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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个人的穷与富、就业与失业早就写在了他的邮政编码中。这是一项由美国人口普查局、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共同合作项目的研究结果。他们研究在美国不同社区长大的孩子的出路。看似普通的人口调查无意折射了美国梦在今天的失落，也揭示了美国贫富差距的社会基因。
在美国，穷人和富人是分区的，而且这种分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会不断复制。一边是高档洋房，可以许诺孩子美好未来，另一边是底层社区，几代都逃脱不了贫穷怪圈。“贫穷”与“富有”相差仅仅几公里，这种情况可以在邮政编码中一探究竟。这就是“机遇地图册”（The Opportunity Atlas）项目所揭示的故事。
“机遇地图册”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吉·柴提（RajChetty）团队组织开发的一项合作项目，合作者包括布朗大学的约翰·N.弗里德曼（John N. Friedman）、哈佛大学的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美国人口调查局的麦琪·R.琼斯（Maggie R. Jones）和索尼娅·R.波特（Sonya R. Porter）。他们收集了美国1978年至1983年出生的人的联邦税收信息，梳理美国不同社区长大的孩子的出路。出人意料的是，这项貌似普通的人口调研呈现了美国“贫穷与富有”的趋势地图。
这个项目用的是30年前的家庭收入数据和30年后的数据作对比，可以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换句话说，能显示出曾经的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现在能挣多少钱。根据他们的分析，在南部长大的孩子很难摆脱贫困的困境，而北部长大的孩子相对拥有更加蓬勃向上的未来。孩子长大后最可能成为富人的100个美国社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岸和北部地区，还有一些在旧金山;最可能成为穷人的100个美国社区，大部分坐落在中部和南部。
在那些贫穷世代相袭的社区，低收入群体往往和种族绑定，例如亚特兰大南部，很多白人是不去的。这里没有完善的社区服务，没有好的教育条件，人们也看不到希望。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是最糟糕的城市之一，虽然在过去十年经济发展非常不错，但这种经济成果很少惠及到低收入群体和社区，收入被再一次拉大。在那些后代收入相对较高的州，少数族裔数量比较少，并没有形成规模，这样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新产业也能惠及更多人。至于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更加多元，低收入者也有一些好机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社区有越多的富人，这个社区拥有的资源也会越多。当一个社区越穷，就会是更穷的结果。《新约·马太福音》有一则寓言：“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20世纪6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归纳了所谓的“马太效应”，就是指金钱、荣誉、地位等方面的累积效应。2017年，哈吉·柴提、纳撒尼尔·亨德伦与人合作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衰落的美国梦：自1940年以来的绝对收入流动趋势》，从收入流动性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社区分化的“马太效应”。
1776年，北美大陆会议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美国宣告成立。此后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深信不疑，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创造了“美国梦”来描述这种理想。他写道：“人人都应该基于能力和成就生活得更好、更丰富、更充实，而不是依靠社会阶层”。《独立宣言》之后的两百多年来，“美国梦”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怀揣奋斗梦想，来到美国这块土地，创造自己的价值。
《独立宣言》是美国梦的根据，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有无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使用过“美国梦”这个词，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斯塔兹·特克尔和奥巴马。1963年8月28日，美国黑人民权運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对“美国梦”赋予了法律内涵。他说：“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从原始淘金到个人成功，再到投资移民，美国梦似乎总是与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联系在一起。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国梦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阶级、贫富甚至社区无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美国梦正在远离现实，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无法实现的空想、幻想和白日梦。
一位名叫比尔的消防员，在接受哈佛大学田野调查访谈时，把一大家子都带来了，为了“想让两个孩子能亲眼看见一位真正上过大学、做着正经工作的女士。”当得知这个故事，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感慨道：“我们打心底意识到，当有些贫穷的父母指导孩子走向前途未明的未来时，这些工人阶级的家庭是有多么手足无措、彷徨无助。”
帕特南指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几年的跟踪访问发现，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阶级鸿沟”日益扩大，美国梦已经渐行渐远。在著作《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他从1959年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开始，讲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梦幻象与现实的一系列真实故事。书中证据显示，当代美国生而不平等，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邻里社区有鲜明反映。帕特南悲伤地说：“社会流动看起来注定要陷入停顿，美国梦终将成为泡影。”
