这时离他去世只剩下6年了，这篇政治美文可以说是他一生观察、思考的结晶，是他思想和艺术的顶峰。历史竟是这样的相似，陶渊明五仕五隐，范仲淹四起四落。范仲淹那篇著名的政治美文《岳阳楼记》是在58岁那年写成，离去世也只剩6年。这两篇政治美文都是作者在生命的末期总其一生之跌宕，积其一生之情思，发出的灿烂之光。不过范文是正统的儒家治国之道，提出了一个政治家的个人行为准则；陶文却本老子的无为而治，给出了一幅幸福社会的蓝图。
陶渊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在《桃花源记》中他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往来耕作，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是一个自自在在的社会，一种轻轻松松的生活，人人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里没有阶级，没有欺诈，没有剥削，没有烦恼。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陶渊明是在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说这个话的，比《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58年）还早1400多年呢。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子，我们就称它为“桃源主义”吧。但他确实是开了政治幻想的先河。
当政治家们为怎样治国争论不休时，作为文学家的陶渊明却轻轻叹了一声：“不如不治。”然后就提笔濡墨，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图。这正如五祖门下的几个佛家大弟子为怎样克服人生烦恼争论不休时，当时还是个打杂小和尚的六祖却在一旁叹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人性本自由，劳动最可爱，本来无阶级，平等最应该。不是政治家的陶渊明走的就是这种釜底抽薪的路子。
（本文摘自 梁衡《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般人都将《桃花源记》看作是一篇美文小品。它确实美，朴实无华，清秀似水，而又神韵无穷。但正是因为这美害了它，让人望美驻足，而忽略了它更深一层的含义。就如一个美女英雄或美女学者，人们总是惊叹她的容貌，而少谈她的成绩。《桃花源记》也是吃了这个亏，顶了“美文”的名，始终在文人圈子和文章堆里打转转，殊不知它的第一含义在政治。
陶渊明所处的晋代自秦统一天下已600余年。在陶之前不是没有过政治家。你看，贾谊是政治家，他的《过秦论》剖析暴秦之灭亡何等精辟，但汉武帝召见他时“不问苍生问鬼神”，仍旧穷兵黩武；诸葛亮是政治家，是智者的化身，但他用尽脑汁，也不过是为了帮刘备恢复汉家天下；曹操是政治家，雄才大略，横槊赋诗何其风光，但刚为曹家挣到一点江山底子，转瞬间就让司马氏篡权。陶渊明也不是没有参与过政治，读书人谁不想建功立业？况且他的曾祖陶侃（就是成语“陶侃惜分阴”的那个陶侃）就是一个为晋王朝立有大功的政治家、军事家。
陶渊明曾多次出入权贵的幕府，但是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实在是太黑暗了。东晋王朝气数将尽，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东晋的重臣刘裕为例，未发迹时是一无赖，好赌，借大族刁氏钱不还，刁氏将其绑在树上用皮鞭抽。有一个叫王谧的富人可怜他，便代为还钱。刘发迹，就扶王为相，而将刁家数百人满门抄斩，后来干脆篡位，灭晋建宋。陶渊明曾四隐四出，因家里实在太穷，无力养活六个孩子，公元405年时他已42岁，不得已便第五次出山，当了彭泽县令。这更让他近距离看透了政治。东晋从377年起实行“口税法”，即按人口收税，每人每年缴米三石。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纷纷隐瞒人口，国家收不到税，就抬高收税标准，每人五石。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小民的负担更重，纷纷逃亡藏匿，国库更空。陶一上任，就在自己从政的小舞台上大刀阔斧地搞改革，他从清查户籍入手，先拿本县一户何姓大地主开刀。何家有成年男丁200人，却每年只缴20人的税。何家有人在郡里当官，历任县令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陶是个知识分子，骨子里是心忧国家，要踏破不平救黎民，治天下，年轻时他就曾一人仗剑游四方。你看他的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他绝不只是一个东篱采菊人。所以鲁迅说陶渊明除了“静穆”之外，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一时彭泽县里削富济贫、充实国库的政改实验搞得轰轰烈烈。正是：
莫谓我隐伴菊眠，半醉半醒酒半酣。
翻身一怒虎啸川，秀才出手乾坤转！
但是上层整整的一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哪能容得他这个书生“刑天舞干戚”来撼动呢？邪恶对付光明自然有一套潜规则。当年，干部考察时何家买通“督邮”（监察和考核官员政绩的官员）来找麻烦。部下告诉陶，按惯例这时都要行贿，给点好处。陶渊明大怒：安能为五斗米折腰！连夜罢官而去。
回家之后便写了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回去吧，故乡的田园就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快回呢？让我的心灵受这样的折磨，实在不行。这个世道与我不合，还出去干什么呢？（“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次出去为官对他刺激太大了，他对官府，对这个制度已经绝望。他向往尧舜时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生活；向往《山海经》里的神仙世界；向往古代隐士的超尘绝世。此后，他就这样一直在乡下读书、思考、种地。
终于在他弃彭泽令回家16年之后，在他57岁时写成了这篇320字的《桃花源记》。作者纵有万般忧怨压于心底，却化作千树桃花昭示未来，虽是政治文字却不焦不躁，不偏不激，于淡淡的写景叙事中，铺排出热烈的治国理想，这种用文学翻译政治的功夫真令人叫绝。但这时离他去世只剩下6年了，这篇政治美文可以说是他一生观察、思考的结晶，是他思想和艺术的顶峰。历史竟是这样的相似，陶渊明五仕五隐，范仲淹四起四落。范仲淹那篇著名的政治美文《岳阳楼记》是在58岁那年写成，离去世也只剩6年。这两篇政治美文都是作者在生命的末期总其一生之跌宕，积其一生之情思，发出的灿烂之光。不过范文是正统的儒家治国之道，提出了一个政治家的个人行为准则；陶文却本老子的无为而治，给出了一幅幸福社会的蓝图。
陶渊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在《桃花源记》中他塑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往来耕作，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这是一个自自在在的社会，一种轻轻松松的生活，人人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这里没有阶级，没有欺诈，没有剥削，没有烦恼。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陶渊明是在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说这个话的，比《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58年）还早1400多年呢。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子，我们就称它为“桃源主义”吧。但他确实是开了政治幻想的先河。
当政治家们为怎样治国争论不休时，作为文学家的陶渊明却轻轻叹了一声：“不如不治。”然后就提笔濡墨，描绘了一幅桃花源图。这正如五祖门下的几个佛家大弟子为怎样克服人生烦恼争论不休时，当时还是个打杂小和尚的六祖却在一旁叹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人性本自由，劳动最可爱，本来无阶级，平等最应该。不是政治家的陶渊明走的就是这种釜底抽薪的路子。
（本文摘自 梁衡《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