美国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日益分层化，底层人群几乎固化在那里，代代相传，而顶层人群越来越多地将高位优势传递给子孙后代。特权越来越拥护特权，贫困则始终催生贫困，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称之为新“种姓制度社会”下的低流动性。有研究表明，一个贫穷阶级出身的孩子，想要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需要经过五六代人的努力，即花费125年到150年的时间。
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明星凯瑟琳·赫本主演的《费城故事》风靡一时。作为故事背景的费城郊外富人区，百年间或许早已物是人非，但始终居住着美国最阔绰的一群人。但在费城的都市区，数十年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阶级隔离也越来越森严。可以说，机会不平等的不断扩张在全美社区内都在上演。帕特南的研究揭示，对于孩子的成长和社会流动而言，关系网、邻里社区和教堂等社区机构非常重要，但今日美国的这些资源已经越来越不是公共的和集体的，自家的私人资源被迫成为所有父母的选择。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接连经历了几轮增长，但普通和中产阶级却几乎完全停滞不签。美国的经济增长与贫穷和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不前背道而驰。赫德里克·史密斯直言不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财富过度集中现象，却比其他任何一个先进经济体都要严重得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商界领袖们所奉行的楔形经济学，即削减开支、削减厂房、削减岗位的新经济政策，这扩大了不平等现象。
美国家庭收入示意图
对于邻里社区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城市社会学家罗伯特·J.桑普森曾以芝加哥为研究对象，证明了人们居住的社区、邻里仍然非常重要，社区各个方面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社区结构有稳定性。从远古城市到芝加哥，邻里之间有显著差异的情况持续存在。历史的经验证据表明，社区的结构往往是像模板一样刻出来的。20世纪后几十年至今，邻里分层的深层结构持久地存在于芝加哥市以至全美国，种族隔离致使那些非裔美国人陷入空间孤立和资源被剥夺的境地。为何邻里社会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桑普森强调，文化结构是正在起作用的重要过程。
为何不同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犯罪率不同？著名學者简·雅各布斯提供了一个答案。她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邻里融合，是城市安全和有序与否的最主要区别。对贫民区怪圈，雅各布斯认为关键的环节是很多人离开贫民区的速度太快了。令人吃惊的是，几十年间，贫民区形成的原因和发生过程没有多少改变。她也坦言，大多数贫民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自然是对黑人的歧视。这种不正义的现象加速了贫民区形成。
邮政编码所折射的贫富分化
在美国，穷人和富人是分区的，而且这种分区所造成的贫富分化会不断复制。一边是高档洋房，可以许诺孩子美好未来，另一边是底层社区，几代都逃脱不了贫穷怪圈。“贫穷”与“富有”相差仅仅几公里，这种情况可以在邮政编码中一探究竟。这就是“机遇地图册”（The Opportunity Atlas）项目所揭示的故事。
“机遇地图册”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哈吉·柴提（RajChetty）团队组织开发的一项合作项目，合作者包括布朗大学的约翰·N.弗里德曼（John N. Friedman）、哈佛大学的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美国人口调查局的麦琪·R.琼斯（Maggie R. Jones）和索尼娅·R.波特（Sonya R. Porter）。他们收集了美国1978年至1983年出生的人的联邦税收信息，梳理美国不同社区长大的孩子的出路。出人意料的是，这项貌似普通的人口调研呈现了美国“贫穷与富有”的趋势地图。
这个项目用的是30年前的家庭收入数据和30年后的数据作对比，可以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换句话说，能显示出曾经的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现在能挣多少钱。根据他们的分析，在南部长大的孩子很难摆脱贫困的困境，而北部长大的孩子相对拥有更加蓬勃向上的未来。孩子长大后最可能成为富人的100个美国社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岸和北部地区，还有一些在旧金山;最可能成为穷人的100个美国社区，大部分坐落在中部和南部。
在那些贫穷世代相袭的社区，低收入群体往往和种族绑定，例如亚特兰大南部，很多白人是不去的。这里没有完善的社区服务，没有好的教育条件，人们也看不到希望。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是最糟糕的城市之一，虽然在过去十年经济发展非常不错，但这种经济成果很少惠及到低收入群体和社区，收入被再一次拉大。在那些后代收入相对较高的州，少数族裔数量比较少，并没有形成规模，这样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新产业也能惠及更多人。至于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更加多元，低收入者也有一些好机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社区有越多的富人，这个社区拥有的资源也会越多。当一个社区越穷，就会是更穷的结果。《新约·马太福音》有一则寓言：“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20世纪6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归纳了所谓的“马太效应”，就是指金钱、荣誉、地位等方面的累积效应。2017年，哈吉·柴提、纳撒尼尔·亨德伦与人合作在《科学》上发表文章《衰落的美国梦：自1940年以来的绝对收入流动趋势》，从收入流动性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社区分化的“马太效应”。
美国梦的诞生与破碎
1776年，北美大陆会议通过了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美国宣告成立。此后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深信不疑，只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创造了“美国梦”来描述这种理想。他写道：“人人都应该基于能力和成就生活得更好、更丰富、更充实，而不是依靠社会阶层”。《独立宣言》之后的两百多年来，“美国梦”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怀揣奋斗梦想，来到美国这块土地，创造自己的价值。
《独立宣言》是美国梦的根据，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有无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使用过“美国梦”这个词，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斯塔兹·特克尔和奥巴马。1963年8月28日，美国黑人民权運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对“美国梦”赋予了法律内涵。他说：“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从原始淘金到个人成功，再到投资移民，美国梦似乎总是与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联系在一起。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国梦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阶级、贫富甚至社区无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美国梦正在远离现实，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无法实现的空想、幻想和白日梦。
一位名叫比尔的消防员，在接受哈佛大学田野调查访谈时，把一大家子都带来了，为了“想让两个孩子能亲眼看见一位真正上过大学、做着正经工作的女士。”当得知这个故事，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感慨道：“我们打心底意识到，当有些贫穷的父母指导孩子走向前途未明的未来时，这些工人阶级的家庭是有多么手足无措、彷徨无助。”
帕特南指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几年的跟踪访问发现，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阶级鸿沟”日益扩大，美国梦已经渐行渐远。在著作《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他从1959年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开始，讲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梦幻象与现实的一系列真实故事。书中证据显示，当代美国生而不平等，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邻里社区有鲜明反映。帕特南悲伤地说：“社会流动看起来注定要陷入停顿，美国梦终将成为泡影。”
美国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日益分层化，底层人群几乎固化在那里，代代相传，而顶层人群越来越多地将高位优势传递给子孙后代。特权越来越拥护特权，贫困则始终催生贫困，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称之为新“种姓制度社会”下的低流动性。有研究表明，一个贫穷阶级出身的孩子，想要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需要经过五六代人的努力，即花费125年到150年的时间。
贫富差距被嵌入社区的社会基因
美国社区所呈现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显然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资本垄断下的私有制是贫富分化的经济基础，资本控制下的金钱政治是贫富分化的政治根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贫富分化的文化基因。从邮政编码、社区分布到阶级固化，贫困和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不断被瓦解，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牺牲品。这就是美国梦碎于社区的主要原因。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明星凯瑟琳·赫本主演的《费城故事》风靡一时。作为故事背景的费城郊外富人区，百年间或许早已物是人非，但始终居住着美国最阔绰的一群人。但在费城的都市区，数十年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阶级隔离也越来越森严。可以说，机会不平等的不断扩张在全美社区内都在上演。帕特南的研究揭示，对于孩子的成长和社会流动而言，关系网、邻里社区和教堂等社区机构非常重要，但今日美国的这些资源已经越来越不是公共的和集体的，自家的私人资源被迫成为所有父母的选择。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接连经历了几轮增长，但普通和中产阶级却几乎完全停滞不签。美国的经济增长与贫穷和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不前背道而驰。赫德里克·史密斯直言不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财富过度集中现象，却比其他任何一个先进经济体都要严重得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商界领袖们所奉行的楔形经济学，即削减开支、削减厂房、削减岗位的新经济政策，这扩大了不平等现象。
有研究表明，一个贫穷阶级出身的孩子，想要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需要经过五六代人的努力，即花费125年到150年的时间。
对于邻里社区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城市社会学家罗伯特·J.桑普森曾以芝加哥为研究对象，证明了人们居住的社区、邻里仍然非常重要，社区各个方面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社区结构有稳定性。从远古城市到芝加哥，邻里之间有显著差异的情况持续存在。历史的经验证据表明，社区的结构往往是像模板一样刻出来的。20世纪后几十年至今，邻里分层的深层结构持久地存在于芝加哥市以至全美国，种族隔离致使那些非裔美国人陷入空间孤立和资源被剥夺的境地。为何邻里社会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桑普森强调，文化结构是正在起作用的重要过程。
为何不同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犯罪率不同？著名學者简·雅各布斯提供了一个答案。她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邻里融合，是城市安全和有序与否的最主要区别。对贫民区怪圈，雅各布斯认为关键的环节是很多人离开贫民区的速度太快了。令人吃惊的是，几十年间，贫民区形成的原因和发生过程没有多少改变。她也坦言，大多数贫民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自然是对黑人的歧视。这种不正义的现象加速了贫民区形成。